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环球博物馆

〔英〕William St. Clair

直到1998年，那些倾向于让目前保存在伦敦的古代巴特农神殿上的雕塑构件维持现状的人们依然在两个观点上采取政治化的立场。第一，巴特农大理石是埃尔金勋爵合法获得的；第二，这些雕像在伦敦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两种关涉抢救与保护的看法实质上都是向后的、过去的看法，可以进一步探讨，而且，它们有悖于历史标准，均是站不住脚的。

埃尔金将其取走大理石的权利建立在“许可”上，而这种“许可”在任何法律体系中都是可以质疑其合法性的，因为这些“许可”是通过支付大量的贿赂，从而是不恰当地形成的——仅仅在一年之中，管理雅典卫城的奥斯曼帝国的军官所收取的礼品就相当于其年薪的35倍。而在1937年和1938年，当时的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失去了对雕像的控制，任凭外界人士为了让雕塑显得更洁白一些而允许工人用金属工具和粗糙的砂布摩擦许多雕塑的表面，从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1]

这一插曲不仅仅是大英博物馆历史上最糟糕的失手，而且也是管理上的一个漏洞，一个持续了60年的漏洞。在整个这一时期里，大英博物馆，包括在任的馆长和任命的理事，都拒绝把事实的真相告知那些将大理石雕像委托给博物馆保管而自身就是真正的主人的公众。几任馆长也在理事们同意的情况下，在公众档案与信息自由等方面不断地打破自身法定的义务。最近，他们又对那些出席1999年大会的人打破了公开和私下的承诺。^[2]

就如所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知道的那样，在古希腊历史方面的研究进展只有在仔细地关注了微小的细节之后才有可能。我们中的有些人有幸获悉萨兰提斯·塞米诺戈罗（Sarantis Symeonoglou）教授研究的初步结果，其中，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了制作巴特农神殿中楣的若干个艺术家，并将这些艺术家称为大师A、大师B和大师C，进而重构出主管的艺术家（即菲迪亚斯）有可能担纲设计、分配构图和动手雕刻，同时利用了艺术家们的相应优势，如一个负责雕像的衣饰，一个负责马，另一个则负责脸部，等等。塞米诺戈罗教授的结论源自于其对现存雅典巴特农神殿中楣的石板表层的多个月的缜密研究。

我不知道他的研究结果是否会得到确证，假如他对现存于伦敦的石板进行相类似的研究的话。但是，有两点是密切相关的。第一，类似塞米诺戈罗教授所做的名副其实的研究确实只有在对所有现存的石板一起考察，进而仔细地比较后，才能完全有效。第二，所有对现存于伦敦的石板表层的研究都是打折扣的。作为那本至今在其他领域里依然是一流的著作《希腊雕塑的技巧》（1966）的作者，希拉·亚当（Sheila Adam）当时在伦敦，并没有人告知她有关大理石雕像在战前的历史情况。让她自己也惊讶的是，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创作巴特农神殿雕塑的艺术家们竟然磨平了他们的凿子与其他工具所留下的痕迹，这是其他古代艺术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为了竭力保住其令人汗颜的秘密，大英博物馆当局听任一个学者被误导，并使有关古代艺术的虚假信息在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和公众中流布。对于一个把促进历史研究作为其基本任务之一的机构来说，这是人们在英国国有博物馆的历史上所能找到的最为严重的失职。

近年来，我们并没有听说过有细心的保管工作，相反，大英博物馆当局竭力寻找新的政治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摆明其立场。如今，他们寻求复兴一种全世界所有文明中的艺术均可同时被观摩的“环球博物馆”的观念。他们说，在大英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与埃及、亚述和中国艺术在一起的希腊艺术的语境。他们说，将大理石雕像送回到希腊，将毁掉这一遗产。

环球博物馆的理想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抱负的一部分，并且在19世纪许多西方国家中得以实现。就如人们所论证的那样，世界艺术不再应该是贵族的私有藏品。一般的公众也应该得到某种对古代与现代世界的最伟大的艺术成就的体验，而绝大多数原作都是在遥远的国度中不对外的宫殿或者美术馆里。就雕塑而言，这通过石膏复制品就解决了，而绘画则可由专业的艺术家的高超临摹得以解决。1816年，英国议会从埃尔金勋爵手中买下巴特农大理石时，英国政府最初的举措之一就是将成套的石膏复制品送给许多欧洲的城市，而另一些成套的复制品后来也送到了北美和澳大利亚。

最近18家博物馆试图声称是“环球博物馆”，这与过去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一开始，这些博物馆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对原作的展览感兴趣。只有其中少数几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些曾经存在过的许多文明中的少数古物。即使人们把18家博物馆的所有收藏都放在一起，它们也仅仅只是代表一小部分、不具代表性的样本而已。而且，说到有关语境构成的新观念，它几乎不可能对那些生活在发达的西方并且到处走动的公众或者那些无钱出国旅行的国家里的公民有什么吸引力。不过，不管怎么说，认为一个北方国家的博物馆是欣赏一件像巴特农神殿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艺术品的最佳语境的观念都是荒唐不稽的。我的一位来自东欧的朋友在电视上听到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所说的这一新台词时，她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是否在说，我去西班牙看其中古时期的摩尔人的豪华王宫，却是无法进行欣赏的，因为旁边没有希腊的神殿？他是否在说，西班牙中古时期的王宫应该打成碎片并送到世界各地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的博物馆呢？

已经发表的《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值得条分缕析。初看起来，它似乎不怎么谈及博物馆的法定地位；当然，它们是有合法地位的。我们都是倾向于祖国以及追求完美的。但是，即使人们没有读到过一些签署了声明的人所作的补充性的评论，也会觉得《声明》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声明》谈到了“今天人们对古代文明的普遍赞赏”“如此深刻地得以确立”。注意其中郑重其事地加以重复的“普遍”一词。可是，《声明》的作者们是否真的认为那些参观博物馆的人对在其中所见的所有文明中的文物都是赞赏的呢？他们是否真的觉得我们就得欣赏亚述或罗马的艺术，以及雅典和斯巴达人的艺术？我们当中对古代文明感兴趣的人不会将我们的批评权力扔在博物馆的门边的。我们不是去傻看。这一显然是未被注意而在各种起草稿中留下来、最后收在《声明》里的句子不经意地泄露了《声明》的作者们对其所要服务的公众的一种真实态度。

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尽管声称环球性，《声明》中唯一提到的例子却只是古希腊的艺术而已。《声明》谈到了“由于要求将文物归还原来的所在国而产生的对全球性收藏的完整性的威胁”。而且，顺理成章的是，新闻报道过了不久，新任命的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就宣布，《声明》适用于巴特农大理石，同时它们“将绝不会归还希腊”（《星期日电讯报》，伦敦，2003年2月23日，第7页）。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环球博物馆”红标题下所看到的就是若干个博物馆要形成一种旨在抱成一团维持现状的共同阵线的企图，其中或许有一个是奇怪的例外。就像绝大多数的辛迪加联盟一样，若干个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声明》里的机构是将自身呈现为业主利益的代表的，而就作为机构的博物馆而言，它们自有机构的而非公众的利益。

我不知道18个签署了《声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法定地位。我相信盖蒂博物馆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的基金会。但是，大英博物馆却是一个公众团体，是通过英国议会的法令而创立的，受一任命的理事会的管理，而理事会的任务就是依照相应的法令保管好英国国家所委托的文物。就像所有英国公共团体一样，大英博物馆是对议会和英国人民负责。或许其他17个机构有权与别的团体一起作出承诺，将它们所拥有的文物的未来地位予以约定。但是，大英博物馆却没有这样的权利，无论馆长还是理事，均是如此。他们都是法令的产物，因而不能约束议会永不修正其法令或约束议会以任何所希望的方式改变现状。在其声称代表英国发言时，大英博物馆的馆长是企图约束英国议会的权力。

在另一个已经发表的访谈录里，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再次不恰当地流露了这样的意思：要由理事会决定是否应对委托其保管的文物的现状作出变动。“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已经说得极其明确，巴特农神殿的雕塑是博物馆展示给公众的一个重要部分。”（《艺术报》,2003年5月，第136期，第18页）这出诸一个受制于英国民主体制控制的公共团体之口是一种异常的自以为是。它既是非法的，也是保管方面的一个新的失手。我想对其他博物馆的代表们说的是，如果大英博物馆声称与你们达成协议以维持一种现状，那么你们应当不予理会。大英博物馆无以进入这样的协议，而且相关的协议完全是一纸废文。

来自希腊方面要求归还目前在海外的巴特农神殿的文物的观点也有了变化。过去的说法是用一种显然具有民族性的语词来表达的。“我们是希腊人，大理石雕像是我们的，把它们还给我们。”但是，希腊政府现在的提议却不是这样了。它不要求任何的所属权，避免所有涉及合法性以及过去的是是非非的问题，同时也不关心诸如此类的反事实，即假如埃尔金不拿走大理石雕像，事情又会怎么样。相反，希腊政府是向前看的，考虑的是从我们这一代来看最好的局面将是什么。而且，基于这样的眼光，其提议恰当地把艺术品、参观者和学者的需求放在首位，促使身首异地的残片得以汇集，使人们可以在一种原先为艺术品而设定的变化的自然光线下加以观赏和研究。

从个人的角度说，我愿意对希腊政府的提议再增加一些其他要素。譬如，没有必要将归还的问题变成一种从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向另一博物馆的管理的转换的问题。双方政府和议会是有可能构想出新的保管形式的，以吻合纪念碑式的艺术品在21世纪的需求。例如，一种新的保管方式可以就维护、展览和参观等，对保管者确定特殊的责任，满足学者研究、咨询和解说的诸种需要。如果这种新的保管形式是恰当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利用除了希腊以外的、其他的拥有希腊遗产的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专家与资源。这才是真正的环球性。

而且，也有可能上演一出精彩的政治剧，其中真正的输家将是博物馆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机构自我利益的维护者。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一段艺术品劫掠的历史，既是劫掠者，也是被劫掠者，包括被自身的政府和民众甚至博物馆工作人员所劫掠。归还大理石雕像，如果精心设计，可以成为古典和人文主义传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一种强有力的象征。

与此同时，随着表明公民的意愿的证据的与日俱增，我们会回忆起伯里克利的一段话，其中他比较了他所在的城市与其他那些权力掌握在少数不是选举出来的人手中的城市。“我们雅典人是自己决定公共问题的”^[3]，不仅仅是巴特农神殿的伟大雕塑需要我们的呵护和保卫，而且我们的合法的民主性也要如此。^[4]

[1] See William St.Clair, “The Elgin Marbles:Questions of Stewardship and 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p.399-400.

[2] 1999年底，大英博物馆安排了一次国际讨论会，邀请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博物馆员以及其他专家来评估克莱尔先生的研究。在会上，来自希腊的专家们就大理石雕像的表层状态作了科学报告，都是近期用现代仪器所做的研究。尽管当时的理事会会长格林（Greene）先生和馆长安德森（Anderson）博士均作了公开和私下的承诺，即会议的论文集将依照学术标准出版，但是博物馆当局并没有将克莱尔及其他人寄给编者的论文发表。不过，他们确实发表了一篇由博物馆的官员写的文章，其中实际上确认了克莱尔的发现，同时承认曾试图掩盖事实。

[3]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50章，第1—4行。

[4] 本文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于2003年3月12日主办的“以2004年奥运会的角度看巴特农大理石”研讨会上宣读。译自William St Clair,“Universal Museum”,The Arts Business Exchange,May 2003,pp.20-25.附录：《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2002年12月11日）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国际博物馆界有一种共识：考古、艺术和民族的文物的非法走私必须坚决予以阻止。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那些较早时所获得的文物必须考虑那个时代的情况，用不同的感受与价值观来对待。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前就置放在欧美各个博物馆中的文物以及纪念碑性的作品都是在一种与当前的情境不可比较的条件下获得的。在时间的进程中，这些在此种条件下所获得的文物--不管是购买的、捐赠的还是部分拥有的--都已经成为保管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的一部分，而且进一步成为收藏的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尤其敏感于作品原初语境的话题，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事实是，博物馆也为那些已长久移位于其本源的文物提供了某种有效的、有价值的语境。倘若不是那些对国际公众广泛开放的大博物馆中的各种文明中的制品所产生的影响，那么今天人们对古代文明的普遍赞赏就不会如此深刻地得以确立。确实，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仅仅举一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表明了公共收藏的重要性。对于希腊艺术的数百年之久的欣赏始于古代，继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得以复兴，随后流布到欧洲的其他地方以及美洲。在全世界公共博物馆中，希腊雕塑收藏量的提升表明了它对整个人类的意义以及对当代世界的永恒价值。而且，由于这些雕塑是与其他伟大文明的作品毗邻而展的，其独特的希腊审美观就显现得更为强烈。对于博物馆来说，多年以来有关将那些属于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予以归还的呼吁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每一个个案都得分别加以判断，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单单是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的，而是面向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博物馆是发展文化的机构，其使命就是通过一种不断的再阐释的过程来培育知识。每一件藏品都有助于这一过程。因而，将那些具有丰富多样收藏的博物馆加以限定就会是对所有参观者的一种损害。签署者：芝加哥美术学院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柏林国家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佛罗伦萨硬石坊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马德里普拉多宫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圣彼得堡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马德里提森-波那米萨博物馆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