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纪末孕育、20世纪初兴起的诗界革命，是一场有理论主张、有报刊阵地、有诗人队伍、有创作实绩且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中国诗歌近代化革新运动。诗界革命运动不仅反映了进步而重大的时代内容，对晚清兴起的救亡启蒙思潮推波助澜，以巨大的时代潮音构成了20世纪初年政治思想启蒙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以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大胆探索与实验，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中国诗歌变革的历史走向，构成了中国诗歌由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诗界革命的诗歌变革精神与路径，无论是对20世纪以降的旧体诗词创作，抑或是对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余年来，尽管学界在诗界革命研究领域积累了不少成果，然而迄今仍缺乏基于近代报刊文献史料的原生态意义上的系统深入的探研；正因如此，人们对诗界革命运动的基本面貌仍不甚了了，现有的文学史论著对这一诗歌变革运动的整体状况和诸多历史细节仍语焉不详，许多基本文献与史识尚不清晰。
一、民国时期诗界革命研究之历史回顾
诗界革命研究之滥觞，至少可追溯到梁启超1902—1907年在《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专栏对诗界革命阵营中人的评点与定位。他誉人境庐主人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1]，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世诗界三杰”[2]，“以诗人之诗论”赞丘仓海“亦天下健者”[3]，言“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4]“公度之诗，诗史也”[5]等，均眼光独到，影响甚大，不仅为时流所推许，而且为后世史家广泛征引。
1923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诗界革命，以为诗界革命系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提倡，同时又将黄遵宪《杂感》（1868）诗中“我手写我口”等句视为“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并断言诗界革命失败了。[6]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该著的论断对后世文学史家影响深远。胡适推黄遵宪为此期“新诗”创作成绩最大的诗人，而其筛选和裁定人境庐诗则主要依据“民间白话文学”和“用做文章的法子”来作诗两项标准。他高度评价《山歌》九首，称其“全是白话的”“都是民歌的上品”；欣赏《己亥杂诗》中叙述嘉应州民间风俗的诗及《都踊歌》，谓其深受本乡民间白话文学（山歌）影响；标举《赤穗四十七义士歌》《降辽将军歌》《番客篇》诸篇，言其“都是用做文章的法子来做的”；推许《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为“《人境庐诗草》中最好的诗”，赞其能实行“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而对时誉颇高的《今别离》《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诸篇，则以为“实在平常的很，浅薄的很”。[7]尽管适之先生借总结历史为五四文学革命张目的动机非常明显，但该著还是在学术界产生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重大影响。
以胡适为代言人的五四新文化人评判诗界革命时所采取的不无偏颇的新文学立场、标准与眼光，对后世文学史家影响至深。其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1940），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乃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通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诗界革命的起点、定性等问题上均大体袭用胡适之论，言诗界革命系戊戌前夕夏曾佑首倡，甚或将“新学诗”尝试与“诗界革命”混为一谈，一方面将其定性为一场“失败”的“改良”，另一方面又或隐或显地承认黄遵宪的新派诗是成功的实践。
1928年暑期，陈子展在南国艺术学院讲授“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课程时，交代过“近代文学从何说起”，接着就讲“诗界革命运动”，这是学界首次将“诗界革命运动”作为专题来讲授；第二年，其同名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为第一部将“诗界革命运动”列为专章的文学史著作。该著在断言谭、夏“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的“诗界革命”之“不彻底”与“失败”的同时，指出“当时的诗界革命运动，却已另寻一条出路”，那就是黄遵宪“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对其流畅自然、明白如话、以文为诗、以诗代史、隽永有味等特点予以高度评价；该著大力肯定诗界革命倡导者与实践者“革新的精神，向诗国冒险的精神”，言黄氏“我手写我口”主张“为后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一班人提倡白话文学的先导”[8]，接续了胡适为白话新诗溯源的历史眼光。
1929年，卢前（字冀野）在光华大学讲授“近代中国文学”课程，讲义记录稿次年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名为《近代中国文学讲话》，开篇就讲“诗歌革命之先声”。卢氏以为：中国诗歌演进到同光之际表现出近代转变的迹象——能真切地表现时代的苦闷与悲痛，能精细地表现近代中国人的生活，能驱遣各种俗字俗语入诗，是其表征；金和、蒋春霖、郑珍是其代表诗人,而以黄遵宪为代表诗人的“新体诗”，正是“按着那自然的趋势”应运而生的。[9]在卢氏看来，以“模拟”为唯一能事、“没有一颗真的心灵在活跃着”的旧派诗人离“真正的创造”还很远，胡适之主张用白话作诗的“新诗革命”并不成功，徐志摩、闻一多一班人用西洋诗体作中国诗的全盘西化的取向亦不可取；在此情形下，黄遵宪“以新的材料用入旧的格律”的“新体诗”探索，对于中国“新诗体”的未来走向，无疑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10]
1932年，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将康有为作为“新民体”先导人物讲述时，顺带述及其诗：“有为不以诗名，然辞意非常，有诗家所不敢吟、不能吟者。盖诗如其文，糅杂经语、诸子语、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而出之以狂荡豪逸之气，写之以倔强奥衍之笔，如黄河千里九曲，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崖激波飞，跳踉啸怒，不达海而不止；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权奇魁垒，诗外常见有人也。”[11]在钱氏看来，不仅南海先生“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的政论文，“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而且“辞意非常”“诗如其文”的康诗亦是新派诗的重要创获。[12]而学界认识到这一点，对作为康有为诗歌主体部分的大量海外诗有了较为客观的认知，则要等到钱著问世半个世纪之后。
1936年，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述及诗界革命阵营的几位重要诗人，将其置于“近代岭南派诗家”予以置评，谓其“以南海朱次琦、康有为、嘉应黄遵宪、蕉岭丘逢甲为领袖，而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何藻翔、邓方羽翼之，若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狄葆贤、吴士鉴，则以它籍与岭外师友相习而同其风会者也”，言“此派诗家，大抵怵于世变，思以经世之学易天下，及余事为诗，亦多咏叹古今，直陈得失”，“其体以雄浑为归，其用以开济为鹄，此其从者同也”；而“当南海以新学奔走天下之时，文则尚连犿而崇实用，诗则弃格调而务权奇”，于是产生了“康梁诗派”，“其才高意广者，又喜摭拾西方史实、科学名词，融铸篇章，矜奇眩异。其造端则远溯定庵，其扩大则近在康梁，其风靡乃及于全国。而仁和夏曾佑、诸暨蒋智由、浏阳谭嗣同、溧阳狄葆贤、仁和吴士鉴诸家，则又承袭康梁诗派而喜为新异者也”。[13]从地域文化视角阐释近代诗派和诗界革命派诗人群，给人以新异之感。
同年，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问世，其《发凡》中指出：黄诗“奥衍精赡，几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知先生《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14]这一迥异时流之见，显然是有感而发，强调“以旧格律运新思想”方是以人境庐主人为代表的新派诗最重要的特征。然而，该著20世纪80年代再版时，其《发凡》中已见不到这句断语。
1944年，杨世骥《诗界潮音集》一文介绍了《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目诗人诗歌，并据此评估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提出了对“诗界革命”历史地位的重估问题。该文将“诗界潮音集”诗歌视为肇端于谭、夏的“新诗”运动之发展乃至高潮，就革新精神与内容层面对其创作实绩予以大力肯定，言其“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新的曙光”，堪称“时代的潮音”；扼要分析了梁启超、康有为、蒋智由、狄葆贤、麦孟华、黄宗仰、高旭、金楚青等栏目诗人“新诗”之时代闪光点，并对其时代精神、探索意识及历史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其长处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时代——那个动乱的时代；发抒他们的情感——在那个时代的激越的情感，凡前人诗中向来忌用的辞句，他们都明目张胆的采用了，凡前人诗中不敢问津的新事新理，他们都明目张胆的容纳了，惟因运用的高下，其间遂不免生硬粗糙，然而这是任何体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现象。”[15]是为知言。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诗界革命研究之现状
20世纪50至70年代，阶级史观统摄下的中国文学史论著述及诗界革命，将其定位为一场改良主义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或诗歌流派[16]，言其所标榜的“新理想”“新意境”就是“要求诗歌在内容上能直接为改良派维新变法的政治目的服务，要求诗歌具有改良派所可能具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17]，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批评其改良主义的阶级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诗界革命的研究成果渐多。1985年，陈建华在《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出者考辨》一文中力排陈说，指出夏、谭、黄均非“诗界革命”的提倡者，主流学界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在戊戌前就已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断言诗界革命始于梁启超1899年所写的《汗漫录》。[18]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诗界革命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不重视原始史料乃至以讹传讹的不良倾向。
1988年，马亚中完稿的《中国近代诗歌史》用一章篇幅论述“同光时期的诗界革命派”，将其诗歌创作定位为“昭示未来的乘槎之举”，以为“从他们身上已可见诗界大变的征兆”，肯定“这一派在诗歌发展史上，代表着革新的力量”，同时断言“他们的革新破产了，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后来年轻的诗歌革命者进行了启蒙，对于现代白话新诗的最后形成作了历史的铺垫”。[19]该著在整体上对“诗界革命派”评价不高，认为他们“还未能设计出真正的新诗形式，甚至连雏形也尚未形成，而且在实践上也未能跳出古典诗歌的手掌”；其所予以高度评价的，是梁启超“诗界革命”理论中指出的师法欧西的取范路径与革新方向，以为“诗界革命派在诗外为介绍海外文化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诗界革命’的呐喊，却在客观上预告了春天的消息，并且为春天的到来作着耕耘的准备”。[20]
1991年，夏晓虹《觉世与传世》对梁启超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做了系统分析，指出“西方文化是‘诗界革命’之魂”，作为“诗界革命”倡导者的饮冰主人的诗歌实践方向对同时代人有巨大影响，“新名词的使用，新意境的开拓，使其诗以截然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任何一家的崭新面目独立于诗坛，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而随着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中“新意境”与“新语句”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古风格”的获胜，梁氏诗歌创作也走过了一条从挣脱传统到复归传统的路子。[21]
同年，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从诗界革命的历史背景说到其消歇与尾声，将黄遵宪定位为诗界革命先导人物与首席代表，视夏、谭、梁三人的“新诗”实验为诗界革命开端，将其定位在“幼稚阶段”，将“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视为“新诗”与“新派诗”的合流阶段，将“诗界潮音集”与“饮冰室诗话”栏目的创办视为诗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新粤讴”与“新体诗”视为诗界革命发展的高潮，将改良派主要刊物的停办作为诗界革命趋于消歇的标志，从而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性发展脉络：“新派诗”（先导）——“新诗”（萌芽）——“新派诗”与“新诗”合流（成熟）——“新体诗”（高潮）。然而，这一简约流程有失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向度，一些论断尚待进一步商榷。
1997年，王飚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卷，在诗界革命研究方面有着独到见解。鉴于黄遵宪海外诗主要创作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实，该著强调黄氏主要作为诗界革命“先导人物”而存在的文学史地位；鉴于许多南社重要诗人曾经是诗界革命的热情响应者的史实，该著指出“诗界革命”并非只是“为维新变法服务”，一般论者所谓“革命派诗歌”亦未否定诗界革命的纲领，而是继续推进，进而在辛亥革命前后诗坛上形成了以南社诗人为核心的“革命诗潮”，并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新阶段。[22]有感于不少论者将诗界革命的主要历史意义解释为通向现代白话新诗的桥梁或“过渡”形态，王先生指出：“诗界革命的主要意义，是创造了与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都不同的另一种诗歌形态——‘旧体新诗’。”[23]这些极富问题意识的见解和思路，值得进一步开掘。
2000年，郭延礼《“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一文全面评述了诗界革命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意义，认为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新派诗”概念的提出是在1897年，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等均为“新派诗”作家群成员，“新派诗”是“新学诗”之后的产物；“诗界潮音集”是诗界革命继“新学诗”和“新派诗”之后的新发展，而非两者的合流；黄遵宪提出的“新体诗”（杂歌谣）是诗体改革的新探索，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诗界革命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维新派，革命派诗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秋瑾等显然与诗界革命同一阵线，成为诗界革命队伍中一支生力军；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24]
2000年，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将诗界革命置于“光宣诗坛倡导革新的诗歌流派”位置予以观照，概括了该派的本质与内涵，对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代表诗人做了考察。该著以革新图强的思想性、堪称诗史的纪实性、求用于世的功利性、眩人耳目的新奇性、明白易传的通俗性来概括诗界革命派的基本特征，高度评价其历史意义，言“论光宣的诗歌流派，就影响与历史意义而言，首推诗界革命”，谓“诗界革命是中国数千年诗歌史上对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影响最大的一次革命，它直接导致了诗歌的近代化、甚至现代化”。[25]
2012年，关爱和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述及“诗界革命”时，言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已经意识到“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学诗”未能做到与新意境、旧风格的和谐交融，诗界革命应引以为前车之鉴；黄遵宪等人的“新派诗”做到了“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应成为诗界革命推进发展的凭借和基础；“新意境是诗界革命之诗的内容方面的支配性要素，旧风格是形式方面的支配性要素，前者决定了诗能否推陈出新，后者决定了诗如何不失为诗”。[26]
他如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关于康有为海外诗、黄遵宪“新派诗”的评述，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通论》关于黄遵宪、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理论贡献的总结，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对梁启超与“诗界革命”以及黄遵宪、康有为之诗论的总结与评述，孙之梅《南社研究》对南社诗歌与“诗界革命”的承续及其同中之异的辨析，李开军博士论文《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对“诗文辞随录”新名词运用状况的量化分析及对诗界革命中“新名词”地位消长的探讨，左鹏军《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对《知新报》诗歌与诗界革命之关系的考察，郭长海《高旭集·前言》对高旭与诗界革命之关系的梳理，郭道平《“诗界革命”的新阵地》一文对清末《大公报》诗歌的初步梳理与历史定位，均有独立学术见解，丰富了人们对诗界革命运动的认知，为后来者进一步深入探研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综而观之，无论就文献史料建设来说，抑或就研究现状而言，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均较为薄弱。就史料建设而言，作为诗界革命主阵地的《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等栏目诗歌，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掘与整理；至于为数众多的国内报刊阵地和外围阵地，更是乏人问津，其庐山真面目尚不为人知。就研究现状而言，现有成果或以粗线条勾勒、理论总结与定性为主，或以几个代表诗人与阵地的个案考察为主，征引材料多以后人整理的作家别集为主；20世纪初年曾喧腾一时的诗界革命运动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仍是梁启超的几句理论纲领以及三五个代表诗人与报刊阵地，其历时性的渊源流变和共时性的复杂形态，依然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清。这种忽视原始报刊文献史料、见木不见林的研究现状，导致许多基本史实仍未摸清，一些重要问题仍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近代报刊文献史料与渊源流变研究
20世纪初年，诗界革命之所以很快产生了轰动的文坛效应和广泛的社会反响，引领时代潮流，形成一场颇有声势的文学革新运动和诗歌变革思潮，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于其倡导者和响应者有效地利用了近代报刊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介。如果梁启超一班人没有近代化报刊作依托，诗界革命不可能那么迅猛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既然近代报刊是诗界革命赖以开展的主阵地，而学界长期以来对原始报刊诗歌诗论文献史料的不够重视乃至严重忽视，就成为制约诗界革命研究走向本真和深入的瓶颈。只有从原始报刊文献史料的全面勘探与打捞发掘出发，而不是主要凭借后人整理的诗文集等二手材料，才有可能发现更多的诗界革命的新阵地，打捞出新鲜而有价值的第一手文献史料，得出富有创见的新观点，从而在整体意义上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整体意义上的诗界革命研究，既要追溯其渊源，又要考察其流变。学界追溯诗界革命的渊源，一般都从黄遵宪说起，其无论是青年时期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超越流俗之见，抑或是走出国门之后引新事物、新理想、新意境入诗的“新派诗”探索，均可视为诗界革命之先声和先导。然而，如果我们将一批早期中文报刊诗歌——比如19世纪70年代的《万国公报》诗歌、《申报》诗歌等——纳入考察视野的话，或许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视野发现和窥知古典诗歌发生近代新变的一些蛛丝马迹。时代已然发生了剧变，得风气之先的海上诗人和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最先将这一时代讯息摄入笔端，埋下了近代诗歌新变的伏笔与线索，而近代报章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较早向近代报刊提供诗稿的思想较为开通的海上诗人，以诗笔为急遽变革的大时代留下了近真的历史写照。如果我们将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遥控指挥的澳门《知新报》诗歌纳入考察视野的话，那么，现有文学史关于诗界革命之先声的描述与认定，可能要做出补充和修订。
从近代报刊文献史料出发来考察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我们不得不对诗界革命运动发端的时间节点和标志性事件做出重新描述与认定，以往学界关于诗界革命的报刊阵地、诗人队伍、主题内涵、诗体风格、流变轨迹、历史影响乃至性质地位等方面的描述与评判，或许要做出较大的修正和补充，诗界革命运动的地理历史版图将会得到很大拓展。
从近代报刊文献史料的全面深入的勘探出发，以回到原初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晚清诗界革命运动，许多或语焉不详、似是而非，或以偏概全、以论代史，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或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的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描述与解答。
1991年，钱仲联序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论及身逢前古未有危难之局的近代诗人的创作特征道：“其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闪耀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皆可谓‘有本’之作；其震动人心之力，也有前古诗人所没有能达到的”；进而感叹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诗歌研究的薄弱现状道：“无论在作品整理、资料搜集，还是在史论、作家论、作品论方面，与先秦、唐宋文学的研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有待于人们急起直追。”[27]近代诗人“歌也有思，哭也有怀”的鲜明的时代精神，近代诗歌所蕴含的“前古诗人所没有能达到”的“震动人心之力”，理应成为激发后人研究兴趣和学术使命感的不竭的动力源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钱先生当年所忧虑的近代诗歌研究薄弱的现状仍未有太大的改观，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研究尤其如此。
[1]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
[2]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3]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
[4]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9月2日。
[5]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0—41号，1903年11月2日。
[6]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1924年，第34—35页。
[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35—40页。
[8]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第7—27页。
[9] 参见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第一讲”，第1—12页。
[10] 参见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第一讲”，第39—42页。
[1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5年，第282页。
[1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67—268页。
[13]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文艺丛刊》第2卷第2期，1936年1月。
[14] 钱萼孙：《人境庐诗草笺注·发凡》，转引自质灵《论黄遵宪的新派诗》，牛仰山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34页。
[15] 杨世骥：《诗界潮音集》，《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3期，1944年3月。
[16] 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等。
[17] 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文学遗产》增刊第8辑，1961年11月。
[18] 陈建华：《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19] 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20] 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第504页。
[21]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108页。
[22] 王飚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313—358页。
[23] 王飚：《清诗历史地位再评议》，《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4] 郭延礼：《“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文史哲》，2000年第2期。
[25] 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26] 关爱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华书局，2012年，第148—149页。
[27] 钱仲联：《序一》，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