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们眼前是一张七十几位中国男青年的集体合影，可能是在1910年8月庚子赔款留学考选之后拍摄的。照片上的人身着长衫，看得出来辫子是新近才剪掉的。不到一个月之后，当这些青年人准备登船赴美时，他们的外貌已根本改观：一个个留着西装头，身穿上海裁缝制作的西服。[1]
一位张姓学生在《留美学生月报》[2]（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描述了赴美的中国男生从里到外要适应怎样的变化（可能是根据他本人的经历）：首先他们要剪去长辫——“那位迄今相伴的朋友”，其次要“脱下丝绸衣褂和舒适的布底鞋”，代之以“极不舒服的”草帽、双排扣西服和沉重的皮鞋。从使用筷子到改用刀叉，人手变得“笨拙”；从吃“切细的肉丝”到吞咽“大块半生的猪排”，让人“消化不良”；从饮热茶到吃冰激凌则需要“强壮的肠胃”。张说，这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变化使一位“东方人”感到茫然无措。[3]
像张这样20世纪初到美国学习而逐步转变为“现代”中国人的留学生，是站在中国与西方接触最前沿的人。他们比他们在国内的同时代人所经历的变化要更剧烈、更彻底，在很多情况下，也包含着更多的冲突。这些学生旅居美国的时期，正值他们人生的定型期，美国的经历对他们的政治、职业、情感甚至体格的成长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们令人好奇，但学界一直不太关注，相关研究不多。[4]现在，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开始被认识。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中国外交界、实业界、金融界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以及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妇女。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教育家和学者，他们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和思想界定下了基调，树立了风范。[5]这批中华民国时期的人物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为实业界[6]打下的根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领域的基础。与本书论题更为直接相关的是，他们引入了新的社会习俗、新型的人际关系以及新的结社方式。简言之，他们引进了含有“现代性”（modernity）关键要素的新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对这批人的经历做详细的考察，对于了解20世纪的中国及其跨文化的变革将大有助益。
作为“活法”的现代性（Modernity as Lived Experience）
这批人中最有名的大概莫如杜威的弟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7]但胡适只是众多与他具有同样才干的人中的一个。[8]在1910年赴美的那批人（前面提到的那张照片中的人）中包括以下后来颇有影响的人物：竺可桢，曾在哈佛就读的气象学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有关他的情况见本书“余论”）；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和音乐学领域的开拓者，所著的汉语教材至今仍在美国许多大学中使用；张彭春，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教育家，对清华和南开两所著名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并在南开中学推动学生戏剧活动，对把现代戏剧引入中国功不可没。[9]
同时期赴美的中国学生中还有许多同样杰出的人物，他们回国后给近现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是1949年以后在“以革命为纲”的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他们被边缘化或被彻底否定了。他们因在西方受过教育而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这一标签，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常常受到批判和谴责。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推动了新一轮出国留学浪潮的兴起。在这一背景下，早期留学生的名誉得以恢复，有关中国留学生运动的著作开始在中国国内出版。[10]
但是这些书籍都没有对20世纪早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做专门论述，也没有对这批学人对近现代中国的贡献做详尽考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写过文章回忆他留过学的老师一辈人，他说自己像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的“白头宫女”，讲述人们不感兴趣的往事。[11]由费孝通的感慨引出这样一个问题：虽然这批20世纪早期的留学生现在又被人重新提起，但人们真正了解他们吗？
在西方学术界他们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留学英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传记（该书受到很好的评价）[12]的作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说，这批20世纪早期的西方留学生向中国引进了都市化的西方现代文化，但由于他们所受的精英式西方教育以及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远离，“他们面临着为中国社会其他阶层所疏远的命运”[13]。汪一驹（Y.C.Wang）和陈志让（Jerome Chen）对费侠莉的这一说法表示认同。[14]
不错，这批西方留学精英对20世纪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我认为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他们是过于狭隘了。作为本书主角的留美学生与中国20世纪的巨人毛泽东、邓小平和蒋介石属同一代人，但他们的光辉长期为后者所遮蔽，虽然他们以自身的方式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出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一代特殊的中国人”，既是“最后一代在学童时期受孔子学说浸润的人，又是第一代不仅在国家主权也在思想文化上面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人”。[15]要了解这一代留美学生的历史作用，需要梳理他们的思想谱系，将他们与他们的上一代进行比较。
在他们上一代人中出现了杰出的思想精英，他们是本书所考察的人物的思想导师。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早的代表，上一代知识分子（下文将称之为“思想先驱”）在19世纪末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类型的可见群体”[16]，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严复。梁启超鼓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终极共同体”（terminal community）[17]的观念，严复崇尚的理性与技术以及他对国家富强的追求[18]，均对年轻一代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尽管梁、严这些人具有思想的革命性，他们却“大多仍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19]。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思想先驱们最早提出了“现代人”是“自信的工程师、实业家和专业人士”的观点[20]，但是只有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才真正开始出现在西方、日本和中国国内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专业人才。梁启超自己的孩子们正是这样的人。[21]
无论是留美学生还是他们的思想导师都可以被看成是“过渡”时代的人，但这两代人与“现代性”（modernity）的关系不大相同。首先，思想先驱们直到成年后才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而留学生们更为年轻时即已开始接受系统化的现代教育；其次，20世纪初科举考试的废除使得年轻一代不得不去开拓新的职业生涯；最后，日常生活也显示出了变革的迹象——早在20世纪头十年，一些人已经开始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选择“现代”的生活方式。[22]
如果参照麦伦·柯恩（Myron Cohen）颇有见地的说法，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来说，如何“做人”包含着两层含义——如何谋生和用何种方式生活[23]，那么我们可以说，如何“做现代中国人”也同样包括谋生方法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通常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只注重他们的思想观念而忽略其他层面。我认为，对这些人来说，“现代性”不仅涉及思想观念，也是一个“活法”的问题，一个“存在”（existential）的问题。一个人如何生存越来越说明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因为“越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活法）也就越与他的身份塑造和再塑造密切相关”[24]。
我的看法是，这批留美的学人并非是第一代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但他们却是第一代以“现代”方式生活的中国人，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谋生手段方面，他们都朝现代模式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改变自身的“活法”，他们进一步拓展了上一代先驱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我们在研究留美学人时，需要超越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局限，吸纳更广阔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文化史视角，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以中国的名义寻找现代之路”（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25]的人——这些赋予现代性以日常生活内容的中国人——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在本书中，“现代性”不是一个既定的社会历史模式，也不是个适用一切的概念，更不是一个“完备或综合性的整体”[26]。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并没有一个统一适用的“现代性”定义[27]。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在“现代西方”内部一直存在各种类型的现代性，其中的冲突和矛盾使现代性概念处于一种复杂和不确定形态。[28]此外，源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并不能恰当描述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模式。中国学者汪晖在他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中，指出现代性概念内在的不协调和矛盾。他问道：“谁的现代性？”以此来强调这个概念的西方根源，提醒我们在将其用于中国时需要十分谨慎。[29]汪晖认为，中国建构现代社会的过程不仅仅是从各个不同类型的现代西方社会借用某些概念、态度和行为，还需要重新审视并有创造性和选择性地与中国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连接起来。[30]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历程，而是一个充满曲折和痛苦的过程，其中包括探索有中国特性的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做研究时，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继承还是背弃——就是个被不断提出的问题。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认为，除了情感上的牵连之外，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几乎没有什么继承。[31]但我认为更有说服力的看法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将继承与扬弃相结合。[32]对于本书所考察的这一代人尤其如此。这代人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仍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33]这一代中的有识之士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影响，而是以“我”为主体，对西方文化加以仔细的消化和认真的选择，以探索复兴中华文化的途径。[34]1922—1926年间在美国就读、颇具识见的潘光旦在《留美学生季报》（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35]上发表文章说，留学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中国在思想上依赖西方，而是要与西方比肩而立，创造与世界诸国“平等而又相异的共同文化”[36]。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留学生在美国期间的生活（虽然有一些章节，例如第二章，详细讨论了一些人回国以后的活动）。我考察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modernity）的含义，以及他们如何在美国尝试现代生活模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完成学业之后都返回了祖国。[37]
对中国人来说，“现代”就其本性而言涉及了跨文化（cross cultural）的交流。[38]留美学生的经历最令人感兴趣之处恰恰在于它发生在跨文化和中美两国历史交织的背景之下。此处的挑战是如何在中美两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多重背景下展现留美学生的经历。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出现了重要的文化运动，它们为留学生们的经历提供了多重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正踩在迈入“现代”的门槛上，处于从清末向民国过渡的复杂吊诡时期；而美国则遭遇着它自身的、由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虽然留学生们所处的历史舞台具有中美双重背景，但说到底，是他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和态度决定了他们将如何对待来自美国的启迪和影响。20世纪初的美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现代性版本，给留学生们对“现代”的理解打上了独特的美国印记。尽管如此，本书中的诸多人物在生活和论著中所面对的问题——民族主义、民主参与和自由结社、现代学科专业和职业出路的选择、感情和婚姻、新式休闲以及种族问题等等，却是与中国现代性有关的普遍问题，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它们的意义。
第一波和第二波留学潮
我们有必要将这一代留美学生置于近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一百多年以来，无论是为了寻找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良方”，还是为了获得各方面的现代知识，或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离开祖国到世界各地去学习。近现代中国留学运动有高涨期和低迷期，它们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波动相呼应。自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再次走出国门。[39]来自中国的强大的留学浪潮正在冲击着整个世界。[40]
最早的中国留学潮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在推行“洋务运动”（亦称“自强运动”）中派出的官费留洋学生[41]，其中最有名的是向美国派遣的一百多名“幼童”（1872—1881），18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最早从一所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为他们的副领队。他们被称为“最早来自中国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42]。但这一派遣计划不到十年就夭折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负责留学事务的首要官员担心这些幼童被西方的生活方式所腐蚀，不断向国内发出负面报告，影响了国内决策人的态度；二是因为当时美国出现了排华风潮，导致美国政府从它早先承诺让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立场后撤。[43]
20世纪早期的留学生（包括本书所论及的留美群体）构成了第二波留学浪潮，而这一留学运动的兴起在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1900年义和团事变导致八国联军一度武力占领京畿地区。此后清政府出于自保，开始努力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在它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中，最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44]自此以后，官方开始推行新式教育。当时的改良派领导者之一张之洞认为派遣留学生是出路之一，他同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45]。这个在19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口号不久就过时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面临着“方向性的危机”（a crisis of orientational order）[46]，人们开始渴求西方的知识，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正是在这种思想开放的氛围下，第二波留学浪潮开始涌动。与容闳引领的那次短暂、目的相对狭隘的留学潮相比[47]，新一波浪潮来势强大，历时长久，既得到国家也得到社会的支持，学生们自觉地去西方汲取知识。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看法也接受了出国学习意味着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背离，这与容闳时期守旧的官员企图抵制西方文化对幼童的影响大不一样。
第二波留学潮中的学生并非都去西方。在20世纪头十年，去新近现代化的日本学习是很多人获取新知识的捷径。在高峰期的1906年，仅在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八千多人[48]，比任何一年的留美学生人数都多。大多数留日学生学的是教育、法律、医学和军事等科目，但在日本最有名的中国人却不是致力于学业的学生，而是孙中山等一批持政治异见者。
随着1910年代中期兴起“勤工俭学”运动，法国成为留学欧洲的一个中心。从1919年到1921年，有1600多名中国青年前往法国，不少人是到巴黎和里昂。这些人在专业学习上的成果令人怀疑，但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最早的共产主义团体。[49]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比利时等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生。[50]
与去日本和法国的留学人数大起大落不同，1900—1927年间去美国留学的人数却是缓慢而稳定地增长：1906年，约300名；1911年，增至约650人；1915年，超过了1000人；三年后的1918年，达1200人左右；1925—1926年间，估计达1600人左右。[51]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学校，西部和南部相对少得多。[52]
在美国学习的费用远远超过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经济能力[53]，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学生只能依靠其他方面的支持。政府的资助是主要的来源，居第二位的是教会的赞助，但要少得多。[54]还有少数人得到富有的慈善家的资助。一般来说，即使是那些享受官费资助的学生，也都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55]
大部分学生来自受西方影响越来越大的沿海地区。来自浙江、江苏、广东三省的学生占相当大的比例[56]，这显示了内地与沿海的差距正在扩大。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一趋势日渐明显。出自精英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在留学生中的比例很高，这一情况在1910年间已开始令人不安。[57]尽管有庚子赔款和其他政府资助，官费留学生的比例逐年下降。1910年以后，自费留学生的人数明显超过官费学生。[58]
庚款留学计划是留美项目中最重要的。有理由认为，它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留学运动中最有影响和最为成功的。它之所以享有很好的声誉，是因为录取程序严、培养出的学生学术水平高，尤其是在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成立之后。[59]该项目从1909年到1929年间输送了大约1300名学生赴美留学[60]，从里面涌现出众多近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育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61]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超额部分的历史显示出美中两国之间复杂的、从根本上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指出的，美国决定退还庚款超额部分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费用，说到底是美国政府为了推动由它主导的中国改革的一个举措。[62]美国政府将超额庚款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还有国际地缘政治的考量。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大为膨胀，中国学生纷纷赴日留学。美国担心这个迅速崛起的国家会成为自己在太平洋的竞争对手。[63]
对于中国人，包括获得庚款教育机会的留学生来说，义和团事变的屈辱记忆一直是心中的隐痛。[64]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眼中，19和20世纪的西方既代表帝国主义的欺压，也代表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庚款留学显然也具有这种双重含义。有意思的是，两位清末留美幼童在庚款留学上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1903—1907在任）在谈判促成美国向中国退还超额庚款上功不可没[65]；而1909年间担任中国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则在规定留学学习科目上起了重要作用[66]。没有什么比这两个事实更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赴美留学第一波和第二波浪潮之间的联系了。
内容与组织
本书的一个目的是追述和阐释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经历，资料来自当年中英文的有关出版物、大学档案、报纸和杂志、私人回忆录和日记、口述历史以及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内进行的访谈。全书共分六章，分别叙述中国留学生在美经历的各个方面，一些章节也谈到他们回国以后的情况。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留学生经历的一个重大观念变化，是开始把自己视为中国国民，这是他们“现代身份认同”（modern identity）的重要标志。他们开始寻求与其他中国人的结合。本书第一章即从这一角度考察了中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着重记述了中国留美学生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的活动，它是当时中国留美学生团体中人数最多和机构最完善的。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新政”名义下的立宪运动，自治和政治参与的理念也随之流行，中国留美学生会也开展了相应的民主政治尝试。
民国成立之后，留美学生的民主精神变得委顿，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留美学生会的衰落。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从清末到民初国家政治转型的艰难。留美学生在这一时刻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在这一过渡期的困境，同时也为“民主”对中国人的“含义”提供了实例。尽管留美学生会衰败了，学生们结社的愿望并未消退。这一章也考察了其他类型的学生团体，譬如兄弟会。兄弟会是一个难以把握、极少被人研究的题目，但对它的窥探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一些至今仍然隐秘的政治和组织活动。
第二章着重记述了留学生的学业生活和专业活动。昔日中国的读书人追求“学而优则仕”，但随着科举制度的解体，中国出现了不再依附于国家政体的现代专业人士，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留美学生构成了第一代中国专业人士的骨干，他们是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他们在美国期间成立的专业社团对培植他们的专业意识起了重要作用。这类专业团体的出现，也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学生们结社的愿望。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选择依靠专业技术谋生而非从事政治革命活动，也意味着留学生们寻求渐进和改良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取向。这一章有相当篇幅记述留学生归国后的作为。回国后，他们不仅致力于移植来自西方的各门学科和组织专业社团，还力求使其“中国化”，如社会学家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专业知识分子们成功地树立了专业的权威，并为自身赢得了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由于在“社团组织”这一题材上与第一章联系密切，我把它列为第二章。
第三章考察了种族问题。20世纪初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西方人所定义的种族观念既抵触又不得不接受，并在民族主义框架内建构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意识。对于留美学生来说，由于身处一个中国移民被法律明令禁止的国家，他们对种族问题的感受比在国内的同胞更为切肤，而他们与以劳工为主的中国移民的关系，则是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这一切都使得种族、阶级、现代性等问题变得突出。1910年代上半期，一些留学生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希求对在美华工的状况有所改善。1920年代时，五四一代人却没做什么帮助华工的具体事情，虽然他们把中国移民的处境看作是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屈辱地位的象征，而在精神上对华工们似乎更加认同。不过，在五四一代人中，一些受到自然和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学生开始研究种族和民族问题。总体上说，中国留学生并不拒斥西方规范的种族等级观念，而是寻求在其框架内改善中国人的地位。
第四章的主角是女留学生，涉及的时间段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共四十余年，对19世纪末以来的女留学生状况做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67]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可以分辨出比较清晰的三个“代群”（generational cohorts），各自面临具有其时代特点的问题并有自己的解决之道。女留学生是总体留学运动的一部分，但她们的经历及想法与男同胞们有明显的不同，她们在学习、生活和事业中不断体味着对“现代女性”的挑战，“家庭生活”和“女性特质”（femininity）以及事业和婚姻的冲突对她们有着特殊的含义。她们的故事值得专辟一章来讲。
第五章探索的是留学生们特别是男学生的情感世界。告别了社会与文化秩序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母国，来到一个在行为准则上大相径庭、在两性关系方面相对开放的西方国家，许多男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内已经订了婚）在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上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逐渐试图去突破中国传统对自身的禁锢；但同时，孔孟之道虽然已在式微，却仍有足够的余威。正是在充满冲突和张力的背景下，留学生们面对着如何解决两性关系、爱情、性和异族通婚等问题。
第六章论及的是留学生们的业余生活和休闲活动，主要涉及体育和演剧这两个对20世纪早期的中国留学生非常重要的现代文化领域。通过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学生们养成了对健康体魄的重视，树立了更加全面的素质观点，特别是一些男学生们开始认同一种以行动、竞争和体格强壮为标志的阳刚气质观念。戏剧演出则为男女学生们提供了放松和娱乐的方式，也成为向美国观众展示中国正面形象的手段，更成为留学生们探索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平台。一些在美国参与戏剧活动的人回国后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
本书涉及的时间段主要是1900—1927年，从清末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期。1927年标志着国民政府执政的开端，到那时本书中所关注的大多数人物已经结束了他/她们的留学生活并返回了祖国。这二十七年中有关留美学生的资料极为丰富，提供了大量的信息。[68]
个人感言
作为一名留学生在美国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开始对早期留美的前辈们产生兴趣。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书籍很少提到在西方受过教育的那些人，而作为在这个时期长大的年轻人，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美国时，我对我的留学前辈们一无所知。1985年秋我回到中国，找到20世纪初期到美国留学的一些人并做了访谈，彼时他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69]我采访的最大收获不是得到一些事实数据，而是对那一代人有了亲身感受。
特别吸引我的是李景汉，上世纪20年代初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在社会学研究中倡导统计学方法，是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权威。老人的听力不好，对我准备的问题听不太清，但他的头脑仍然清晰，我任他沉湎于怀旧的思绪之中。有两次我看见91岁的他眼中闪出光亮，一次是谈到在中国留美学生夏季年会上的网球比赛和讲演比赛上获奖[70]，另一次是谈到他1949年以后绝版的著作将由中国某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说到这些，他的脸上显出孩子般的笑容。在“余论”中我将谈到他的一些情况。
从李景汉位于北京东部简朴的寓所中出来，我感到一些悲哀，为李景汉，也为中国社会学。我敢肯定，在这个不起眼的居民区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一位杰出的20世纪中国社会学家。[71]自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批判为“伪科学”后，李景汉和他的同事们几十年来在这一学科上花费的心血遭到否定，这使得中国的社会学后继无人。80年代改革开放后，李景汉那一代人已经凋零，年轻一代学子只能到国外去“重拾”社会学，而不能在国内向自己的中国老师学习。
如今20世纪已经过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人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工作之一是重新发现和评估被“革命中心”史观湮没和扭曲的人和事。突然之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呈现出它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面貌。本书的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我想做的是追溯20世纪早期留美学生群体的足迹，力求比较全面地考察他们的事迹，并以一种批评的精神，对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进行反思。这本书是一个后来者对留学前辈的纪念，我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将我们这一代留学学子与前一代人连接起来。
[1] 按当时的要求，留美学生需改换发式和服装。有关服装及其价格，许先甲在《游美略说》（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2期，1909年2月25日）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2] 该杂志最初名为《中国留学生简报》（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由中国留美学生会东部会（Alliance of the Eastern States）1905年创办，此处的名称为该组织1907年夏季在马萨诸塞州安多弗（Andover）举行的会议上改换的。1911年中国留美学生会成立后，该杂志成为这一全国性组织的正式刊物，一直延续到1931年4月，出版的地点随编委会所在地而改变。最早的留美学生刊物名为《龙子学子》（The Dragon Students），是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1904年创办的中文杂志。有关留美学生的出版物和名录，见《留美中国学生出版物之进步》，第25—26页。
[3] E. L. Chang，“Innocents Abroad”，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2月，pp.300-301.
[4]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批20世纪初留美的学生都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课题研究过。在美国发表的一些研究论文或仅仅一般地考察中国的留学活动，或仅仅专注于对个别名人的研究。在美国出版的有关个别名人的著作，见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以及Chou（周明之），Hu Shih and the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关于洪业，见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关于沈宗翰，见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关于晏阳初，见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5] 有关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作用，见E-Tu Zen Sun（任以都），“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1912-1949”，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pp.363-368，“Personnel: An Elite Trained Abroad”。
[6] 有关这批留美学人在实业界所起的作用，见胡光镳：《波逐六十年》，以及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
[7] 胡适最后的职务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担任此职直到1962年去世。
[8] 胡适在1910年举行的留美选考中名列第55。
[9] 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创始人是张彭春的胞兄张伯苓。20世纪前期，南开中学开展的话剧活动在中国北方很出名。
[10] 见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丁晓禾编：《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中国留学教育》。
[11] “白头宫女”是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笔下的人物。费孝通谈到的老师包括吴泽霖、吴景超、潘光旦和吴文藻。
[12]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13] Furth，“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1895-1920”，in John K. Fairbank,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pp.322-323.
[14] Y. C. 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Jerome Chen, Chinese and the West.
[15] Sar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p.ix.
[16] Hao Chang（张灏），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1.关于这一代人，又见Lin Yü-sheng（林毓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pp.30-37，“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Schwartz（史华慈），“Limits of ‘Tradition vs. Modernity’ as Catergories of Explanation”，Daedalus（Spring 1972），pp.80-81。
[17] 张灏用这一术语来研究梁启超，见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p.166。在其他一些研究梁启超的书中，与这一内容最相关是Tang Xiaobing（唐小兵），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18] 有关严复的研究，一本可读的书是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汪晖就史华慈对严复思想的诠释提出了不同看法，着重强调了严复有关“现代性”思想的矛盾。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载《学人》第12辑（1997年10月）。
[19] 史华慈在“Limits of ‘Tradition vs. Modernity’ as Catergories of Explanation”一文中持这种观点。
[20] 见Schwartz，“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urth and After”，in John K. Fairbank,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21]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在美国攻读不同专业，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例如长子梁思成在美国读书，后来成为杰出的建筑学家。有关梁思成，见Fairbank（费慰梅），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有关梁启超的子女，见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22] 在龚书铎编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20世纪初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23] Myron L.Cohen，“Being Chinese: The Peripher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dentities”，Daedalus（Spring 1991）：118.
[24]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81.李欧梵在讨论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性”时也说，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物质变化有关。见Lee, Leo Ou-fan，“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in Wen-hsin Yeh,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1900-1950。
[25] 这个说法受益于本书稿不具名审读者的启发。
[26] 见Schwartz，“Limits of ‘Tradition vs. Modernity’ as Catergories of Explanation”。在“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一文中，史华慈进一步讨论了他有关现代性的思想。
[27]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指出，现代被看作有别于传统的“他者”（the Other），它是嵌于“改良”和“进步”观念中的（以强调对于时间的线性理解）（pp.208-209，160-161，243-245，318-320）。有关“现代性”的文献既多且杂，为本书讨论的方便，“现代化”（modernization）指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进步，“现代性”则指特定的思想模式和意识模式。关于这些词语的演进，参见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28] Schwartz，“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Further Reflections”，Daedalus（Summer 1993）：207-226.
[29] 汪晖：《汪晖自选集》，第1—35页。
[30] 在对严复的研究中，汪晖令人信服地论证，严复在构建中国的现代理念时，对中国思想界的传统既有割裂也有继承，见汪文《严复的三个世界》。
[31]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32] 张灏在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一书中提出了这种看法（p.1）。汪晖的研究进一步提示了某些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关系，见汪文《严复的三个世界》。
[33] 任以都在1985年5月13日写给我的信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34] 李欧梵在其《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一书中，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现代作家做了类似的讨论，见该书第九章，第307—323页。
[35] 《留美学生季报》是中国学生会出版的一份中文杂志，在上海印刷，其前身是《留美学生年报》。《年报》约在1907年创刊，1914年左右停刊，最初几期已很难找到，原中国科学院社科部存有1911年和1912年两期。《留美学生季报》第1期出版于1914年3月，1922年年中暂停，1926年3月续出，直到1928年6月。
[36] 潘光旦：《今后之季报与留美学生》，载《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期（1926年3月），无页码。
[37] 由于美国移民法对华人的限制，这一代学生完成学业后基本上没有留在美国的可能性，因此“去留”的选择不是本书须讨论的问题。
[38] 汪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现代”对中国人来说是一“跨文化”之举（《汪晖自选集》，第32—33页）。
[39]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据估计达25万，见1996年7月26日《世界日报》（第A10页），“大陆留美学生总数高居世界榜首”。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书中认为，不可能获得70年代以来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的准确数字（第76—81页）。20世纪末期与早期的留学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许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都定居国外，主要是西方，他们构成了中国近几十年国外移民的大部分，这使得当代的留学活动带有很强的移民味道。
[40] 有关当代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见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Lampton, Mandancy, Williams,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Kallgren and Simon, eds.,Educational Exchange; Hayhoe and Bastid, 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Zweig and Chen, 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Bullock，“Promoting the American Way: Exchanges with China, Revisited”。另参见钱宁：《留学美国》。
[41] 清政府向美国和欧洲两地派遣了留学生。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86—118页。
[42] 关于这批留学生，见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43] 见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第二、三、四章。
[44] 萧功秦重新审视了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传承方面的突然断裂（《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第11—17页）。
[45] 有关张之洞所提口号的争论，见Y. C.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p.52-54。有关张之洞本人，见Bays,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
[46] 张灏在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一书中（p.7），论述了“方向性”危机（a crisis of orientational order）。
[47] 清政府希望那批幼童学习军事以及相关的科目。
[48] 黄福庆：《清末中国留日学生》（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49]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50] 关于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86—106、381—392页。
[51] 我把1925年的留美学生人数定在1600人左右，而不是像汪一驹（Y. 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47）和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872—1949》，第45页）所认为的，在2500—2600人。这是因为在查看了这一时期前后的统计数字后，我认为1925年期间不存在学生人数激增的理由，而在王奇生书的表2中，这一年的留美学生人数从1673人激增至2500人。同年《教育杂志》上刊登的一篇题为《留美中国学生之调查》的未署名文章，也认为人数在1600人（第13页）。一般来说，那个时期留美学生人数的统计数字是不可靠的，这里举出的数字也只是估计。
[52] 关于中国留美学生所在地区，见《留美中国学生之调查》，以及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382页。
[53] 中国政府向留美学生发放的标准助学金1909年为960美元，1924年为1080美元。见Y. C. 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53，note 32。
[54] 除了庚子赔款以外，政府的资助还包括各省政府及清政府某些部门提供的奖学金。教会资助学生的一个例子是董显光，见《董显光自传》，第一章。
[55] 苏云峰考察了中国留美学生的家庭背景，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相当富裕的家庭（《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234—241页）。
[56] 1921—1934年间，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学生的百分比分别为24.9%、12.8%、12.8%（Y. 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57）。留日学生的情况也类似，留法学生的情况有所不同（Ibid.,p.60）。
[57] 任鸿隽对这一状况提出指摘，见任鸿隽：《教会学校与留学生》，载《留美学生季报》第2期（1918年夏）。舒新城也对留美学生中教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过高表示不安，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36—248页。据舒估计，1921—1925年间教会学校毕业生占去各国自费留学生总数的30.68 %，其中89.4%去美国，留美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比例要高得多（同上书，第247页）。
[58] 1905年有近61%的中国留美学生享受官费，1910年约为32%，1925年为20%（Y. 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151）。
[59] 该校1911年成立时叫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英文名为Tsinghua College。它最初是一所八年制中学，1925年后取消了初中部，设立了四年制大学部。有关清华的历史，见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校史稿》及《清华大学校史资料编选》第一卷。
[60] 准确数字见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382页。1929年清华学校（只有该校的毕业生能享受全额庚款助学金）成为一所国立大学，结束了留美预备学校的历史。此后庚款助学金向所有有志者开放。
[61] 见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387—398页；又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
[62] Hunt，“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no. 3（May 1972）及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p.266-270。在这篇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文章末尾，亨特摘引了《每日领事和贸易报告》（Daily Consular and Trade Report，1909年11月15日）中的一段话，表明美国人并不隐晦他们企图从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未来领导者身上获得利益的想法：“他们将学习美国的制度，和美国人交朋友，回国以后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倾向于美国，甚至可以说由此建立一个中国联盟。退还庚款是美国人做的最有利可图的一件事……它将建立一种强大的倾向于我们的势力，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政府和贸易机构可以与之抗衡。”
[63] Hunt，“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no. 3（May 1972），p.549；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8页。
[64] 梁实秋是清华学校1923年的毕业生，因为该校的起源与中国蒙受西方的屈辱相连，他对母校一直怀有矛盾的感情。见梁实秋：《清华八年》，《梁实秋散文》，第204页。
[65] 梁诚，广东人，作为幼童留学第四批学员，他1875年（12岁）赴美，先在麻省安多弗菲利浦学校（Philip's Academy in Andover）就读，后转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早在庚子赔款谈判之初，美国政府就已意识到赔款过多。但只是在经过驻美公使梁诚两年多（从1905年初到1907年夏）的不懈努力之后，罗斯福政府才把退还超额庚款的意向变为正式公文。有一段时间，梁诚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他便尽力影响公众舆论，“接受报纸的非正式采访，四处演讲，并寻求友好议员对此事的支持”。见Hunt，“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no. 3（May 1972），pp.543-547。美国政府一旦同意退还超额款项，梁便宣布，此款原是中国人自己的，美国退还时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但他也意识到要做适当的妥协，“将该款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青年的计划，但又不明确承诺退款将永不可变更地始终用于这一特定计划”（Ibid.,pp.547-548）。有关梁诚在美国的活动，又见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
[66] 当退款事宜确定且中国政府同意将其用于留学学生的资助后，1909年时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提议，大多数留学生应学习技术等实用科目，如工程等学科，以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他的提议得到教育部的认同并成为官方政策（见苏云峰：《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6—17页）。本书第二章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退款问题牵涉的第三个“留美幼童”是唐绍仪。唐同意袁世凯的观点，即用退款建立一个银行来开发中国东北地区，用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日本和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在东北修建由中国人控制的铁路，开发自然资源，以及改善政府在东北的行政管理，而这些都需要钱。唐因此反对把这笔钱用于教育，他甚至远赴美国（1908年11月—1909年1月）寻求对建立这一银行的支持，但未果。见Hunt，“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no. 3（May 1972），pp.551-556。
[67] 托马斯·拉法格（Thomas E. LaFargue）的其著作《中国的头一百个人》（China's First Hundred）中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留美幼童做了研究，但完全没有涉及在此前后留学的中国女性。这促使我把这一章的时间跨度定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以便对女留学生进行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
[68] 作为我的主要资料来源的《留美学生月报》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变得不那么有意思，信息也少了。
[69] 那年秋冬我采访的人包括：章元善，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来成为科学社的创始人；陈翰笙，1922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谈到他的留美生活（第14—17页）。我还采访了陈岱孙和周培源。陈1920年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得学位，之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192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到1997年去世时，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周培源1902年出生，1924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1927—192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读，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78—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采访的人都是男性；我曾设法找到了唯一的一位女性，但就在我准备访问她的前几天，她因胯骨骨折住进了医院，致使我的采访计划夭折。
[70] 李景汉的儿子李伟格记得，在他小时候那两个奖状一直挂在他家的墙上（据我对李伟格的访问，1993年6月19日）。
[71] 不但他的邻居，就连他所在的单位也不清楚他是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那是李生前的单位，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竟不知道李景汉是谁，当然那时他已去世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