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关于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汤志钧先生据井上雅二日记，做了仔细考证。[1]至于与会人数，7月29日第二次会议孙宝瑄与井上雅二所记相同，均为60余人。而7月26日第一次会议则孙记为80余人，井上记为52人，难以确认。国会后来在沪、宁等地继续发展成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2]其中有名可考者为容闳、郑观应、丁惠康、温宗尧、陈锦涛（以上籍贯广东）、叶瀚、汪康年、汪有龄、汪立元、孙宝瑄、胡惟志、宋恕、张元济（以上浙江）、唐才常、沈荩、张通典、陶森甲、唐才质、林圭（以上湖南）、丘震、狄平、马良（以上江苏）、吴保初、孙多森、孙多鑫（以上安徽）、赵从蕃、文廷式、陈三立（以上江西）、严复（福建）、龙泽厚（广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鲁（陕西）、王照（直隶）、沈士孙（江西）、李学孝（不详）。另外沈兆祎（江西）、伍光建（广东）、周善培（四川）、陈季同（福建）、方城、蒋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会。章炳麟（浙江）、毕永年（湖南）两人开始入会，后分别因故退出。而康有为等保皇会首领，虽在海外，显然被列入会籍。[3]

国会第二次会议时，章炳麟提出不准满蒙人入会。其所排之满人，据他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

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4]

似非意指光绪。寿富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治经不局汉宋，惟是之程，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5]，曾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主张变法，令天下维新人士刮目相看。[6]政变后他与张謇谈，告以“康、梁盖我政府尊奉而保护之也”，张以为“甚当”。[7]庚子联军陷京，拒降自缢。梁启超称：“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8]

世为杭州八旗驻防的金梁（字息侯）与国会确有直接关系。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将他列入该会文事会员表，称：

戊戌己亥期间，与唐才常在沪相识，意气尚洽。戊戌政变后秋祀孔子，约同人会祭于杭州。是日先到者为唐才常、沈荩，自沪来会，密议结合会党，起义救国。息侯为介绍青帮首领张啸林，是为联络青红帮哥老会之始。初以孙中山先生力持排满，不能明合。及容闳博士自美国回沪筹商，主张团结力量，绸缪国是，而孙、唐合作之议始定，盖合君宪、革命及哥老会青红帮而为一也。自立会将起义，唐本约息侯同赴武汉，赞政事，旋以他故，请息侯留守上海，帮同照顾后方事务，得免于祸。……以余所知，满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对革命，除息侯外，实不多见。[9]

所述与史实大体相符。章氏特意提出寿富、金梁，要求与会员歃血为盟，“如有引蒙满人入会者，同会共击之”，以断绝各种借口托词，似有实事，而非虚指。

金梁在所撰《瓜圃述异》中，记述了他与章炳麟的交往：

章太炎少以排满名，而与余一见如故交，往来无忤。《苏报》陈君父女及张伯纯、吴彦复等，皆其介见。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忆一日，偕访唐佛尘才常，未遇……。及党祸既作，太炎返里，不敢宁于家，寓凤林寺。吾营少年，共约邀击之。余闻讯，急驰往，强众散归。太炎始终未知也。[10]

此说可与上述推测相印证。

1899年底唐才常函告康有为，言及金梁在戊戌政变后的态度表现，作为南方舆论普遍主张尊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而彼元奸巨憝之不敢遽动于恶，以撄天下之怒”的力证，他说：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名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11]

其时章炳麟《訄书》刊行，“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12]。章氏的意见未被接纳，国会要人又主张大合而反对排满，金梁直接间接参与其事，亦非没有可能。

国会成立后，领导层托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到南京联络同人，扩展组织，经过一番活动，俞明震（浙江）、刘世珩（安徽）、易顺鼎（湖南）、傅苕生（江宁）、顾云（江苏）、薛华培（四川）等人表示赞同附和。[13]

除南京的响应者外，国会会员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一，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包括张通典、狄平、沈荩、唐才质、龙泽厚等；其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派，有汪立元、汪有龄、丘震、孙宝瑄、宋恕、夏曾佑、胡惟志，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旅沪人士沈士孙、孙多森、孙多鑫等；其三，因义和团事件由京津等地避乱南来者，如严复、王修植、伍光建、陈锦涛、方城、蒋新皆、温宗尧、赵从蕃等；其四，其他新学名士，如容闳、郑观应、文廷式、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等。后两类虽各有政见，却较少派系意识，周旋于康、梁派与江浙派之间。可以说，弄清康、梁派与江浙派的关系，是把握国会内部派系组合的关键，也是探讨分析国会宗旨主张与实际活动的前提。

国会领导层的基本情况如下：

据此，江浙派在国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国会两次集会，第一次叶瀚任主席，第二次确定干部，属于这一派的有书记叶瀚、丘震，干事汪康年、沈士孙、汪立元、胡惟志、孙宝瑄，另外干事郑观应、会计孙多森与该派关系密切，副会长严复和干事丁惠康、吴保初较为中立。赵从蕃的组织活动与唐派联系较多，但观点与汪派一致。只有会长容闳偏袒唐才常。与正气会时期相比，唐才常派的地位明显下降。原来唐才常任正气会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加上张通典、狄平，虽无地利之便，势力却略占上风。

两派人物相比，各有所长。1900年4月17日，严复曾致函章炳麟，对沪上新学名士逐一评点：

苟自所见者言之，则好学竺义，用情恳恻，吾敬张鞠生（元济）；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湛厚质重，可与主权，吾推张伯纯（通典）；黾勉事功，蔚为时栋，吾爱唐后丞；左矩右规，好善（）固，吾服丁叔雅；深躬尔雅，自振风规，吾见吴彦复；渊种埋照，种德俊时，吾敬沈小宜；慕道乐善，能自得师，吾推胡仲巽；天资开明，乐游胜己，吾望狄楚青（平）；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14]

张通典、狄平等未能进入国会的领导中枢，当是所属派系影响削弱的表现。

[1]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43—345页。

[2]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33年10月。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收入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5节“维新党的失败与其将来”据此译成，略有增删。

[3] 据《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348—380页）、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9章、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均见《自立会史料集》）等资料整理。张元济两次会议均与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干部人选，容闳指定其与孙宝瑄掌会计，力辞不就。井上日记称宋伯鲁、张元济、王照等没有加入，似指未加入国会的中心机构。

[4]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5] 《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6] 高凤谦函告汪康年：“寿伯茀先生创知耻会，所撰序文辞意俱好，忠君爱国之心，跃于纸上。宗室有此人才而废弃不用，可叹可叹。”（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35页。参见吴保初：《宗室寿富告八旗子弟书书后》，吴保初撰，孙文光点校：《北山楼集》，第88—89页；宋恕：《书宗室伯福君知耻学会叙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278—279页）

[7]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16页。

[8]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15页。

[9]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93—94页。另据金梁《光宣小记·送考》条：“廷式听点，乡友多至殿门送考。朝考日，余方与众立谈，见汪伯唐先生（大燮）送汪穰卿同年（康年）入。伯唐与余向未识面，问余名。穰卿曰：‘予昔识金君于广坐，尔亦试觅之稠人中。’伯唐四顾及余，趋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群，其此君耶？’众皆引以为异。穰卿曰：‘此君自有异人处，不难识也。昔访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园，座客已满，予觉君小异，执手问讯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数十人皆一时知名士，文芸阁（廷式）后至，予亦嘱觅诸座上。芸阁一顾即得。吴彦复、欧阳石芝继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识也。’时闻者皆传为美谈。忆昔唐佛尘（才常）、沈愚溪（荩），至杭见访，余侍父立柳堤，唐君一见即呼曰：‘金君是耶？’亦可异。客去，父曰：‘唐军顾盼非常，必立功名，恐遭非命，沈亦似不能免。’后庚子起义，唐君果于汉口被害。时余下榻上唐寓，得报大恸。未几，沈君亦仗死北京，果皆验。”（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289页）

[10]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之238。

[11]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71页。谭献《复堂日记》1899年10月3日记：“六桥来，询悉驻防上书者瓜尔佳氏金梁字息侯，诸生，年未三十，昨举孔子生日会者即其人。”（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第405页）后来康有为反对扑满之说，所举例证之一，即“满人亦有佳者，如瓜尔佳力言民主者也，何必尽攻之”（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9页）。

[12]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90页。另据1901年4月4日蔡元培日记：“晤伯䌹、仲昭，见示章枚叔所为《訄书》，宗旨在帝孔氏，逐满洲。伯䌹言，瓜尔佳锡侯，满洲之言维新者，见此书因立一扶满抑汉宗旨，以与枚叔争。噫，黄种方绌于白种，而种之中乃自相与争，此何异汤沐已具，而群虱乃斗与裈中也。然满汉之界，祖宗立法未善有以启之，二百余年无大争，故界不破。今乃有以争为宗旨者，此满汉大同之基也。”（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27页。编者校改“大同”为“大乱”，误）

[13]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6—367页。

[14]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