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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的通道旁,值班门卫的岗亭空无一人,十字转门上着锁,那里聚集着一群人。主要是男人,女人很少。即使是女人,穿得也很不起眼,和男人几乎分不出来,打扮得平淡无奇,身着深色的短外套:蓝的、黑的、深褐的;头戴深色的鸭舌帽,一样款式的深色运动编织帽。人,也许,本来应该更多些,可是不巧突然下起了雨。雨势根本不大,细雨如丝,不过感觉还是潮乎乎、阴沉沉的。又无处躲雨。人群后面的通道关闭了:少数余下的工厂人员,穿过旁边的行政大楼来到了生产区域,新领导的车应该经过这儿。
工厂前的集会是半自发的,没有统一的组织,五颜六色的女式花伞散盖着人群,不过工厂的大门上用胶带粘贴着两条写在纸上的标语:“还我们的钱!”“你们的资本主义——狗屎!”标语的字体歪歪扭扭的,可能是出自学生之手,红色的水彩书写的,有些地方已经淋透,流下红色的泪痕。有人仓促地写了一份致当地政权请愿书,这份申请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大家纷纷签名,虽然大多数人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徒劳。
集会的作用很少有人相信:集会,甚至罢工在厂里不知道举行多少次了,可是就是不能得到工人想要的结果。如今人们加入“这样”抗议队伍,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或者是出于好奇。
谢尔盖·康德拉托夫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这里,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他清醒地认识到:从前的生产——已经完蛋了。设备本来就需要更新,升级换代,而目前,停顿闲置的设备都以三倍的速度老化,凡是值钱的都被陆续偷光,拆掉,拧走……谢尔盖甚至对于自己在测量仪实验室的野蛮破坏行为没有丝毫愧意。
“瞧,想要拿生意来教训俄罗斯。到处听到的都是:生意、生意,生意……”
“美国的走狗!他们想把全国上下都变成二道贩子!”
“那个秃头改革派干的好事。现在所有的平民都在为窃贼打工。”
“这样的政权不需要俄罗斯民族了。人死得越多,他们得到的石油就越多。”
“青年人吸毒,姑娘们羡慕妓女。难道让这样的年轻人站到机床前面?”
“变成了无人照顾的流浪儿——像国内战争时期一样。”
“现在依然是国内战争。每生一个死两个。”
“确实。女人都不想生孩子。”
“养活得起吗?”
人们之间的谈话简短而又充满了愤怒。那些恶毒的语言或者针对政府,或者指向所有的人。不过交谈的过程中几乎听不到脏话,很少有失控的时候……(男人想起了女人)
一位妇女,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暗绿色廉价羽绒服,这身行头是尼科利斯克旧货市场上越南人常卖的物品,谢尔盖在车间工作时对她很了解:铣工莉扎。他很少和她交谈,只是打个招呼。和她讲话很难:她口吃,说话时拉长音节,很久才能费劲地讲完几个字母。她在机床前的工作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拿起坯料——一根小金属棒,把它固定在夹具上,用铣刀车槽……就这样更换好多好多好多次。就这样日复一日,像台自动机器。
站在莉扎旁边的尤尔卡,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是莉扎的儿子,十二岁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而没有去学校。确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男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不大喜欢上学,而成年人的罢工对他来说,更有趣些。
“快看!廖瓦·乔尔内赫举着旗起劲地舞着呢!”
人群中涌动起来。廖瓦手握细木,高举着一面红色的旗帜,朝着工厂走来。他没戴帽子,一头蓬乱的红褐色浓发,敞着带斑点的短呢上衣,步伐坚定,阔步前进,富有戏剧性。和他并肩行进的是当地《尼科利斯克真理报》的记者鲍里斯·瓦伊斯曼,他穿着黑色皮大衣,戴着方格鸭舌帽,肩背着手提包,跟着廖瓦,唱呀,笑呀,镀金框的墨镜闪闪发光。
“同自(志)们!子(只)有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把工人阶级从万恶的资本中解放出来!”模仿列宁发不准的р音,廖瓦像在集会上那样大声喊道,“同自(志)们,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擞宗(手中)!”接着他用浓重的鼻音唱起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歌》,双手紧紧地握着无产阶级旗帜的旗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对于他的表演有的人哈哈大笑,有的人开怀一笑,而人群中有个人厉声斥责起来:
“你说,记者兄弟,你应该知道,你在报纸工作”,一个个头不高、圆脸的胖子用低沉的声音冲着瓦伊斯曼说道,他的外号叫“仓库管理员”,穿着棉袄,头戴一顶又脏又破的小圆帽,“我们自己的国家既像革命,又像战争,一句话,乱七八糟。那么其他国家呢?啊?以前有二十个国家大批购买我们的产品,啊?他们那些国家也是丘拜斯这类货色攫取了政权吗?啊?干嘛他们一下子都不要我们的产品了?啊?”
鲍里斯什么也没有回答,微微一笑,镀金的眼镜不时地闪闪发亮:不知道在黑色的镜片下,他的眼睛里装着些什么。“仓库管理员”的问题得到了其他人的回应。人群中再次翻起了嘁嘁喳喳的声浪。
在三层厂部的一扇窗口中,谢尔盖发现了奥古涅夫。他从上面观察着从前的工人,似乎是要把自己隐蔽起来:没有完全走进窗前。“我在大学里帮他写毕业论文,这个下流坯。现在处处都和我作对……”谢尔盖漫不经心地想道。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
“来了!”
“不错——来了!”
“在那儿!那辆正在拐弯儿的黑色伏尔加。”
“听说,从莫斯科来的。”
“从自己人中选拔一个更好。”
“说得对。莫斯科人挺可恨的。”
“要是从德国请来德国人管我们多好啊……”
灰蒙蒙的细雨中,沿着通往工厂的路上,行驶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它那闪亮的前脸越近,人群中的话语越少。最后人们完全安静下来,稍稍向左右闪开,好让驶近的领导看到大门上挂着的泪水涟涟的红色标语。
黑色的伏尔加在集会工人前面停了下来,没有穿行到行政楼的正门。厂长,或许,不想回避人群。不过起初从车上下来的是个一头浅发的小伙子,看起来是位警卫人员,他用贪食的眼神快速地扫过人群,回过身来,对司机说了些什么,然后才打开了轿车的后门。平静而庄重,仿佛人群是等在这里欢迎他的,从车里下来一位年纪不轻、头发斑白、落在地面的步履却还弹性有力的人。他的穿着很有派头:带有灰色细条纹的黑色西装,浆洗过的白衬衣,饰有金色菱形图案的红色真丝领带。警卫员稍微靠前,和厂长并排走着。
“为什么造反,各位汉子?你们好啊!”他的问候平实朴素,既不死板又不奉承,那善意清醒的语调立刻动摇了人们的情绪,缓和了他们的愤怒。
人们觉得,这个人饱经世故,没有电视里那些年轻经济学家的野心和夸夸其谈,但是十足的官气从他的脸上也难以掩饰。
人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了叫喊声。人们不由自主地走近厂长,他自己也迈步向前迎了上去。
“关于工作……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工作岗位做重新安排……以前的管理阶层不是我解雇的。是股东会议的决定,其中包括你们的代表……至于产品,你们自己清楚!”他提高了音调,“工厂往后不再生产产品。这样的质量市场不会接受的。竞争……”
“干吗要它,市场这个鬼东西!所有的人都为了它受罪!”
“从前也有竞争。我们的产品一直是出口到西方国家的!”
“为什么工厂毁了?你们的资本主义——害死人!”
厂长的话被打断了。但是他丝毫没有感到窘迫,平静地听完人们的插话,松了松粗壮的脖子上的领带,狡黠地微微一笑,有理有据地询问道:
“难道不是我们一起选择了这个体制吗?我们所有人!不是个别人……我是共产党员。我没烧党证。我一直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所以资本主义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我们共同的!如果我们自愿置身于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应当平静地克服危机。首先,应当……”
厂长弯着手指,开始数起“依靠集体的力量”亟须着手的事务。人群安静了下来,听着他的讲话。似乎冲突平稳地转入了规劝,参加集会的人从中见到了自己的一线希望。人们开始更紧密地环绕在厂长周围,他们转来转去,离厂长更近了。警卫员很明显地感到不安,推开了最初拥上来的人。
谢尔盖漫不经心地听着领导的讲话,不由自主地观察起铣工莉扎来。她站得离厂长最近(警卫员没有推她,他只是推走那些男工人),看起来像个孩子般地对他充满了信任,听他讲的每一句话,甚至他的呼吸。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有的时候稍稍向前探身,好像要弄清楚什么,了解些更具体的事。可是口吃使她闭口不言。唉,可怜的铣工莉扎!谢尔盖有些难过。熟人的解说为他拉开了印花布的帷幕,让他窥视了后面躲藏着的女人命运……
莉扎的丈夫是大型长途载重货车司机,一次夜间行驶的时候趴在方向盘上打瞌睡,开着玛斯带篷货车溜到了反向的车道,把一辆全速行驶、没来得及躲闪的宝马车压在了车下。从一大堆进口金属中,救援人员用气焊装备切下了两具尸体。这种情况下,司机已经注定被判流放。但是不幸的名牌进口车遇难者的朋友却自己另外进行了法外裁决:犯人司机一家住的房子,交给当地经商的阿塞拜疆人做了私产,他们耍尽了花招,把莉扎和儿子尤尔卡母子二人似乎“临时”搬到空旷的工厂简易住房的一间,那些住房早就决定要拆迁,并且已经没水没气,只有电。如今莉扎面临着连电也要断的遭遇。房子变成了“无主的”,工厂放弃了老旧不堪的破烂,取消了所有的服务,注销了所有的账务。雪上加霜的是,莉扎不久前成了寡妇。她的丈夫死于肺结核。莉扎忠诚地为了丈夫的生活而奋斗,往流放的地方看望他时带些吃的和一些买得起的药,可是赡养人——工厂的机器停了,失业带来的是没钱的痛苦和折磨,而没钱对于病怏怏的流放犯丈夫来说,则成了一个做棺材的快手木匠。
谢尔盖难过地看着从前的工厂铣工戴着一顶蓝色的贝雷帽,这时旁边想起廖瓦愉快的声音:
“听听,谢廖佳,这人真能扯。好像当年的戈尔巴乔夫这个小子,秃头上应该还有块斑点胎记就更像了……”
“我也来自工人阶级……”传来了厂长的话音。
“不太像。是吧,兄弟们?”人群中飘来“仓库管理员”的瓮声瓮语。他的话传不到厂长那儿去,不过周围的人都能听得出过去铸造车间劳动能手的低音,“这么细皮嫩肉的脸平炉边上可没见过,甚至这样的钳工也没有过,对吧?”
近旁的工人们有的大笑起来,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人群中又响起了一阵低沉的不满声。人们开始交头接耳,悄声低语。厂长的讲话黯然失色,对他的最初的信任开始枯竭。
“我永远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
“噢,共产党员!我们的工资钱带来了吗?”廖瓦喊道。
“现在谁都不容易!”面对责难,厂长用坚定而威严的语气答道。
“这个‘谁’是谁?”,廖瓦的嘴也不是省油的灯,“你照过镜子瞧瞧自己那张脸吗?它比总理的还宽!”
“人家问你钱呢!”谢尔盖声色俱厉地喊道,免得把工人集会变成一场闹剧,“您带来结算的钱了吗?给大家发工资吗?”
“我已经回答了。现在谁都不容易……钱我们应该一起来挣!”
突然发生了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一幕。莉扎,站在厂长旁边,看来,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厂长关于钱的态度,整个人变得苍白无力,嘴唇打着颤,眼里放出疯狂的光。忽然,她像一头豹子猛扑到厂长身上,用双手锁住他的喉咙。一切都发生得这样突然,一头浅发的警卫员一直防范着近处的工人,忽略了莉扎。第一排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跟在她身后波动起来,把警卫员挤离了他的首长。
有人吹了声刺耳的口哨,人群开始摆动起来,嘲弄声挖苦声此起彼伏,一下子充满了狂怒。工人成群地用力挤压,将警卫员和厂长完全隔离开来,而厂长被围在狭窄的圆环中成了俘虏。
有的人踹他,有的人拽他的衣袖,还有的人试图拉架,伸手去掰开莉扎……四面八方的人群挤压着厂长,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张着嘴大口吸气,试图从脖子上甩开疯狂的女铣工那紧扣的手指。莉扎头上的贝雷帽被打掉了,落在了地上,脸上已经泛起几处暴力所致的深红色的斑点,嘴角流着口水,没有呼号,没有呻吟,没有话语,而是心中的某种怨恨迸发了。厂长的脖子上几道紫痕清晰可见:几条刚刚抓破的伤口,渗着血迹。
“下流坯!叛徒!”
“出卖灵魂的党棍!”
“在这些肥牛眼中永远都是人民有错……”
“打倒新资本家,伙伴们!”廖瓦慷慨激昂的声音恶毒地搅动了人群。
在这场斗殴中暗含着某种狂热和快意。就像儿时的“叠人堆儿”游戏“人堆儿小——不要我吗?”可是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绝望和走投无路的情绪,似乎连工作、赚钱的零星希望都熄灭了。莉扎大哭起来,双肩颤抖着。人群嗡嗡的嘈杂声如同一窝蜂,他们把厂长团团围住,冲着他喊着什么。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这些宽肩膀的灰色男人群中东奔西窜的警卫员,无法穿过人群接近厂长,他从上衣下面的枪套里拔出手枪,先发制人地朝天空放了一枪。所有的人瞬间吓呆了,愣住了。
“闪开!边儿上去!走开!”警卫员吼叫着,不顾一切地冲向自己的被监护人。
“用大炮吓唬人?走狗!”廖瓦愤怒地喊道,把自己的红旗往别人手里一塞,勇敢地拦住了杀气腾腾的警卫员的去路。
出于愤怒和狂热,人群再度鼎沸起来。廖瓦机灵地钻到警卫员的背后,巧妙地(格斗没有白学)朝他的肝脏一侧打出一记短拳,把他手持武器的胳膊向上一弯,枪掉在了水洼里。为了确保警卫员无法反抗,廖瓦又猛力朝着他的脖子擂了一拳。
“工友们,我把他制服了!我制服了这头公山羊!”他大吼着,一身胜利者的豪气。
遭到廖瓦的击打后,警卫员并没有倒地——毕竟年轻又强壮,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双手在空中乱抓,双眼空洞,浅灰无神……
黑色伏尔加司机扑过来帮厂长的忙。可是他刚扎入人群,又传来了轰隆一声巨响。尤尔卡,莉扎的儿子,把一块大砖头朝领导轿车的后窗玻璃狠狠砸去。司机不知所措:去哪儿?怎么办?跑去抓混小子还是去救长官?还是折回轿车那儿,乌黑锃亮的后备箱上落满了碎玻璃片?
警车的鸣笛声疯狂而灼热,直烧到骨头。带警示灯的乌阿斯牌警车以及特警队的大客车疾速行驶,似乎准备好去哪个角落躲藏起来。
人们向四下里散去,退离了厂长和警卫员,留下遭受痛打的他们在厂前广场的中央。有的人沿着工厂的栅栏立刻溜掉了,但是人群中的大多数留了下来抵抗被警报器和警示灯惹恼的警车。
警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人群还没醒悟过来,就已经被分割开、打散、完全瘫痪了。现在已经不再是人群,而是可怜的一小撮一小撮人,一群身穿黑色制服、手持黑色警棍在头上盘旋的特警队员朝他们猛扑过来。
特警队员对叛乱分子决不拖泥带水:谁赶上热情的手,那就饱尝一顿橡胶警棍。谁胆敢反抗,逃跑或者大声叫喊,像廖瓦·乔尔内赫:“本土的人民要用警棍来教训?下流的‘条子’!”这样的人,干脆收拾走送监狱。
廖瓦的被捕也是一出闹剧。他大声喊叫,胡闹捣乱,而当三名特警队员包围了他,他却突然微微一笑,举起双手:“好了,垃圾,我投降!逮捕我吧!”
疯狂的头戴钢盔的特警队员也朝谢尔盖·康德拉托夫冲去,用肘部撞向他的前胸,一边粗暴地大喊着:“散开!散开!”谢尔盖没有像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那样愤怒,他放过特警队员到前边,然后抓住他的袖子,做了一个擒拿。可是随后一切突然都团成了团儿。眼冒金星!橡胶警棍沿着后背一击,一头儿还打在脖子上,谢尔盖顿时失去了知觉,眼前一黑。他马上被反剪双臂,拖上了特警队的大客车。一切都从眼前闪过,头上传来一阵呼喊声。透过眼角他发现了叛乱的主要分子莉扎,她蹲在栅栏旁,披头散发的,用双臂蒙着头。还在某一时刻,他看到了奥古涅夫,他正围着厂长转呢。
工厂通道前面、关闭的大门前面以及行政大楼前面的广场很快空无一人。大门上的标语洇得更不像样子,耷拉了下来。烟头、碎玻璃、脏兮兮的红旗和蓝色的贝雷帽——已经被人们踩破、莉扎丢失的那顶……细雨如丝,轻轻地磨光毫无成果的对抗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