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民丛报》“文苑”栏述要

1902年2月8日（壬寅年正月初一），《新民丛报》半月刊在日本横滨问世。照报馆主人的说法，该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我民”，以培育国民之“公德”和“养吾人国家思想”相标榜，“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声称“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为“导中国进步当以渐”，宗旨似较温和。^[1]然而，自第5号起，当梁启超那篇闻名遐迩的《新民说》写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尚武”等节时，因眼见“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人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2]，破坏意识渐浓，种族思想滋长，革命情绪高涨。虽经康有为“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3]，任公仍不改其激进立场。1903年初，梁氏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游历，10月复返日本，言论始大变，摒弃了从前深信不疑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4]1905年之后与《民报》阵营论战时，梁氏即秉承这一言论立场。照《民报》阵营的说法，“交战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5]。至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出至96号后停刊。

《新民丛报》标榜“纯仿外国大丛报之例，备列各门类，务使读者得因此报而获世界种种之智识”，规划的门类有“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文苑”“绍介新著”“中国近事”等，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以“新民救国”为根本宗旨的思想启蒙读物。^[6]就其对文学界的影响而言，该刊是梁启超继续开展“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所依托的核心阵地。当是时，作为“文界革命”标志性成果的“新文体”，已经由“时务文体”的幼稚阶段进入了史家称之为“新民体”的成熟期。《新民丛报》“论说”“学说”“史传”“饮冰室自由书”等专栏刊发的大量文章，都属于“新文体”；其拳头产品是以《新民说》为标志性成果的政论文；介于“文界革命”和“史界革命”之间的新体传记文，诸如《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亦是成绩最大的“新文体”品种之一；他如述学文、新体杂文等门类，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新文体”勉力担负起“播文明思想于国民”^[7]的历史使命，发挥着“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8]的时代功效。而“诗界革命”所依托的，主要是《新民丛报》“文苑”栏。

照梁氏的规划，“文苑”栏为“诗古文辞”之“妙选附录”，从中“可见中国文学思潮之变迁”。^[9]《新民丛报》创刊号“文苑”栏率先推出的二级专栏是“诗界潮音集”，刊发的是任公歌行体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第2号“文苑”栏推出的是“棒喝集”，意在“译录中外哲人爱国之歌，进德之篇，俾国民讽之如晨钟暮鼓，发深省焉”“其所裒集者，或由重译，或采语录，其词句或毗于拙朴焉”。^[10]由此揣测编者的意图，“棒喝集”栏目设置应该不是短期行为，可见西洋诗歌的译介工作已经纳入梁氏擘画之中。该期“棒喝集”刊发的是2篇德国诗歌译作（《日耳曼祖国歌》《德国男儿歌》）和2篇日本诗人之作（中村正直《题进步图》和志贺重昂《日本少年歌》）；标榜德意志未建国以前“爱国之士特提倡日耳曼祖国以激励其民”也好^[11]，申明“激励国民进取之气，坚忍不拔之志”^[12]“可为发扬志气之一助”^[13]也罢，要皆以振民气、鼓民力为主旋律。第4号“文苑”栏推出的是“饮冰室诗话”；第5号又推出“东瀛輶轩集”，专刊日本诗人之作。然而，“棒喝集”和“东瀛輶轩集”均昙花一现；交替出现的“诗界潮音集”和“饮冰室诗话”，此后成为《新民丛报》“文苑”栏下的两个固定专栏。

饮冰室主人在诗话中开宗明义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14]既道出了“饮冰室诗话”专栏征引诗歌之宗旨，亦交代了“诗界潮音集”专栏刊发诗歌之原则。《新民丛报》“文苑”栏原则上不刊古人之诗，而以裒录近人诗作、标榜声气为旨趣；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者”，适于收进“诗界潮音集”专栏，“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则随笔录入“饮冰室诗话”专栏。^[15]

1903年9月《新民丛报》出至第37号后，“诗界潮音集”栏已难得一见；至1904年10月该刊第54号推出最后一期“诗界潮音集”，此后便不见了踪影。自这时起，甚或说自1903年9月起，“饮冰室诗话”专栏就不得不担负起理论阵地和创作园地的双重任务。事实上，“饮冰室诗话”栏自始至终都扮演着这一双重角色，其所裒录的大量近人诗作，本身就构成了《新民丛报》诗歌园地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

如果说《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充当了梁氏主导的诗界革命运动的创作园地，那么，“饮冰室诗话”则充当了诗界革命的风向标，发挥着理论引领作用。《新民丛报》“文苑”栏下设置的这两个二级栏目一唱一和，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诗界革命运动的迅猛开展，引领了20世纪初中国诗歌变革的时代潮流，在新诗坛奏响了时代的强音。

《新民丛报》宗旨较为温和，麻痹了清廷的警惕，可以在国内公开发售，未及半年发行量“已至万数千份”^[16]，1906年仍保持这一销量^[17]，读者甚众，“颇有势力于社会”^[18]，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远大于《清议报》，“风生潮长，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19]。据史家张朋园估算，《新民丛报》的发售数平均为9000份，阅读人数按20倍计算，约18万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巨大的影响力。^[20]作为《新民丛报》的常规性栏目，以“趣味浓深，怡魂悦目，茶前酒后，调冰围炉，能使读者生气盎然”为特色的“文苑”栏^[21]，同样拥有众多的读者，在知识阶层引起了广泛共鸣，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坛效应。《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专栏，既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思想启蒙色彩，构成了新民救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以师法欧西和趋新应时的新派诗特征，推动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

[1]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2]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第3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4] 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3页。

[5]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6]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7] 《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8]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9]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10] 《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2日。

[11] 格拿活：《日耳曼祖国歌》，《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2日。

[12] 中村正直：《题进步图》，《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2日。

[13] 志贺重昂：《日本少年歌》，《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2日。

[14]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

[15] 这种分工是就大体而言。事实上，“饮冰室诗话”栏所征引的诗作亦有不少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黄遵宪《锡兰岛卧佛》《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军歌》《流求歌》《越南篇》诸篇，以及杨度《湖南少年歌》等长诗，便是显例；“诗界潮音集”栏亦刊发不少律诗绝句。

[16] 《告白》，《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6日。

[17] 1906年3月23日《时报》所刊《第四年〈新民丛报〉已到》告白云：“本报开办数载，久为士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

[18] 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19] 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1902年5月8日。

[20]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11页。

[21] 《本报之特色》，《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