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国际社会的壮大

上面的分析，引出了另一个结论：不断增多的国际行为体，虽然不能撼动民族国家和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却加快了国际结构的分化与再造，使其呈现分层化和自组织化的动向。

例如，在世界经济和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甚至有意无形中支配、“绑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它们中有的庞大无比、富可敌国，有的控制能源阀门或核心技术，有的改变着各国年轻一代的品位偏好，有的塑造着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在世界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重大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的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它们的目标并非虚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业已表明，国际NGO的崛起已是任何国家和正式国际组织不可轻视的挑战。在世界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尖端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显而易见，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犯罪势力试图掌握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攻击手段，改变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安全庇护；一些反核、反大坝、反地雷的国际NGO正在全力推进它们的目标；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运动与和平主义抗议力量，对所在国家政府预算的军事部分提出有力质疑和各种约束。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各种原教主义和反原教旨主义力量相互激烈争夺，血缘、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种认同都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这些争斗中有相当部分跨越了主权国家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顺势而谋的强大潜流。

如果说传统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其数量有限、行为模式可预期的话，人们现在再也无法对于新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作同样的判断：它们此消彼长的速度太快，它们的互动方式太难预测，它们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变得更加诡异和难于应对。进入新纪元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第一层面，也叫“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通常被称作“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不妨称之为“新社会力量”）。“分层化”“碎片化”和自组织化，多半发生在第三层面上。“国际社会”不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应对的给定环境。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国际社会的崛起给世人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向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至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国际社会到底用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它的演进规律如何？国际社会的物质基础有哪些？它的文化载体是什么？共同价值观又如何？在实践中观察，首先，不同于以往的形态，现在的国际政治提出了复合性的、全方位的治理需求，它要求传统的主权国家及其政府更加重视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声音。其次，国际社会的壮大，导致大量非正式的、非国家的多边安排与规范，加入到全球治理的议事日程。与此相关，私人行为、公民的自组织活动、形形色色非政府团体的作用机制、全球市场与技术的某些标准，或有形或无形渗透至国际政治、安全和外交的领地，主权国家的特权受到各种冲击。再次，原本只是国内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人权改进、民主化过程和公民权利问题，在信息化条件下和跨国进程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性议题和国际政治的博弈内容，“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的命题更多充实了社会性内涵。国家仍然处于国际权力中心，但权重逐渐下降，特权逐步减少，国家变成诸多行为体之一（哪怕是最显著的存在和最大的声音）。

事实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光来自于多极力量对少数大国垄断格局的再平衡，而是源于国际社会的生长、层化与再造进程；前述战争方式作用的降低、军事优先性的下降，以及国际和平与发展势头的难以阻挡，同样主要不光来自技术或器物层面因素的驱使，而是始于国际社会风向的压力和公民团体的压力。借用建构主义的术语来说，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社会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