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聪明反被聪明误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充裕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地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2]但梁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3]。

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5]，的确“去事尚远”[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8]

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群情激愤，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0]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1]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2]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糜用之，免资敌致祸”。[13]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4]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10万元已用去8万。康有为不得已，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5]，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做法，紧缩开支。

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9万元以7万购械，2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6]

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7]，只得停办“累饷最大”[18]的粤局，以节靡费。

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19]。对勤王大计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12万外[20]，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万5千。

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21]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4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2万。

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22]，梁启超只好转而设法通过美国人借贷，先联系名鲁云之人，后以其不甚诚实，又以2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23]他一再函告康有为、邱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2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

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24]，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25]。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相比之下，兴中会人少财乏，而惠州起义从筹划组织到指挥行动，却要严密有效得多。所以梁启超不顾师尊同门的责怪，一再肯定孙中山一派致力于武力反清之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26]

这种由地位、经历、社会交往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差异，对今后各自的走向不无影响。康有为表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牺牲，痛恻于“株连死者无算”[27]的惨状，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动武，而是担心玩火自焚。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28]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坐待复辟”[29]，自欺欺人。

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华侨均要求自立、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30]为了稳固财源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1901年初，美洲华侨响应荷马李的倡议，企图大集各埠精英归国举义，康有为坚决反对，认为：“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

荷马李的建议当然不足取，问题是康有为已经放弃了勤王计划，不是从军事的成败来考虑，而是以利益的得失为权衡，勤王只是幌子，敛钱才是目的。为此，他提出“开新埠，筹新款”的方针，要求“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31]此举用意，无非是旧埠已生戒心，且力已用尽，新埠则易于行诈，以防泄露天机。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学璟等人前往龙州、南宁与其首领联络。康有为、徐勤既不赞同，也不相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32]，因而未加阻拦。

庚子以后，保皇会关注武装勤王的活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对广西的民变有所寄望。此事的真实情形，据1902年9月23日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等通告美洲分会：

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33]

直到1904年七八月间，梁启超致函蒋智由还提到：

西省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诇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34]

梁启超虽然认为“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所志”[35]，继续支持张学璟、罗孝通等入桂起事，可是急切间难以再举，只好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36]。

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寄附金也），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所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赘泽即骄奢也），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37]。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各埠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38]康有为则一意孤行，坚决反对再用武力。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橘次慨叹道：

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39]

[1] 1899年10月2日《复李腾芳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

[2] 1900年3月20日《致康南海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5页。

[3] 1900年4月4日《致康南海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

[4]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7页。

[5]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9页。

[6]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7]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8]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

[9]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10]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

[11]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1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原初稿批注。

[13]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2页。

[14] 《致徐勤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15]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

[16]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4页。

[17]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3页。

[18]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9]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

[20] 先捐10万，3万付给唐才常，7万陆续汇往澳门总局。后又捐5万。

[21]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22] 1900年4月5日《与湘孺两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1900年6月21日，梁启超函告柏原文太郎：现在款资不足，南洋约10万，布哇六七万，桑港加奈陀不过四五万，实际不足30万，南美或10万内外，澳洲两三万之间，不得已，与一二美人商议，募集外债（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6—657页）。

[23] 赫钦为檀香山有望商家，曾在北京李鸿章座中见过梁启超，戊戌政变时亦在北京。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即与之交往，考察月余，乃与商大事。“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按即梁启超）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弟子决于下月偕往，惟彼在檀，薪工甚昂，与之同行，六月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尝其利益。既与檀中同志共商，皆谓此人可信，孤注一掷亦无妨。现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带一极精密之译人同往。”后因疫防未解，梁启超不能赴美国大陆，只好专托赫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213页）。1899年底谭张孝函告康有为：“华盛顿有美人富绅伊士打，愿以一二千万助长者救中国。”后者以为“此为救中国一大举，当亟亟细查之”（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5—26页）。4月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弟子之欲言有待者，实因有可待之道也。即前日所言某西人之事是矣。此人昔曾与于古巴之役者也，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者也。彼今受吾二万金之重托，弃其现做之商务而奔走此举，彼之意谓事之成可以十有八九也。虽属意外之望，然既有此布置，似不得不待之。且此事若成，不特得其资财，亦且得美政府之助，又得人才之助也。盖其人既能出此巨金者，必在美为有望之人。而彼既有有所利而为，则必欲其底相成，其必不能不设种种法以助我，此人情也。故弟子之意，欲待此举之成否，然后举其他。尽六月杪必有实消息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9页）

[24] 1900年10月17日《与同薇同璧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

[25]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26]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引自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11页。

[27]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28]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

[29]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3页。

[30]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31]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32] 《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各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202页。

[33]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45—146页。

[3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2—343页。

[35]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3页。

[36] 1903年9月1日《与穗田二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页。

[3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页。

[38]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

[39]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