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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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政外交不可分

在今日世界,国家内部治理的好坏、政府的责任与能力,越来越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国际形象和权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多重博弈,展示了磨合中演进的国际社会构造。

在传统教科书里,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被认为是分立的、多半不相干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不发达,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衔接,以及某些政府和独裁者的刻意闭关锁国,强化了这种两分局面。按照旧时的理解和实践,一个政府及权力精英在国内干得再好,那也仅仅是内政的范畴,未必获得高的国际评价与影响力;反过来,一个政府哪怕在国内胡作非为,它也能毫无困难地保留联合国的席位、各种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和主权国家的国际权利。也就是说,传统主权观与国内治理水平无涉。

时代在变化,国际关系也在进步。现在的世界局面逐渐让人感受到上述两分法的失效。放眼未来,不难得出结论,即随着多数国家和整体国际社会的进展,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岂止是不可分割,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放大与延续。一个国家不论采用什么样的体制,重要的是国家当局能否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保证政治与社会的建设性稳定,保障人员、物流和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借用眼下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要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凡是达标的政府,它在国际上说话就硬气,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更有保障;而那些鱼肉百姓且胡搅蛮缠的政权,哪怕天然资源丰饶、地理位置优越,它的信用也会被国际社会打折扣,有时甚至被暂时剥夺国际组织席位和其他主权权利。主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强弱有变的。国家的内在进步与国家的外部影响成正比关系。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曾经有过被联合国设置“禁飞区”的严厉处罚。众所周知,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在制裁伊拉克问题上做了手脚,以谋取自身的战略利益。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没有萨达姆政权的专制残忍,不会有西方强权霸道介入的机会。伊拉克的悲惨遭遇,是这个国家内部恶政与外部强权双重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要光看到美国在国际上使用蛮力,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以美国国内体制对其百姓的善道为前提的;如果美国国内民主、民生、民权的任何一方面出了大麻烦,如果美国公众不高兴、不支持,哪怕五角大楼再添几个航母编队,“山姆大叔”恐怕也不会有现在这种全球干涉的底气。还须指出,国际政治并非简单地复制国内政治,前者的复杂博弈和反向作用也在塑造后者,信息传播和全球化的其他手段使这种过去不那么凸显的双重博弈变得更加有力。还是以那个超级大国为例:“9·11事件”后的布什主义,造成了美国的国际公信力大幅下降,它也严重挫败了美国的人气与国际干预意愿,制约了美国的硬软实力;之后的“奥巴马新政”算是一种“拨乱反正”,不论成败,其重点是以国内重大变革重振美国主宰世界的能力。

图9 萨达姆受审(2006年4月)

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06-04-18/10308726946s.shtml)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国家体制满足社会需求的效能及其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决定着各国在全球社会的安身立命,决定着它们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小。这也是国际关系向更高层次演变的基石。

在看到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必须看到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它超出通常的思维逻辑,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演进画面,产生完全不同于一般预测(“规律性”)的后果。这中间,既包括人们常说的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外”,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21世纪初期发生的“9·11事件”及美国布什主义的战略应对失败;也有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方面的重大挫败,如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还包括综合国力较量中出现的“非常规”崛起与下降,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涨及沙特等产油国的暴发;乃至科学技术领域的某些始料不及的“突变”,如20世纪后期金融互联网的凸显及芯片技术造成的突破等。事实上,恰恰是这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受人关注、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国际进步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局面同样值得关注。下面,让我接续前面的讨论,用三个“变量”,提示全球政治的复杂演进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