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人生有缘。生长于人杰地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机会，到过雁山公园。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建造园林，胜意处自然只能求诸山水之外。当时羡慕的是园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树，据说十分名贵，后来才知道那座园本是晚清名臣、民国元老岑春煊的一处私宅。几十年过去，园主已然成为游园少年研究的对象。
1993年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导游览镰仓江之岛，霞光水色，景色绮丽，令人胸襟一阔，特意请十分熟悉近代中国人在日本活动史事遗迹的久保田教授指路，来到岛上的金龟楼前流连片刻。1899年7月，梁启超等12人结义于此，有心反清，并与乃师康有为立异。光阴似箭，百年将过，人去楼非，只有楼名依旧。斜阳之下，令人顿生几分苍凉，无限感慨。这两件事，或无心，或有意，由一缘字连接，百年时空，刹那接近。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开始可谓误打误撞。本来师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因为前此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分得1895—1905年部分，这一段自然归我起稿。用数月之功，得十万余字，将乙未至庚子一节草就。但渐渐发觉，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绽百出，难以弥缝，于是抛开原稿，不循旧路，重新由解读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为有了前段的教训，对于新旧材料的区别以及旧说与历史本相的差异，感觉格外敏锐。通过比勘参证各类新旧材料，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历史本相的脉络轮廓日益显现。当时隐隐察觉揪住一桩历史大案，剥茧抽丝，可以发覆。不曾想仍须再用十余年苦功，才能大体作一收束，并且不少问题还须留有以待。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
二
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应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近代学人多偏于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一味重视发现新材料，而置基本史书史料于不顾，难免离开大体，纠缠枝节，失之于隘，最终陷入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实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才能将新史料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并据以判断研究的进展是否恰当。而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一味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条理对现成史料与问题重新解释，也容易翻云覆雨，流于牵强附会。[1]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规则尤为重要。
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竖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当下的时髦语，便是要取得话语霸权。而群雄并起，各不相下，均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整体趋势，反而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暴雨横潦，难得持久，易于过时。其实，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遍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费孝通教授晚年回顾其经历的三大导师，反而对史禄国赞词稍多，决非同情弱者。[2]
就此而论，近代学人善于以革命手法争取话语霸权者，首推梁启超，20世纪初年他在思想学术各个领域吹起的一阵革命狂飙，不仅令广大青年感到振聋发聩，许多饱学之士也是耳目一新。然而，后来梁启超却深自忏悔，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大段语重心长的自我解剖：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3]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悔其少作之余，也不乏针砭时势之意。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以及新文化派，在治学途径的大体方面显然步了梁的后尘。梁启超逝世后，缪凤林为文悼念，就曾直言不讳：“今日者，不学逞臆之夫，肆其簧鼓，哗众取宠，亦且因缘时会，领袖群伦焉。吾人惓怀梁氏，尤欷歔慨叹而不能自已者巳。”[4]今人常常叹息学术不兴，并多方面查找原因，鄙意以为，与其说是借自外国或相关学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
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对此学人有所争议，或以为凡问题皆后出，无所谓陷阱。不过，治史先要探究问题如何从无到有，并教人如何从无到有地去看，否则，一切史事皆只有必然性的一面。果真如此，治史于人类的自我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
导致上述怪相的要因之一，是中西冲撞下的社会文化变形，以及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而来的学术分科的日益细化。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所谓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
今人关于近代中国史的许多观念，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史料史实之上，好比沙上筑塔，难得稳固。而历史教学又一味偏重于灌输知识，将教科书当作历史。实则若教以如何认识历史，则历史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富于智慧。否则不仅索然无味，最多谈资而已。结果后学者学得不少套话，看不懂材料本身的意思，却讲了许多“言外之意”，翻来覆去，对历史的认识根本得不到深化。尝戏言以中国学人之众，若下功夫精研各自专攻，后人与外人恐怕难有下嘴的余地。可惜学人不愿下笨功夫，甚至不知如何下功夫，底盘不稳，又好高骛远，但以轻功，如天马行空，高来高去。看似飘忽不定，实则原地踏步，进展甚微。加以学问以外的种种影响，令学人分心于术而不能倾心于学，成就难得较已有为大。或许人多畏苦，又欲名利，只好借助于术，于学反而有害无益了。由此圈内外人对于学术渐失敬畏之心，因为不知深浅，也就无所谓高低。
不知古今中外学术渊源流变的大势主体，凡事截断众流，横逸斜出，不妄者几稀。连技术层面的东西尚未掌握，就试图独辟蹊径，自习则误己，教人则害群，放言高论，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为是，开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书，或但以己意度之，以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笼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谓著述，不过将古文变成时文，以唾余为发明。自晚清学人以“中国无史论”将既有史书打入另册，[5]中国似乎只有史料而无史书，只有官史，而无民史。在“新史学”的框架下，历朝历代之史均需重起炉灶，研究者似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可是，尽管新史学以不破不立将新旧学术截然分开，治学必须先因后创的规则依然制约着学术发展的进程。整体而论，接续既有传统的人文学科较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程度略高；就史学而言，国史与外国史差别甚大。至于本国史，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虽然这两部分也存在不断用外来框架重新条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则附庸蔚为大国，贬之则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结果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运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于是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外来的解释框架，以便将有限的材料组合成条理系统，解决材料纷繁和缓不济急的难题。如此一来，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
要克服此类弊端，一般以为应当求助于宏观，即变换解释系统。实则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凿纳，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此虽为近代以来欧洲以外文化系统普遍面临的不得不然的尴尬，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容易误将后来外在系统当成历史的本相，本末倒置为研究的前提。当务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对大量史料史实进行具体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归纳或总结出所谓一般。今人常说治史不能仅仅求真，其较高一级的目标当是寻找规律。其实二者本来统一。规律者，事物之普遍联系也。治史所凭借的天然时空联系，与逻辑联系往往一致，环环相扣，无限扩展。而且求真不仅要实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寻心路历程。求真的过程，适为不断延伸地解开个人、社会与自然连环相扣的普遍联系。在此过程中，规律将逐渐显现。
以此为准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即使过往重点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因此前贤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虽然就声势影响而论，甲骨、简牍与敦煌遗文最为显赫，但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种类之繁，清代以来的晚近史料无疑最为巨大纷繁。除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刊印书籍之外，还有中外公私藏档、报纸杂志、函札电稿、日记年谱、家族系谱、契约文书等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其中相当大量的部分属于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虽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当年流行一时，时过境迁，已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据条理系统，是在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况下，利用可见片断，依据后来外在理论的逻辑系统，发挥想象，以点成面，因陋就简勾勒而成。其因应时势需要的历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联想与历史是否吻合，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
三
近二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出版或公布开放，可谓再一次史料大发现。而且与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学人还注意到水面以下冰山的巨大。例如学人素以《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为四大日记，以凸显其关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种日记，于近代史事的重要性决不在四大日记之下，甚或在其上。据说这一时期已知未刊的日记稿本至少逾千种，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复与上述相近。时势也为学人提供了可以从容向学的外在环境，不必仓促应急。两相配合，逐渐发现，以往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历史本相之间颇有距离，有的甚至为假象所遮盖扭曲。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中心的历史尤具典型意义。
康、梁一派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主要是戊戌与庚子。康有为是以公羊学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学之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自然重视历史记忆影响后世的巨大作用。梁启超则是“新史学”的倡导者，知道改变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改写历史。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以当事人的身份对那一段历史作了记述，成为后来学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依据。然而，梁启超的记录并非历史真实的完整影印，其中不仅因为立场利害的关系，对于诸多事实的陈述带有一面之词的偏见，而且出于后来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饰或扭曲真相，使得历史记载适合其当下的政治需要。[6]19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直言不讳：“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7]
所谓感情支配，还可以说是无心之失，更为严重的是，康、梁等人常在材料上大做手脚，使得文献的主次真伪发生混乱。因此，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必须综合比勘朝野上下禹内海外各派人物公私明暗的种种记录，不仅注意材料署明的时间，还须注意材料何时问世及其保存和公布的背景。近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其不尽不实之处逐渐显露，一些学人对于某些问题作了认真探究，还有许多背后的东西尚未得到澄清，需要等待更多的新材料，或是对新旧材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历史的本相究竟如何，目前还宜粗不宜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许多方面与康、梁的描述大相径庭。
四
如果说康门师徒旨在通过重述戊戌变法的历史来突出自己，贬抑他人，对庚子勤王则刚好相反，极力掩饰其在武力行动中实际扮演过的主角作用。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新旧世纪的转折，本来世纪末情结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虑，加上一年多前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的变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会还在倒行逆施的压抑与痛苦中挣扎，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断向保守的一方倾斜。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权力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列强联手入侵，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灭种民族大危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难题，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转倒退趋势，重上革新轨道。对于前者，北方的义和团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够将中国从深渊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希望，还须通过后一途径。就此而论，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在南方展开的各种救亡振兴的努力，手段虽然多样，但均与这一总体目标并行不悖。迄今为止，学人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
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直到1980年代，都是将两湖当作保皇会勤王的基地，而以自立军为主力正军。[8]造成这一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门师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饰其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事实，在此后的记述中，完全回避有关的方略计划与实际作为，极力突出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保皇会当时秘而不宣，固然出于形势的需要，后来则对家乡父老不愿承担“惊粤”的罪名，对海外华侨必须展示用款的实效，对朝野官绅还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时间越久，改口越难，谎言说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派系成员，鉴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愿提及当年合作反清之事。
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至于众多的草堂弟子，关注研究者更加鲜少。因此对于有关人事的追寻探究，相当困难。保皇会当年隐秘的各种文献，偶尔也有传布于世，如张篁溪编《自立会始末记》下卷所收康有为致邱菽园书，以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节录庚子前后梁启超与同门及各派同人的若干通信，但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其中许多重要信息难以充分解读。学人只能摘录一些片断，去丰富原有的认识，而难以纠正由假象所导致的变形。由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录的《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体现了学人在当时条件下的勤奋和严谨。不过，史料对于学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其努力就自立会的研究而言固然大有裨益，整体上仍然只能强化原来被扭曲的印象。
五
发覆有待于新史料的问世，正是新史料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为充分解读既有史料的完整信息，重建史实或还原历史本相，并且进一步回到历史现场，深入体察相关人事背后的复杂关系和人物的心历路程提供了契机。
有关新资料的公布，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1980—1990年代最为集中。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其一，保皇会的文献。主要有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和《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在原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的基础上改订，后者虽有油印本，流传不广，运用不易。该书的优长之一，是大量选用了梁启超的往来书信。以后台湾又分别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之97，文海出版社影印）和《梁启超知交手札》（“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张子文主编，“中央图书馆”1995年版），大陆方面则有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杨天石、孔祥吉、郭世佑分别披露过一些保皇会员的通信。
其二，其他维新人士和朝野官绅的文集书信日记。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4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重新编辑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仍非完璧，毕竟较旧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上海及港台出版的多种盛宣怀藏档，也保存了相关信息。
其三，海外公私藏档及相关外国人士的书信日记。庚子勤王运动是对海外华侨的一次政治总动员，保皇会设在世界各地的分会多达百余处，尤其是美洲和南洋，华侨的作用极大，保留的材料也多。方志钦主编了《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新加坡邱菽园家藏资料则由王慷鼎、汤志钧、赵令扬、张克宏等人分别披露。日本是保皇会的重要基地，不少日本人士又参与了中国各派维新人士的密谋。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及续编（东京原书房1968、1973年版），不仅提供了日本当时各种对华团体和个人的历史，而且保留了不少书信日记史料。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的《东亚同文会史》（霞山会1989年版），也提供了大量该会的文献。久保田文次对外务省文书的有关部分作了初步清理（《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昭和6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元年自印本），狭间直树则主持编制了《梁启超与日本关系日表（1898—1903年）》（平成6—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9年自印本）。中村义整理出版了《白岩龙平日记》，近藤邦康发表了《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杨天石和廖梅则利用或发表了《井手三郎日记》以及宗方小太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等人的文书。[9]
新史料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历史拼图的缺失，刷新或恢复了历史图像，而且造成进一步解读旧史料的契机。治上古史所谓识一字成活一片，在晚近史的研究中只要肯用心苦读，当时有所悟。只是史料愈近愈繁，搜罗不易完全，熟记更加困难，或然性又大为增多。如果不能将各类新旧史料融会贯通，则无法将史料安置于适当位置，难免偏于一端，放大或缩小其于认识史实的价值。
六
随着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蒙在庚子勤王之上的幻影逐渐褪去，历史的本相渐渐显露。
对于庚子勤王运动的重新认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自立会的历史进一步深究。胡珠生在编辑《宋恕集》的基础上，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撰写了《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强调江浙派士绅在正气会到自立会发展脉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对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局面重新认识。二是发现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在两广而非两湖。1982年出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选录康氏家属后人捐赠的康有为遗稿和保皇会员的来往函札，其中关于庚子勤王运动的数量较多。这些未经改篡的原始文献，为了解保皇会的勤王方略和实际运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由于解读困难，以及原有认识的偏差作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运用。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和破解。林克光在所撰《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保皇会两广兴师的战略有概括性描述；汤志钧《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0]，也提及保皇会在两广的布置；稍后，陈长年和我分别撰文详论保皇会庚子勤王的谋略与运作（陈长年：《康梁在两广的勤王活动》，《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桑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至此，与保皇会相关的庚子勤王史的轮廓大体显现。
在此前后，海内外一些学人如汤志钧、王慷鼎、赵令扬、杨天石、孔祥吉、黄宇和、中村哲夫、藤谷浩悦以及稍后容应萸、邱捷、郭世佑、廖梅等，不断发掘各种散见的史料，以求更多地将已有史料所蕴含的信息解出，从不同方面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程度不同地有所贡献。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前四章《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在解读新旧史料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重建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另有一些相关研究的进展，对某些具体细节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如叶钟铃的《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邱新民的《邱菽园生平》（胜友书局1993年版）、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既有著作，不仅有助于新史料的解读，本身也显现出新的含义，如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使得因资料不足以及保皇会故布迷局而形成的有关勤王运动的诸多假象相继被勘破，真相逐渐显现，原来争议较多的保皇会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也日渐清晰。
不过，相关史料的确难读，虽经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是有不少内容未能完全读懂，已经解读的部分间或有误。随着新史料的陆续披露，不断与既有史料比勘对读，时有心得收获，又相继撰写了十篇论文，并不断依据学界同好的研究和自己进一步研读史料，随时修订旧稿。自觉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已尽可能地加以解读连贯，至于未能读出的部分，则信守阙疑，留有以待。
就目前情形而论，仍有两方面遗憾，其一，关于保皇会海外活动的资料。保皇会成立于海外，分会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者大都是华人华侨，勤王运动的主要财政支持也来自华侨的捐款。在美洲、南洋、日本及港澳地区，保皇会和华侨创办了数十种报刊，除少数几种流传较广或已影印重版之外，多数难得一见庐山真面。参与保皇会的华侨后人及其团体，可能还保存有不少文献，目前见到的只有谭良和邱菽园的藏件。有此缺憾，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各地保皇会的组织、人事和活动，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日本、澳洲、南洋部分已有学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11]而更为重要的美洲部分，虽有若干论文论及其中的一些人事，整体而言，缺漏尚多。若能汇集掌握相关资料，可以深入认识近代华侨华人的民族和群体自觉的进程，这也是保皇会影响近代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此事限于条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其二，一些重要收藏，其中可能包含不少关键信息，由于存在多方面限制，无法解读。如赵凤昌藏札。其人原为张之洞幕府的要员，后来尽管因故退出，但仍然参与晚清乃至民国的各种大事的暗箱操作，从东南互保到南北议和的许多重大事件，均在其寓所接洽磋商，然后形成正式文件，因此有人称之为天下幕府之枢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资料正在编辑整理之中，暂时不便查阅。另有为数不少的未刊日记、函札、文集、笔记等，无缘得见。将来公之于世，对现有材料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印证解读，以扩大研究的范围。
七
前贤治史，讲究搜罗材料要竭泽而渔，治晚近史事者对此应当全力以赴，但真正做到恐怕绝难。历史人事的联系无限延伸，又难以完整保存，而史料愈近愈繁，公私收藏不知界限，要想穷尽，再小的题目也无可能。因此，在具体研究时，掌握史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必然因事而异。这虽然是技术问题，却很难设立一定的科学尺度。今人将学问看得太过容易，著书立说，必看的相关资料尚未读过，已经放言高论者不在少数；有的虽然看过，却未必读懂；甚至有声明未曾读过，仍然要发表大通意见之人，高谈阔论，言不及义，全然外行话。
民国以来，学人多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已经面目全非，其整体组合所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这类论著用外来成见取舍本土材料，即使所用条理系统，因根源在外，国人难以验证，认真追究，出入也相当明显。经历了近代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样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家有金山，沿门托钵，入山探宝，却拾得破铜烂铁的情况将愈演愈烈。
材料之于治史，有主料与辅料之分。主辅之别，虽然可以从材料的类型上大致分开，也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说稗史所记，时有正史所遗漏或掩饰的事实。而档案运用不当，无非官样文章。书信日记，号称个人隐秘，近代却不乏有意留作史料之用者，不仅当时留心权衡，事后更有所删改，每每关键之处便有缺漏。近代报刊众多，往往党派牵连，所报道开始常由道听途说而来，后来也不过一面之词。但小道消息，未必不实，冠冕堂皇的内政外交，有时反而是欺世的幌子。许多后来人视为秘档的文件，当时传媒早有披露。
乾嘉考据，讲究信而有征，近人治史，重视第一手资料。其实，实事往往难得实证，即使亲身经历的所谓当事人，因利害各异，关系不一，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事后的陈述，都难免偏见。即使主观没有成见，对相关人事的了解掌握，也受所见所闻的限制，只能反映其所见所闻的一面，而无法全面展示本相。通过观照立场不同的各种记录陈述，一方面可以认识其中真实反映的部分和程度，逐渐接近事实本相，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各人为何如此记录陈述的原因，进而探讨相关各人与此人事的关系及对此人事的态度。所以，资料的主次轻重，从类型判断只能相对而言，关键是看反映事实的程度和怎样反映事实。而这只能出现在研究的结尾而非前提。以晚近史料的繁复，如以能够自圆其说为标准，则但凡先立一说，大抵均能找到若干可以支撑的史料。成说固然容易，反证亦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证，不足征信，适以乱真，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似乎治晚近史事者毫无规矩可言，也无训练的必要，信口开河，反而美其名曰见仁见智。研究历史，不仅所论必须有据，更重要的是，作为论据的材料首先应当经过内证与外证的一套复杂检验程序，而检验的目的，不单是判断该史料是否可信，而要具体把握其可信的方面与程度，即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以及为何这些方面近真，其他方面则不能，何以不能。断真伪之于历史研究，还是相对简单的问题。
八
在革命史的框架下，庚子勤王运动的政治倾向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论点不一，普遍的看法是将自立军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重要转折，分歧在于自立军本身的取向究竟如何，是否存在自相矛盾，自立军与革命、保皇双方的关系如何。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内部也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甚至同一人的言行也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当年朝野官绅固然有派系之分，但如果用后来的概念标准作教条式区分，尤其简单地以政治派属来判断人物的言行，强求明暗等不同场合下态度的一致，难免陷入曲解材料以就观点的误区。
不要简单地用后来形成的革命史框架看待当时人的言行，并非放弃革命的观念。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最典型的概括或许还是“革命”。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辛亥革命的“革命”内涵及其概念似乎不言而喻。在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太平天国也被赋予农民革命的标签，因而轮到辛亥，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革命”的属性，而不大关注辛亥革命之于“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有学者对“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进行了极富启示性的考论，令人思路为之一转。[12]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可以用“革命”来标名，那么庚子勤王被视为这一时代的发端。通过辛亥革命，“革命”的话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融合，用时下的套语，即完成了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革命的发动者不仅实现了“革命”，而且建立起“革命”的话语权势。谢文孙认为，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冲突，对立各方往往在同一套“革命”话语之下展开斗争，所争在于各自“革命”的正统性。[13]当“革命”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时，革命与否，已不再具有对等的资格。
循着思想史的路线考论“革命”话语的历史演进过程，作为长时效的趋向固然不错，总体方向上的确提供了新的议论空间，但要落实到具体的时地人，却令人感到几分愈有条理系统，离事实真相并不愈近的似是而非，像是“古史辨”的现代翻版。相比之下，仅凭头脑的睿智似乎难以应付史实的极端复杂，显出理论的苍白。从这一探索的观念启示回到丰富的史料与史实之中，可见“传说”的叠加不同于作伪，许多的“不知”会显露出“可能”，而更加近真。
从治史的角度看，关于“革命”话语现代性的考论，值得注意的是将“革命”一词的诠释意义和历史意义相区别，并从分辨汉语的革命、英语的revolution和日语的かくめい三者复杂的语境关系入手，仔细探讨“革命”一词的语义转化及其具体运用过程。[14]由此反观中国近代史的现有框架，不仅太平天国的“革命”是诠释分析的结果，孙中山也不得不将“革命”先行者的头衔让给梁启超。
然而，再好的观念假设也要经受历史的验证，庚子勤王的史实表明，趋新各派和日本人士，都已将孙中山视为革命党的代表。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确是他们走向革命的分水岭。而对于孙中山而言，却是以革命首领的身份参与庚子勤王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反满固然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仅此而已，则不能脱离旧式以改朝换代为革命的窠臼，甚至不能与怀有帝王野心的刘学询等人划清界限。孙中山有其顺应世界潮流的新追求，当时各派人士或怀疑其是否真心实意，却也知道他与一味反满者不同。就此而论，中国革命的起点显然不应定在庚子。
不过，革命与否，此时显然还没有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甚至“革命”一词的含义也相当不稳定。一些人依然强调革命原有的改朝换代意义，而主张实际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政。因此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较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戊戌前章太炎的区分是：“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15]戊戌后汪康年、曾广铨主持的《中外日报》刊登《革政论》，批评守旧、维新两派各持己见，各分门户，所争不过意气。施政犹如衣食住房，必须因时制宜，与岁更易，短期可以修而新之，历久则不如改易之为愈也。“物敝则易，法敝则改制，同此一理也。”[16]庚子夏曾佑主张联络外强，以兵力胁退慈禧，请光绪亲政，再行新政，认为此举有形势极便、全体振动、下合人心、少杀人等四项好处。如革命党人不愿，可设法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具体办法是宪法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17]夏氏将革命与革政的区别仅仅定于反满，太过表面，当时革命党人并不以“革命”自囿，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内外交迫的危机局势使各派宗旨手段的分歧有所缩小，共识明显增加，所以孙中山可以接受长江流域用勤王名义实现大合，趋新各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纷纷联合秘密会社，准备动武。
九
治学当然要与时俱进，只是不一定因时而异，陷入趋时与过时的轮回，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悟性，乃至智慧，不断地开发扩充，对于社会人生的领悟自然不同，学术品位和境界随之变化。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超越年龄限制者当然是少年老成；不然，后知后觉，悔其少作，也可以不断提升。治学无常法，就此而论，学问必然分层分等，方法越好，难度越大，善用者越少。在学术领域，真理果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学术应当自由而不能民主。不同的学术品位与境界之下，对历史的判断与鉴赏，差异极大，难以沟通。凡治学者，当有自觉，以免名不符实。
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真正高明的学人必须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着超凡的真知灼见。只是水至清则无鱼，看得过于透彻，反而不愿亲临现场。而所治学问，又为凡人难于理解企及，于是视为无用；流于泛滥者反而易于为多数人所用。其实，曲高和寡固然不为当下所认同，却往往切中时弊，指引正轨，流传久远。不幸人类尚在茫然，需要时间去领悟其中真义。凡人认识的滞后，是庸人甚至骗子成为头羊的基础。社会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如履薄冰，或面临深渊。如果思想不仅是畅所欲言，甚至信口开河，还须讲究言之成理，则此一理字，必然与学理相关，不可能无源无本，为所欲为。不少以思想家自居的人却要标明身份为学者，恐怕还是希望将自己与一般同样会思想的大众加以分别，以显示其价值的无可替代。只是如果其所本之学尚且不能胜人一筹，从学理看非常识即笑话，则赖以产生的见识居然能够高人一等，岂非自欺欺人？
自“新史学”倡行以来，政治史的研究颇受非议，实则中国固有史学以政治史为大宗，是受历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致。政治以胜负为基准，必须讲究权术。尽管后人多以顽固腐朽目之，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学人不察，一味借“新史学”开辟新领域之名，实则避难趋易，而心存取巧。凡事标新立异，大抵与表浅为伍，虽然易于出人头地，稍不留神，也容易误入邪魔外道。庚子勤王不仅是隐秘的政治，而且要武力谋国，所谓兵行诡道。学人须以同情理解政客与兵家之心，才能不为各种表象所惑，以免重蹈古今多少帝王为奏折所误的覆辙，为史料的表面字义所蒙蔽，令研究对象取笑于九泉。
十
研治近代学术与学者的历史以来，每有著述，则于绪论中略记心得，大都是力图与古往今来的中外前贤心灵沟通的学术独语，下笔时间或涉及当下，或褒或贬，心中偶尔隐有所指。不过，褒有具体，贬则往往泛论。读书不必与人较，起码应与古人较，因为古人已经留了下来，今人却未必留得下去。与今人较，如何取法乎上？近贤治学论人，对同时代者尽量避免擅加褒贬，否则批评固然动辄得咎，赞誉也难免厚此薄彼，容易招致非议。所以凡论一般规则，并不指明（具体论点论据例外），所谓对事不对人。但如此一来，也有麻烦。读者有心，常常揣测，所指人事，与当时心中所想，不仅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迄今未有中的者。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于文中发觉预设的解扣。若无成见，一点即明。此类误会，已经数起，当面问及，不难解释，背后揣度，则渐行渐远，看朱成碧。由此可见，欲对前人了解同情，深入心境，谈何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极易似是而非。为免他人窝心，自己蒙冤，日后若有误解，当于下一著述的绪论中略加解说。旨在申明己意，以免殃及无辜。
凡讨论学术，对于时贤，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没其苦心孤诣。要在他人眼中脑际当得起，诚非易事。所以主张学术批评，首先在于对象是否值得，打假之类，一言以蔽之足矣。前议孙中山研究，用后出孙中山各传与史扶邻书相较，即特意指出限于全传。若以部分，则至少沈渭滨先生一书进展明显，更不必说各种专题之作。治学为极难之事，非长期积累，并全力以赴，难得成就。即使孙中山研究这类学人以为新意不易多得的领域，迄今尚无一本完整的传记得到公认，可见空间仍然不小。窃以为两类人或可胜出前人一筹，一是长期研究者十年磨一剑，将各种成果综合吸收，并对所有史实再作详究，可惜无人肯做此事。二是见识不凡者慧眼独具，对材料和史事全无成见，融贯大体，亦可别出心裁，言人所未言。本来对后一法缺乏信心，因罗志田教授著《胡适传》，后出而突前，颇得胡学专家好评。可见仅凭工夫，不足以成事。若学有传承，体大思精，超迈时流，自然出手不凡。但此法仍须慎重，不可随意追仿，否则容易弄巧成拙。至于在下，既深陷其中，又不愿尽力，最多不过尚能信守阙疑，自然不在论列。
所谓著述可分四等，又论高明与否，不仅一人，当时心中潜影，主要为王学庄教授。王先生书香门第出身，遭遇坎坷，沉潜达观，所见往往高出一筹。此说并非与他人比，而是作为后学的在下屡有不及。可记者数事，均与本书主题相关。其一，参加日本土地同志复权会的几位中国人，学界鲜知其名，而王先生可为之一一作传，本书所记张寿波即其一。十余年来搜集此人资料，为了力求穷尽，广泛求教，难得回应。偶与王先生谈及，告以《虚云法师年谱》中有传。一查果然。此书曾经翻阅，竟然遗漏！此为其读书多而广。其二，关于春柳社，史学及艺术界所论，多据几位当事人的后来回忆。王先生遍阅该社成员在日本所办各种刊物，并就革保两派宣传活动的短长作连续性论述。此为其治学不以分科为限。其三，关于留日学界的癸卯元旦排满演说，曾为文考证并非孙中山策划。自觉下功夫不少，相关材料几乎穷尽。不料王先生于直接材料之外，更能辗转周折，别具洞见，不仅令人意想不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此事既经点破，看似轻而易举，不经身陷山重水复的迷阵之中，很难体会其举重若轻的功力见识。学术史上，须有如此天分加勤奋之人突破瓶颈，后学者才能豁然开朗。而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后人受益匪浅之时，切不可故意埋没，甚至毁尸灭迹。经此一事，益信学问之道，高深莫测。曾告诉门下诸生，不要仅凭著述妄议前人，治学为己之后方可为人，“述”而不作者往往更加可畏。可否出手，须事先掂量是否经得起彼等法眼。今日学界为量化所误导，一般作者，稍有心得，即须出手，易于见底，难以深入。而高明者冷眼旁观，潜心读书，神游冥想，其发明若不写出，不知何时可以再发现。近日撰写一篇关于“中等社会”缘起的论文，王先生二十年前即已经几度提及相关史事，始终未见后续者。直到十余年后，才有美国学者季家珍关于《时报》的著述，对1904年以后的中等社会观念与运用详细讨论，并与时髦的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新说作一对应，以为不如首先以前人的观念理解其言行。[18]如今，海内外学人对“述”而不作者多有误解，殊不知学问之事，为己者多，为人者少，大半只可宣之于口，而不宜诉诸笔墨的。
十一
本书截取历史的一个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相关人事错综复杂，互相纠葛，无论从任何一面入手，均须牵涉其他各面。而有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跳跃联想，才能彼此连贯，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显其本真。加之各章的写作历时十余年，情节与论据的安排难免有所重复。成书时尽力做了调整。其中的三章十年前曾载《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其他若干章节多陆续发表于有关的学术刊物。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所签注，此次一并做了增补删改。此类增改，不仅为研究进展所必需，而且可以验证前此的论说与证据。凡他人研究有所贡献处，均一一称引，不敢掠美。至于对史料及史实的判断理解间有异议修订，也予以注明或略加申论。治史必须后来居上，因所见材料多于前人，解读自然过于前人，此为理所应当，否则即为废词，在学术史上无任何价值意义。承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度，同意在协议期满前夕将有关三章的修订本收入本书，以成全璧。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历时甚久，收罗资料颇为不易，其间先后得到久保田文次、中村义、狭间直树、容应萸、久保纯太郎、赵令杨、陈福霖、吕芳上、蔡志祥、王学庄、方志钦、李鸿生、朱英、蔡乐苏、莫世祥、马忠文、关晓红、彭海铃、黄菊艳、谭群玉、张克宏、陈志雄等多位师友的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
[1] 参见拙文《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61—191页。
[2] 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
[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5页。
[4]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9页。
[5]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对此有所论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65—196页。
[6] 参见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正》,《文汇报》1986年4月8日；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91页。
[8] 参见菊池贵晴《唐才常的汉口起义》（《福岛大学学艺学部论集》4,1953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历史研究》第270号，1954年）、小野川秀美《义和团时期的勤王与革命》（《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サさざ书房1969年）、手代木公助《戊戌至庚子期间革命派和变法派的交涉》（《近代中国研究》7,1966年）、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现代史丛刊》6，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汤志钧《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金冲及《略论唐才常》（《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庚子勤王运动，虽然从1950年代开始，相继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转折点而受到重视，基本格局却长期误以汉口自立军为中心。有关研究迄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0年代，日本的菊池贵晴、小野川秀美、手代木公助及中国台湾的李守孔等围绕自立军事件撰文探讨从变法派转换到革命派的发展过程。1970年代末起，中国大陆学术界改变以往对维新派以批为主的态度，承认唐才常的自立军是迈向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汤志钧、金冲及、李泽厚、皮明庥、蔡少卿、胡珠生等人分别探讨了有关人物和问题。1990年代开始，在解读197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或公布的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有关保皇会和革政派士绅的新资料的基础上，国内外学人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庚子勤王运动的真相逐渐浮现。
[9] 参见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 据王慷鼎《丘菽园的报业活动》（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第188页），丘菽园的姓氏“丘”字，清雍正以还，为了避孔子的圣讳，改作“邱”。丘家循俗，直到丘菽园。五四运动后，丘菽园逐渐改用“丘”字。后人为其编集，一律改用“丘”字。王文即径称“丘”，只在引文或书目中保留原文。本书所涉时间在邱菽园改姓字之前甚多，故正文用邱，引文或书目则照原样。
[11] 澳洲部分，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清末保皇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1991年12月）；赵令杨、杨永安：《晚清期间澳大利亚的保皇活动及其与革命思潮间的矛盾》（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史集刊》第4卷，1999年10月）。南洋部分，以新加坡为主，对邱菽园、黄乃裳等人的生平交往研究较多，王慷鼎对邱菽园的报业活动有多篇论文，张克宏则分专题研究庚子勤王前后康有为与邱菽园等新加坡华侨的关系。
[1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13] 参见Hsieh,Winston,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1975。
[1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3页。该书所收各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不一，论点和论据也有所不同。我关心的重点，恰是其中最后写成，此前从未刊发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作序者李欧梵称此文引用史料最详尽。
[15]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26页。
[1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页。
[18] 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