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归还的理由

令人惊讶的是，那种主张不应该归还埃尔金大理石的意见也是由来已久，而且延续到了今天，成为类似的艺术文化产权的归属问题争议中的老生常谈。这类不予归还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振振有词，让人眼花缭乱。概而言之，大略如次：

第一，把巴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像移位到英国是艺术研究和古典研究的莫大福祉。

第二，大理石雕像移运到伦敦保存，比当初原封不动地留在雅典更为安全。

第三，现在大理石雕像在伦敦比在雅典更加安全。

第四，埃尔金勋爵的作为具有古迹保护主义者的精神。

第五，归还大理石雕像将确立一种使大博物馆和收藏机构失去主要藏品的前例。

第六，今天的希腊人已非原初的希腊人，因而也就不再必然地具有那种拥有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雕像的权利了。^[1]

第七，参观大英博物馆中的埃尔金大理石展厅的人数超过参观雅典卫城的人数，因而前者是一个更为理想的展示场所。

第八，政府（包括大英博物馆）后来的表态传达了不予归还的若干理由。

第九，依照法律，大英博物馆不能归还埃尔金大理石。^[2]

第十，大英博物馆是世界性的，因而，收藏希腊的艺术品是无可非议的……

上述所有的理由单独地看似乎都是言之凿凿，不容怀疑的。而且，如果人们不是非此即彼地思考问题的话，上述种种理由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不失为一种文化意味十足的理解。然而，对于这一发生在将近200年以前的事件的把握不仅有其复杂的地方，而且也要求人们始终采取慎之又慎的分析态度。

首先，把巴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像移位到英国是不是艺术研究和古典研究的莫大福祉，其实是一个难以一句话回答的问题。人们向来对菲迪亚斯的雕像有极高的期许，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作品的绝美无伦，而且也是出于他的作品难得亲睹的缘故。所以，人们哪怕只是窥“一斑”也已是心满意足了。因而，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对取诸异邦的艺术品表现出如此非同寻常的热情。譬如，英国文人威廉·赫兹列特（William Hazlitt）在1816年6月16日曾经谈到，巴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像可以把美术从虚荣与造作的囚禁中提升出来；德国诗人歌德曾经鼓动德国的学者到伦敦而不是雅典观赏菲迪亚斯的杰作；英国女诗人赫曼兹（Felicia Dorothea Hemans）在其著名的诗作《现代希腊》中动情地写道：“谁能说一说从这些典范上燃起的火焰，会把西方照亮得何其纯净、何其光辉？”英国画家海登认为，1816年在公众的情感领域里创造了一个“纪元”。大理石的雕像在英国形成了所谓的“菲迪亚斯效应”。埃尔金勋爵本人就曾经建议，为了纪念拿破仑战争期间苏格兰的英雄，应当在爱丁堡“原大尺寸”地复制出一个巴特农神殿来。因而，爱丁堡一度大有成为“北方的雅典”的味道。只是由于资金的缘故，这一浩大的复制工程才未能圆满实现。另外，埃尔金勋爵还建议，新的议会大厦也应具有菲迪亚斯的风格，但是最后受挫。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埃尔金大理石的影响，类似于巴特农神殿中楣的装饰在英国的建筑物上多多少少变得让人觉得亲切起来了。从雅典娜神殿俱乐部（文学俱乐部）、海德公园的拱门、白金汉宫中的山墙一直到圣保罗教堂的纪念碑等，均可以让人感受到“菲迪亚斯效应”的痕迹。而且。由于埃尔金大理石的获得与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差不多同一时间，白金汉宫花园中的瓶饰上有合二为一的处理，而当时的奖章上也有中楣上那一骑马者的形象。著名的建筑家约翰·索恩（John Soane）干脆在自己住处的建筑（现为约翰·索恩博物馆）上用了女像柱（caryatid）。此外，济慈的传世之作《希腊古瓮曲》一诗中的“年幼的母牛对着天空发出哞哞的叫声”的诗行也有可能是取材于“埃尔金大理石”中第XL块上的雕像，等等。也许，正是由于菲迪亚斯的雕像的登峰绝顶的美，人们不仅纷纷涌向伦敦，而且无一例外地为之而倾倒。就此而言，埃尔金大理石确实是人们的一种福祉。但是，人们应该再想一想的是，如果菲迪亚斯的雕像依然是巴特农神殿上的一部分，就不是艺术研究和古典研究的一种莫大福祉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8世纪的德国哲人J．赫尔德曾用充满激情的文字颂扬希腊艺术的高贵精神，又从忘情的感动中体悟了作品原初的至高无上的意味。他认为，在这种无比神圣的艺术面前，人只有感受到一种被占有的幸福，而不是反过来去占有艺术。令赫尔德无法忍受片刻的是，这样纯美的艺术恰恰被人占有：“每次当我看到这类的宝藏被人用船运到英国去的时候，我总感到可惜……你们这些世界霸王，把你们从希腊、埃及掠夺来的宝物还给它们原来的主人……”^[3]确实，古希腊艺术本来就如一股生命的气息，它是和一种特殊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等融汇在一起的，分离它们就是像赫尔德所说的那样，是野蛮地占有这种艺术，而不是反过来让它占有我们从而最理想地提升我们的灵魂和精神。^[4]

其次，声称“大理石雕像移运到伦敦保存，比当初原封不动地留在雅典更为安全”，实际上也是一种奇怪的理由。因为，人们不可能去证明一种相反的情境。菲迪亚斯的雕像或许就如巴特农神殿上其余的雕像一样依然固在，在希腊革命以及以后的每一次动荡中幸存下来。

就历史本身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一直在竭尽全力地保护巴特农神殿上的雕像，从1894年的地震到1930年代，对巴特农神殿的保护成了公众的关注焦点，同时开展了长达30来年的修复计划。无数的碎片适得其所，错置的石块得以纠偏，等等。1975年，在希腊恢复了民主制之后，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康斯坦丁·特里帕尼斯（Constantine Trypanis）教授领衔，建立了一个保护巴特农神殿的规划委员会。两年之后，该委员会扩展为永久性的卫城纪念碑保护委员会，得到文化部和财政部的通力支持。他们听取来自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建筑家、工程师、化学家等的意见，形成了一个以最先进的技术为基础的长期保护计划。当然，雅典为了更好地保护埃尔金大理石，可以将之置于室内。只是大型的建筑物的规划与建设也殊非易事，因为一动土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考古现场，譬如在为建造一座新的卫城博物馆而挖地基时发现了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2世纪拜占庭中期的公共与私人的建筑、数以百计的艺术品和钱币等，卫城博物馆的建设就一度不得不弃而不为。雅曲卫城新博物馆已经落成，并于2009年6月20日隆重开幕。^[5]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有了这个新的博物馆，希腊人将能更为妥善地保护和展览埃尔金大理石了。

饶具讽刺性的是，被运到伦敦的埃尔金大理石却曾经有两次遭遇险情的文献记录。学者们发现，第一次是大英博物馆常务委员会1938年10月8日的备忘录（第5488页）上所记载的事件，“巴特农神殿雕像的毁损”正是该日赫然在目的标题。其中这样提到：“未经许可便不恰当地为杜维恩勋爵的新陈列室中的巴特农雕像进行清洗，有些重要的作品因而受到了严重的毁损。”同年12月10日，调查小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但是，雕像到底有哪些东西被破坏，大英博物馆却从未向公众公开过。好在公共档案部（Public Record Office）有一份紧急向外交部移送的文件，题为“埃尔金大理石的处理：用铜丝刷子清洗大理石损坏其表面”，但是这份文件就如其他许多有意思的文件一样已经被毁而不复存在。1938年5月19日，阿瑟·霍尔库姆（Arthur Holcombe）对报界承认，他和其他6个清洗工为了清洗掉一些比较脏的污点而用了铜丝刷子，不过他并不认为对东西有什么损害，因为铜丝刷子比大理石软，而且以前也曾是这么做的。有意思的是，像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这样的有识之士早就提醒过，对大英博物馆里的菲迪亚斯的雕像，譬如《尼多斯的得墨忒耳》（Demeter of Cnidus），进行清洗和修复是极不合适的。因而，当知道清洗工们在两年的时间里这样对大理石雕像“大动干戈”，还愚蠢地觉得铜丝刷子比大理石软时，他立刻气不打一处来，愤愤然地责问博物馆当局，“难道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罗马的圣彼得铜像的脚趾头就是被顶礼膜拜者柔软的舌头舔掉的吗？”多少有点戏剧性的是， 1939年1月14日提交的一份有关大理石雕像所遭到的破坏的报告（其中提到《太阳之马》的头部严重受损）迟迟捱至1997年才公布于众。^[6]

第二次的险情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纳粹的轰炸严重地毁坏了大英博物馆中的杜维恩陈列室，而那些大理石雕像刚刚被转移走，有些搬至地下库房，有些则迁到了一个废弃不用了的地铁车站里。在此之前，这些艺术珍品仅仅只是用木头和沙袋作保护的。虽然第二次险情最终未像第一次险情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但也足够让人心有余悸。^[7]

再次，那种认定“现在大理石雕像在伦敦比在雅典更加安全”的观点也许是“文物保护主义者”最为强硬的理由之一。因为，说到现今条件下的保护，谁都知道，雅典的空气不佳，而且形成过那种由烟雾和蒸汽组成的有毒云层。这当然是文物保护主义者可以提出指责的地方，也确实是雅典人需认真应对的事情。但是，伦敦人并没有太多的理由沾沾自喜。人们只要想一想伦敦形形色色的酸雨所造成的麻烦就足够了。最为触目惊心的事件当推克娄巴特拉方尖碑（Cleopatra's Needle）^[8]所经历的风雨侵蚀了。可以肯定地说，它在尼罗河畔所经受的漫长时期里的风风雨雨也抵不过在泰晤士河畔相对短暂的逗留中所遭受的磨难！或许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从现代的污染中逃脱出来，但是，雅典的情况在改观，大气的改善和卫城的保护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譬如，希腊通过法律手段来控制雅典城由于工业和交通的燃料消费而导致的硫和铅的散发量。至于卫城本身，则有更为具体的措施以确保它免受更加严重的腐蚀和破坏。1983年，希腊政府提出一个为期10年的修复规划，其中包括12 个分支项目。比较重要的有：（一）对卫城所在的山石进行加固。因为不但那些价值连城的大理石雕像受到腐蚀，整个卫城的基础所在也不例外。特别是表层的石灰石更需加固处理，因而罩上了金属网。裂缝处均封闭起来以免雨水的侵蚀。参观者的走道也予以加固，因为消除每年好几百万参观者所带来的损害也是至关重要的。（二）使用特殊材料，譬如石块之间的固定件只用那种可以防止氧化的钛金属制品，通过实验将受蚀的大理石上的硫酸钙转换为碳酸钙。（三）进行原始档案的研究，一方面用照相测量法记录受蚀的各个阶段，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重现神殿的原初风采。（四）用伽马射线技术确定以往修复中所采用的铁质固定构件，进而防止结构中再次出现碎裂、生锈等。（五）以极大的力量对遍布卫城的大量石块进行研究性的编目，结果获得了一些意外的发现，例如巴特农神殿东侧的内墙实际上有两个窗户，而且找到了6个女像柱的碎片，等等。（六）修复年代比巴特农神殿还要久远的罗马风格的奥古斯特神殿和罗马神殿。（七）重新铺设了古风盎然的道路，包括古代泛雅典娜节游行时所用的所谓“圣路”。（八）将受蚀严重的雕像转到卫城博物馆中进行修复，其数量极为可观。此外，对卫城的有些建筑物规定了观众的数量；一些无法修复的石砌部分移入了可以控制空气和温度的卫城博物馆，而重建所用的大理石则取诸当年建筑卫城所选取的采石场潘特里库斯（Pentelicus）的石料；在卫城附近禁止停放汽车……

总之，希腊人对卫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和修复。即使是英国的专家也承认，希腊人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藏品的主管布里安·库克（Brian Cook）在《博物馆公报》上评价了希腊的修复工作：“幸运的是，希腊现在有一些训练有素的专家从事各种各样高度专业化的保护工作”，而且在库克看来，希腊政府参与组织的“雅典的卫城：保护、修复和研究”的展览，虽然在数量和复杂的程度上均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工作，却展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及1975—1983年间业已完成的工作，同时指明了走向未来的途径。可以说，希腊政府作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是修复和保护卫城的所有建筑，另一方面则将那些不宜在室外的雕像一一移入卫城博物馆的室内，何况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更为完备的卫城博物馆。^[9]也就是说，在现今的情境下，继续坚持雅典的保护条件亚于伦敦因而应将埃尔金大理石继续留在伦敦的说法是难以说服人的。所以，埃尔金大理石到底在雅典还是在伦敦更为安全，已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第四，认为埃尔金勋爵的作为具有古迹保护主义者的精神的观点，实在是经不起太多的推敲。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Edward Daniel Clarke）当时曾惊讶地目睹巴特农神殿的建筑本身以及精美雕塑所遭受的无情破坏。他的疑问是，假如埃尔金的真实动机是为了拯救饱受磨难的雕塑，那么，他“为什么不施加那种在移走那些雕塑时起了作用的同一影响力，以促使土耳其当局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保护呢？”^[10]显然，埃尔金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即要把雕像据为己有，因而对巴特农神殿大动干戈。雕刻师、作家威廉（H. W. William）访问过希腊，认为希腊的艺术可以为英国的美术打开新的视野，可是，他发问道：“我们有权因为这样的动机去削弱雅典的利益，而且使得别的国家的后代无以目睹这些令人赞叹的雕塑吗？密涅瓦神殿提供的是世界的灯塔，指引其走向关于纯正趣味的知识。我们对失望的游人说什么呢？他被剥夺了那种丰富的满足感……我们对他说，你可以在英国找到巴特农神殿的雕塑，那是没有什么慰藉意义的。”^[11]显然，埃尔金勋爵的古迹保护主义者的光环是令人生疑的。

第五，归还埃尔金大理石雕像将开一种使大博物馆和收藏机构失去其主要藏品之先河。这貌似有理，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据可言。因为，只有普遍的、非特例的事物或做法才有可能作为先例而不断影响后来。威廉·斯图尔特打了个比方，黛安娜不幸身亡后，歌唱家埃尔顿·约翰献给这位王妃的《风中的蜡烛》专辑在英国销售所获得的商品增值税（VAT）就不是交予国家财政部，而是归在黛安娜的名下，成为一个纪念基金会的所得。这样做并未在英国树立什么“先例”，也不应该是。同样，在保守党悄悄地将斯库恩石座（Stone of Scone）^[12]归还苏格兰后，也并没有引来什么麻烦。有时，人们甚至可以庆幸那些反映文化与历史的古代艺术品比比皆是。我们不会希望所有透纳、盖恩斯巴勒的画作都回到英国本土，也不会希望所有收藏于英国的伦勃朗和列奥纳多的画作都要回到荷兰或意大利。我们会为全世界都能看到许多亨利·摩尔、巴巴拉·赫普沃思的公共雕塑而高兴。问题是，我们能想象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门被陈列在加州马利布的盖蒂博物馆中吗？我们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后果：在二战中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中的纳尔逊纪念柱在落入德国人手里之后耸立在柏林。也就是说，假如这一纪念柱最后是耸立在柏林的什么广场上的话，那么，战后的英国人是一定要讨还的，迟早都一样。^[13]

同时，希腊方面并没有提出过除归还埃尔金大理石雕像以外的古代艺术品的其他更强烈的要求，或者说，埃尔金大理石才是他们最不可忘怀的民族珍宝。谁都知道，希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中的艺术精品绝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它们和埃尔金大理石并非属于同一性质。有据可查的是，希腊总统明确地说，全体希腊人民想要索回的就是90件大理石雕像（包括厄瑞克修姆庙的圆柱、女像柱等）。^[14]

那么，假如大英博物馆存放埃尔金大理石的杜维恩陈列室被清空，又该怎么办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威廉·斯图尔特的回答也十分干脆：“我们英国人已经用伦敦的新的退特画廊表明了我们是知道如何填满空荡荡的空间的！可以理解，大英博物馆并不想用复制品来替代目前陈列在杜维恩陈列室里的大理石雕像，但是，依然有其他的替换的方法。因为，在大英博物馆的650万件藏品中，足以选出其他好的展品，其数量甚至数倍于杜维恩陈列室的所需。而且，事实上，或许1816年购买的原埃尔金所收集的希腊艺术藏品中的那些放置在库房里的东西（包括几百件来自底比斯、奥林匹亚、迈锡尼、希腊群岛以及阿提卡平原等处的藏品）也足以拿出来填满杜维恩陈列室”，譬如，那不勒斯的宫廷画家卢西尔里（Giovanni Battista Lusieri）发掘到的葬礼用瓶、埃尔金夫人当年家书中提及的祭坛，等等。当然，还有许多可行的方案，临时展、交流展和永久展都可以使杜维恩陈列室重新华彩夺目，魅力不减当年。同时，目前大英博物馆至少有15个陈列室是展览古希腊的文物的。拥有约650万件藏品的大英博物馆根本不会因为90件埃尔金大理石的归还而无法保持其展览的丰富多样性，依然无疑是世界上最卓著的博物馆，同时具有引人注目的学术地位。

当然，作为世界上主要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可能会面临许多形形色色的索回自己国家的艺术品的要求，如果这些艺术品确实在来源上有问题的话。可以举出的例子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头像、贝宁的铜雕、尼日利亚的宗教艺术品、加纳的阿善堤皇冠、亚述翼牛门道雕像、复活节岛的雕像，甚至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5]等，都是引起过争论的藏品。^[16]但是，归还来源有问题的博物馆藏品理应是国际上的一大通例。^[17]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要求索回自己国家的艺术精品。埃及就是一个例子，按照英国学者尼克·梅里曼（Nick Merriman）的说法：“埃及人将自己的那些呈现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文化看作文化的外交，一种有关他们的文化的普遍的重要性的确认。”尽管如此，梅里曼却不能接受大英博物馆的观点，即假如博物馆放弃大理石雕像的话，它就有可能最终失去所有的藏品，而世界各地收藏经典艺术品的博物馆也就会面临岌岌可危的命运。事实是，所有博物馆都在处理一些藏品的归还，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就是一例。而且，也没有引来清空所有藏品的灾难。因而，应该“就事论事”地对特定的个案进行慎重考量。^[18]

第六，认为今天的希腊人已非原初的希腊人，因而也就不是必然地具有那种拥有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雕像的权利，似乎是一种极为心虚的反驳。即使是埃尔金勋爵本人，尽管他瞧不起希腊人，却也没有这种奇怪的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公元前1400年就已经有希腊人的文字记载了。而且，这一民族的持续性（尤其是语言的持续性）也是不容否认的。现代的考古发现在一次次地证实有关希腊民族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竟然就是历史本身！无论是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还是其自身的民族意识和科学传统等，都充分显现了希腊民族的伟大及其深远的影响。这或许是别的欧洲民族所难以比拟的。^[19]究竟有什么天大的理由可以否认这样一个历史如此悠久与辉煌的民族呢？

确定归属时由于同时涉及希腊和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问题确实显得有些复杂。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财产的“所属国”的概念也界定得不够明确，仅仅是文化财产“相关的、具有传统文化的国家”而已。学者们也意识到，不少文化财产归属区域是无法和现代的政治疆域一一对应的。譬如，属于土耳其文化遗产的爱奥尼亚风格的作品，原来是希腊东部的产物，可是也与现代土耳其的区域有关，那么，是不是只有希腊才是古典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呢？同样，一位出处不明的希腊雅典风格的花瓶如果是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意大利上层人士的用品，那么该将其看作希腊的文化财产还是看作意大利的文化财产？在这里，我们与其说给出一种确凿无疑的定义，还不如像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Jeanette Greenfield）所指出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譬如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特定的文化财产是为谁而作，是谁所作，制作的目的与地点等。^[20]显然，以此衡量，只能是希腊人才有充分的资格成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像这一文化财产的主人。或者，非要十分确切的话，那就是，埃尔金大理石应该属于雅典人——古代雅典城邦的后人。

第七，到大英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多于访问雅典卫城的人数，也就是说，人们在大英博物馆的杜维恩陈列室中免费看到埃尔金大理石的机会是无与伦比的，无论是巴特农神殿抑或其他地方都做不到这一点。^[21]英国的文化官员曾不无自豪地在海外表述过类似的意思，仿佛这也成了不归还埃尔金大理石的一个理由。但是，这同样很难站得住脚。首先，不能将每年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人数（600万人次）直接等同于参观杜维恩陈列室的人数。其次，依据实地的统计，参观巴特农神殿的人数恰恰大于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人数！^[22]再次，埃尔金大理石放在雅典，那么希腊人看到自己祖国的文化财产的机会将会有增无减。依照大卫·鲁顿斯汀的看法，那种认为埃尔金大理石继续留在大英博物馆会让更多的人亲睹古希腊的艺术杰作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了。他质问道：“谁来亲睹？全世界的旅游者是逗留伦敦而不逗留雅典吗？从一个北欧旅游者的角度看是这样，但是……从希腊人的角度看就肯定不是了。”^[23]

第八，1996年以来政府（包括大英博物馆）的表态。希腊方面是于1983年向英国正式提出归还埃尔金大理石的要求的。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一口回绝，但也没有实际的举动。问题在于，到了1996年，不予归还却似乎成了公开的不是理由的理由了。在《泰晤士报》财政版中出现了“布莱尔说，大理石雕像必须留下来”的头条标题，而且底下的报道中言之凿凿地写道：“我们从未有过支持归还希腊的政策。”这与工党以前的态度是判若云泥的。然而，在有人质询政府部门时，所有的回答却又是含糊之至或者保持沉默！甚至像国务秘书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这样的上层人士虽然曾明确地表示过，有关巴特农雕塑问题的讨论要在适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地点进行，但是，1997年，当希腊政府再次提出要求归还大理石雕像时，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答复：“不，大理石雕像留在英国。”唯一的解释就是，执政后的工党根本没有勇气承认出尔反尔的错误。^[24]

1999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国代表团向与会的其他成员国的代表表示，如果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取消大英博物馆对埃尔金大理石的合法拥有权，那么就会违反欧洲人权协议第一协议第一款（Article 1 of Protocol 1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大英博物馆也曾表达过这一态度。但问题是，大英博物馆并非埃尔金大理石的所有者，而是政府委托的保管者而已，因而，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人权侵犯的问题。^[25]

第九，依据法律，大英博物馆不能归还埃尔金大理石。对此，威廉·斯图尔特作了有力的反驳。首先，任何政府都有权修正国会法案的条件。其次，事实上，1816年国会的法案授权购买埃尔金勋爵收集的大理石雕像时，还规定了当时的埃尔金勋爵以及以后的继承人均应该是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但是，如今一任埃尔金勋爵却并非大英博物馆的理事。原因就在于，大英博物馆1963年的一项规定取消了这一权利。无疑，法律不是僵死的，而应该历史地从善如流。

第十，2002年1月，大英博物馆的馆长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在《泰晤士报》的头条上表示：“大英博物馆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尽管有馆名，却从来不是展示英国文化的博物馆；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博物馆，其目的是展览人类在任何时期和地点的作品。有关文化归还的想法是对这一原则的诅咒。” 他坚持说“如果没有任何有关物品归还的保证”，就不可能有租借的可能性。^[26]但是，大英博物馆是英国的博物馆而非全世界的博物馆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说到世界性，安德森也忘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事实：雅典并不仅仅是希腊的一个城市而已，她曾经是一种帝国的象征，而且向来是古典文化的心脏地区，是西方知识与艺术觉醒的所在，并且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27]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讨论西方古典遗产的时候忽略掉雅典。事实上，从古代开始，人们就对巴特农神殿致以特殊的敬意。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曾经在神殿前建了一个圆形的神龛，哈德良皇帝也对神殿奉若神明，正是他重新恢复了黄金和象牙制成的雅典娜女神像（出诸菲迪亚斯之手的原作毁于一场原因和时间已无法确定的火灾中）。在康斯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统一起来之后的很长时期里，雅典娜神像前依然一直鲜花不断。在雅典，异教的消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28]在经历了一些自然灾害后，公元5世纪，巴特农神殿成了东正教的教堂，而到了12世纪，基督教的壁画则与部分东正教的图像志并存。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由于希腊被十字军所占领，巴特农神殿就成了天主教的大教堂。15世纪时，由于奥斯曼帝国占领雅典，巴特农神殿又成了一个带有尖塔的伊斯兰教的寺庙，而带有女像柱的厄瑞克修姆庙便成了一座后宫。在16、17世纪，希腊相对疏离于整个西方，但是从17世纪开始，随着古典主义确立为西方的一种主流的观念形态，巴特农神殿重又成为整个西方瞩目的中心。1687年的威尼斯与奥斯曼的战争中，神殿遭受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可是战后，土耳其人在神殿中又修建了一个小的清真寺……^[29]总而言之，巴特农神殿所凝聚的历史是极为独特而又悠长的，富有多种文明的深刻痕迹。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年希腊文化部部长韦尼泽罗斯在一封广为流传的信件中说了如下的一番话：“希腊政府要求归还巴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像的请求并不是以希腊民族或希腊的历史的名义提出来的。恰恰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名义以及残缺的纪念性建筑物本身的声音在吁求大理石雕像的回归。”

同样饶有意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巴特农神殿的正立面选为自身的徽章标志。

与此同时，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艺术系的约翰·亨利·梅里曼（John Henry Merryman）教授也这样承认过，我们“关心埃尔金大理石有三个理由。第一，它们是人类文化的丰碑，是我们共有的过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赋予我们文化的认同感。第二，我们将其看作伟大的艺术而获得享受。就如文学与音乐一样，它们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第三……埃尔金大理石象征着世界各个博物馆和诗人收藏中的所有没有归还的文化财产。因而，对于世界性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享受以及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品的命运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到了对大理石雕像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了。”^[30]巴特农神殿无疑是一种世界文明的朝圣地。尽管梅里曼并非坚定地支持巴特农大理石的归还，但是他也承认，“假如这个事件需要在直接的情感诉求的基础上定夺的话，大理石明天就该还给希腊的”^[31]。

总之，不予归还的理由很难说是什么充足的理由。

[1] See Christopher Hitches et al.,“The Elgin Marbles: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72.

[2] 有关埃尔金大理石确实有相关的法律规定。1949年，英国的一些重要的艺术品被禁止出口，理由是这些作品的出口会构成国家艺术遗产的损失。由此，产生了韦佛利委员会（Waverley Committee），直接为英国的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服务，并有所谓的“三大标准”。任何不符合其中一个标准的艺术品均不能出口：第一，“物品是否如此紧密地与我们的历史以及民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的缺席将是一场灾难？”第二，“它是否具有杰出的审美地位？”第三，“它是否对艺术的某些特殊分支的研究、学习或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see“The Waverley solution”,The Guardian,Feb.8,2003）埃尔金大理石当然符合其中的一些标准。但是，首要的问题是，它是属于英国的吗？换句话说，它是更加紧密地和希腊人民联系在一起，还是和英国民族联系在一起？

[3] 〔德〕赫尔德： 《论希腊艺术》, 《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魏育青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

[4] 饶有意味的是，在法语的权威词典（譬如《大拉鲁斯词典》）里，“elginisme”正是“毁坏艺术品的形式，即把艺术品从其以来的国度取走而置于公共或私人的收藏中”。

[5] 2001年，希腊政府决定在雅典卫城的山脚下建造一座博物馆。其实，这一建造计划还可以追溯到1971年（See Christopher Hitches et al.,“The Elgin Marbles: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p.104-105）。在为此而举办的博物馆设计竞赛中，瑞士出生、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建筑师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的设计，最后在11个候选方案中胜出（见《世界建筑》2002年第3期）。由于雅典是历史名城，地下文物极为丰富。2003年春，博物馆在开挖地基时就发现了早期的文化遗址，导致工程一度停工。后来希腊议会和文化部决定让工程继续进行。不过，国际文物保护协会（ICOMOS）依然对这项工程持反对态度，认为新博物馆的建造势必会破坏珍贵的古代遗址（见《世界建筑》2003年第12期和Alexander Antoniades, “Despite Protest,Acropolis Museum Construction Continues”,Architectural Record,Sep.2003,Vol.191,Issue 9）。不过，人们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做法，即博物馆的底层也是透明的玻璃结构，这样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也可以同时展示。

[6] 在这里我们或许有必要参照一下艺术家的反应。当埃尔金在罗马要求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大师和艺术品修复专家卡诺瓦（Antonio Canova）来为巴特农大理石进行修复时，卡诺瓦的态度是断然拒绝。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在那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曾凝视过的雕塑作品上“动凿子”，无异于是一种亵渎圣物的行为。在拒绝之后，卡诺瓦向埃尔金推荐了自己在英国的一个弟子，他就是有“英国的菲迪亚斯”之称的雕塑家约翰·弗拉科斯曼（John Flaxman）。尽管弗拉科斯曼起初愿意接受这项重要的修复任务，但最后却犹豫了。他不无谦虚地承认，修复过的地方会比原作略逊一筹，而且永远是争议的话题；修复将是长期的，即便做完，也未必会提升作品的卖价。同时，所幸的是，弗拉科斯曼开出了一个当时已经入不敷出的埃尔金无以支付的修复费（两万多英镑），从而让这些雕塑暂时免于一劫（see William St.Clair,Lord Elgin&the Marbles:the Controversial History of the Parthenon Sculptures,pp.149-150）。

[7] 此外，在陈列埃尔金大理石的地方没有严格禁止观众携带食品；甚至有传闻说，该陈列室以每晚75, 000英镑的价钱向外出租，用来开化装舞会（see Barry Came, “Will Britain Lose its Marbles? ”, Maclean's,Dec.13,1999）！

[8]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公元前51—前30在位），容貌出众，有权势欲，先是恺撒的情妇，后又与安东尼结婚；安东尼溃败之后，引诱屋大维未遂，即用毒蛇自杀。古埃及的克娄巴特拉方尖碑，是1878年从古老的太阳神之城迁移到现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的。目前，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内也存有一座克娄巴特拉方尖碑。

[9] See Christopher Hitches et al.,“The Elgin Marbles: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p.79-82.

[10] Ibid., pp.49-50.

[11] See Christopher Hitches et al.,“The Elgin Marbles: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p.79-82.

[12] 斯库恩（Scone）是苏格兰中部珀斯东北部的一个村庄，其中最为古老的部分曾经是1651年以前的苏格兰国王加冕之地。斯库恩石座，或称命运石座（Stone of Destiny）是加冕仪式中的王座。13世纪后期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将其挪走，置于威斯敏斯特教堂用于大不列颠君主加冕的宝椅下。

[13] 文献表明，希特勒曾计划将纳尔逊纪念柱挪移到柏林，而纳尔逊纪念柱恰恰是英国海军甚至国力的象征。因此它的移动将是一种胜败的标志（see William G. Stewart, “The Marbles: Elgin or Parthenon? ”, IAL Annual Lecture, Dec. 2000,Art,Antiquity and Law,Mar.2001）。饶有意味的是，巴特农神殿上的雕塑所表现的神话故事的主题也是希腊人战胜外来侵略者，譬如柱廊上装饰的中楣就描绘了雅典的第一个国王及其女儿们，如何勇敢地以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城邦（see Joan Breton Connelly, “The Athenian Response to Terror:For the Long View,Look to the Acropolis,From Which the Parthenon Rose”,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19,2002）。

[14] 在一封回复威廉·斯图尔特的信件里，希腊总统写道：“我们正在要求的是巴特农大理石……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些，别无其他。”（see William G.Stewart, “The Marbles:Elgin or Parthenon? ”,IAL Annual Lecture,Dec.2000,Art,Antiquity and Law,Mar.2001）

[15] 罗塞塔石碑是用希腊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等所刻成的玄武岩石碑，1799年发现于尼罗河三角洲埃及北部的罗塞塔附近，它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线索。

[16] See Michael Daley, “Pheidias Albion”.

[17] 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从而看出文化财产的归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合乎情理的历史事实，尽管各自的情况都有所不同：1. 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将罗伯特·布朗里格爵士（Sir Robert Brownrigg）于1815年，即占领康提王国之后所得的末代国王的神龛、节杖和宝珠送还给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2. 1950年，法国和老挝就法方归还老挝的艺术品达成协议。3. 1962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乌干达独立之际，将那些与乌干达中南部布干达地区的奥秘教义有关的特藏品归还。4. 1964年，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将曼德勒王冠还给了缅甸。5. 1968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达成的一项协议，促成了大约300幅绘画归还给阿尔及利亚国家博物馆，这些画作在1930—1962年间就是该馆的陈列品。6. 1970年，比利时根据特武伦皇家中非博物馆和扎伊尔国家博物馆达成的一项协议，将至少40件艺术品归还扎伊尔（不幸的是，这些艺术品据说重又现身于国际艺术品市场）。7. 1973年，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将一残破的石碑送回危地马拉，虽然此博物馆合法拥有这件文物。8. 1973年，叙利亚文物局吁请美国新泽西州纽华克博物馆归还一件来自古城阿帕米亚（Apamea）的5世纪镶嵌画。1974年，此艺术品物归原主。9. 1974年，位于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以非官方的方式，将一面具归还给莫尔兹比港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博物馆。10. 1976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将收藏的玉器还给墨西哥。11. 1977年，比利时将数千件文物归还给扎伊尔。同时，布鲁塞尔还帮助金沙萨组织全国的博物馆网络系统。12. 1977年，荷兰与印度尼西亚达成若干协议，前者拟将大量的文物归还后者，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古代印度尼西亚皇家收藏的珍贵文物；1978年，所有归还的文物在雅加达举办的特展上展出。13. 1977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同意巴拿马奥伯尔博物馆长期租用一些展品，以恢复后者展厅中的前哥伦比亚时期的古墓。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将一些珍贵的陶制品归还巴拿马。此间，澳大利亚的举动也令世人瞩目，譬如博物馆联合委员会把17件工艺品还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博物馆；1978年6月，又向刚刚独立的所罗门群岛博物馆归还了两件文物。虽然文物归还的时间是由澳大利亚的博物馆确定的，但却是长达5年的协商的结果。14. 197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博物馆又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博物馆和新西兰的惠灵顿博物馆，获得了各种珍贵的民族志文物。15. 1979年，耶鲁大学巴比伦收藏馆（Yale University Babylonian Collection）在确定了文物的原址可能是乌加里特之后，将一座石碑送回了叙利亚。16. 1980年，法国与伊拉克双方同意相互间长期租用文物，与此同时，与汉摩拉比法典同时代的巴比伦法典的残片回到了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17. 1981年，法国一法庭命令将一件偷窃的太阳神雕像归还埃及。18. 1981年，南非开普敦的南非博物馆，将一些来自津巴布韦的木刻鸟归还给其政府。19. 1981年，新西兰古建筑联合会（Historic Places Trust）将数以千计的文物交还所罗门群岛。20. 1981年，澳大利亚博物馆联合会将一个大型仪式窄鼓归还新赫布里底群岛。21. 198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伦敦维尔克姆学院（Wellcome Institute, London）将希米亚里特文物送回也门的一个博物馆。22. 1981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正式向洪都拉斯归还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租借的”玛雅陶罐。23. 1982年，伊拉克与两家美国博物馆（哈佛大学闪米特博物馆和芝加哥东方学院博物馆）谈判，促成了584件楔形文字碑归还给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而且还将有1055件文物有望物归原主。24. 1982年，经两国外交部协商之后，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归还了曼涅里克皇帝二世（Emperor Menelek II）的王座。25. 1983年1月，意大利都灵地方行政官下令归还厄瓜多尔一批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属于前哥伦比亚时期的珍贵陶器，于1974年非法流入意大利。26. 1990年，澳大利亚获得了自己的“出生证”--1901年书写在皮纸上的澳大利亚宪法法案。正是这一法案见证了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终结，可是此前英国政府一直不愿将此归还澳大利亚，理由是需要保持其自13世纪以来的档案的完整性。27. 1993年，土耳其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经过长达6年的法律诉讼后，终于达成协议，将数以百计的文物归还前者。同年，令人意外的是，以色列同意将数以千计的文物归还给埃及（see Jeanette Greenfield,The Return of Cultural Treasures, pp.261-266,9-11）。

[18] See Margaret Loftus and Thomas K. Grose “, They've Lost Their Marbles Greece and Others Try to Get Treasures Back” .

[19] See Christopher Hitches et al.,“The Elgin Marbles:Should They Be Returned to Gre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p.88-90.

[20] See Irene J.Winter,“Cultural Property”,Art Journal,Spring 1993,Vol.52,Issue 1,p103.

[21] See John Boardman,“The Elgin Marbles:Matters of Fact and Opin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 2, 2000.

[22] 威廉·斯图尔特曾经获准在杜维恩陈列室进行统计工作。依照大英博物馆每年600万的参观人次，除以360天的开放日，其每天的平均参观人数就是16, 666人次。当然，在盛夏和旅游季节里，日参观人次会多一些，而冬天里则会少一些。斯图尔特选择旅游季节中的4天（6月28日周三至7月1日周六）来统计参观人数。4天中的参观人次大同小异，分别为4, 441人次、4, 246人次、4, 526人次和5, 311人次，与博物馆的统计数16, 666人次相去甚远！如果将这4天的平均数4, 631人次乘以360天，就是1, 667, 160，而根本不是600万。所以，考虑到旅游淡季的话，大英博物馆实际的参观人次可能远低于150万。那么，去雅典和卫城观光的人又有几何呢？每年，有250万到300万人游览雅典，有150万人在雅典停留，另外150万人参观卫城。因而，这一数目可能就大于访问杜维恩陈列室的观众。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亲睹埃尔金大理石雕像的人一定多于参观雅典卫城的观众（see William G. Stewart,“The Marbles:Elgin or Parthenon? ”,IAL Annual Lecture,Dec.2000,Art,Antiquity and Law,Mar.2001）。另有统计数字称，每年去雅典卫城参观的人数达1, 000万人次（see Andy Dabilis, “Plans for Museum Unveiled;Elgin Marbles Disputed”,USA Today,Mar.21,2002）。

[23] See Margaret Loftus and Thomas K. Grose, “They've Lost Their Marbles Greece and Others Try to Get Treasures Back”.

[24] Ibid.

[25] See William St.Clair,“The Elgin Marbles:Questions of Stewardship and 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2,1999,pp.454-456.

[26] See Anthee Carassava,“Britain May‘Own'the Elgin Marbles but Greece Wants a Loan”,New York Times,Jan.24, 2002;“Comment:Elgin Marbl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17,2002.

[27] 譬如，“逻辑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物理学”“政治学”和“民主”等都是出诸希腊语，这并非偶然。

[28] See James Allan Evans,“The Parthenon Marbles-Past and Future”,Contemporary Review,Oct.2001.

[29] Yannis Hamilakis, “Stories from Exile: Fragments from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e Parthenon (or ‘Elgin') Marbles”,World Archaeology,Oct.1999,Vol.31,Issue 2.

[30] John Henry Merryman,“Thinking about the Elgin Marble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15,1983;See David Rudenstine,“The Legality of Elgin's Taking:A Review Essay of Four Books on the Parthenon Marbl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No.1,1999.

[31] John Henry Merryman,“Thinking about the Elgin Marble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15,1983,p.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