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归政

政变当局对于英、日等国干预中国的政局，保护变法派和阻挠废立虽然感到几分恼火，但种种迹象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互相猜忌，清廷与外强的紧张关系逐步缓和，形势并未像康有为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反而越来越不利于他们自己。

在地方重臣和外强的双重压力下，政变后的当朝执政担心事急有变，不得不设法调解与各方的关系。既然光绪的生死存亡成为焦点，首先就从这方面做文章。10月16日，奕劻等人主动告诉英国公使窦纳乐，他们知道关于光绪健康和阴谋杀害他的谣言，并正式通知窦纳乐，光绪的健康大为改善，且常和西太后一同听政；西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不过以为中国的准备条件不够，不适宜于像光绪那样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还询问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去的办法。窦纳乐建议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尽管窦纳乐预料他的建议不会被执行，奕劻等人还是极力表示赞同，并要求其代为辟谣，确保谣言是假的。[1]此举虽然是迫于各方压力，却表明当朝执政的一种意向，即他们的确很想改变外界的看法和自身的形象。两天后，清廷果然安排了法国使馆的德对福（Dr.Detheve）医生为光绪诊视，诊断书公布后，有关传言逐渐平息。

荣禄是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康有为一派全力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对官场权术相当稔熟，鼓动政变者是他，阴谋废立者有他，设法调和者也是他。10月中旬，在华西方传媒称：“据我们所听到的，荣禄是在使用他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2]《申报》的报道也说：政变后曾列名保国会者防有株连，颇多危恐，言官亦有及之者，“后得荣仲华中堂奏明，康有为本筮仕京中，不能禁京官及公车不与往还，但问是党不是党耳。……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顾之力”[3]。政变后慈禧有废立之意，

故以兵柄尽付荣仲华。荣惧而泣，计无所出。夜得右帅电云：“慈圣训政，臣民之福。而尊主庇民，全仗中堂主持。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岘帅亦有电云：“君臣之分当尊，夷夏之防当严。某之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天明以二电面奏，长信惧，乃辍计，而心衔二人。[4]

据说当时因外间督抚只有刘坤一力争废立，

深宫震怒，即欲革职。而荣禄言于太后曰：“坤一，湖南老帅，骤革之，恐激湘军之怒而生变。宜优容之而阴掣其兵柄，则彼无能为，而可以牵住湖湘之心。”太后从之，不加谴责，即刻下密旨驻防将军，令其节制江南诸军；又下密旨湖北总督，令其严密防勤王之师。[5]

所以刘坤一称：“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6]对荣禄有所寄望。

1898年底，康有为所抨击的“伪临朝”对内对外接连作出姿态，似乎有意努力改善政变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12月13日，西太后特意安排和光绪一起在宫内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本等各国驻京使臣的夫人，“由英使命妇领班朗朗宣祝词，皇上起而握手为礼，既而皇太后亦一一握手，并以珠约指分带诸命妇指上，命庆王福晋带出赐宴。宴毕，皇太后率皇后出，命入座观剧，设茗果款之，极道辑和之谊。及诸命妇退出，皇太后又分赐绸缎、书画各一分，雍雍肃肃，穆穆皇皇，诚中外一家之盛事也”[7]。此举不一定能完全打消外国人士的疑虑，但显然引起了期待中的反响。[8]

对内方面，由于政变后给康有为等人定立的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牵连广泛，势必人人自危，上下浮动，为了安定人心，清廷宣布对官绅中与其有关联者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9]。这是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定的一般性原则。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往来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其中“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牵涉多人。清廷发布上谕，仍然宣称不予追究，而且公示已将原信悉数焚毁，同时告以各函均已石印，似仍保留。[10]既示以宽容，又捏住把柄，真是一举两得。

荣禄等人态度的变化，除自身的利害权衡外，与日本方面积极施加影响不无关系。政变后，日本担心守旧官僚亲俄，危及东亚局势和日本的利益，设法说动当路大臣继续变法图强的政策。1899年3月，伊藤博文致函奕劻，“示以近日利病之所在，练兵理财为治国首务……宜早画定规模”。4月底，又再次致函奕劻，“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同时致函荣禄，“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按即中国）不图自强，贵国（日本）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伊藤博文的门生、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楢原陈政拜访荣禄和奕劻，也转达此意。

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奕劻会晤，“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同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对此，荣禄和奕劻至少作出赞同姿态，复函分别表示：

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

并表示：“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

当然，荣禄、奕劻对于伊藤博文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和辩解。荣禄认为：

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筹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

奕劻虽然同意“谋国之术，因时消息”，需要学习外国，扩商利，练精兵，对于时趋却不以为然，所谓：

方今地球强国环峙，日夜以修制战备，扩充商务为能，尚诈力，贱仁义，不务广德与民休息，而专恃攻取角胜，实千古未有之变局。……敝邦恪守祖宗宽大爱民之制，故赋额轻减，蠲振频施，不肯竭泽而渔。从前封桩羡余厉民之政所不敢出现。[11]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与向康、梁等流亡者提供庇护的英、日等国交涉，使之不再提供保护或迫使流亡者离境，以便实行暗杀绑架。11月3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到武汉，张之洞与之会谈时要求后者密告日本政府，如果不将康有为等人驱逐，他无法实施由日本军事教官训练军队等计划，又提出要日本政府与总理衙门交涉，让南北洋和湖广尽快派出留学生赴日。[12]日方权衡利弊，答称：

日本政府极不愿为康及其党徒在日本提供政治庇护，但由于国际上通行之惯例，又无法违反本人之意愿而将之遣送出境，但日本政府愿采取一切努力以便达此目的。[13]

奕劻在赞成伊藤博文关于中日两国合力维持东方大局意见的同时，趁机要求日本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驱逐出境。[14]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日本终于借故将康有为礼送出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和传闻的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9年6月起，连续出现多宗关于西太后准备再行新法的消息报道。如6月26日香港《士蔑报》称：

西后因时事孔亟，急欲购求新法，又使人调查康有为奏折，一一呈览，不许留匿。又由天津、上海等处，购得当世政论各书，其值约三千两。

7月1日东京《时事新报》报道：

西后每日必数遣内侍往问皇上病状，闻少痊，即慈颜大喜。且尝云：观今日之势，不能不行新政。又北京来信云：西后之急欲变法，事系的确，并非风影之谈。闻西后近日尽发康有为前后所上条陈览之曰：康有为之话，实在句句不错。

7月3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

近有中州某公于召对时，西后询以行新政与按步就班孰善。某公奏祖宗成法，历久不敝，自以按步就班为善。西后顾谓皇上曰：然则外间亦不以新法为然。皇上敬对曰：乾嘉时，西人尚未如此相逼也。西后颌之。

7月4日东京《日本报》报道：

日前西后以国事日亟，强邻逼处，特召李合肥傅相垂咨一切。傅相以力行新法为请，返复辩难，几历时许。西后颇为之动听。

7月10日香港《士蔑报》报道：

近日西后又饬军机处进呈去岁康、李、杨、宋诸臣条陈，详细阅览。又近数日有二翰林召见，西后问以亦曾看时务书否。对曰：臣从不敢看。西后谕曰：时务书岂可不看，将来何以应变耶？二人恭聆之下，不觉惶悚。

7月11日，香港《西报》引述北京友人来函称：

西后近来颇以康有为等所上条陈甚善，命左右将康、梁诸人奏章进呈慈览，恒阅至中宵不辍。一夕，阅至京卿林旭所上条陈，不禁拍案称善。次日召见某邸，询问康有为一干人究竟如何。某邸对曰：皆是大逆不道。西后曰：其言亦多可采，特诸臣不善奉行矣。

1899年7月28出版的《知新报》第94册汇辑了上述消息，表明康有为一派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尽管他们并不相信西太后的诚意，还是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日《知新报》发表《论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一改政变以来对西太后口诛笔伐的态度，将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荣禄，将戊戌政变说成是贼臣从中离间，两宫失和所致。文章认为，政变后为使光绪复辟而采取的革命或勤王方略，均不可行，因为两策均可能为光绪带来杀身之祸，“事未举而中国之亡已久矣。窃以为定今日之政策，措天下于泰山，变法自强，当以调和两宫为第一义”。两宫不和，起于贼臣谗间之口和贼臣篡夺之谋，“实荣禄一人言之而一人为之矣”。皇帝、太后的安危与中国及人民的安危密切相连，西后欲谋自安，必须诛贼臣，和两宫。否则，荣禄可以借西后以除皇上，他日必以皇上之故而除西后。

迩来各报流传，谓西后遍阅新党诸奏折，因而谓之句句不错。又勉诸小臣以阅时务书，而使某亲王将神机营以敌荣禄，又将采用新党之言而讲求变法，一似重悔前此之孟浪，遽尔幽闭圣主，诛逐忠臣者。事出传闻，并非确据，然外侮之日甚，内臣之日专，苟有人心，无不悚然而怵惕临之矣。夫中国今日不能变法，由于皇上之无权，实由于两宫之不和。而究其纪极，则由于贼臣之构祸也。

西后如果“诛贼臣以谢天下，下明诏以复新政，起新党以图大业，而勤王之论不作，可以自保其身；革命之说不行，可以长享其国”。

针对情况的变化，康有为等人调整了策略。四个月前，梁启超发表《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批评当时关于保全中国的各种意见，甲说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乙说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并进入政府，丙说望民间革命军起，仿效美、法实行共和独立，参照中国的实际，各说均不可行。“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15]至于保全之道，《知新报》的《保身保家说》主张其道有三，一是尊皇，二是养才，三是合众。[16]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更直接呼吁“我同胞忠君爱国之士，其可以拔剑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兴矣”[17]，重心显然在于依靠民间力量勤王举义。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向英国求助不果，1899年7月，在美洲成立保皇会。8月4日，光绪三十岁寿辰，美洲、南洋各埠华商，纷纷发电至总署祝皇帝万寿。[18]其间再次提出光绪复政的要求。康有为的《美洲祝圣寿记》称：

美洲各埠，曰域多利、曰湾高花、曰袅花士眠士打、曰舍路、曰砵伦、曰砵当臣，并燃灯升旗，各以电致于四万里外之故国总署，问圣躬安否，祝圣寿万年，愿皇上复政以保中国。语虽不同，而义不出此也，此海外未有之举也。[19]

这显然是保皇会统一部署的结果，表明其尝试通过动员海外民众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保皇复政的目的。此举引起西太后的注意。总署将各埠来电汇集上闻，“西后因询本年十月与及甲午年时，外洋华旅亦有如此电词祝贺否。佥答曰无”[20]。

稍后，新加坡华侨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接读9月4日上谕，“惟朕躬服药日久，未见大效”，联络阖埠华商，于10月12日致电总署，奏请圣安。[21]外报报道：南洋新加坡、吉隆等埠清国绅商，咸联名电请皇帝安，“清民归附皇帝，如赤子之恋慈母，此清国不亡之象也”[22]。

11月12日，为西太后寿辰，南洋各埠华民又一次借贺寿之名，致电总署，指太后耄期已届，不宜过劳，而皇上圣体大安，应当归政颐养。[23]一时间各埠华商纷纷继起发电。据《天南新报》报道：

本坡闽商邱君菽园等首倡电请圣安之举，京师震动，内外向风，南洋一带，如吉隆埠、如八打威埠，皆起而抒依归圣主之诚，电请圣安，并请太后归政颐养。又香港教士及横滨商民，亦有电请圣安并归政之举。可知人心思主，讴歌讼狱，各有同情。天若祚汉，我皇谅必不长此终古也。兹复接美洲友人来信，述及美洲属地，凡华人通商之埠，皆有呈请圣安并请西后归政之电，统计一十三封。

所开列的13埠为：“满地河、锦录、湾果华、域多利、二埠、乃公埠、舍路、气连拿、砵伦、罗省忌列、波布顿、正埠、连拿仔。”此外，“尚有多埠续起者”[24]，如越南的海防、河内、南定、秘鲁的利马等地。

12月27日《东京日日报》报道：“支那居留外国之商人，近数月纷纷联名奏陈于西后，请其归政于光绪皇帝，共三十余起，已叠纪前报。顷又得北京来信，暹罗居留华人，亦有此举。”该埠华商陈斗南、王珏潘、于炯、吴添发等3万余人联名奏请太后撤帘，皇上亲政，速行新法，以洽群情而救危局。[25]“因月前星嘉坡各华商奏请归政，太后甚怒，故此次不敢进呈，恐遭谴责。”[26]

国内随之有了反应。1899年9月15日出版的《知新报》第99册刊登了《杭州驻防瓜尔佳拟上那拉后书》，提出“和两宫以图自存，和两党以策自强，和四彝以求自保，而其功则必自杀贼禄始”，并历数荣禄欺太后的十大罪状，认为所以能和之道，“则必以复位归政为第一义”。此文在《国闻报》也刊出，注云七月廿二日（8月27日）呈刚钦差（毅）代奏。严复阅后函告张元济：

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27]

其实原文直书荣禄之名，作者应为金梁。

主要面向中国内地读者的香港《华字报》刊登了以“大清国十八行省等臣民”的名义撰写的《拟布告各国公请皇上力疾亲政文》，呼吁英、俄、德、法、美、日本等国驻华公使，“申明大义，速提劲旅，驰赴燕京，公请敝国皇上力疾亲政，以顺人心”[28]。《中外日报》《汇报》等刊物连续发表论说，公开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复权，重行新政。[29]当年京畿一带大旱，祈雨久无灵验，坊间也传言是幽囚圣主，且有废立之心，触天之怒所致，预言必将有忠直臣僚抗疏请太后撤帘，皇上复政。[30]

英国方面似也有所反响，当月伦敦《国家温故报》刊登左治安的意见，提出：

我外部衙门可递一国书与中朝，痛陈中国之危，力请归政光绪君，复行上年新政之令，并宜通知美、日两国，同时上此式国书，三国合力如此，西后虽顽，未必敢逃公道，或可不复阻挠新政。皇帝既复其位，自必召还各逋臣，并请外国精明之士为客卿，则不难振起老睡之国。彼之国权不失，我之商利亦不失，自然化却许多难案。[31]

西太后作出复行新政的姿态，或许只是施放烟幕，朝野内外的反响则显得多少有些信以为真。其时清廷派刘学询等人赴日考察商务，暗中交涉订约、“交康”或“除康”事宜，坊间传闻，却是要重新起用康党。皮锡瑞在日记中记道：

闻朝议召日本小田七及刘学循、李徵庸管度支，有“新政可望复行，新党可望复用”等语。周郢生家信，长信授意李，使康、梁返国，伊藤入辅。……夏子翁来拜，嘱觅先生。询以时事，云杨崇伊所奏，庆王、小李从中主持，派刘学循、庆长与日领事小田七同往东洋，请伊藤与水师提督某某来中国。[32]

张之洞幕下的陈庆年也说：

知此次庆宽自日本还，有条陈十二则呈庆王进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维新之机矣，甚美事也。[33]

对此当朝执政的后党官僚感到几分惶然：

某邸出语人曰：上年主子讲什么变法，咱们几乎没有饭吃，幸亏老佛爷扳过来。今年连老佛爷亦讲什么维新，看来不久康有为一班人就要开复起用，那时还有咱们走的路吗？[34]

形势走向的不确定令传媒无所适从，对于西太后的好恶尤其难以捉摸。《知新报》第95期转载了7月22日香港《士蔑报》的一则报道，可以视为当时传媒揣摩不定上意的体现：

北京内廷大乱，西后、荣禄、庆亲王、李鸿章各分党羽，密布计策。西后始倚荣禄为心腹，任其练兵，今见其弄权，恐其逼己，以庆邸亲贵，故用以抑荣禄。且以李鸿章有才，凡与俄交涉，皆经其手，故西后重之。荣禄虽顾盼自雄，亦不过如小子，凡与外国交涉，皆守向来憎恶外人之故态，以遗西后忧。庆邸虽较忠于荣禄，亦无远知识，……李鸿章今日即能办事，想不过自清首尾，未必于太后之命有所加。李权全得自交涉，与荣禄不同，故人皆欲去荣禄。荣禄节制北洋，凶戾之气，遍于北京，与刚毅之南下两江，其凶戾遍于南洋相等。太后今亦知之，故回心易虑，假意向慕康有为之说，欲讲变法，尽购康有为所著之书及奏折，览之称善。然此计太浅，非有勇决之诚意，何能动人。即向之归心西后者，亦疑其不至前后相反若是。昨年政变，西后尽反新政，以为康有为之议，为害于国，复旧政，戮新党。然西后本非守旧，亦非维新，只求权势平稳逸乐，非此三者，不能得其心也。今虽观览新党之书及奏折，然既死之士，不能复生，六人本皆为国变法者，今已死矣，况西后之意，究不知何如乎？然其准人读康所著书，其转化人心者不少。吾今虽不知两党将何结局，但宫廷之内，必有不测之变，愿我国人定睛以伺之。

11月15日《知新报》第102册转载8月30日伦敦《中华驿务报》的评论，也依据该报天津访事人所说，认为：

西后之变机甚少，论其人原属聪明，不比北京之守旧党呆同木偶，但其知识，又未能行维新之政以致康氏所条陈之境地。他用守旧党之力以复其权柄，惟同时又嫌守旧党之首领不识事务，反足以生乱，故又假作与维新者和商，其实不知所措，只欲求自己安固，未尝识维新之益，守旧之害也。

据说慈禧开始对各埠华民纷纷请求归政的反应还算平和，“自汉人大官以下及多等人民，同情推戴光绪皇帝，若强行废立，必生内乱。故西后待皇帝，近亦略宽，召见大臣，亦许同见”[35]。“天坛祈雨，圣主竟得同往，当亦两宫渐和之机也。”[36]甚至个别官员当面要求归政也不以为忤。10月2日香港《孖喇报》报道，据北京来电：

山西知县宓昌墀召见时奏对于西后，侃侃而谈，特请其撤帘，归政皇上，又谓不可用荣禄练兵，不可用刚毅筹饷等语。情辞恳切，两宫大为感动。皇上恐西后动怒，叱其不得妄语。西后亦不怒之，但目为疯子。而该县令仍言言痛切，毫无顾忌。[37]

据说宓氏奏对时还称康有为才不可没。此事未必真确，《天南新报》却为此发表评论，盛赞其言为“人人有是心，人人不敢出诸口”的“天理人心之公”，可以唤醒人心，“上足以措皇上于安，中足以寒奸臣之胆，下足以苏士民之气”。[38]

相比之下，担心大权旁落的后党官僚更为不安。前此西太后有意趋新，守旧官僚即有种种异动的传闻，甚至有消息说奕劻、刘坤一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密谋策划推翻西太后，恢复光绪的帝位。[39]这种以进为退的可能性当然极小，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加紧迫害变法派，另一方面设法将西太后拉回保守的轨道。而复政危及西后的地位，无疑是最好的口实。西后明白不识时务很难生存，不能一味恪守祖宗成法，但绝不能容忍海内外商民合力要挟，更不会迫于社会压力而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西后万寿时，“各埠华商均发电恭祝，惟末语皆有请西后归政者。电到总理衙门，大臣竟将末语删去，乃进呈。后刚毅欲激怒西后，故将其事而直陈之，西后为之变色”[40]。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等逋逃客，依然是当朝执政的心腹大患。政变以后，清廷虽然宣告概免株连，暗中却加紧严拿深究，1898年秋冬间，密饬各督抚查拿新党，1899年7月5日，又申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办康、梁党羽，并饬招商局于各埠细心访拿。[41]康有为几度隐约声称，各地华侨电请归政由保皇会所鼓动，只是对结果的判断在立储前后截然不同，此前以为：“此事但请归政，并无得罪，宜争忠义，万世流芳。”[42]此后则说：“及仆游海外，人心咸戴圣主，创为保皇会，从者数百万人。六月、十月纷纷电请太后归政于皇上，诸贼忌之。”[43]可见，保皇会开始是想借助西太后有意趋新之机，鼓动海外商民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达到归政的目的。不料此举反而勾起西太后的心病，触犯了守旧党的大忌。尽管康、梁等人提出过赎买政策，但是，要西太后和守旧党在这种形势下放弃权力，无异于让他们走上政治的不归路。于是后者选择了与保皇党人的预期完全相反的应对之策。

[1]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538页。

[2] 《列强在北京》,1898年10月14日《字林西报》周刊，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498页。

[3] 《胁从罔治》,《申报》1898年11月12日。

[4]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44页。

[5] 1900年2月《致孙仲恺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6页。

[6]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34页。

[7] 《申报》1898年12月29日。

[8] 几天后姬乐尔致函莫理循：“我很相信你的判断，但是我必须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足以动摇我的这种信念：维新派的倒台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连为外交使团夫人们举行的招待会，也不足以动摇我的信念！”（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130—131页）另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太后觐见各国使臣夫人，特备二人充作瑾、珍二妃，防人问也，足见未尝不心虚也。”（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352页）

[9]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74页。

[10]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9页。

[11]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187—191页。

[12]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4页。张之洞报告总署时，未提及聘请日本军事教官和派遣留学生之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18—619页）。

[13]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7页。

[14]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190—191页。

[15] 《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16] 《知新报》第90册，1899年6月18日。

[17] 《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

[18]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98册，1899年9月5日。

[19] 《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5日。

[20]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98册，1899年9月5日。

[21] 《记南洋电请圣安事》《新加坡阖埠华商电达总署奏请圣安折稿》,《知新报》第103册，1899年10月25日。丘逢甲复邱菽园函谓：“恭请圣安之举，内地闻之，人心为之一震。内地不能有此，以电局皆由官主，决不肯代发商民电奏，非督抚代奏，总署亦不敢收译也；督抚亦无肯代奏者。阅邸抄，见九月初八日上谕，有特褒海外商民忠义之语，当系电奏到后所发。”（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794页）

[22]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3册，1899年9月25日。

[23] 《京外近事》,《知新报》第107册，1899年12月3日。

[24] 《咸思圣主》,《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25] 《北京近事要闻》,《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关于各地华侨要求归政之事，郭景荣《海外华侨对康梁及保皇会态度的演变》论及祝圣寿和为慈禧祝寿两次（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4页）。

[26] 《格抑电奏》,《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27]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33—534页。

[28] 《知新报》第100册，1899年9月25日。

[29] 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15页。

[30]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4册，1899年11月3日。

[31] 《论各国宜干预中国新政》,《知新报》第104册，1899年11月3日。

[32]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1—172页。

[33]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第138页。

[34]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94册，1899年7月28日。

[35]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3册，1899年9月25日。

[36] 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794页。

[37] 《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2册，1899年10月15日。

[38] 《论汉阳宓大令奏请太后撤帘皇上亲政事》,《知新报》第104册，1899年11月3日。1901年5月11日郑孝胥称：“过关道，见所议十条及密[宓]昌墀《戊戌奏稿》，空疏而守旧之言也。”（《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94页）

[39]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150页。

[40] 《北京近事汇闻》,《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

[41] 天游先生（唐才常）:《答客问支那近事》,《亚东时报》第13号，1899年8月15日。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392—1393页。

[42] 《保救大清皇帝会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0页。

[43] 《致濮兰德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