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勇教授出版第一本文集，盛情约我作序，自欣然应允。多年来，王勇既是我一生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中知根知底、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为他的新书作序，我们都觉得是义不容辞和当为的事情。

1998年，我从悉尼大学留学归国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所教的第一门课程就是96级世界经济系的“比较经济学”，王勇即是我所教课程的第一拨学生。从国外留学加盟复旦大学后，我最早在国内开始试讲“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而不是国内乃至国际上一些大学都开设多年的“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讲授的主要内容，是哈耶克的经济社会思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那时在国际上才刚刚开始出现的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前沿进展，因而课程的内容也比较富有思辨性且艰涩难懂。在我的课堂上，我尝试采取开放式的教学手段，在每堂课后，总是鼓励同学们把自己的所学、所悟，写成短文交给我批改，下次上课时再带给他们，因此同学们在每次上我的课时，就比较活跃和兴奋。无论是课堂上的提问，还是所写的对制度经济学理论乃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短文（期末并不计入最终考试分数），我发现王勇是提问题最多、最尖锐和深刻，且一学期写作论文短文最多的学生。那时我也发现，他英语、数学和中文功底都极好。我当时就感觉到，且多年来一直相信，这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

由于我那时才刚回国，还是单身，学校临时安排我住在杨浦区凉城一间只有29平方米的教师公寓中。课后，我常常邀请一些我所教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我的蜗居陋室聊天，并经常给他们炒土豆丝和其他一些简单的小菜。大家一起吃饭，偶尔也喝几盅小酒（很少）。那一学期，王勇是来我家次数最多的同学之一，且我们师徒常常聊到深夜。和同学们海阔天空地聊经济学动态以及中国和世界经济体制及制度的演变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我那一学期的讲课稿，随即也就变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其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尽管是我在国外多年思考的结果，但很多也是在与96级世界经济系的同学们以及我那学期所教的一个研究生班同学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并不断加深的。

学期结束后，王勇来到我家，征求我对他下学期选课的意见和建议，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说：“你要在将来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到数学系去选课吧！”并建议他，若有可能，再选修一些高级微观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课程（那时我们经济学院还有点开不大出来），要学主流、主流再主流。又一个学期结束了，王勇又来我家问我，最后一个学年选什么课，记得我当时建议他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去数学系听课。

一年半后，王勇以优异的成绩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便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和职业选择，我又几乎不假思索地告诉他，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读研究生，并为他向林毅夫教授和中心的老师写了强烈推荐的信。

2000年，王勇以优异的成绩直升进入CCER后，师从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和当时中心诸多国内外著名的大牌经济学家（许多都是我一生的好友），这更进一步打下了他现代经济学的坚实基础。同时，他继续选修了不少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级课程，并在200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CCER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自CCER硕士毕业后，林毅夫教授和我都同时建议他到美国名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几乎一致强烈主张他去芝加哥大学这一当代经济学思想最前沿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的经济学教育重镇读书（尽管美国另外的非常著名的大学给了他全额奖学金和更优厚的条件）。在充分征求了毅夫教授、CCER的其他老师和我的意见后，2003年王勇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当代经济学最严格、最艰苦无疑也是最前沿的理论训练。

到芝加哥大学求学后，王勇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资格考试价格理论第一名（Martin and Margaret Lee奖），主攻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经济学方向。曾担任Gary Becker教授与Lars Peter Hansen教授的助教。博士二年级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的倒逼机制，指导老师为Robert E. Lucas，并且担任了Nancy Stokey、Roger Myerson、Gary Becker、Kevin Murphy等教授高级宏观（收入理论）与高级微观（价格理论）课程的助教。在写作博士论文阶段，王勇师从Nancy L. Stokey、Roger B. Myerson、Gary Becker、Lars Peter Hansen、Robert E. Lucas五位当代经济学界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在博士生指导委员会中，又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位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编来做导师。更可赞的是，在2006年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期间，经王勇的安排和引见，我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古色古香的办公大楼里分别拜访了这五位当代经济学的大师，他们几乎全都交口称赞王勇的学习努力、刻苦和研究的优异成绩，以及他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禀赋。尤其是在与Myerson近两个小时的深入交谈中，他更是高度赞扬王勇在芝加哥大学数年艰苦的经济学训练和取得的优异成绩。

经过在芝加哥大学数年艰苦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且在数位大师和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导师的直接指导下于200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王勇赴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任教，正式开始了他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生涯（尽管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王勇已经给本科生讲授过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课程）。之后王勇请假一年，到世界银行担任常驻研究员，与林毅夫教授进行密切的合作研究，并且在之后数年一直担任世界银行访问学者与咨询专家。在国内外几所名校多年严格的规范经济学训练，对国际上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进展与动态的把握和理解，以及纯正和流利的英语，使王勇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课程备受欢迎，也使他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Franklin杰出教学奖，并成为2013年度香港科技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位教授之一。近几年来，王勇也开始在国际英文期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并在国内外中文财经平面和网络媒体上发表学术文章、经济学随笔和时评。

就在王勇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取得广泛的赞誉并且其经济学研究和发表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大约在2015年4月份，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邮件，说林毅夫教授从世界银行荣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归来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和传播他所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准备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建制内成立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盛情并殷切地希望他能够回到北京大学帮助创建这个中心，并让其主要负责学术研究和联络工作。接着，在王勇来复旦大学做一场学术讲演之际，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促膝深聊了他的选择。无论是在邮件中，还是在来复旦时我们的深入面谈中，我都强烈支持他回北京大学执教并参与林毅夫教授所发起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学术研究事务。这两三年来，王勇协助林毅夫教授亲自主持举办了数次新结构经济学夏令营和冬令营，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并到国内和国际的许多大学以及国际机构宣讲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对林毅夫教授所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于是就有了收录这本书的多篇文章。

这本书的主旨和中心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论辩及现实研究，其中的许多文章在发表前和发表后我都多次读过，当时也曾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因而我可以说对这部著作的主要理论观点、见解和论辩逻辑都非常熟悉了，对林毅夫教授和王勇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许多青年经济学人的研究观点也大都赞同。尤其是对林毅夫教授和王勇对新结构经济学持之以恒、坚定不移的理论探索以及对经济学框架的理论建构和拓展由衷地感到钦佩并为之折服。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和创新，林毅夫教授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乃至王勇在他这本书第一部分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一文中，都做了全面的介绍，我这里就不赘言评论了。这里只想指出，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还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核心问题是讨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孕育一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市场经济交易和经济如何运行的学问，本身就是以市场经济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演变史也充分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能够最有效地增进人民社会福祉的资源配置制度。如果像空想社会主义所憧憬的那样，消灭了私有财产制度、消灭了企业，而完全实行计划经济，那实际上也就没有经济学存在的必要了。就此而论，林毅夫教授所提出和王勇等所论证的以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乃至有为政府为基本理论构架的新结构经济学，与这个经济学界乃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并不矛盾。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还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语言和理论框架下研究一个政府如何与市场协调，一国如何更好、更快速地实现经济增长。另外，通过这些年大范围地阅读世界历史和市场发展史，我们也可发现，到目前为止，那种少数极端奥地利学者所设想的没有经济运行、没有政府，或主张政府只是作为市场的“守夜人”的状况，像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一样，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帝国、近现代欧洲、北美洲、中国的秦汉到晚清，乃至今天的中国，几乎找不出任何国王及政府不干预乃至不参与和控制经济的例子。且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乃至在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有为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只不过到了现代社会，在法治和有限政府的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中，世界各国主要不再是完全依靠国王或政府领导人个人绝对的、专断的和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来任意指挥、命令和干预社会经济过程，而是在一些预先制定的宪法规则、法律制度框架以及在权力制衡之中来有为地“管理”和“调节”社会经济过程。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要“有为”，总是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环境政策乃至社会福利政策等来管理经济社会的运作，这是无可置否的现实，如何当为，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的根本问题。因此，如果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以及现代法治、民主政治的框架下，从理论上来看林毅夫教授所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包括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有为政府的政策建议，无疑都是对的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乃至在国际经济学理论期刊上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实际上都是假设在一个法治化的政府体制和政府只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甚至缺少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福利政策乃至汇率政策）来干预市场的理想框架下，一国的经济到底如何运行，企业和个人如何进行最优选择，因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体框架中实际上有一个“政府体制空缺”和“法律制度空缺”的问题。这些年来，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经济学，以及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在这些方面有些拓展，他们的一些理论也被吸收到了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去了。就此而论，林毅夫教授所创建、王勇教授等经济学同仁所倡导和论证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若能在未来深入考虑并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才能制定出更好的产业政策、才能制定出一国合宜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将更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有更大的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

以上浅见，权作为王勇教授这本新作的个人序言。

韦森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