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西无常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知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一直是影响保皇会广东方面行动的要素之一，开始试图以暗杀除去，以后又一度计划“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借以收示人文明，“寒奸党之心”[1]，易办外交，安静地方等四利。

6月初保皇会全力向西，但仍留连于东，派眼线住关房，“打探实真（二九）情形，若必不能，则专西事”；同时继续要求澳门总局对“刚事必极力招呼”。[2]康有为所发指令表明他依然举棋不定，既要求“先将全款办翼军事，一文不留，一事莫支”,“聚精神，聚全款，聚人才，专应翼军，赶速应之”，又声称：“军事难定，原难遥制，汝等可相机酌之。若廉处一举，当此人心，可四处应，如火燎原，惟今之时为然。如此，又不必泥翼之一军耳。或粤中可取，则先图之。计二九当此必大动心，或可为也。”[3]

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李去，广东各事自较易办。”[4]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等：“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广东方面仍由梁炳光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的狮岭或曹涌，假清军刘永福旗号，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

不惜动用广西一路的勤王正军，反映出康有为有过弃桂图粤的念头。但同时他又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5]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这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举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人马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也”[6]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取粤的最终目标是北上勤王，6月下旬，康有为函示徐勤等人：“若布置停妥，则并力西向，较为长策。”[7]广东“有刚统大局，有版、品、林诸人，或可以守，则羽异往西亦极稳”[8]。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

7月18日李鸿章北上后，保皇会更加偏重取粤，并进一步制订出具体计划：挑选精勇选锋分队入城埋伏，首先袭夺水师舰船，以舰炮轰击城池；于观音山五层楼及各城门遍插预先制作的清军旗帜灯笼，布为全城兵变疑阵，趁乱夺城；然后“挟德寿出示遍谕勤王”[9]，传檄州县，夺饷械，募款项，练精兵，安商旅，设民政局，照会各国领事。可是康有为还在犹豫不决。他指示办事人：“此刻专注东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直趋湖南。”“或全力取东，或全力趋西，此间不能遥断。或两粤并举。”“务求一发必中，便宜办理，不拘一说，避实击虚。”[10]

与此同时，唐才常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11]。康遂通电各国，探测其对于营救光绪的态度，以便相机决定“还港调度”还是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虽然他曾经指望依赖外强保救光绪，甚至公然号召“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但对列强仍然怀有戒意，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幸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在他看来，救上的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汜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12]将保救光绪的重心由倚赖外强转到建立勤王武装之上。后来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的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而还港“明购械治兵”之举，也担心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13]。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的重心仍在两广，梁启超赶赴自立军起义不及，在上海即表示：“也许将去两广。似乎与两广的唐景崧已经联系好了。”[14]除原定计划外，5月间，保皇会日本总部以“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相诱，游说“既知兵，而且有此志”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在保皇会举事时，募集美兵相助，并通知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15]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2.5万名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16]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17],“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18]因而澳门总局将此方案暂时搁置。

康有为虽然声称将长江之事托付唐才常，实则主要关注取道湘鄂北上，对唐才常将注意力转向长江中下游六省不以为然，因而对后者所筹备的各项事宜并不热心。保皇会中对于联合大举方略与唐才常共鸣最多的是梁启超。他一再函告港澳总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希望同门能够“不分畛域”。[19]由于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以两广为重心，长江方面财政上很难分得一杯羹，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20]，他准备孤注一掷，托人向美商大笔借贷，并分别致函康有为、唐才常和孙中山，劝各派“不可轻于一掷”，待其借款到手，再同时发动，以求必胜。但又担心“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让唐才常“与诸豪随时行事”。[21]继而鉴于“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对唐的“速发之议”亦表示“附和”。

在这一战略框架内，梁启超与康有为讨论举兵时后者应入何军，提出开府于广州、武昌或金陵的选择。长江流域分为以上海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汉口为基地的林圭，其计划原不限于湘鄂，除安庆、芜湖、铜陵外，由于哥老会首领辜人杰等随湘军移防南京，以及盐枭徐怀礼来附，唐才常等又将势力扩展到南京、镇江、扬州。梁启超与唐才常、狄平商议：“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不入则事权全在彼辈，而彼不解文明举动，必坏大事；即使小成，也难以控制。入则势孤力单，难以接应。“然两者比较，似入之较为害少利多”。如果徐怀礼与湘鄂的杨振鸿、李云彪能够团成一军作为正兵，梁启超建议唐、狄二人以一人入之，一人在外观察接应，并建议入军后简其勇诚者练百人作为亲卫。[22]

徐怀礼字宝山，绰号徐老虎，庚子年仅35岁，丹徒县南门内人，向开竹店生意，因犯抢案被当局捕获，逃脱后投入盐帮，聚众万余，私盐船700余号。1899年6月20日在七濠口设立春宝山堂，将素来争斗不已的青红两帮统一麾下，“时假仁义煽结人心，赈济贫民，收纳亡命。凡营中弁兵被革者，该匪必罗致之，或以资财恤其家室，或派盐船使其管驾，顺之则生，逆之则死”。1900年2月，“忽来二人到七濠口与徐怀礼说话，自言系康有为一党，闻徐怀礼是个英雄，前来相邀，如愿合伙，即与他同到广东香港见康有为商量，银子军火皆是现成。闻徐怀礼已派郑大发与康党前往探听虚实，至今未回”。[23]

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徐怀礼居然别出心裁地致函江苏巡抚鹿传霖，义正辞严地加以斥责，并通告其准备举兵勤王的计划，函谓：

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所附谕稿为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宣称：

本帅近奉光绪皇帝密诏：朕自戊戌八月以来，坐受太后凌辱幽禁，惨无天日，其各奸臣荣禄、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谋弑朕躬为事。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将此通谕知之。为此特布告两江两湖豪杰之士，速速遵诏行事，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尔公尔侯，爵赏在即，河山带砺，决不食言。若犹执迷不悟，坐失事机，滔天祸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徐宝山此举，不无蹊跷，等于将自立军的举兵计划公开。当局开始打算“密寄责成江苏皖鄂各督及李秉衡并请交片奴才转饬张春发、陈泽霖二军，不动声色，设法擒拿”[24]。因为当地“水陆各营多受匪贿，暗通消息，长江水师尤甚。惟此两军新募之众，设有事端，可期得力”。荣禄接报，认为“不便令其办理徐匪，恐祸激酿为患”。鹿传霖鉴于“该匪党羽甚众，消息极灵，历年贩私，获利甚厚。以多贿勾通营弁，以小惠要结人心，与各枭争利互斗，杀伤甚多，皆投之江中，无人报案。近复向洋行私购精利快枪数千枝，情殊叵测，隐患实深”，决定“不时侦探，其赴香港沟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并密遣妥人，许收重赏优保，授计歼之”。[25]

6月，张謇得知大沽口失守，拜见刘坤一献策招抚徐怀礼。[26]据井上雅二“从徐的部下一个姓熊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徐老虎的降伏是一时的计策。随时行动的准备工作已就绪”。[27]但是徐反复无常，诈降变成倒戈，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的行动，唐才常等人不得不舍弃江淮而专注于湘鄂。

自立军失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不过，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28]“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29]“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30]

然而，这时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31]英国政府担心其在长江及广东的利益受到影响，指示殖民部电饬新加坡、香港等地总督查办，使保皇会失去了外部支持的便利条件。

9月，梁启超和容闳先后抵香港，分别会见港督，欲与之“定约取粤”，港督坚决反对，警告“尔等切勿起事”。[32]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秘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澳门总局的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港督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33]，造成统帅部与前敌指挥所在调度指挥上的严重抵牾，令保皇会的行动陷入混乱。后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道：

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彼备既严，吾实力未足），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

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34]

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35]

对主持粤事的梁炳光，康有为更是满腹怨言，他说：

以吾当时人才及饷力，专意于空虚之西，必有所得。而足下当时恋恋于粤，以十八新去，可以窃图，来书必欲试一办东事，不成乃从西，刻日可起。东中议论纷纷，皆和君，仆无如何。十二月事未成，而君以刻日可起，姑听君为之。然君日日皆云能起，终以事机之误，自六月至闰八月，皆不能起。当时给饷与林玉、子盈、云樵，皆因君故，留为接应，不然仆必不发也。[36]

由于调度乖方，保皇会的东西两军始终筹而不举，莫衷一是。10月6日，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购械运货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37]。“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出走，“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甚严”，其运械小轮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康有为“决意令停办东事（日间已累飞书停绝东事），专意西机”，以免“饷累无穷（粤累饷最大），终为所牵”。[38]

此后，粤中党祸益甚，保皇会一些骨干及其亲属被捕。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其]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粤。”[39]

11月26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

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仆惟恐其妄动，今仆被执，恐死矣，其一军恐散。若不能西，已令向北，免久糜饷。此皆他人所不知者。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今轮被停，而械亦少矣，幸虽泄而其人尚无恙。[40]

虽未明言放弃，已在为勤王运动作收场总结了。

虽然汉口、惠州的失败导致局势日益恶化，康有为又几度下令停办粤局，梁炳光等人“尚固持欲办”[41]，仍然不肯罢手。康有为后来函告梁炳光：

故东事泄后，八、九月间，仆再发人才兵械饷力全西之说。当时默筹更熟，词意更决，而足下以数者措置有绪，益眷恋不能舍。君勉、镜如、易厂之流，皆力赞成足下，谓足下自有妙筹。仆无如何，辄又听之君，概不专制。五月、八月二次令停东局，扫境而西，皆为君而留。[42]

闻君来，欢喜无极，扫径久待，消息寂然。十余日后，得岛公书，知欲还港，而不竟来，为之大惊。因足下近来军谋，秘不告仆，仆未敢专制，故不敢请。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故惊惧极；尚幸君即来，得共商榷。若遂不来，则无从商之，而君等之策将陷于绝地。是以不能不惊痛欲绝，而旁皇电催也。尚恐别有故不来，今特痛切相告。凡兵事以方略为第一，苟方略少误，则全局皆败。……（惠州事败），前车可鉴，而诸子复欲践覆辙，则是徒令仆旁皇哭祭，哀赋大招，使人财俱尽而已。诸公虽忠义舍身，仆则爱才如宝，实不欲听之蹈兹绝地，以覆我人才。且大事岂可再坏？此事得失，仆以生死任之，国之存亡系焉。他日败后，仆固难任机宜乖误之咎，而人财两尽，何能数数起耶？仆与公等义同存亡，实不能塞耳拱手，而坐听公等倾覆，而任其咎。

迄今经年，西事无绪，东事既泄，复若去年正月创议之时。惟专意闭眼高歌，付之吾子。若足下之秘谋，又必欲踵李之败辄，而不欲使仆闻，徒令仆想像招魂，吁嗟生祭。……孝高之来，述其所见，及日与粤人士议论，莫不注意于粤，此等贪想，人人同之。而于统筹全局，如何择地，则皆不及。以力山之奇才，仆日日与言大局，谈桂湘，而力意不属。盖甚矣，统筹大局之难也。……今甚望与公等统筹之，俾彼此同心，议论定一，乃克省济。若各行其志，则我等区区数人，亦已焉哉。今日大局舍桂湘外，无从下手。桂湘亦舍胁及省垣，无从下手。若舍是，则惟有人才[财]俱尽而已。若在外府动，而听督抚坐会垣，以指挥诸将，更无有不破败者。今日已非弓刀之世，望揭竿相应如洪家时，甚至舍空虚而不计，仅恃桂兵千数百，以攻兵力全盛之区，又犯其州县，击其诸军，则仆诚不知其所终极也。诸君胆勇亦至矣，然当有以统筹之，何必置之无用必败之地哉？兵有胜于未战之先，亦有败于未战之先者，此类是也。仆固无一能，然于阅历及地理方略，则于诸公有一日之长，诸公得无笑其夸乎？高山亦言，大众看地图，无有及西南一角者，今乃知其非也。尚有许多谋议，非西不谋，望即惠然，无吝尔音，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故尽所怀，不能复隐。[43]

闻君来，欢喜无极，扫径久待，消息寂然。十余日后，得岛公书，知欲还港，而不竟来，为之大惊。因足下近来军谋，秘不告仆，仆未敢专制，故不敢请。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故惊惧极；尚幸君即来，得共商榷。若遂不来，则无从商之，而君等之策将陷于绝地。是以不能不惊痛欲绝，而旁皇电催也。尚恐别有故不来，今特痛切相告。凡兵事以方略为第一，苟方略少误，则全局皆败。……（惠州事败），前车可鉴，而诸子复欲践覆辙，则是徒令仆旁皇哭祭，哀赋大招，使人财俱尽而已。诸公虽忠义舍身，仆则爱才如宝，实不欲听之蹈兹绝地，以覆我人才。且大事岂可再坏？此事得失，仆以生死任之，国之存亡系焉。他日败后，仆固难任机宜乖误之咎，而人财两尽，何能数数起耶？仆与公等义同存亡，实不能塞耳拱手，而坐听公等倾覆，而任其咎。

迄今经年，西事无绪，东事既泄，复若去年正月创议之时。惟专意闭眼高歌，付之吾子。若足下之秘谋，又必欲踵李之败辄，而不欲使仆闻，徒令仆想像招魂，吁嗟生祭。……孝高之来，述其所见，及日与粤人士议论，莫不注意于粤，此等贪想，人人同之。而于统筹全局，如何择地，则皆不及。以力山之奇才，仆日日与言大局，谈桂湘，而力意不属。盖甚矣，统筹大局之难也。……今甚望与公等统筹之，俾彼此同心，议论定一，乃克省济。若各行其志，则我等区区数人，亦已焉哉。今日大局舍桂湘外，无从下手。桂湘亦舍胁及省垣，无从下手。若舍是，则惟有人才[财]俱尽而已。若在外府动，而听督抚坐会垣，以指挥诸将，更无有不破败者。今日已非弓刀之世，望揭竿相应如洪家时，甚至舍空虚而不计，仅恃桂兵千数百，以攻兵力全盛之区，又犯其州县，击其诸军，则仆诚不知其所终极也。诸君胆勇亦至矣，然当有以统筹之，何必置之无用必败之地哉？兵有胜于未战之先，亦有败于未战之先者，此类是也。仆固无一能，然于阅历及地理方略，则于诸公有一日之长，诸公得无笑其夸乎？高山亦言，大众看地图，无有及西南一角者，今乃知其非也。尚有许多谋议，非西不谋，望即惠然，无吝尔音，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故尽所怀，不能复隐。[44]

一、高之西也，定于正月初间，君尚在庇，特未相告耳。当时以候江来，乃提菽款，黄汉元之与高办事也，乃高二月四日出坡面约之。高到坡专为向菽提款，当正月四日之前，吾既不知，菽决不提款与高，及高在坡行时，乃函告我，我得函，知无款与桃，乃决撤澳局，是二月廿间也。至令卓汇款与高，是正月十二日所写之书（君亲见高所写者），当时不知菽、桃、汉元一切也。……

一、君之归也，与桃相见，言语多不合，桃来书，极愤君，谓破家不足道等语，此诛君之误也。人至破家极苦，只有慰之，万无斥之之理。自此桃极怒，及有撤局之事，故怒君益甚。而开端自君与桃言语不谐始，其后桃愈怒，而君亦怒，仆累以书复之。

一、撤局之说去年八月、十二月两说命行，十二月之书，君所见也。所撤在澳局，欲省费耳。若避难之人，则必养之。办事固分为二，君误会以为撤局即停事，至桃大愤。

一、桃来书仆即复之，朱、龚书亦皆复。覆云缓办而非停办，撤局而非停事，其义至明，可安桃心，乃君一切搁之，致桃等以为吾绝彼，彼已绝望，谚所谓赶狗入穷巷，必反噬，宜其谓见康氏必杀也。夫办事用不用皆可，然无绝人而树敌之理。他人犹可，我今地位则不能。况彼避难而来，无所归，又一失此数人，湘即尽失乎？他人绝人无损，仆为会长，一绝之，则一切皆绝望矣。天下无此办法，彼即极不妥，亦当优容。君是老友，又自南归，彼已大疑，又累书不复，非绝之而何？宜其无不致也。君谓若与我书，彼亦骄之，既搁书不交，何以复至殴打家叔之事乎？是绝之之所生，而非不复书所能戢其骄至明矣。故一搁书其祸至此。介二叔谓君过烈，亦必有故，若早与吾书，必不至是，而适有汉元、孝高之事，嫌疑遂不可解。然大要在搁书一事，君误认题目，以为等于外省无赖，故以决绝，绝则一纸书六个字，告以汝事难办，可去澳足矣，何劳君等如是之苦哉？仆未绝彼，不意君忽为我绝之，天下万无此办法。君之至忠，彼之横绝，岂复待言。而此事办得极谬，至生此波，今君更以相责，仆亦不能隐，想谅之。局事合众甚是，同商甚是。至于办此密举，万无众议之理。澳局多费，内讧如此，惟有撤去一法。[45]

实际上，澳门总局办事诸人在汉口兵败之初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合长江同志再举。后来见国内外形势恶化，感到轻举难以奏功，便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聚集力量，暗中放弃起义计划。[46]惠州起义的影响，不过是保皇会体面下台的借口。停办东事，早在惠事前已经明朗化。1901年康有为致函港澳总局，言及其中曲折：

一、高之西也，定于正月初间，君尚在庇，特未相告耳。当时以候江来，乃提菽款，黄汉元之与高办事也，乃高二月四日出坡面约之。高到坡专为向菽提款，当正月四日之前，吾既不知，菽决不提款与高，及高在坡行时，乃函告我，我得函，知无款与桃，乃决撤澳局，是二月廿间也。至令卓汇款与高，是正月十二日所写之书（君亲见高所写者），当时不知菽、桃、汉元一切也。……

一、君之归也，与桃相见，言语多不合，桃来书，极愤君，谓破家不足道等语，此诛君之误也。人至破家极苦，只有慰之，万无斥之之理。自此桃极怒，及有撤局之事，故怒君益甚。而开端自君与桃言语不谐始，其后桃愈怒，而君亦怒，仆累以书复之。

一、撤局之说去年八月、十二月两说命行，十二月之书，君所见也。所撤在澳局，欲省费耳。若避难之人，则必养之。办事固分为二，君误会以为撤局即停事，至桃大愤。

一、桃来书仆即复之，朱、龚书亦皆复。覆云缓办而非停办，撤局而非停事，其义至明，可安桃心，乃君一切搁之，致桃等以为吾绝彼，彼已绝望，谚所谓赶狗入穷巷，必反噬，宜其谓见康氏必杀也。夫办事用不用皆可，然无绝人而树敌之理。他人犹可，我今地位则不能。况彼避难而来，无所归，又一失此数人，湘即尽失乎？他人绝人无损，仆为会长，一绝之，则一切皆绝望矣。天下无此办法，彼即极不妥，亦当优容。君是老友，又自南归，彼已大疑，又累书不复，非绝之而何？宜其无不致也。君谓若与我书，彼亦骄之，既搁书不交，何以复至殴打家叔之事乎？是绝之之所生，而非不复书所能戢其骄至明矣。故一搁书其祸至此。介二叔谓君过烈，亦必有故，若早与吾书，必不至是，而适有汉元、孝高之事，嫌疑遂不可解。然大要在搁书一事，君误认题目，以为等于外省无赖，故以决绝，绝则一纸书六个字，告以汝事难办，可去澳足矣，何劳君等如是之苦哉？仆未绝彼，不意君忽为我绝之，天下万无此办法。君之至忠，彼之横绝，岂复待言。而此事办得极谬，至生此波，今君更以相责，仆亦不能隐，想谅之。局事合众甚是，同商甚是。至于办此密举，万无众议之理。澳局多费，内讧如此，惟有撤去一法。[47]

桃，陈犹龙，字桃痴；朱，朱菱溪；龚，龚超；均为自立军将。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陈、朱失败后率亡命客多人向梁启超算账，后参加支那亡国纪念会，龚超则参与洪全福起义。由此可知，庚子八月、十二月，康有为两度下令停止澳局运作，以省费用。而陈犹龙等人到港澳总局求款，罗普赴新加坡向邱菽园提款未得，康有为只得命梁启超汇款给罗，并再次令停澳局。澳局负责人以为撤局即停事，令避难前来求援的陈犹龙等人怀疑其故意排拒，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此后自立军余部倒向革命党，这是一大关键。其中变化，清方也相当了解。1901年5月18日两广总督陶模复电张之洞，告以：

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闻徐勤等不耐骚扰，暂多远离。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捉拿。湖北书院事，亦勿深求，恐为丛驱爵。[48]

随着时间的推移，废立之争带给勤王运动的声势已经掩饰不住保皇会漏洞百出的组织准备，这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康门师徒大举兴师的信心。即使没有惠事的影响，保皇会也难以支撑下去。暂停澳门总局，正是全盘放弃勤王运动的表征。

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走访康派志士，了解保皇会的动向，并到庇能拜访康有为，康表示以“蓄力”“筹饷”[49]为长久之策。他还拒绝了荷马李等人“大集众埠”华侨精英再度起义的建议。[50]邱菽园因保皇会停办粤局而对康有为失去信任，亲自出马掌管粮台，并截留海外各埠捐款；后又与康决裂，提出再捐款10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重整旗鼓。[51]虽然1901—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时，仍有一些保皇会员入桂联络，无奈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

[1]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

[2]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二九”，即李鸿章。

[3] 1900年6月20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4页。原函仅署“廿四日”，今据内容确定日期。康有为后来称：“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266页。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此处标点有误）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暗通消息，据康有仪说：“李文忠公督粤时，查办逆党。适该逆在港以谋内乱。小儿同和，以被其破家，致母、妻染伤以死，阴欲报之。曾托刘公慎初，禀商李督，并得其花红。李文忠不答，其事遂寝。盖亦疑和为贼主使未定。”（《致节公先生函》，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2—223页）

[4] 1900年7月5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81页。

[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4页。是函的直接收信人疑为叶湘南。

[6]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37页。“岛”，即星洲岛主，邱菽园号。

[7] 《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7页。

[8]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

[9] 《致徐勤等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6—107页。编者判定是函写于6月20日前，据内容应在此后。

[10] 《致办事诸子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152页。

[11] 1900年7月4日《致妙华夫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4页。

[12] 《致唐才常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143页。

[13]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8页。

[14]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22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15]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

[16]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2页。

[17]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18]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

[19] 1900年4月13日《致总局诸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4页。

[20] 同上书，第240页。

[21] 1900年4月4日《与忠雅两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3页。

[22] 1900年4月20日《致忠雅两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4页。

[23] 3月初唐才常等人向梁启超报告联络徐怀礼之事，后者复函称：“老虎来归，尤为可喜。”“老虎果真来归，宜略告以弟所谋一切，当稍安。待弟所谋成否然后定策，不可轻于一掷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213页）

[24] 《江苏民变档案》光绪二十六年失名奏片，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402—404页。参见闵斗基：《徐宝山与辛亥革命——从徐宝山之活动看辛亥革命之一些性格》，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第1458—1459页。据1900年5月24日鹿传霖致荣禄函：“昨交卸南洋时，该匪忽有逆函伪示，当密探情形，一并钞折，寄由云门转呈鉴察。”（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172页）

[25] 1900年5月24日《鹿传霖札》，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172页。

[2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6—437页。其记为：五月“二十二日，见新宁……陈招抚徐老虎策。二十三日，新宁招抚徐老虎。二十四日，上新宁书，论招抚宜开诚布公，昭示威信，不可使疑，不可使玩。”“抚徐之说，荷赐施行，内患苟弭，可专意外应矣。此辈如乱柴，徐则约柴之绳也。引绳太紧，绳将不堪；太松则枝梧，宜得有大度而小心之统将处之。俾不猜而生嫌，不轻而生玩。若予编伍饷额，宜檄统将发原封令徐自给，但给衔不可逾守备以上，不可便单扎，且令一善言语、有计略之道员前往宣示诚信，以开谕之，令专镇缉沿江诸匪。若请来谒，宜即听许。不请勿遽强。此人闻颇以胆决重于其党，控驭得宜，安知不有异日之效。”唯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补录》记：“庚子，北方拳祸起，沿江戒严。传言宝山集有徒众数万人，有举足轻重之势。时陈观察顨卿读礼家居，闻之，以为可抚为我用，足以屏蔽东南，上书当道十数次，报可。以其部下编为缉私营，畀以都司职衔，统带缉私。”（第192—193页）则主张招抚徐怀礼者不止一人。徐怀礼就抚后不久，有巢湖帮枭匪犯案，或疑徐所为。1900年7月15日刘坤一致函安徽巡抚聂缉槼：“徐宝山颇有智略，且知大义，前未就抚，除贩私外，尚无别项恶迹，敝处是以决计招之，甫经就抚数日，何至如此妄为？详察情形，似系嫁祸。”并同意黄少春的安排，令徐赴扬拜各官绅，以定人心。复指示黄：“以后应请推诚相待，无论别处盐枭之案，不与相干，即其部下有在外生事者，亦只是约束不严公罪，决不疑其有他。”稍后黄少春派徐怀礼到安徽巡抚王之春处效力，以助其搜捕富有票会党。其密友张某助清军诱拿萧子云和沈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全集》第5册，第2267—2279页）。镇江知府向万荣函告荣禄：“盐枭徐怀礼，众号老虎者，黄宫保招服，饬带炮船，每于因公来见时，以忠义勖之，尚知奋勉。”（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173页）

[27]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9页。

[28] 1900年9月3日《与同薇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3页。

[29] 1900年9月20日《与同薇同璧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4页。

[30] 同上书，第185页。

[31]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1900年10月31日）《张之洞奏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张文襄公全集》卷51，奏议51。

[32] 《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2页。是函应写于1900年9月。

[33] 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

[34] 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汤文判定是函写于自立军起义之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一句，应指自立军失败事。惠州起义后康于另一致邱菽园函中亦称：“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而不易守乎？（汉事可鉴）。”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国办理外交。是函言及此事，则应写于此后。误判的关键，在于将“井上甚称林玉才”认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林玉原为广西统军九将之一，后与版筑、三品等随梁炳光办粤事。井上，仍为梁炳光。据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他已有赴欧洲计划，10月24日曾到北京，随即归国。11月14日参加东亚同文会会议，次年4月赴欧，不可能在此期间南下广东，主持数月用兵大事。

[35] 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汤文判定是函写于自立军起义之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一句，应指自立军失败事。惠州起义后康于另一致邱菽园函中亦称：“今当绝意于东耳。且东事有外人窥伺，虽得而不易守乎？（汉事可鉴）。”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国办理外交。是函言及此事，则应写于此后。误判的关键，在于将“井上甚称林玉才”认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林玉原为广西统军九将之一，后与版筑、三品等随梁炳光办粤事。井上，仍为梁炳光。据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他已有赴欧洲计划，10月24日曾到北京，随即归国。11月14日参加东亚同文会会议，次年4月赴欧，不可能在此期间南下广东，主持数月用兵大事。

[36]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页。

[37]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是函仅署“廿九日”，据内容定为九月，即公历11月20日。

[38]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是函提及惠州起义，应写于10月。

[39] 同上。

[40]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

[41]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2]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页。

[43]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8—280页。高山，即罗普。

[44]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8—280页。高山，即罗普。

[45] 1901年6月18日《致铁君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86页。是函收信人并非梁铁君。

[4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明治33年12月。

[47] 1901年6月18日《致铁君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86页。是函收信人并非梁铁君。

[48] 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74页。

[49] 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4年5月5日、22日。

[50]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51] 1901年6月3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1—263页。1900年梁启超到南洋时，邱、康关系尚融洽。后因财政问题，邱疑心于康，1901年更公开撰文自辨非康党，解脱“叛逆”罪名之外，更指责康结党欺人（《北京群报》1901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