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正气会

国会两派的分合消长，始于正气会。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及区别，长期语焉不详。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他说：

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1]

1984年胡珠生先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信函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汪康年、唐才常两派的分歧和影响。[2]但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其他文献，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

对此，陶季邑教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其考证仍嫌粗疏，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3]充分利用各种新出史料，考校比勘既有著述，在正气会成立的时间、人员、宗旨、活动，正气会、自立会与国会的关系，以及汪、唐两派的分歧联系等方面，仍须进一步澄清史实，探索脉络。

正气会的成立，应在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研究该会的历史，首先应区别史料的性质和价值。就目前所见，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宋恕的日记信函距事最近。田野橘次记：

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其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新派来者，即周某、汪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諴，实膺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

有人怀疑此说的可靠性。为证实其说的可信程度，首先讨论以下问题，其一，哥老会首领是否加入正气会；其二，唐才常是否正气会首领；其三，田野橘次与正气会的关系。

所谓哥老会来者，应为张灿（尧卿）、辜人杰。容某可能指容星桥，要某不详。张、辜二人主要是1899年10月上旬在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合组兴汉会的两湖哥老会首领的代表。唐才常得知兴汉会成立，函邀林圭回国，准备依靠被兴汉会排斥在外的谭嗣同旧部师襄，以湖南为中央本部和活动基地，伺机起事。

11月中旬，林圭等人抵达上海，下旬，和沈荩、田野橘次等出发赴湘。因白岩龙平、宫阪九郎、荒井甲子之助等人的阻挠，赴湘计划无法实现，临时改到武汉寻求发展。这一变化，导致两方面结果：

其一，在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下，以开设旅馆名义，在汉口设立联络机关，与参加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建立关系。12月，林圭、田野等与张、辜等一众哥老会首领26人聚会于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

其二，组成正气会。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并无所谓阶级基础之类的限制，因为正气会同样有联络会党武力变政的秘密宗旨和活动。汪康年等人也因此而结识张、辜。只是革新派的活动可以公之于世，为外圈；与哥老会的联系必须暗中进行，为内圈（详见下节）。

至于唐才常，确曾担任正气会首领，其正式名称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4]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不少资料说唐才常担任国会总干事，实际上国会并无此一职位，当是与正气会干事长相混淆。

周本人是正气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始终关注该会活动。田野橘次所说“周某”，即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他于1899年10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出国前在上海与唐才常、汪康年、文廷式等人有所交往。[5]在日期间，曾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晤谈。[6]是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美洲，周善培随即离日归国，恰好赶上正气会的成立。他后来回忆唐才常道：

十二月初，我由日本回到上海，表面是住栈房，实际在他家里睡了十几夜，都是谈到深夜，不能走了，就留宿下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富有票的办法。基础是建筑在结合一般帮会朋友之上，每天往来的尽是四方帮会的朋友。他说四川帮会是几百年来具有组织的团体，要我到四川去担任四川哥老会的责任。

周善培告以帮会有形式无组织，没有政治思想，附和者无非为了升官发财，且不能保守秘密。他本人年轻，又是官场子弟，与哥老会难以接近，即使设法入会，要熬到大哥，需要十年。因此联络会党只能作响应，基本的工作应运动军队，如湘军等。沈荩表示已有联络湘军的途径。[7]

田野介入正气会事务很深，作为该会掩护的东文译社，即以田野的名义登记，所记有关正气会的活动多为其亲历之事。他指出汪康年、欧阳柱、丁惠康、叶瀚为与会的革新派成员，还不足为奇。但知道在沪时间很短的周善培，则必定深悉内情。[8]此外，田野在武汉结识了两湖哥老会首领，1900年初唐才常曾打算让他率人北上实行暗杀，时任驻南京湘军营官的辜人杰又告以长江举义计划，这样，他对正气会两派的内圈外圈活动均知之甚多，所记可与其他资料相印证，非道听途说可比。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正气会成立的时间。胡珠生据宋恕日记，定为1900年2月22日正式召开大会于绳正学堂。而从周善培、唐才常等人的行踪看，正气会的成立不会晚于1899年12月25日。根据之一，周善培是12月26日离开上海的，次日他曾在镇江于舟中致函汪康年，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9]根据之二，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即赴香港，从香港银行领取邱菽园的三万元赠款。据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和狄平、师襄等一行三人，于1900年1月5日购船票出发。此事有周善培函为旁证。1899年12月31日，周归途于九江函询汪康年：“佛尘行乎？”[10]白岩龙平1月11日的日记称：“唐才常从广东归，来访。”[11]1900年9月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函也提到，唐才常“去年十二月来盘桓数日，今遂永诀”[12]。

其实，胡文所引宋恕等人的记述，已清楚表明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底。如海州黄受谦于1900年1月初致函汪康年，告以“海上新创正气会，睹斯会，心焉喜之，特未知宗旨耳”[13]。宋恕1899年12月30日与孙仲恺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字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14]

由此返观宋恕日记摘要各条，己亥（1899年）十一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实为记述该会的成立。十二月初九（1900年1月9日）,“候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候石芝（欧阳柱），石芝所见与我同”。应指劝告正气会不要继续活动。至于其庚子正月廿三日（1900年2月22日）在“绳正学堂大会，始识丁叔雅”，并未指明此会与正气会有何关系。

宋恕生性畏怯，不敢列名反对立储通电，与唐才常、丁惠康等又不熟悉，他于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认识唐才常，整整四个月后还是“得见尚希，其深未悉”[15]。加上日记仅存摘要，所记只能反映他本人对正气会情况了解的程度，而不足以确证正气会的组织活动。况且他既不赞成立会，似不会出席正气会的成立大会。胡文力图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著述的谬误，但片面从宋恕的角度立论，不免矫枉过正，反倒难以辨清事实。后来廖梅依据井手三郎日记，确定正气会的具体成日期应为1899年12月24日。[16]

正气会成立不久，唐才常、汪康年两派就发生摩擦。[17]该会依会章选举汪康年为会长，实权却握于唐才常之手。井上雅二稍后忆道：

去冬兴起正气会，汇集四十余人，汪康年为会长，不任办理之事，实权差不多集于才常一人。[18]

唐才常既握实权，又得到邱菽园的大笔赠款，避开汪派，暗中从事内圈的活动，令汪康年感到不快。1900年2月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公在沪既无意趣，虽不因人言而离沪，又何不自为而离沪？”[19]汪康年开始打算另立门户。3月12日，夏曾佑从安徽祁门函询：“公与浩公私之计若何？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以后又迭函询问：“别会成否？中有西人，则有宗教可淘气耳。”“正气能又摇身一变否？”[20]

五六月间，远在四川的周善培辗转接到汪康年3月底的两封来信，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大感“太息”。并说：“仆于四川叹其孤立，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21]这时两派的冲突已经表面化，唐才常平息不了人多势众的江浙派的不满情绪，干脆将干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浙派领袖之一、性喜任事的叶瀚，集中精力筹划自立会和长江大举。于是汪康年等改变初衷，试图在东西外人的帮助下，改造扩充正气会。[22]

经过正气会时期的角逐，中国议会成立时，汪康年一派乘势抢占上风。他们在上海活动已久，交游甚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窗、同年、同僚、同宗、姻亲、世交等多重社会纽带关系，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对沪上士林举足轻重，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上海的各省新党志士。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叔，一为族弟）；叶瀚与汪康年同乡，少年时结识汪康年的表弟夏曾佑，又与汪康年为挚友，1894年由汪康年引荐，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与陈三立、邹代钧、谭嗣同等深相结纳。1897年在上海与汪康年等筹开蒙学会，创办《蒙学报》。[23]孙宝瑄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稿人，戊戌前，他和另一干事胡惟志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24]

赵从蕃的情况较为复杂，他曾参加公车上书及保国会，与康、梁一派颇有渊源，井上称之为唐才常派的驻京代表。但他1895年即在江西结识汪立元、狄平，到沪后与孙宝瑄交善，1898年12月，与孙宝瑄、胡惟志等重开雅集，谈论新学。[25]

沈士孙（兆祉）与谭嗣同同为欧阳中鹄弟子，

于考据学致力颇深，词章绵缈处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学，时时谈西法。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欢甚。但稍觉其不脱经生气。东事后，久不相闻，迩忽得其书，言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不知中作何等语？渠意以为学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学最上；农矿工商有益于贫民者，亦不可缓；兵学最下。不审《仁学》颇及上一路否？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图小沂猛进乃尔。

谭嗣同为此函告唐才常：“足下闻同门有此人，亦必为轩渠一乐。”[26]戊戌皮锡瑞往江西，与沈兆祉“谈时事，甚壮，劝彼力开学会、报馆”。随即在江西会馆开会演说，“小宜说得甚畅快……出与小宜诸人谈时势”，讨论办报和阅报事宜[27]；又与之创立废时文会，提倡废八股改科制，并欲将章程等文献刊登于《知新报》《时务报》[28]；并共同“创设茶会，借曾文正公祠为会讲堂，仿照西法讲论一切时务时事，使士农工彻中外大局，复劝勉多购各报，互相会议，俾知万物本有合群之理”[29]。从人脉渊源看，赵从蕃、沈士孙与唐才常关系较深，但据井上雅二称，两人“与汪观点一致”[30]。

书记丘震的父亲丘玉符原为清驻日本神户领事，后归国旅居沪上，与汪康年有所交往，丘震因而得以结识汪康年、叶瀚等人，并参与雅集，曾致函汪康年，告以“公之报馆，浩吾之学堂，此二事无日不回九肠，足准交情之深，痛痒相关，虽欲置之不见不闻，不能也”[31]。1897年他与同人合组苏学会，会员中其年最少，与章炳麟甚相得，“时赴沪访君（章炳麟），称述其言行”[32]。戊戌后集资刊印《天演论》。[33]丘震病故时，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34]

江浙派士绅不但有社交密网，而且在独立自治思想的影响下，地域意识有所强化。戊戌期间，浙江学人即有兴浙学以结浙人的愿望。尤其是废立之争天下耸动，通电者“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35]。后来孙宝瑄不无自豪地说：

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36]

他们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同时，借助地缘纽带增强巩固集团势力。同时，汪康年个人又长于社交，汪诒年称：

先生好客，出于天性，在两湖书院时，凡名流之客于张文襄者皆与纳交。其后设《时务报》于上海，则凡在上海之名人，于政治、学术、艺能、商业负有声誉与夫来上海者，无不踵门投刺求见。先生亦无不迎候访问，夕则设宴以款之，相与谈天下大计，或咨询其所长，或征求其所闻见，故于各地之人情风俗，与其人之性情品行，无不明瞭。尝手辑一书，取平日所见之人，分省隶录，并详著其所长，题曰：曹仓人物志。其留意人材如此。先生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愿一见先生。[37]

相比之下，唐才常在社交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这不仅因为戊戌前在上海与江浙派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与之相较，唐才常、沈荩的资历、根柢稍浅，而且由于唐为人“深鸷”[38], “素不习外交”[39]，单凭个人活动，很难打开局面。

[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8页。

[2] 《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3] 《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页。汪康年来函写于3月27日。

[5] 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11—312页。周善培《旧雨鸿爪》记：唐才常“从政变起就想替复生报仇。己亥（一八九九年）八月，我由四川赴日本，路过上海，知道他在上海，就去访他。他就把报仇的实际行动对我说了大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年）

[6] 周善培《谈梁任公》记：“己亥（一八九九年），我到日本调查，过上海遇见时务学堂的两个学生同船到日本。在路上谈起他们要到日本找梁先生，我就托他们转达任公，我要去访他。到了东京，任公就由横滨来信约定日子，他来东京访我。见面唏嘘感慨良久以后，我就提出他们对政变应负责任的意见，任公当时诚恳地深自引咎。……我在东京住了一百二十天，与他见面在十次以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0年）

[7] 周善培：《旧雨鸿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年。

[8] 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中提到：“田野在浏阳许否？译书局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5页）

[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0页。

[10] 同上。据白岩龙平日记，1月11日唐才常从广东归沪（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49页）。

[11] 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49页。

[1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3页。

[1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90页。

[14]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5页。

[15]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604页。宋恕自称：“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于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夏曾佑则说：“宋馁、章憨，皆大奇。”（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6页）

[16]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52页。

[17] 《汪穰卿笔记》载一事，可见汪康年与唐才常不和的一些前因：“光绪己亥冬，余忽见《同文沪报》载湘人叶某一事。谓叶守旧，于行诣必端，不意竟大荒谬，绐其妹嫁浙盐商朱某为妾。逮妹返而哭诉，伊乃戏言曰：‘为妾何害，今人皆宠妾，得子捐诰封，与妻何异。’余见报大骇，乃袖报往见报馆主人井手君，曰：‘叶君为人如何，吾不置一辞，若此事则绝与事实相反。’盖朱余戚，此事余知之极详。朱为余再从妹婿，妹死，或为媒叶之妹。朱年少佻薄，知叶富，且女颇有才名，亟许之。既订姻，朱有事至杭，馆其母舅赵氏家，又艳其表妹之美，则匿订姻叶氏事而媒娶之，置于扬，遂至湘娶叶氏。已而迎赵至，叶女知而诟，遂常家居。是时余适以事至湘，诣余弟家，廉知其事颠末。余谓此事极难办，盖于叶则先订而后娶，于赵则后订而先娶，假令朱返至湘时，有人知其事而告诸叶，使退婚，尚可及，今则难矣。顾无论如何，此事咎在朱，何关叶也。井手君曰：‘是浏阳唐某属登者，其所属多矣，他事关系尤巨，余择其事至小至无关系者乃登此。’余曰：‘此事颠倒太甚。’乃作更正数十字，请井手君登之。越数日则报忽又载一段，仍伸前说，谓叶为此者，实以欠朱三千金，故暗以妹为抵。余走谓井手君曰：‘此说更谬，朱虽盐商，中实枵，安能有三千金借叶。’井手君乃劝余不必更与若辈辨，此故小事也。余因思彼等方盛有组织，而乃为此无谓之播弄，足知吾国人意度止此而已，可叹也。”（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398页）

[18] 井上雅二：《忆唐才常》,《日本人》第126号，1900年11月5日，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52页。

[1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92页。

[2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1358、1360页。

[21] 同上书，第1194页。

[22] 汪康年曾将正气会章程寄给日本的近卫笃麿、大隈重信和犬养毅等（《汪穰卿先生传记》卷3，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231页），又请西人相助。6月18日周善培来函询问：“正气会西人肯助，其旨若何？扩充又如何？”（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页）

[23]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78—484页。

[2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丁酉三月二十八日，第94页。

[2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戊戌十一月十三日，第282页。

[26] 《与唐绂丞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65—266页。

[27] 皮锡瑞著，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组整理：《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24、128页。

[2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8页。

[29] 《豫章西学盛行》,《国闻报》1898年9月12日，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975页。

[30]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日，《乘桴新获》，第355页。

[3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98页。丘氏父子与汪康年等人的交往，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

[32] 张仲仁：《纪念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29页。

[33]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06页。

[34]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18页。

[35] 1900年2月《致孙仲恺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8页。

[3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二月二十三日，第324页。

[37]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342页。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盖穰卿宗旨谓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页）

[38] 毕永年《诡谋直纪》引述梁启超语，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7页。

[39]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