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出土《薛元超墓志》与薛氏文学世家
一、《薛元超墓志》与河东薛氏世系
薛元超是初唐重要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好学，善属文”，以其“文学政理之才”[1]为帝王所重视。他的政绩见于新、旧《唐书》传记及杨炯所撰的行状，但他的诗文存世不多[2]。从现存的作品中，尚难窥见其文学风格与诗坛地位。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薛元超墓志》的出土与公布，为我们加深对薛元超与初唐文学发展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材料[3]。有关薛元超墓志的全面研究，可以参考拙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第二章第三节“新出墓志与薛氏文学世家”[4]，其主要内容本书不再重复，只是就《薛元超墓志》与西祖薛氏世系再作进一步梳理和补充。
薛元超的家族，是六朝至隋唐时期重要的文学世家之一，墓志载其家世云：“高祖聪，魏给事黄门侍郎、御史中尉、散骑常侍、直阁、辅国二将军、都督齐州诸军事、齐州刺史，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简懿。曾祖孝通，中书、黄门二侍郎、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关西道大行台右丞、常山太守、汾阴侯，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郑二州刺史。祖道衡，齐中书、黄门二侍郎，隋吏部、内史二侍郎、上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陵邛裕襄四州诸军事、四州刺史、襄州总管、司隶大夫，皇朝赠上开府、临河公。父收，上开府兼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天策上将府记室、文学馆学士、上柱国、汾阴男、赠定州刺史、太常卿，谥曰献。”他的祖父，是隋朝著名的诗人薛道衡，父亲是唐初诗人薛收，文学传家源远流长。
《薛元超墓志》述其世系，从高祖以下，颇为详细。他的祖辈多以政事与文学兼长，即如墓志言其曾祖孝通，字士达，官至常山太守、汾阴侯，史载其“文集八十卷，行于时”[5]。他的从曾祖父薛慎，字伯护，好学，能属文，善草书。周文帝于行台省置学，“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苏衡、谯郡夏侯裕、安定梁旷、梁礼、河南长孙璋、河东裴举、薛同、荥阳郑朝等十二人，并应其选。又以慎为学师，以知诸生课业。周文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学。……有文集，颇为世所传”[6]。
薛元超的祖父薛道衡，字玄卿，历仕北齐、北周及隋朝，因得罪隋炀帝，下狱缢死，天下冤之。薛道衡是隋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与卢思道齐名。他是北方人，又受南方风气的熏陶，故而兼有南北诗风之长。唐李延寿《北史·薛道衡传论》云：“道衡雅道弈叶，世擅文宗，令望攸归，岂徒然矣，而运逢季叔，卒蹈诛戳，痛乎！”[7]唐魏徵《隋书·薛道衡传论》云：“二三子有齐之季皆以辞藻著闻，爰历周、隋，咸见推重。李称一代俊伟，薛则时之令望，握灵蛇以俱照，骋逸足以并驱，文雅纵横，金声玉振。静言扬榷，卢居二子之右。李、薛纡青拖紫，思道官涂寥落，虽穷通有命，抑亦不护细行之所致也。”[8]唐李商隐亦云：“某曾读《隋书》，见杨越公地处亲贤，才兼文武，每舒锦绣，必播管弦。当时与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侣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观其唱和，乃数百篇。力钧声同，德邻义比。彼若陈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华三峰，此必曰浔阳九派。神功古迹，皆应物无疲；地理人名，亦争承不阙。后来酬唱，罕继声尘。”[9]
在唐代，薛氏一族更以文学传家。薛元超的父亲薛收是隋唐之际的著名文学家，和其侄薛德音、薛元敬齐名，被誉为“河东三凤”。薛收与薛德音之外，他的父辈中还有薛浚，隋开皇中，历尚书虞部、考功侍郎。其母丧，浚不胜哀，哀且卒。其弟谟时为晋王府兵曹参军事，在扬州，浚遗书于谟，书成而绝。其书述己之身世、手足之情及丧母之哀，至诚感人。薛元超的子辈则有其子薛曜和其侄薛稷，都以文学和书法兼长，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薛元超的孙辈有薛奇童[10]，官大理司直、慈州刺史。他是一位诗文兼长的文学家，其诗在唐时就颇具影响。[11]
为了有助于论述的展开，本节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及新出土《薛元超墓志》等文献，列出《河东薛氏家族世系表》（表一〇）[12]。
表一〇 河东薛氏家族世系表
一、薛氏三祖
二、薛氏西祖
三、薛道衡后裔
二、“河东三凤”与唐太宗“十八学士”
（一）“河东三凤”：薛收、薛德音、薛元敬
《唐诗纪事》“薛收”条云：“善属文，为秦王府主簿，陕东大行台金部郎中。武德七年卒。太宗即位，语玄龄曰：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收与弟德音、元敬齐名，号‘河东三凤’。收为长雏，德音为鸑鷟，元敬年最少，为鹓雏。”[13]《南部新书》卷丁也称：“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14]“河东三凤”是隋唐之际薛氏家族文学才华出众的薛收、薛德音、薛元敬叔侄三人，他们和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一样，对于唐代薛氏家族的文化和文学传承具有重大的影响。
1. 薛收
薛收，字伯褒，薛元超的父亲。史称其“年十二，解属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洁志不仕。……秦府记室房玄龄荐之于太宗，即日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15]薛收为文敏速，“太宗初授天策上将、尚书令，命收与（虞）世南并作第一让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游后园中，获白鱼，命收为献表，收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二表赡而速”[16]。武德时，官至天策府记室参军，兼文学馆学士。为太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贞观七年，赠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赠太常卿，陪葬昭陵。”[17]《旧唐书》卷73、《新唐书》卷98有传，清王昶《金石萃编》卷51著录有唐永徽六年于志宁撰《薛收碑》[18]。
薛收是隋唐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就其思想而言，他是隋末大儒家文中子王通的门人[19]。隋朝末年，作为太原王氏的大儒家王通传其思想于河汾，薛收适当其会，受教于此。《文中子世家》称：“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钜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雍雍如也。”[20]在《文中子》一书中，多次提及薛收，亦可见王通对于薛收的重视。王通的门人后来不少成为唐初重臣，薛收就是其一。“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写了《王子安集原序》叙述薛收传王通之学甚详：“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丧，知吾道之未行，循叹凤之远图，宗获麟之遗制，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殁。”[21]有关薛收与文中子王通的关系，本书第六章“新出石刻与唐代太原王氏文学家族研究”将作论证，可以参考。
就其文学而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薛收有文集十卷，今已散佚。薛收作品，《全唐文》卷133收其《琵琶赋》《上秦王书》《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三篇，《唐文拾遗》卷12补录《骠骑将军王怀文碑铭并序》一篇，《全唐文补编》卷1收其《元经薛氏传序》一篇[22]。薛收所存四篇文章为三种文体，《琵琶赋》是一篇咏物短赋：
惟兹器之为宗，总群乐而居妙；应清角之高节，发号钟之雅调。处躁静之中权，执疏密之机要；遏浮云而散彩，扬白日以垂耀。尔其状也，龟腹凤颈，熊据龙旋；戴曲履直，破觚成圆。虚心内受，劲质外宣；磅礴象地，穹崇法天。候八风而运轴，感四气而鸣弦；金华徘徊而月照，玉柱的历以星悬。[23]
这篇《琵琶赋》，侧重于两个方面的描写：一是总写琵琶在乐器中的地位，二是专写琵琶的形状。如“虚心内受，劲质外宜；磅礴象地，穹崇法天”，非常切合琵琶中虚外实的特点，又表现出琵琶法天象地的气概，还融入了听琵琶者的感受。嵇康《声无哀乐论》曰：“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琵琶筝笛，闻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更形躁而志越。”[24]古人以为乐与政通，《风俗通》曰：“琵琶，近代乐家所作，不知所起。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也；四弦，象四时也。”[25]傅玄《琵琶赋》曰：“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叙也。”[26]薛收将琵琶的这些来源和特点都表现在一篇短赋之中，虽是咏物，读来觉得颇有气魄。值得注意的是，薛收虽没有诗作传世，但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却将这篇《琵琶赋》收入该书之中，这也说明这篇赋也带有诗的某些特点。加之《初学记》等类书收入，唐初诗、赋与类书合流的现象于此可见一斑。
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是另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对于研究隋唐之际的思想和学术都具有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主旨在于叙述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天下大势与文中子的进退出处，并以文中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周道竭而孔子兴，隋风丧而夫子出，五常为之式序，三纲为之无昧。道冲而用，故无德而名；功足化成，故匪爵而重。”文中子的行事：“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道胜之韵，先达所推；虚往之集，于斯为盛。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27]文中子儒学宗师的地位于此得到凸显。
薛收《骠骑将军王怀文碑铭并序》是一篇长篇碑铭，《唐文拾遗》编者辑自《文馆词林》。《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朝中书令许敬宗奉敕编纂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共有一千卷，但自宋代即已散佚，残篇在数百年后的日本江户时代重现，而薛收的这篇文章保存完好。从这篇碑铭的文字，可以看出薛收是隋末唐初的文章大手笔。“君质茂松筠，心标铁石，慷慨有丈夫之操，磊落怀烈士之风。运偶物艰，时钟德丧。阔节高度，不以细行自拘；爽气通才，方持雄略为重。属兵车九合，齐楚之地未宁；天下三分，商周之道初革。君乃屈迹抑愤，与俗沈浮，违乱去恶，归身大造。既荷生育之赐，方酬山岳之恩，契阔无亏，造次斯在。发忠显效，殉主捐躯，登太行以未危，怙焦原而不惧，故能抗逋薮之敌怨，致天诛于巨猾。虽则荆卿奏曲，空进燕图；豫让吞声，唯惊赵驷。翳桑之倒戟怀惠，辅氏之结草酬恩，比事论功，固不同年而语矣。”以气运辞，气魄宏大，对于墓主的评价，纯以骈文出之，偶对谨严，文辞干练，确为唐初文章之佳制。
薛收《上秦王书》是一篇分析隋末唐初天下大势的文章，提出了平定王世充的具体策略：“世充据有东都，府库填积，其兵皆是江淮精锐，所患者在于乏食，是以为我所持，求战不可。建德亲总军旅，来拒我师，亦当尽彼骁雄，期于奋决。若纵其至此，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则伊、洛之间战斗不已。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两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28]其时太宗将讨伐王世充，窦建德率兵抵抗，诸将皆以为宜且退兵，以观形势，收独撰此文，提出建议，为太宗所纳，终于擒获窦建德。这篇文章对于形势的把握，准确切当，提出的具体措施也适合当时的形势，文章切情切理，故能为太宗所用。薛收也由此而授天策府记室参军。
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云：“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趋高奇，词意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谓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溟，高深极矣。’吾近作《河渚独居赋》，为仲长先生所见，以为可与《白牛》连类。”[29]可见王绩对薛收赋之称道有加。薛收的《白牛溪赋》虽佚而不传，但从王绩的赞语当中，也可见他的学术渊源和文学渊源都是与王通密切相关的。薛收死后，王绩还为其作诔文。《王无功集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君又与河南董恒、河东薛收友善，二人并早卒，君追惜不已。后为《思友文》及二人诔，词甚感至。”[30]
2. 薛德音
薛德音，薛道衡从子。曾为游骑尉，迁著作郎。后仕越王侗、王世充，军书羽檄，皆出其手。官至黄门侍郎。卒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全隋诗》卷6收其《悼亡诗》一首，《全隋文》卷19收其《为越王侗下书李密》《为越王侗别与李密书》二篇。其《悼亡诗》云：
凤楼箫曲断，桂帐瑟弦空。画梁才照日，银烛已随风。
苔生履迹处，花没镜尘中。唯余长簟月，永夜向朦胧。
悼亡诗是专门悼念亡妻的诗作，以《悼亡诗》为题首见于潘岳，隋代以前并不多见，这首诗也是悼亡诗的名篇。全诗八句都是写景，前四句写楼中之景，由外及内，凤楼、桂帐、画梁、银烛，都是妻子在世共见之景，而今景在人去，空余怅惘。箫、瑟、镜，都是妻子所用之物，而今则“断”“空”“没”，三个动词表现出自己无限悲痛伤感之情怀。妻子死去，惟余月亮相伴，更表现出自己寂寞苦闷的心情。对于妻子深沉的怀念，寓于平淡的写景之中，使人感到既情真意切，又自然质朴。
薛德音《为越王侗下书李密》《为越王侗别与李密书》，是在隋朝危难之际越王侗称帝东都时为了说服李密而写的劝谏书，虽当时事已不可为，但文章还是慷慨激昂，充满豪迈之气。如《为越王侗下书李密》，开头写隋朝自建国以来的声威，重在以情感人。接着写宇文化及之罪恶，突出其才庸恶极，不可作为侍奉之主，乃以理服人。接着，表明越王平敌的决心，则以势摄人。最后写出对于投诚者的宽宥，乃以惠安人。如其叙写越王平敌决心一段，读来确实令人振奋：“以我义师，顺彼天道，枭夷丑族，匪夕伊朝。太尉、尚书令、魏公，丹诚内发，宏略外举，率勤王之师，讨违天之逆。果毅争先，熊罴竞逐。金鼓振慑，若火焚毛；锋刃纵横，如汤沃雪。魏公志在匡济，投袂前驱，朕亲御六军，星言继进。以此众战，以斯顺举，擘山可以动，射石可以入。况拥此人徒，皆有离德。京都侍卫，西忆乡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来表书骆驿，人信相寻。若王师一临，旧章暂睹，自应解甲倒戈，冰消叶散。”[31]全文层层深入，步步逼进，情理交融，声威并举，为不可多得的檄文佳作。
3. 薛元敬
薛元敬，字子诚，隋代选部侍郎薛迈之子，元超的从父弟。武德中，元敬为秘书郎，太宗召为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太宗入东宫，除太子舍人。时军国之务，总于东宫，元敬专掌文翰，号为称职。寻卒。元敬“有文学，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为长离，德音为鸑鷟，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32]。
（二）薛氏兄弟与“十八学士”
薛元敬和薛收既是太宗为秦王时的文学馆学士，又是其打天下时的功臣。因为薛元敬和薛收同为太宗秦府十八学士，具有很高的地位，故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十八学士”的情况。
有关秦王府“十八学士”记载，最早见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9：“立德弟立本，显庆初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县公。有应务之才，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初为太宗秦王库直，武德九年，命写秦府十八学士，褚亮为赞。”并有自注引录《秦府十八学士驾真图》序，于“十八学士”的构成及作用进行了最为详细的记载：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为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右卫大将军，新命为天策上将军，位在三公上，乃锐意经籍，怡神艺学，开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国尊贤，存道先于申穆；梁园接士，比德至于邹枚。咸以著范前修，垂光后烈，顾惟菲薄，多谢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于是芳兰始被，深冠盖之游；丹桂初丛，广旄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徒迁，终愧嘤嘤之友。所冀通人正训，匡其阙如。侧席亡倦于齐庭，开筵有惭于燕馆。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察，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秦王记室虞世南，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著作郎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典签苏勖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或弘礼度而成典则，畅词学而路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寻迁库直。阎立本图形貌，具题名字爵里，仍教文学诸亮为之像赞。勒成一卷，号十八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引见。论讨坟典，商略前载，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寝，又降以温颜，礼数甚厚。由是天下归心，奇杰之士感思自效。于时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州云。[33]
钩稽各种典籍的记载，与《历代名画记》参证，更可以体现“十八学士”在唐初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旧唐书·褚亮传》记载：“太宗……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于是，以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复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34]《唐会要》卷64“文学馆”条：“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令库直阎立本图其状，具题其爵里，命褚亮为文赞，号曰《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35]《资治通鉴》卷190《唐纪》亦载：武德四年（621年）十月，秦王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36]。
“十八学士”中薛氏兄弟占有二人，说明唐太宗对于薛收和薛元敬的倚重。尤其是薛收，是唐太宗的腹心人物，惜其英年早逝。“太宗亲自临哭，哀恸左右。与收从父兄子元敬书曰：‘吾与卿叔共事，或军旅多务，或文咏从容，何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比虽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万古！追寻痛惋，弥用伤怀。且闻其儿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处安置？宜加安抚，以慰吾怀。’因使人吊祭，赠物三百段。及后，遍图学士等形像。太宗叹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图其像。’及登极，顾谓房玄龄曰：‘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又尝梦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赐其家粟帛。”[37]《薛元超墓志》所载其父薛收：“父收，上开府兼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天策上将府记室、文学馆学士、上柱国、汾阴男、赠定州刺史、太常卿，谥曰敏。勋高事夏，道盛匡殷。鲁国来朝，滕侯共薛侯争长；魏君请见，薛公与毛公并游。能传其为，谋孙而翼子；不陨其名，象贤而种德，尊官厚禄，勋灼宇？，盛族高门，荣耀天下。”
[1] 《旧唐书》卷73，第2590页。
[2] 《全唐诗》卷39存其诗1首，《全唐文》卷159存其文4篇。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4收其残句1则。
[3] 《薛元超墓志》，拓片图版载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墓志录文最早载于《乾陵稽古》，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94—99页。薛元超在唐初具有显赫的地位，卒后陪葬乾陵，据《唐会要》卷21：乾陵陪葬墓有“章怀太子贤、懿德太子重润、泽王上金、许王素节、邠王守礼、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兴公主、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文献通考》所载加上杨再思共十七座墓。
[4] 《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2—192页。
[5] 《北史》卷3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7页。
[6] 同上书，第1342—1343页。
[7] 同上书，第1346页。
[8] 《隋书》卷57，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14页。
[9] 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樊南文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10] 其名一作“薛奇章”，盖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兄弟均以“童”字排行，可证作“薛奇章”误。又据前引新出土薛奇童所撰《韦府君墓志》，足证作“薛奇童”为是。
[11] 唐人芮挺章在肃宗时编选《国秀集》就选了薛奇童《拟古》《和李起居秋夜之作》《吴声子夜歌》3首。《全唐诗》薛奇童诗存7首：《拟古》《和李起居秋夜之作》《吴声子夜歌》《塞下曲》《云中行》《楚宫词二首》。如《吴声子夜歌》云：“净扫黄金阶，飞霜皓如雪。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全唐诗》卷202，第2110页）《批唐贤三昧集》评曰：“‘净扫黄金阶’，何等郑重深情？突接‘飞霜皓如雪’，热心冰冷矣。此所以‘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也。今若止赞末二语，则‘不忍’二句止成单片子，言语无一点悲。深矣，甚矣！”（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第1270页）又《楚宫词》云：“禁苑春风起，流莺绕合欢。玉窗通日气，珠箔卷轻寒。杨叶垂阴砌，梨花入井阑。君王好长袖，新作舞衣宽。”（《全唐诗》卷202，第2110页）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曰：“通篇述春宫景物，富丽妖艳。怨思于结语中含而不露。诗话评此诗当在元白之上。”（《唐诗汇评》，第1271页）又新出土《唐故德阳郡什邡县令韦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詹事府司直薛奇童撰。”（《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12] 有关《河东薛氏家族世系表》的说明：1.本表依据上文所据《薛元超墓志》与传世典籍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参证排比，同时参考沈文凡、孟祥娟《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第43—52页），所载墓志补充。2.新出土薛氏西祖房墓志铭可补充世系者尚有：《唐宣义郎行曹州乘氏县尉薛懋墓志》，《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468页；《唐故朝散郎行洛州洛阳县尉薛君（矩）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286—288页。《薛迅墓志铭》，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913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薛元嘏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第3—10页；段毅《长安郭杜新出唐〈薛元嘏墓志〉考》，载《碑林集刊》第十五辑，第120—126页；《唐故朝散郎行洛州洛阳县尉薛君（矩）墓志铭并序》，载《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河东薛府君（丹）墓志》，载《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另外参考《全唐文》卷563《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戎）墓志铭》、韩愈《越州刺史薛公神道碑》、元稹《唐故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观察等使河东薛公神道碑》。西祖房薛德允一系世系，见本章第四节“由《薛儆墓志》看薛氏与皇室姻缘”。薛元矩一系，见本章第五节“新出土《薛贻矩墓志》考论”。3.新出土薛道衡后裔的墓志铭尚有：李蚡《唐故河东薛府君（弘实）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08页。薛元超孙儒童后裔，可参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924，第4862—4864页。
[13]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3，第37页。按，此处记德音与元敬为薛收之弟，不确。盖德音为收之弟，而元敬则为收之侄。
[14] 钱易：《南部新书》卷丁，第47页。
[15] 《旧唐书》卷73，第2587页。
[16] 同上书，第2588页。
[17] 同上书，第2589页。
[18] 王昶：《金石萃编》卷51，《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册，第852页。按，《薛收碑》在醴泉县昭陵，其碑文字多已磨灭，《金石萃编》著录，仅有280余字，难以卒读。故薛收事迹，仍以史传记载为主。
[19] 薛收入文中子王通之门的因由，王昶《金石萃编》卷51曾加以考述：“道衡妻王氏，或系通之姑姊，且系同乡，则往而受业，理所当然。如果收非门人而谓之门人，则后来元超为侍郎兼管文学之任，元超等又岂能任其伪托！收为通门人无可疑者。”（《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册，第854页）
[20] 《全唐文》卷135，第602页。
[21] 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首，第74—75页。
[22]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1，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14页。陈尚君跋曰：“按，此书自宋以后，颇以为出宋阮逸伪撰，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卷三谓宋初已有此书，未必出阮逸伪托。姑存疑附收此文。”
[23] 《全唐文》卷123，第587—588页。
[24]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4—215页。
[25] 徐坚：《初学记》卷16，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页。
[26] 同上书，第391页。
[27] 《全唐文》卷133，第588页。
[28] 《全唐文》卷123，第588页。
[29] 王绩：《王无功文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30] 同上书卷首，第3页。
[31] 严可均：《全隋文》卷19，《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29页。
[32] 《旧唐书》卷73，第2589页。
[3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9，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67—168页。
[34] 《旧唐书》卷72，第2582页。
[35] 《唐会要》卷64，第1319页。
[36] 《资治通鉴》卷190，第5931—5932页。
[37] 《旧唐书》卷73，第2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