第六节
无意识成为律法：阴茎法则
俄狄浦斯情结制定的法律不是一个中性的法律而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男权制度：是俄狄浦斯结构中的父亲颁布了禁令提出了社会规范，超我监管着主体压抑的欲望与男权文化的期待保持一致。弗洛伊德认为，女孩想要长出阴茎，这是把男性性欲看作衡量和发现女性不足的标准；将女性的性器官限定为阴蒂并且将之与男性器官相比，他认为女性的不足和需求在于那些东西被阉割掉了。在罗斯·伊利格瑞看来，那种认为女性欲望来自于缺失、不足和嫉妒男性这个观点本身就是男性对于母亲的强大力量的防卫。它还忽视了女孩不是只有一个器官而是多个。难道男孩们意识到他们没有乳房和子宫时没有觉得欠缺吗？假如男孩们认为没有阴茎的身体是不足的，那么难道女孩们就不认为男孩身体也是不足的吗？假如不是这样，不免荒谬可笑。[1]而且据说，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生孩子不正是对女人缺少阴茎的补偿吗？阴茎大概就是男人没有乳房和子宫的替代物吧。伊利格瑞断言，弗洛伊德对于女性性欲的理解反映了弗洛伊德想要发现的，女性作为一种缺失和洞穴可以用作一面镜子反映男性的丰满从而平息男人对于阉割的担心。[2]在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看来，不是阴茎嫉妒而是乳房嫉妒[3]描述了性别差异，而对于卡伦·霍尼（Karen Horney）而言决定性因素是男人的子宫嫉妒。[4]而且，弗洛伊德和拉康对于性别的解释都是基于所看见的而不是触觉到的、尝到的或者听到的：用西克苏的话讲就是偷窥狂的理论。[5]
在伊利格瑞看来，不是女儿幻想勾引她的父亲而是她的父亲幻想勾引他的女儿，不仅拒绝承认或意识到他的这个欲望还要立法保护他不要对女儿有非分之想。从儿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法律概念因此错误地代表了法律的起源以及人类主观性的本质。总之，与弗洛伊德的名言“生理就是命运”（anatomy is destiny）不同的是，“生理真的不是命运。命运才是男人成就生理的东西”。[6]
弗洛伊德对于性欲的表述是男人性欲和女人性欲的还原论者的看法，实际上男人抛弃享乐原则屈服于社会法律同时也使得他们成为法律的主宰。弗洛伊德明白是父权而不是母权才是语言的而非肉体的；他说《摩西与一神论》（Moses and Monotheism）中的父权制度代表了西方战胜了东方、知性主义战胜了信仰以及词语战胜了肉体。他援引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奥瑞斯提亚》认为，从母权制度“发展”到父权制度这反映了“文明的进步，因为母权制度是通过感知来授予的，而父权制度是基于推理和假定的假设”[7]。相反父权制度是通过法律来证明的，该法律把孩子归为父亲的财产，而取名和受洗的过程则是把孩子介绍给机构并补偿父权制度的不确定性。不过，父亲的权威从来就没有被满足或者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当女性通过不忠来颠覆这个法令和该法令所支持的父权结构。[8]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为法律和文化的起源创造了他自己的神话，他用虚构的方式解释“一个难忘的犯罪行为，这是社会机构、道德约束和宗教等诸如此类事情的开端”[9]。这个犯罪行为是部落族长的儿子谋杀了这个独霸该部落全部女人的族长。“毋庸置疑”，作为食人族，弗洛伊德继续讨论，他们不仅杀了他而且还在一顿图腾大餐中吃掉了他，这顿图腾餐代表了他们完全认同他。不过这位父亲的被杀引发了后悔的感觉，这些感觉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建立了禁止乱伦和禁止谋杀的法律。[10]然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什么导致了法律产生之前的负罪感？诚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指出的，这个所谓的“原始神话”没有解释只是预先假定了父权制度：假如这个父亲已经控制了所有女人而他的儿子们也都是受控于他，那么父权制度必须已经存在。[11]这个父亲的卓越地位因此只能由先前发生的事情来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取代了他与母亲的紧迫关系，正如伊利格瑞主张的，这个事情就是弑母：弑母就是用父亲的权威代替了母亲的权威，同时也是走向法律制度这个机制的最基础的一步。后文的《奥瑞斯提亚》神话详查了父亲的名字和法律制度是如何建立在这个谋杀基础之上的，排除了“这第一个身体，这第一个家，这第一个爱”。[12]
茱莉亚·米歇尔（Juliet Mitchell）辩解，“不过可能已经运用了精神分析，它不是为父权社会而提倡的而是对一个人的分析”[13]，这就提醒了女权主义者，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理解和挑战父权文化在主体和社会中得以内化和复制所凭借的隐藏过程的深刻见解。然而，这个罪过承认女权主义者超越一个奠定了女人在可疑的生理衡量上被边缘化的理论之上。要进一步认识到，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神话的解释把男生的负罪感和焦虑感变成了一个故事，这或许可以使女权主义者能够超越俄狄浦斯走向那些不是由阴茎统治的法律。
[1] See, for example, Sylvai Plath, The Bell Ja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at 72：“接着他站在我面前，我不断盯着他。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火鸡脖子和火鸡砂囊，我非常郁闷。”
[2] 这些观点在她的两本主要著作中得以论述: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trans. Gillian C. Gill; and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她的作品中基本观点是“女人性欲总是基于男人参数来界定的”：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at 23以及“关于女人性欲的精神分析话语是真理的话语，这个话语是讲述真理逻辑的真理的话语：即女性只是出现在男性主体设计的模式和法律中”：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at 86。
[3] 用玛丽亚·托洛克（Maria Torok）的话讲，梅兰妮·克莱因发现“乳房信仰代替弗洛伊德的阴茎信仰”, ‘Melanie Mell by Herself’ in John Phillips and Lyndsey Stonebridge （eds.）, Reading Melanie Kle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at 57。
[4] 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67）.
[5] 相反，西克苏说，“女人的诞生是要经过嘴巴的”: ‘Extreme Fidelity’ in Susan Sellers （ed.）, The Hélène Cixou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at 133。See also Luce Irigaray：“能够翻转事物的感知基本上就是触觉，我们的身体就是理解和操控世界、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触觉工具。”In Margaret Whitford （ed.）, The Irigaray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1）, at 141.
[6] Robert Stoller, in Nouvelle revue de pschoanalyse （Paris, 1973）, No. 7, quoted by Christiane Olivier, Jocasta's Children: The Imprint of the Moth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at 53.
[7]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3, （ed.） James Strat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1974）, at 114.
[8] See, for example, Helga Geyer-Ryan, ‘Adultery as Critique’ in Helga Geyer-Ryan, Fables of Desi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9]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supra, Vol. 13, at 203; see discussion in Costas Douzinas, The End of Human Rights （London: Hart, 2000）, chapter 11.
[10] 正如拉康阐述的，“假如这个［父亲的］谋杀是这个主体把自己一生绑定到法律的债务上的丰收时刻，只要他所指的这个法律中这个象征性的父亲就是这个死亡的父亲”: Jacques Lacan,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Routledge, 1977）, at 199。
[11] Elizabeth Grosz,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t 69.
[12] ‘The Bodily Encounter With the Mother’ in Margaret Whitford （ed.）, The Irigaray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1）, at 39.
[13] 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 Allen Lane, 1974）, at 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