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自立会
汪康年等人联络民间势力武力变政，并非一时愤激冲动之举。早在1895年对日战败后，汪康年、夏曾佑、胡惟志等就决心破党会禁令，继明末遗风，仿泰西新法，结合士林正业，创立中国公会，联络举国人心志气，兼利天下谋裨国是。并力反文武士商暌隔之弊，接纳武侠商贾入会。[1]1897年德国占据胶州湾，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戊戌后，矛头转向顽固政府。
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2]的评语颇有同感。与汪康年熟识的吴桐林投入刘永福营中，招募散勇，“所遇各处有肝胆有血气之人不少，与渠辈相交，时时勉以信义，将来若有变故，渠辈咸大有可为。昨得台北义士来函，欲为中国洗耻。桐急驰函令其勿轻动，勿妄为，且劝渠等善留身体，以为保华之用”。他函告汪康年，拟借团练保甲名目组织保华会，求人心合一，设学堂练兵，又格外筹款，多买好枪炮，实施操练，“一旦有变，方足以备一战”。[3]
汪康年东游归来，又计划作湘中之行，“尽心察访彼间一切新政，纲举目张，天下之望，颇欲以此为汉河内、晋建业”[4]。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固亲贵大臣，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他函告汪康年：
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仆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此四方公司大兴之时，四川又商务最盛之地，仆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不胜忧念。浏阳前有要湖南伙计来川之说，此事甚不可迟。学堂之事以规矩束修之故，应者绝少。仆之初意，本意即学堂为公司章本，今日公司既难，学堂又窘，仆又不忘东南之事，或者秋间闭门南来也。[5]
据此，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在各地联络会党，显然经过包括两派骨干在内的正气会领导层定议。国会筹备期间，虽然唐才常避开汪派经营自立会，但汪派内部商讨的行动方略，却与之不谋而合，这从夏曾佑措辞隐讳的信函中可以探知一二。7月3日、6日，夏曾佑两度致函汪康年，答复其五六月间的7封来信，中谓：
此一新天地之方针，必须决定。二十周之大事即作此，几个土匪开头，不亦异哉。
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山中太深沮，若能有一人来最妙。
公所言见异人甚多，望一一考定其来历与前途，即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其本人之有无作为，似不必深考也。
尊函所商之事，今已十日，想形势大换矣，不知有何校[较]有把握之政策也。不得见面，言无可言，总以摆脱文士，疾忙下手八字望公而已。[6]
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山中太深沮，若能有一人来最妙。
公所言见异人甚多，望一一考定其来历与前途，即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其本人之有无作为，似不必深考也。
尊函所商之事，今已十日，想形势大换矣，不知有何校[较]有把握之政策也。不得见面，言无可言，总以摆脱文士，疾忙下手八字望公而已。[7]
仔细品味，与后来汪康年所说国会秘密宗旨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两派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并无根本分歧。正是宗旨方式的一致，使心存芥蒂的双方达成妥协，维系联合局面。如果政见截然不同而汪派又控制国会大局，那么虽有容闳的支持，成立国会非但不能带给唐派合法依据与庇护，反倒成为束缚的羁绊，并增加暴露的危险，此举岂非有害无益？
汪、唐之间的矛盾摩擦，集中体现于自立会的活动。诚如胡珠生先生《自立会历史新探》所揭示，该会是唐才常继承谭嗣同遗志而倡议，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不过，唐才常开始并未以自立会的名义在国内展开组织长江会党的活动。直到1900年3月以后，他因与汪派的矛盾，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专心致力于策划会党起义，自立会的名目才出现于长江大举的筹备日程。这大概是不少当事人颠倒两会顺序的原因。4月，李金彪、杨鸿钧、林圭等人到沪，与唐才常计议，刻制富有票，散放邀人。[8]6月初，梁启超复函狄平，同意将富有票的灭洋改为自立或救国。[9]这些均未通知汪派。
国会成立后，派往扬州之人惊奇地发现，“此间竟有散给标识多人，云系长素所使，此事是否属实？抑系赝鼎？兄处乞为一探真伪为要”。“现在探得有托名新党，在江北散给票布，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弟密访其首事之人尚未得，不知何以托名新党也。”[10]汪康年等对此极为不满，怨气透过远在川、皖的夏曾佑、周善培等人的复函也反映出来，“浏阳之事，闻之长叹，当今日同志孤危之际，所以处朋友者，亦不能不筹完全之法。大抵不外遇事叫穿，胸无蓄怨，而出之以婉。人以离，我以合，如是庶几持久哉”。“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11]所以井上雅二认为：
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赞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全由康派与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12]
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
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纪律严格、铲除泄露军事机密者和奸淫者。像哥老会那样，以暗号对答。宗旨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虐杀外国人，盼望与外国人和睦相处。
固然，中国自立会与中国议会是一致的，自立会已有了会印，数万人已签名。
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疑小嫌，肠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13]
国会成立后，因会长容闳“深爱康有为之为人”，早在1900年3月访问新加坡时，即与康合作，代表保皇会试探英国殖民当局对可能发生的起义的态度，加上其族弟容星桥参与汉口自立军，唐才常开始将自立会的情况有意识地传递出来。井上雅二多次记道：
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
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纪律严格、铲除泄露军事机密者和奸淫者。像哥老会那样，以暗号对答。宗旨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虐杀外国人，盼望与外国人和睦相处。
固然，中国自立会与中国议会是一致的，自立会已有了会印，数万人已签名。
井上雅二到南京，即分别通过俞明震联络绅士和官僚，“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通过辜人杰联络武官，“使之为自立会的事而尽力”。[14]
成立国会，唐才常得到的最大实惠，是获得会长容闳的支持，将自立会与国会扭在一起，同时又能避免派系纠纷掣肘。他将自立会作为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国会的武装，并未经过国会领导层集体公决，所以汪康年等人不知道富有票的派属和内情。自立军失败后，孙宝瑄与孙多森兄弟“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15]。这大致反映了汪康年一派的意见。可见国会与自立会的确存在隔膜。
目前所见汉口自立军文件最早使用国会名义的，始于庚子七月初八（1900年8月2日），内容为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发布篆刻关防，任命国会自立各军统带。文中说明：
照得本国会驻汉总会，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16]
但这应是唐才常在上海制作，或抵汉口后刻制而倒填日期（以征得容闳等同意的时间为准），以后一种可能性为高。因为第一，这时国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仅两天，汉口方面不可能知悉。
第二，8月9日起义的大通自立前军，所发文告中没有中国议会字样，只标明自立会。[17]唐才常于8月9日乘船离开上海，8月13日（一说14日）抵达汉口，在此之前，汉口方面显然不知道唐已将自立会与国会挂钩。
第三，担任文书的汪楚珍供称，七月十四日（8月8日）与林圭等人刻制官防戳记及札稿凭单。仍写“中国自立会汉口总会所字样”。而唐才常到汉口后，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他与沈荩等赴新堤再次赶写札稿，“札内伪衔系‘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字样，伪关防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刊‘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之关防’十三字”[18]。另据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刻有中国国会字样的自立军8种印信官防，“乃汉口铸就刻就，将颁发各路者，未及施行，已为清吏所抄获”[19]。
唐才常与容闳的默契，加剧了汪派的不满。“容本来与康关系较好。因此，汪康年一派厌恶他的袒护。”[20]立会之初，汪派还认为：“国会容首而副以严，可谓得人。”只是觉得“二公进化太高，不合于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希望“有一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从中调节。[21]不久，汪、唐之争变成汪与唐、容的摩擦。“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汪不知自立会的事。而容闳好像是知道的。”“容与汪不合拍。容认为汪有私心。”[22]夏曾佑接到汪康年的几封来信后，问以“容、严之举若何”，表示“深为公等忧之”，断言“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23]
不过，尽管汪、唐两派“固属莫不相关，各成派别”，仍有沟通协作的基础。汪康年称正气会“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24]，不仅显示了汪、唐两派的思想共鸣，也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的精神相通。后来汪康年等始终关注自立会的成败。大通起义失利，汪派虽然事先不甚了解情况，叶瀚却主动让狄平致电康有为，“希望筹集资金帮助唐率兵西上保皇”。汉口失事，汪康年等“想收拢唐等的败兵并利用他们”。为此汪还专程赶赴汉口[25]，计划在湖北的宜昌、恩施及安徽祁门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余众拉进去潜伏待机。[26]
稍后，自立军余部在清政府的严密搜捕下，纷纷逃往上海，以图设法转赴港澳和海外，汪康年冒险暗中大力相助。《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第一函谓：
弟伴十余人来沪日久，颇难支持。况本酷暑而来，又值天气渐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寤寐反侧，如何如何。久欲于先生前一筹良策，知海清、和生、春池、孟青等前在此地，以及去港累先生者已深，而先生又非扩充之时，何暇顾及。每欲启口，转觉赧然，所以屡次沉吟而辄止。兹明日有友往他处，急要之件刻不能延，四处张罗，毫无门径，不得已于先生之前一借箸焉。敢烦先生于他处代借洋蚨四五十元，济此眉急。一俟源头水活，定当合浦珠还，大丈夫磊落光明，断不至使先生为难矣。想先生热肠慷慨，古道照人，而又交广知深，虽在窘乡，断不以区区之数碍难。倘蒙慨允，筹归自不必说，尤不仅弟感隆情于不置焉。
第二函谓：
翁辈阴图之事，早为俞兄代达。洞中虽骀台不足为灾，然亦不可稍疏防范。人心之险巇如此，良用浩然。弟等之事，彼等尚在狐疑，时密派人暗中窥探。……兼以同志多人，皆为弟罗致在此，日用一切颇难支持，层筑债台，时形支绌。所以前日之请，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承先生热肠慨允，感不去心。兹以日内偪仄非常，如在荆棘丛中，无一刻之安，非得先生手援，倒悬莫解。可否于他处代筹，济我眉急。人非木石，当思所以图报焉。倘蒙赐示，即乞交俞兄为祷。
第三函谓：
两奉手札，得悉一是。先生高谊，感激涕零。知先生身在窘乡，而竟请出不情者，实迫于势之急于不得已也。张罗之学，素不讲求，又适此急难之时，所有同志能为助者远不能济。而现在此者，同是天涯。至于平日交游之辈，闻弟声名狼藉，各省被拿之人，恐惹身灾，见而掉臂。知先生热肠，故敢冒昧。卒至以琐琐而累及先生，弟之罪也。先生之心，铭之肺腑也。[27]
虽然其中尚有一些情节难以体会贴切，大体可见此事原委。汪康年接济逃亡到沪的自立军余党，并帮助他们出亡，不止一批，因此受累不小。只是“汪亦非举大事之人”，其“朋友中没有决心死战”者[28], “及今纵令能代唐等收其余烬，然时运不来，终难收效”[29]。夏曾佑甚至对联络会党之计也感到懊悔，他说：“民会魁桀必皆旧党，因稍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30]
[1]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年谱一，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198—202页。
[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67页；《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1956页。
[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56—358页。
[4] 1898年3月7日汪大燮来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73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4—1196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5—1367页。
[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5—1367页。
[8] 《唐才中供词》，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50页。
[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5页。函谓：“来函所论甚当，吾辈宗旨既专在救国，会名既已定，改为自立甚好。其票间宗旨下，原只灭洋二字者，可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至其四字八字者，则于救国自立等字外，加用作新保种等字，均可请兄等酌定可也。”
[1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5、3686页。
[1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1372页。
[12]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3—35页。
[1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4页。
[14]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页。
[15]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第540页。
[16] 《湖北藩臬二司札》附《照抄伪札稿》，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45—147页。
[17] 参见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第53—54页。
[18]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77—178页。
[19] 同上书，第37页。
[20]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6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4页。
[2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8页。
[22]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1日、8月1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6—359页。
[2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0—1371页。
[24]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卷3，年谱二录汪康年致近卫笃麿等日本人士函。函称“立会以后，来者颇多”（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231页），应写于1899年底以后。
[25] 明治33年8月26日《井上雅二日记》提到汪康年时道：“现在他（指汪康年）是中人。他将收拾败兵，以利他日使用。听说他是哥老会中的有力者，现已去汉口。”（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4—375页）据《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汪有龄也赶到汉口。
[2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8、3689页。函谓：“入山一节，顷已致函小琴，询以宜、施一带有无未开辟而无主名者，嘱其切速作覆。祁门一路不妨兼筹，何处较易即可先筹之，如力量充足时，亦不厌其多也。”“入山一节，何尝迂缓，正谓空拳赤手，无益有害，故为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计耳。（拂尘事可为鉴，况我辈之资财万不及拂，人力亦孤穷，奈何。）设目下有可藉手，谁甘此寂寂耶？”
[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744—3746页。
[2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9页。
[29]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3页。
[3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