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在两广

武力勤王计划动议于唐才常，湘鄂又最具声势，但在保皇会的战略框架内，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军。

当勤王运动偃旗息鼓，而部分保皇会军将仍不肯善罢甘休之际，康有为致函坚持要继续尝试在广东举事的“井上”，即梁炳光，其中谈到整个勤王谋略的发端及其变化。他说：

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仆家本将门，又少知地理，综揽大局，专意桂湘，以为桂乃空虚无人之地，湘乃入鄂扼要之枢。吾新造之师不能当整兵，而只可乘虚势。以湘多义士，故嘱黻谋湘，而起点自桂。至于故乡，则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胁外，无用兵理。故任与诸子，及一切京中诸士，皆主谋粤，而仆前后皆决弃之。任前后十余书，皆已驳斥。是时惟黻赞此议，诚为绝识也。……前后同仆议者，惟一黻丞，而其后来经营六省，亦竟忘专力于湘之一义矣。以黻之才识绝人，而犹如此，盖久则易移也。即仆虽见及此，卒亦不能力持，而为众所夺，是亦仆之罪也。[1]

据此可知，一、保皇会决定具体的用兵方略，应是1900年2月的事。二、其主要战略方向是“专意湘桂”。三、梁启超对此计划不以为然，其他康门弟子乃至京中诸士，也主张谋粤为先。四、唐才常是唯一支持康有为决策之人，但他后来也转而经营长江流域中下游六省，并非专力于湘。揆诸史实，其说多能得到印证，尽管其中也有若干不尽不实之处。

戊戌政变后不久，康有为等人很快决定以勤王为救上复政的重要途径。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

同举敌忾勤王之义，咸厉奔问官守之心，名义正则天助其顺，圣主存则国赖以兴。[2]

这一武力倾向的呼吁，改变了空言复辟和一味依赖外援的被动。此一变化，很可能与唐才常的到来有关。

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与柏原（文太郎）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宗方）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次日，唐才常与毕永年专门拜访宗方小太郎，仍要求日方援助湖南举义。[3]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时所称：“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4]，主要即指湖南方面。

或许出于巧合，1898年10月31日出版的《知新报》第74册刊登《中国各省市民合呈上海总领事禀》，呼吁英国“劝令太后归政，保护皇上，俾皇上下诏布告天下，则志士仁人共起勤王，驱除奸佞，时哉时哉，不可失矣”，也呼吁勤王兴师。

尽管康门师徒政变前就不排除以武力为手段，要想大规模地展开军事行动，并没有现成的人财物力准备。因此，康有为一派的所谓“勤王”，除了鼓动民气之外，开始一方面是向各地督抚呼吁，另一方面则要设法筹饷，以运动组织内地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过是纸面的口号而已。

1899年7月，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对遍布全球的华侨社会进行政治总动员。这时清政府表示出一些复行新政的意向，令康有为看到一线曙光，于是发动各地华侨要求撤帘归政，同时继续以勤王名义在海外鼓动筹款。1899年10月2日，他告诉准备游说全美进行筹饷的华侨人士，内地已聚兵70余万，

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方今西后病危，荣禄与庆王争权，万一有变，中国立亡，故今日救火追亡，未有所急，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5]

其实这时保皇会在国内准备用于武装勤王的人马尚未联络妥当，许多不过还在计划之中。

倡议勤王的唐才常决心为谭嗣同复仇，他绝不指望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能够主动改邪归正。在与康有为等人约定武力勤王之后，他回到国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组织联络。1899年11月15日，唐才常向康有为报告其活动的成效，并提出政略方面新的建议：

去秋匆匆拜别，数月之内，奔驰粤桂吴楚间，未得一当，以慰慈廑，愧悚不可言状！惟幸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类皆摩拳擦掌，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且彼中智识亦渐开拓，其机有五：一渐知尊王之义。二减其仇视外人之心。三欲得吾辈中人主持其事。四湘粤之气日通一日。五于改革主义渐能相容。似此情形，将来必有可大用之日。惜手中支绌异常，不能大施鞭策，为可惜耳。然此等南部联合之机关，实为他日安内攘外根本，或吾圣主万一不讳，即不计成败而用之。而此时欲行尊王之实事，则究当以多购死士伺衅京师为主义，惜常等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左袒为刘，夺门复辟，徒悬其事于心目，而无下手之地，未审夫子有何方法能用燕赵健儿否？然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何者？天下未有无大党会而能倡发大难，以树非常之义者，即未有不因人心易于趋向之鹄的，而能驱策天下以收旦夕之功者。尊王者，中国二千年来国民脑性最合之质点而驱策之易为力也；社会者，今日无政府党即异日之大宪政党，而奉我皇上为社会领袖，以除去天下之公贼也，一顺天下之自然，一以萃天下之豪杰，如是而数千年来之秕政寙制，可得而次第更张矣。……于此而多遣死士，乘机救上，外协舆论之公，内寒奸雄之胆，归政之期，或不远乎！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故曰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者也。

是函末有“余事云樵一一代禀”[6]，则其时唐才常应与梁启超等人讨论过合作大举的计划。商议的结果，尊王不过手段，自立才是立国基本，即使光绪不讳，也可以赖此安内攘外。这与康有为一味寄希望于光绪复辟不无区别，而与梁启超、欧榘甲等江岛结义一派乃至江浙维新士人如汪康年的认识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兴汉会成立，红叶馆送别，正气会筹组之际，“正气会之宗旨，以纠合爱国正气仁人君子为主，此虽空空漠默之主意，然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其合群”[7]。唐才常正是有了合群大举的基础，用力于南北的分别，才将专意湘桂改为经营六省，因为湘桂是北上勤王的要道，而六省则是南方立国的根基。康有为说唐才常支持其战略决策，未免曲解人意。

康有为对清廷所抱的万一期望自然会破灭，盼来的是当朝执政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密令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保皇会明白双方的矛盾已至生死存亡，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的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8]。

康有为所说的“去年决计用兵”，具体而言是“自正月发策”[9]，即1900年2月才决定用兵方略。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

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10]

尤以广西为勤王正军的发难之地。

为了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叡（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邱菽园等；梁启超、梁启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华侨的捐款事务；罗普（孝高）、黄为之、陈国镛（侣笙）、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广）、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刘桢麟（孝实）、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以为响应，大有一鼓而成之势。

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具体方案不断有所调整，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因为广东“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其难在“许应骙党羽颇盛，而又有李鸿章为之督”；福建官场人才绝少，帑项支绌，只要能招抚南北洋海军管驾，招募湖南游勇，拥立有声望者，亦可号令下属。[11]不过，康有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邱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

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12]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13]。所谓南关一路，指广西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14]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四章《广西两革命家》称：

聋翁陈氏，广东人也。明治二十三年（即光绪十六年）予与彼会于上海之客舍，身长六尺余，眼光如炬，无一言苟且，举动甚沉重，盖革命中之极有手段者也，驻广西南关□□，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乱匪，或即彼部下之壮士欤？[15]

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主将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

对于上述计划，梁启超略有异议。他虽称“此诚第一著”，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主张“必先取粤”[16]，以立根本，壮士气，开新府，示文明，办外交，防止孤军深入，列强干涉，尽早打出新政权的旗帜。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而广东准备不足，梁启超接受几位美国人的意见，提议用百万筹款之半数招募菲律宾散勇，以图广州，收“大壮军容”[17]，节省费用，“东西兼顾”,“不分翼军之力”[18]的奇效，与原定方案相辅相成。为了抓住这“第一绝大机会”[19]，梁启超一面亲自物色人选，一面请容闳出面接洽。此外，他还通过叶湘南、罗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养毅打听，能否雇佣500名日本将士，携带武器，由港取省。[20]

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对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康有为后来称：

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

绂丞，唐才常；羽异，陈翼亭；井上，应为梁炳光。[21]康先后派梁炳光、张学璟、叶湘南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潮勇、惠州嘉应州勇、客勇、高州钦廉勇、肇庆广州勇”[22]，以及各地的会党绿林，并争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23]。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24]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

当时陈翼亭准备起自南关，而负责广东军务的梁炳光则抵达香港，要求在总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澳门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他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准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并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25]

但是，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26]，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门存款若干，无从遥断”[27]。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28]。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觉任母病归省，梁启超又极力举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六七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29]。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先画江以待力足”[30]，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了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31]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关于正月发策后的战略方向选择，康有为后来对梁炳光解释道：所定专意湘桂之策，

足下南来时，亦曾谋告，而足下以为然，岛公亦然之。不幸孔青南关事泄，故迟延少有支离。至五月时薄伐不成，仆又决策，主将所有人才饷项兵械，尽从事于西。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盖欲聚而致力于西也。[32]

实则决定向西，与广西人士的要求关系密切。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请约期发动。[33]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的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34]，这时已与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35]康有为认为，广西方面“一有小山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鄂湘生意，真天赞也”。[36]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6月2日，康有为下令改变战略方向：“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37]其实，前此广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以候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坐失良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38]

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的局势，康有为制定出相应的完整方略，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湘南、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等九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39]，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届时广西各路伏莽“已全归我牵制”，驻桂清军唯一可调之兵为戍边的苏元春部，鞭长莫及，由唐景崧驻守桂林，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统帅，坐镇中军。这时湘鄂两省清军兵力或分散或单薄，在黄忠浩所部防营及新党志士的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各部湘军。接着，勤王军以两万装备优良之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山东大刀王五、镇江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趁清军腹背受敌，一鼓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40]

按照这一详细的用兵方略，起于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武昌、江淮、山东等地，则是响应之师。

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邱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41]，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邱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捐赠；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到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众并上，必取之也。”[42]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概。

[1]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280页。编者系是函为“光绪二十六年作”，然函中有“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以及“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当写于1901年2月底3月初。

[2]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60页。

[3]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1—382页。译文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1页。

[4] 《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5] 《复腾芳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

[6]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70—871页。

[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12页。

[8] 《保皇会草略章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65页。

[9]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页。

[11] 同上书，第93页。

[12]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3]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页。

[14]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6页。1900年4月9日梁启超致梁启田函中提到：“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南关即广西镇南关，当时驻镇南关清军多为广勇，保皇会也在龙州一带联络游勇。但井上雅二日记称广东南关。另据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陈部驻广湾（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所以康言及陈的正军行动时，屡用“捣西”“往西”字样。而且陈部运械用轮船，经梧州上下往返。

[15]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53页。

[16]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6—221页。

[17]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

[18] 同上。

[19] 1900年3月13日《与叔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

[20]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2页；1900年5月25日《致罗孝高老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21]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汤志钧先生认为井上即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实为梁炳光。理由是：1．梁启超称：“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所发各函又多次提到主持广东军事者为刚、智，则广东领兵之人系梁炳光。2．康有为等人信函中，常将“井上”与“刚”混用。如1900年6月20日思庄函责徐勤“令井上枯坐月余而不应之”,“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同函又称：“此次之事全在不能应刚，至失机月余，故长者盛怒大责。”康有为告诉徐勤：“吾累得刚追款之书，而大怪于汝等。”思庄函则称：“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193页）可见井上与刚为同一人。3．从井上雅二日记看，他对广东情况不知其详，显然未与机要。1901年5月25日，井上雅二赴欧洲途中在庇能拜访康有为，见面时称：“别来已两年，世态几度变更。”而康有为则说：“自北京初次见面，既已四年。”计算方法虽有虚实之别，但都明言是1898年由平山周引荐相识于北京后的再次会面。从会谈内容看，井上对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内情也不甚了然（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大阪每日新闻》，明治34年6月27—28日）。保皇会通信中的“井上”，当为梁炳光的日文名字或代号。他只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所以思庄说：“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

[22] 《致办事诸子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9页。

[23]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版即版筑，广东会党首领；函中的“仙”，即仙根，丘逢甲字。

[24] 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1718卷，第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期。

[25] 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210页。

[26] 《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27] 1900年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3页。

[28]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

[29]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

[30]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页。

[31] 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2页。

[32]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页。岛公，即邱菽园。

[33]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

[34]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37页。此事当时桂人即疑心其别有所图。

[35]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7日。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另参见近藤邦康教授整理的日文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1、2号合刊。

[36]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小山，应为唐景崧，其旧部有在滇、黔者。另外唐与岑春煊交善，对西南颇有影响。廉为陈廉君，曾在梧州办盐务。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

[37]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页。据李鸿章、刘学询及清驻柏林公使查报，当时有大批枪械由香港经澳门运往内地。保皇会还有意从德国购械（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第897—923页）。

[38] 《致徐勤书（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39] 陈紫瀛列名富有山堂正龙头，李立亭为广西会党首领，林玉为广东会党首领。

[40] 《致办事人书（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41]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42] 《致徐勤等书（五）》，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