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害怕模仿、害怕差异、害怕女性
文学与现实、表征与能指以及模仿客体与原创客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柏拉图看来，模仿就是艺术家、诗人或者演员模仿的原创。柏拉图认为既然这个所谓的原创本身是对理想世界的模仿，那么艺术家被三次赶出真理之门这件事往好处想他们是多余的，往坏处想他们则是危险的。支持柏拉图不信任表象和模仿的是尼采的真理意志，即寻求永恒的存在和实质的真实世界。演员在模仿自己之外的东西可能摧毁了原创并且借助外表和意象欺骗了言语和理性所表达出来的真理。[1]柏拉图焦虑的重点在于担心模仿侵犯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以及担心在扮演他者的时候模仿会丢失真相失去自我。[2]
然而，对于诗人和模仿的批评不仅是诗学的也是模仿的。柏拉图这个诗人、模仿者和剧作家，召唤苏格拉底以及众多其他演员一起参演一出戏来谴责模仿的戏剧、艺术家、诗人以及演员，认为后者都是模仿他者的东西。更有意思的是，他诉诸洞穴意象来支持言语排斥意象。在此过程中他指出人是模仿性动物，人在不断创造、利用、使用和滥用符号，这一点却是亚里士多德所欣赏的。正如柏拉图模仿似地主张，模仿是一剂良药又是一剂毒药，必要时还可能会上瘾。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模仿只有掌握在那些哲学王手里才是安全的。[3]
原创跟表征相对比的层级关系维持了真实自己跟自我意象或自我表征相对比的看法。柏拉图坚持推崇真相、身份以及存在，认为模仿行为所重复的不仅存在一个优先的、原创的模型或身份而且该身份的复制品并未改变或触动该身份。这些优先的、先前的自我以及行为或许事实上就是由那些反映了它们的符号和代码所构成的结果或者所导致的效果，这一点并未得到深思。正是世界本身而不是被拷贝的图像才是幻象，才是模拟物的世界，这一点也未得到深思。[4]基本概念与次要表征之间的层级关系是西方的弊病，德里达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忽视了符号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在场，相反，符号从它重复和再重复的概率中获得了自身的特性。德里达认为在场就是真实而表征就是虚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他认为在场就是虚构而表征就是真实。亚里士多德认为表征是对原创客体的模仿，与此看法不同的是，德里达认为表征也混杂了被表征的客体；后者不是前者的影子或映像，二者是一同游戏、相互融合、相互引诱，因而难以区分表征与被表征、引诱与被引诱、舞蹈者与舞蹈：换句话说，很难判定原始点在哪里。[5]
因此，在表征中原创与拷贝、艺术与生活以及真品与仿制品之间的界限区分非常模糊。通过解构实质与外观之间的对立，通过解构客体理论化的世界与不受时间、语言以及我们主张的性别干扰的主体所表征的世界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揭示柏拉图想要抑制的东西即差异性。柏拉图哲学的主要观点，正如伊利格瑞（Irigaray）指出的，在于指向统一性和相同性，这使得他能够给哲学话语赋予特权让哲学话语超越文学和戏剧之类的话语，而后者却可以敞开语言大门迎接差异和异质。柏拉图担心文学和戏剧提出差异性的威胁，因为差异性如同女性一样可以掩饰、构成、解构、再构以及在此过程中表达一个不同的系统、一个不同的法律。挑战原创与表征之间的区别就是要进一步质疑把模仿视作重复或相同的这个观念。允许自己参与模仿的游戏就是允许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与他人一模一样的人而是要成为另一个人或者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模仿或剧院正如柏拉图所担心的就是与严肃后果一起玩的游戏，它放开自我，面对差异，特别是面对性别的差异。
所谓的现实不仅是表征和幻象，它还是符号和文本，而且永远在重复以至于它的来源、兴趣和假想已被人遗忘或者无人问津。通过承认自己是符号系统，文学敞开这些符号供人把玩和展览，在此过程中允许我们为了各种不同的以及彼此竞争的目的来质疑它们或者重新整理或归纳它们。在现存实践开始成为神话和戏剧继而成为法律并且开始（特别）认真对待自己之前，文学可以表达社会建构中受抑制的修辞性、产品性以及偶然性，它们否定了自身的人为特性，并且再次打开表征与现实之间的缺口。政治社会与法律话语不会承认自己是人造产品，法律话语可能也不会承认自己的修辞性，但是文学可能提醒我们，我们自孩提时代起什么时候开始学着模仿，我们什么时候会问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惯例、规则、原则以及制度。总之，“我们认为自然的客体和制度实际上只是历史的产物：改变的结果就是它们自己到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6]。
在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当代媒体社会中符号、代码以及意象的繁殖已经导致了在拷贝与原创、表层与深层、现实与表征之间由来已久的区别的瓦解。符号不再指称外部的所指对象而是其他符号，符号确实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现实，比所谓的现实更加真实或超现实。与柏拉图坚持认为表象后面存在本质的看法不同，鲍德里亚认为表象就是唯一的本质：无论是在法律、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区分真相与拟像现在已不可能，这就意味着“真相或者证明真相的过程现在不可能孤立产生”。[7]他指出，一直处在危急关头的是，“意象的凶残能力：谋杀真相”：真相的当代杀手，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天衣无缝的犯罪”（perfect crime），这就进一步说明小说作者的任务不是要反映现实也不是审问现实而是要去创造现实：“这不再是模仿的问题，也不再是复制的问题，甚至也不再是戏仿的问题。这更是为了真相本身而用符号代替现实的问题。”[8]
特别是当代网络小说承认，正如我们开篇引自巴拉德的那段话所表明的，小说渗透现实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很难区分现实与小说的虚构：“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周遭的外围世界代表了现实，不管它们是多么无常多么令人困惑，而我们的内心世界、梦想、希冀和抱负代表了幻象和想象的世界。在我看来这些角色正好相反。对待我们周遭世界最谨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假定它彻头彻尾的就是一部小说，现实留给我们的一个小节点却留在我们大脑里。”[9]由此而论，作者的作用就是像上帝一样主持线性叙事的发展，全能地也是权威地创造、描述和判定人物与事件。在一个现实就是小说的世界里，小说就成了唯一的现实。
[1] 柏拉图对于诡辩家也提出相同的质疑，他对于剧院的责难也推及像剧院一样的法律；尽管柏拉图不信任戏剧，可是他的担忧也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鸟》（The Birds）等剧作中得以分享和探究。
[2] 我对于柏拉图有关模仿的探讨得益于阿恩·梅尔伯格（Arne Melberg）在《模仿的理论》（Theories of Mimesis）中的分析（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Ibid., especially at 10-36.
[4]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69]）：“这是对世界两种解读的问题，其中一个解读要求我们根据早先建立的表征或身份来思考差异性，而另一个解读正好相反邀请我们思考表征甚至身份并将其视作基本差异的结果。第一个解读准确界定了拷贝或表征的世界；它把世界建构为图像。与第一个解读不同的是，第二个解读界定了模仿物的世界，它将世界本身呈现为幻象”；quoted and discussed in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2）, at 1-21。德勒兹认为重复是不同的东西而不是相同的东西，这一看法在《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中得到进一步论述（London: Athlone Press, 1994 [1969]）。柏拉图在寻求实质时极力反对外观，他的研究如今受到了鲍德里亚（Baudrillard）研究的挑战，后者垂青外观却极力反对实质: ‘On Nihilism’ 6 On the Beach, 38-9。
[5] See especially ‘The Double Session’ in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supra.
[6]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at 58.
[7]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in Mark Poster （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8）, at 179.
[8] Ibid., at 170, 167. See further,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London: Verso, 1996）, at 43-4：“我们目前正在制造一个连它自己也不记得的史前年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文化）所剩下的甚至可能遭受日后20世纪的骗子们的怀疑，他们怀疑这一切都是伪造的（18世纪岩洞壁画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描述了一个晦涩的乃至最终无用的人类学的史前年代——天然的智慧现在被人工智能幸福地取代了”。我十分感激伊恩·格兰特（Iain Grant）给我推荐了这本著作，感谢他对于鲍德里亚作品一直以来极富感染力的热情，感谢他对于鲍德里亚部分作品的精准翻译。
[9] J. G. Ballard, Crash （London: Vintage, 1995）, at 4-5. 再次感谢伊恩·格兰特把他对于网络小说的热情不仅传给了我也传给了布里斯托尔一个幸运班级的同学们。我认为《撞车》就像本书封面符号一样恰当地绘制了M4高速公路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