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前期《知新报》诗歌与诗界革命之先声
澳门《知新报》酝酿于1896年秋冬之际，创刊于1897年2月20日，初为五日刊，自第20册起改为旬刊，主其事者为梁启超、何树龄、康广仁、徐勤、韩文举等，可说是上海《时务报》的姊妹刊物。[1]维新派首领选择在澳门创办此刊，确有长远眼光。照筹办人梁启超的说法，澳门地处“濠镜海隅，通商最早；中西孔道，起点于斯”，正是对《时务报》“久怀扩充”之意的梁氏看好的理想办报地点。[2]《知新报》的办刊宗旨，初以“提倡圣学，无昧本原，采译新书，旁搜杂事”[3]相标榜，为维新变法思想张目之意图非常明显。“由于《时务报》百日维新期间即已改组为《昌言报》，比之《时务报》，《知新报》更完整地反映了维新变法运动勃兴、中挫、苦斗以及稍后转向的全过程。”[4]《知新报》坚持到了1901年2月，出至第134册停刊，成为以康、梁为首领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华南的宣传重镇。
如果以1900年2月《知新报》开辟“诗词随录”等常规性诗歌栏目为界，将《知新报》诗歌分为前后两期的话，那么，1898年3—5月连载的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则是前期《知新报》报刊诗歌的全部收获。不过，无论是对于林纾早期诗歌写作与传播而言，抑或是对于《知新报》所载诗歌及其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关系而论，《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在澳门《知新报》刊发，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
林纾《闽中新乐府》写于甲午败绩、马关签约之际；启发蒙昧，救亡图存，是其创作动因。诗人开篇交代创作宗旨道：“儿童初学，骤语之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5]此时的村学究畏庐子，何以知晓“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可见，林纾创作《闽中新乐府》的动因及其所选择的文学形式，既有危亡时局的刺激和白居易乐府诗的熏陶，又有域外文学思想的启迪。
林纾《闽中新乐府》“皆由愤念国仇，忧闵败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亢激之音”[6]，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政治改革意念和社会批判精神。《闽中新乐府》计29题32首，仿白居易《新乐府》50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之式，一诗一事，一事一议，均含讽喻之旨；其取材倾向和主题意向，大体可归结为时政纠弹和陋俗批判两大类型。
《闽中新乐府》组诗中的时政纠弹主题，机锋所向，涵盖内政、外交、教育、兵制、宗教、吏治、税收等领域。如《国仇》篇旨在“激士气”，《渴睡汉》旨在“讽外交者勿尚意气”，《五石弓》旨在“冀朝廷重武臣”，《村先生》旨在“讥蒙养失”，《兴女学》旨在“美盛举”，《獭驱鱼》旨在“讽守土者勿逼民入教”，《关上虎》旨在“刺税厘之丁横恣陷人”，《谋生难》旨在“伤无艺不足自活”，《哀长官》旨在“刺不知时务”，《饿隷》旨在“讥役人失其道”，《郭老兵》旨在“刺营制”，《知名士》旨在“叹经生诗人之无益于国”，《番客来》旨在“悯去国者之怀归”，《灯草翁》旨在“伤贫民苦于税券”……寄寓着振砺民气、张我国权、爱国尚武、兴办女学、改良吏治、重视工商、发展经济、税制改革、兵制改革等思想主张，雪我国耻、变法图强是其主旋律。
我们选《知名士》看看：
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搜驾绝顶。义同声近即牵连，一字引证成长篇。高邮父子不敢击，凌轹孙洪驳王钱。既汗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痛。外间旁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白头老辈鬓飘萧，自谓经学凌前朝。偶闻洋务斥狂佻，此舌不容后辈饶。有时却亦慨时事，不言人事言天意。解否暹罗近渐强，一经变法生民康。老师枉自信干羽，制梃岂堪挞秦楚？既适裸国当裸身，变通我但专神禹。方今欧洲吞亚洲，噤口无人谈国仇。即有诗人学痛哭，其诗寒乞难为读。蓝本全钞陈简斋，祖宗却认黄山谷。乱头粗服充名家，如何能使通人伏？卢转运，毕尚书，昨有其人今则无，名士名士将穷途。[7]
既嘲笑埋头故纸堆、头脑冬烘、不问时事、不识时务的汉学家，又讥刺作诗以宗宋为风尚的学宋诗人，在倡导时务经济之学和变法自强主张的同时，流露出对不能学以致用的名士之学和学古不化的名士之诗的鄙薄之情，其思想见解和报国志向，可谓超越流俗。
《闽中新乐府》组诗中的陋俗批判主题涉及面很广，举凡缠足、溺女、虐婢、齐醮、看相、跳大神、看风水、检日子等社会百相，以及鸦片流毒、庸医误人、士夫迷信、术家青盲、道士敛财、和尚富足等怪现状，都在针砭之列。如《小脚妇》旨在“伤缠足之害”，《水无情》旨在“痛溺女”，《棠梨花》旨在“刺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非命》旨在“刺士大夫听术家之言”，《跳神》旨在“病匹夫匹妇之惑于神怪”，《灶下叹》旨在“刺虐婢”，《生髑髅》旨在“伤鸦片之流毒”，《杀人不见血》旨在“刺庸医”，《检历日》旨在“恶日者之害事”，《郁罗台》旨在“讥人子以齐醮事亡亲”，《肥和尚》旨在“讥布施无益”等，寄寓着反迷信、讲科学、反缠足、倡女权、反陋俗、倡新风、反特权、倡民权等思想意蕴。
我们以《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为例，全诗共三段，开篇一段言：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了无期？妇言侬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惶，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弗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功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8]
以明白如话之语，状写出女儿缠足的痛苦情状，极具感染力和启蒙功效。该篇虽无新名词和新意境，但有新情感和新眼光；大量采用民间口语，通俗易懂，活泼清新，易于流传。
无论是时政纠弹主题，抑或是陋俗批判主题，其核心宗旨均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报国仇、雪国耻、强国基、张国权，成为贯穿《闽中新乐府》组诗的一条红线，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19世纪末年呐喊出先觉者悲怆的呼声，奏响了时代强音。首篇以《国仇》命名，系开篇点题，开宗明义：“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9]。念及国仇，诗人悲愤难抑，大有不报国仇誓不为人、不雪国耻死不瞑目之势；报国仇、雪国耻，实乃林纾创作《闽中新乐府》的思想情感原点。“方今欧洲吞亚洲，噤口无人谈国仇”[10]，此情此境令畏庐子大为愤慨。第四篇《村先生》有言：“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襟”“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11]。国仇似海深，雪耻靠少年，所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此之谓“强国之基在蒙养”；“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2]，此之谓“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兴女学》有言：“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慕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13]倡导女学的动因，亦在报国仇、雪国耻；而其最终目标，在于振兴中华。
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追求妇孺能晓的通俗平易效果，林纾《闽中新乐府》亦以质朴自然、平易畅达为基本风格。或许正因如此，胡适将其定位为“很通俗的白话诗”[14]。然而，从其创作面貌来看，《闽中新乐府》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白话诗”，而是半文半白、中西兼采的较为通俗的近代歌诗，语言的近代化与白话化是其鲜明特征，与不久之后梁启超提出的“新意境”“新名词”与“古风格”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创作纲领[15]，倒是有几分暗合；尽管并非所有诗作都采用了新名词，亦非每篇都有“新意境”，要皆时代气息浓郁，近代意识明显，无论从思想内容来考察，抑或从诗体语体来衡量，大都可纳入“新派诗”行列。
我们以首篇《国仇（激士气也）》为例，看看其鲜明的新派诗特征：
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高升船破英不仇，英人已与日人厚。沙侯袖手看亚洲，旅顺烽火连金州。俄人柄亚得关键，执言仗义排日本。法德联兵同比俄，英人始悔着棋晚。东洋仅仅得台湾，俄已回旋山海关。铁路纵横西伯利，攫取朝鲜指顾间。法人粤西增图版，德人旁觑张馋眼。二国有分我独无，胶州吹角声鸣鸣。闹教閧兵逐官吏，安民黄榜张通衢。华山亦有教民案，杀盗相偿狱遂断。蹊田夺牛古所讥，德已有心分震旦。虎视耽耽剧可哀，吾华梦梦真奇哉。欧洲克日兵皆动，我华犹把文章重。廷旨教将时事陈，发策试官无一人。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俄人远志岂金辽，德国无端衅屡挑。英人持重迟措手，措手神州皆动摇。剖心哭告诸元老，老谋无若练兵好。须求洋将练陆兵，三十万人堪背城。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诸君目笑听我言，言如不验刳吾舌。[16]
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新名词与流俗语冶为一炉，新思想与旧风格相互交缠，可谓词驳今古、理融中外。
澳门《知新报》所刊《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对梁启超其后策划《新小说》诗歌栏目产生过切实的影响。在任公的最初规划中，题咏中西史实的“咏史乐府”和“专以直陈中国今日时弊为主”的“感事乐府”，是《新小说》诗歌专栏的基本特色。[17]这一设计，其实是畏庐子《闽中新乐府》的扩大版，不过是将其题材和地域扩大到全国和泰西而已。以1903年7月《新小说》第5号所刊雪如《新乐府十章》为例，其所表现的铲奴性、张女权、开民智、新民德、讲群治、振国威、倡廉耻、清吏治、学科学等思想主张，林纾《闽中新乐府》基本上都涉及了；该组新乐府诗忠君观念与爱国思想两位一体，新名词与流俗语并行不悖，思想半新半旧，诗体不今不古，内容和形式上均体现出过渡时代特有的过渡形态，亦与林纾《闽中新乐府》相仿。
一年半之后，丘逢甲《海上观日出歌》见诸《知新报》，中有“完全主权不曾失，诗世界里先维新”[18]之句；又过了半年，康有为《闻观天演斋主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刊发在《知新报》，中有“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19]之语。用这几句诗来评价《闽中新乐府》的先锋作用和时代意义，亦堪称允当。“海潮大声起木铎”，敲响的是警世、醒世和觉世之钟，吹奏的是革新图强的时代大“潮音”；“诗世界里先维新”，体现出甲午败绩之后近代诗歌求用于世的功利性和词驳今古、理融中外的诗体解放精神。
丘诗和康诗见诸《知新报》时，历史的车轮已走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已于1900年2月在《清议报》发表，诗界革命运动已经依托《清议报》开展起来；而接受任公遥控指挥的《知新报》几乎在同一时间率先响应“诗界革命”号召，开辟了“诗文杂录”专栏。这一举措改变了此前《闽中新乐府》组诗作为一个特例和个案刊发的状况，诗歌专栏自此成为《知新报》常规栏目，近一年时间里刊发了康有为、潘飞声、丘逢甲、邱炜萲、秦力山、蒋同超、李东沅等约50位诗人175首诗歌，成为诗界革命运动起步阶段所依托的华南报刊重镇。
如果说黄遵宪1870年代即已付诸实践的“新派诗”乃诗界革命之先导，1896年前后夏、谭、梁三人试验小组一年多时间里秘密尝试的一批晦涩难懂的“新学诗”为诗界革命之前奏，那么，与“新学诗”同期问世而在戊戌前夕刊发在其后成为诗界革命延展到华南地区的新阵地——澳门《知新报》的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其题旨和诗体特征又大体符合梁启超其后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与革新方向，且对其后梁氏策划《新小说》诗歌专栏及该杂志刊发的一批新乐府诗歌有着示范意义，洵为诗界革命之先声。
如果说黄遵宪“新派诗”为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提供了符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诗学标准的新诗样板，夏、谭、梁三人尝试的“新学诗”为诗界革命运动提供了打破传统诗学网罗的精神力量和引新学语入诗的经验教训，那么，林纾《闽中新乐府》则在以传统新乐府体输入崭新的时代内容并对其进行近代化改造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闽中新乐府》所传达出的新思想、新情感、新意境及作为其表现手段的新名词、新语句，显示出浓郁的近代气息；其所体现出的通俗化、白话化、散文化趋向，既是梁任公倡导的诗体多元发展的“诗界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亦是五四时期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的创作方向。
[1] 梁启超1896年10月21日致汪康年函中曾述及赴澳门筹办该报的情形：“澳报已成，集股万元，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之主笔。弟言到沪后，常寄文来，而诸商欲弟到澳一行，是以来此。此间人皆欲依附《时务报》以自立，顷为取名曰《广时务报》。中含二义：一、推广之意；一、谓广东之《时务报》也”；汪诒年《任公事略》言：“二十三年丁酉正月，设《知新报》于澳门。是报初名《广时务报》，旋改名《知新》，以何君易一、徐君君勉主其事，而任公遥领之”。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
[2] 新会梁启超：《知新报叙例》，《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
[3] 顺德吴恒炜：《知新报缘起》，《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
[4] 姜义华：《〈知新报（影印本）〉序》，《知新报（影印本）》，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第2页。
[5] 闽中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诗前小序，《知新报》第46册，1898年3月13日。
[6] 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世界书局，1949年，第19页。
[7] 《知新报》第55册，1898年6月9日。
[8] 《知新报》第46、47册，1898年3月13、22日。
[9] 《知新报》第46册，1898年3月13日。
[10] 闽中畏庐子：《知名士（叹经生诗人之无益于国也）》，《知新报》第55册，1898年6月9日。
[11] 闽中畏庐子：《村先生（讥蒙养失也）》，《知新报》第46册，1898年3月13日。
[12] 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3] 闽中畏庐子：《兴女学（美盛举也）》，《知新报》第46册，1898年3月13日。
[14] 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晨报社出版部，1924年12月，第267—268页。
[15]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6] 闽中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知新报》第46册，1898年3月13日。
[17] 参见《征诗广告》，《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9月2日。
[18] 南武：《海上观日出歌》，《知新报》第113册，1900年3月1日。
[19] 更生：《闻观天演斋主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知新报》第129册，190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