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有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新档案材料的俄罗斯出版物综述（1957—1996年）
科学院版的系列出版物
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杂志有三期的全部篇幅关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77卷（19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长篇小说《少年》”，由И．С．西尔伯施泰因和Л．М．罗森布吕姆编辑。在这一卷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年长的研究者А．С．多利宁收集并详尽注释了容量巨大的小说创作笔记。[1]
1971年还是这些研究者编辑的第83卷出版——“未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1881年创作札记和笔记”。这一出版物将大量的、迄今仍不为人所知的文本引入了学术圈。这一卷对作为出版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实验提供了深刻的认识（主体部分是《作家日记》的准备材料）。这一卷也收录了大量的业务性质的札记：出版方面的开支、账目、地址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写的其他文字。
随着《文学遗产》杂志第77卷和第83卷的出版，作家的将近50个印张的未知文本已经成了研究者们的一笔财富。
1973年《文学遗产》第86卷出版：“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新的研究和资料”。本卷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草稿，它们写在一张1860年的邀请信的背面（与这部小说有关的手稿文本，一般来说尚不为人所知）；被书刊审查机关禁止发表的《时代》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作家日记》未发表的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发现的和被遗忘的书信；Ц．М．波什曼斯卡娅破译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67年速写的日记体笔记；Я．Б．冯·布列采利和А．А．冯·布列采利、А．Е．里森坎普夫、П．Г．库兹涅佐夫、И．Ф．丘缅涅夫的未为人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Н．Н．斯特拉霍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等等。除此之外，该卷还摘录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过150位同时代人的日记和书信。这部分容量相当大的档案史料的主体，使得判断作家参与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的水平有了可能。
同样，有好几期注释详尽的《文学纪念碑》辑刊也关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970年出版的这一卷辑刊成了当时的一桩事件，它发表了《罪与罚》，并配有Э．涅伊兹维斯内画的插图、Л．Д．奥普里斯卡娅写的文章和Г．Ф．科甘的注解。这一卷还全文发表了作家为写该小说而准备的三本札记。与1931年出版的机械地、逐页发表札记文本的出版物不同，[2]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和意义的连贯性，对文本进行了重新编排。此外，还首次发表了保存下来的一些片段——个别章节和段落的手稿异文。
应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收录在《文学纪念碑》和《文学遗产》各个单本辑刊中的全部文本、全部版本和异文，最后都被收入科学院版的30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只有个别之处的修正、校勘方面的新准备、新注释，等等。
1976年，《文学纪念碑》推出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与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这卷，收录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64封书信（它们之前全都发表过）和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75封书信（它们几乎全都是首次发表）。在这本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书信在发表时有所删节。不仅如此，通信内容的有些地方还被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亲手涂抹掉——正如编者所说：“显然，这是出于私人和家庭方面的考虑”。
最后，1993年，还是在《文学纪念碑》系列辑刊中，还首次全文发表了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67年的日记。对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速记笔记的破解工作持续了好多年，这是最终的成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起待在德国和瑞士的那段日子里，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每日都用速记法记笔记。破译工作是由彼得堡的速记法专家Ц．М．波什曼斯卡娅完成的，她能够找到破解速记内容的窍门，尽管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用的是自己发明的、与众不同的一套速记符号系统。（Ц．М．波什曼斯卡娅用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自己破译的一本用独创的速记法记录的笔记来核对自己破解出来的文本，正是得益于这一工作，才使得破解其他几本速记笔记成为可能。）
全文发表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一部就性质而言独一无二的编年史，它“从内部”——在家庭的、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详细阐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尽管其中存在些许遗漏）。这些札记的未经编辑加工的特点，其真实性和幼稚性（不应该忘了，它们属于一个20岁的少女）赋予它们一种独特的价值。而且，即使拿这些最早的史料与最晚出版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对比一下文本，就会发现，她自己破解出来的、加了注释的一本速记笔记（它同样被收入上述出版物中）经过了她自己独特的、严格的编辑加工。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几本（速记）笔记本保留至今，其原本被保存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里，而其中经过她自己破解的一本，被保存在俄罗斯国立文学与艺术档案馆里。
专业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出版物
30卷的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由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即普希金之家）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推出，小组领导是Г．М．弗里德连杰尔，在当时而言该全集是最详尽、完备、权威的作家作品总集。（所有的文本都尽可能地与保存下来的手稿核对过。）
自1974年起，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开始出版辑刊《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11辑）[3]，辑刊发表档案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还应该提到旧鲁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每年推出的辑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时代》（诺夫哥罗德）以及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从1993年开始出版的辑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由К．А．斯捷帕尼扬主编，已出版7辑[4]）。
1993—1995年间，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还出版了3卷本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年谱（1821—1881年）》，包含了取自档案史料的大量引文。
其他的连续出版物
在1970—1990年间，国立中央艺术与文学档案馆（即今俄罗斯国立文学与艺术档案馆）出版了7辑辑刊《与往昔相遇》。在“我们生活的日子（来自国立中央艺术与文学档案馆的新消息）”评论栏里，经常登载一些收录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最新档案材料的发现成果（如Ю．Г．奥克斯曼的私人档案——参见第3辑〈1978年〉等期）。在《与往昔相遇》里，发表过几封直到那时尚不为人所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第1辑，1970年）和Е．Н．奥博齐宁对他的回忆（第7辑，1990年）。在第2辑（1973年）里发表过Ю．А．克拉索夫斯基的文章《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讲述了一个故事，说在一家大名鼎鼎的银行的保险箱里盛放有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部分档案，还对新发现的一些档案作了述评。
至于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迄今为止仍在出版的《普希金之家手稿部年鉴》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从最著名的一批档案里，我们要提到从А．Н．迈科夫档案中挖掘出来的材料（《1974年年鉴》〈列宁格勒，1976年〉和《1975年年鉴》〈列宁格勒，1977年〉；参阅从同一档案史料中挖掘出来的材料，发表在辑刊《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4辑，1980年）。在固定栏目“18—20世纪档案资料述评”里，涉及的都是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手稿部里保存的资料，这里发表过一个保存于此处的、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档案资料的清单（在Л．Я．古列维奇的私人档案案卷里有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一封信，在В．М．萨扬诺夫的私人档案案卷里有А．Ф．陀思妥耶夫斯基[5]的一封信〈《1976年年鉴》，（列宁格勒，1978年）〉。）。
而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出版物里，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却不算多。应该提到的是С．В．别洛夫的一篇文章，它点评了若干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包括未曾发表过的回忆录），此文发表在《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札记》第26辑（莫斯科，1963年）。其他文章，不一而足。
上个世纪90年代，读者猛然发现，各种不同的档案材料似乎在一夜之间被爆炸式地发表出来。曾经创办了（或者从境外转移到俄罗斯）一些连续出版下去、专门为读书界提供19—20世纪档案材料的辑刊。其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往事》辑刊，它由巴黎的“神殿”出版社出版（第1—12辑；1990—1992年在俄罗斯境内再版），而第13辑是由“神殿”出版社和俄罗斯的“凤凰”出版公司（莫斯科、圣彼得堡）联合出版的。1992年起，“神殿”出版社和“凤凰”出版公司又与（圣彼得堡）传记研究所合作，出版了历史—传记类辑刊《人物》《涅瓦档案》和《悼念（In Memoriam）》。在“神殿”出版社和“凤凰”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些辑刊中，曾经发表过：А．У．波列茨基的几封信，它们出自П．С．季亚科诺夫的档案案卷，其中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第4辑）；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В．В．罗扎诺夫的通信以及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和С．Н．布尔加科夫写给她的信（《往事》第9辑）。
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文件，也发表于一些专业性的杂志——文学类的（《文学问题》《俄罗斯文学》《俄罗斯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语言系列》），档案学类的（《苏联档案》《俄罗斯档案》），图书学类的（《书籍：资料与研究》《图书爱好者辑刊》），较少发表于文学—艺术类杂志（《旗》《新世界》《十月》等）；发表于《文学报》（布尔索夫，1970年；兰斯科伊，1971年；费奥多罗夫，1971年、1975年）上的资料，也提及过其中的一些档案文件。
新发表的档案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
1．文艺作品
《死屋手记》（1860年）；准备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4卷）。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草稿提纲（科甘，1973年）。
《赌徒》（1866年）；保存下来的拼接手稿的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5卷）。
《罪与罚》（1866年）；草稿和誊清的手稿（奥普里斯卡娅、科甘，1970年）；拼接的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7卷）。
《永恒的丈夫》（1870年）；准备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
《群魔》（1871年）；长篇小说的草稿提纲和作者在《在吉洪那里》一章的校样上的修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1、12卷）。
《少年》（1875年）；准备材料和草稿材料（布尔索夫，1970年；《文学遗产》第77卷）；草稿材料、誊清的和拼接的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6、17卷）。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年）；草稿提纲（孔申娜，1973年），草稿提纲和拼接手稿的残片（奥尔纳茨卡娅，1983年），草稿材料和作者在连载于《俄国导报》的长篇小说校样上的修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5卷）。
对不为人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草稿的公布，并非无人关注。女研究员В．М．费奥多罗娃在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档案案卷中发现了28页大开本的纸，上面有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速记的札记。速记内容由Ц．М．波什曼斯卡娅解读（她早先破解过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1867年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口授给妻子速记的自传以及1881年《作家日记》的几章），发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基科、波什曼斯卡娅，1978年）。
未实现的作品的草稿和计划（1860—1870年代的）有：中篇小说《放高利贷者》的草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5卷）；1870—1872年的草稿和计划、《卡尔图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2卷）；《幻想家》（弗里德连杰尔，1964年；较全一些的——罗森布吕姆，1971年a；足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戏剧。在托波尔斯克……》《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
戏谑诗、讽刺、俏皮话（1860—1870年代的）有：《拼命飞奔的女孩……》、诗体檄文《虚无主义与诚实的斗争（军官与女虚无主义者）》的编辑定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用速记法记录下来的几首陀思妥耶夫斯基戏谑诗，由Ц．М．波什曼斯卡娅解读——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把这些诗速记在一个笔记本的最后几个空白页上，而这本笔记本主要记录的是1867年日记（波什曼斯卡娅、日托米尔斯卡娅，1973年）。
2．札记和笔记
首次发表于《文学遗产》杂志第77、83、86卷时内容相对完整。足本发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在这里，材料的编排不是按照作者的顺序，而是按照主题重新编排的：文艺作品的准备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17卷）；文学—批评类和杂文类札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27卷）；鸡零狗碎的札记、片言只语，私人性质和关于出版事宜的便条（《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7卷）。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遗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在西伯利亚时期的工作笔记——“西伯利亚笔记本”（发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4卷；单独出版的注释本，弗拉基米尔采夫、奥尔纳茨卡娅，1985）。
3．杂文
《时代》杂志（1861—1863年）：《读书与识字》一文的拼接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
《时世》杂志（1864—1865年）：《必要的声明》——草稿、校对、校样上的修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0卷）；《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中的分裂派信徒》——带有作者修改笔迹的拼接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0卷）；未发表的文章《论瓦西里耶夫的把戏》（别洛夫，1973年a）。
《公民》杂志（1873年）：《弗拉斯》——准备材料和草稿；《梦想与幻想》《小小的图景》——草稿；《“某人”的半封信》《当代的虚伪之一》——草稿和拼接手稿；《化了装的人》——誊清的和拼接的手稿；《论一出剧》《国外大事》——拼接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1卷）。
《作家日记》（1876年）：草稿（沃尔金，1970年、1973年；波梅兰茨，1973年）；准备材料、草稿和拼接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2—24卷）；《一个温顺的女性》的草稿和誊清的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4卷）。
《作家日记》（1877年）：准备材料（波梅兰茨，19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5—26卷）；5、6月合刊的草稿（沃尔金，19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5卷）；3月刊的速记记录（《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5卷）；拼接手稿（沃尔金，19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5—26卷）。
《作家日记》（1880年）：《普希金演讲》的草稿（伊万尼沃，1973年）；第1—3章的草稿和拼接手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6卷）。
《作家日记》（1881年）：准备材料（罗森布吕姆，1971年b；《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7卷）。
在回溯《作家日记》的审查史时，我们首次把负责审查《作家日记》的书报审查官Н．А．拉丁斯基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封不为人所知的信，连同1876—1877年《作家日记》中被书报审查机关枪毙掉的一些片断一起发表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数量甚为可观的、用于《作家日记》的文本，这些材料出于这一或者那一考虑最终被作家本人舍弃掉了（沃尔金，1973年）。我们将在自己的著作里分析作者决定此类舍弃的动机。显而易见，这里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某种不自由，他有理由担心会招致所谓的激进派和自由派期刊对自己的指责。《作家日记》的作者似乎预见到了科学派高傲的讥笑，——只要他讨论存在人类机体本身的神启的可能性，就必定遭到他们的嘲笑。
在《作家日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援引约翰·利希滕贝格的《预言书》时指出，给他看这本书的抄本的人是“一位当代的年轻学者”，而这本“非常奇怪的文献”就是上述那位学者“在伦敦，在王室图书馆里”发现的。这位未提及姓名的“年轻学者”，我们最终考证出来了。他就是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毫无疑问，他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过被《作家日记》的定稿排除掉的关于“预言天才”的话题。
《作家日记》中其余被我们首次发表出来的片断，有的触及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有的涉及对《安娜·卡列尼娜》第八章的评价（对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完备的评定，只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中看见）。毫无疑问，这些片断最终被定稿排除在外，是出于文学策略方面的考虑。
其余未发表的片断，涉及社会生活各方各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未收入《作家日记》最终定稿的文本的数量是相当大的。最近几十年发表的成果使人们得以评价它们的规模，得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精挑细选时主要的思想动机。
4．书信
四卷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在1959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由А．С．多利宁于1928年启动的该书信集，由于意识形态制度方面的原因，出版工作竟然跨越了三十年。由于同样的原因，最后一卷即第四卷存在诸多重要的删节。
在1985—1990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第28—30卷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925封私人书信、43封官方书信、15封集体书信，还透露了关于尚未找到的379封信的信息。所有的书信都被重新与原始手稿核对过（只要有可能的话）；其中有些书信系首次发表。
私人书信。在上述两个发表书信集的出版物相隔的几十年间，还集中发表过一次新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那是在《文学遗产》的第86卷上：致С．М．洛博达的信（来自作家К．А．费定的收藏品）；两封致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即未来的诗人康·罗〈曼诺夫〉）的信；致末代沙皇的叔叔的信（来自于沙皇家族的档案）；两封致制版工人М．А．亚历山德罗夫的便条，它们由女研究员Г．Ф．科甘在В．Я．博古恰尔斯基的资料中发现的，后者是世纪初出版的《岁月》杂志的编辑之一；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口授给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记录的、致伯爵夫人И．Н．盖坚的速记记录，它也由Ц．М．波什曼斯卡娅破解（西尔伯施泰因，1973年b）。
在我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第197、513页）中，我试图确定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致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一封“夜间”便条的日期：“小鸽子，安尼娅[6]，你能不能在今天把挂号信寄给柳比莫夫，马上就办。我在信里写了什么，你是知道的。你的Ф．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3月29日凌晨3/4点。”尽管通讯员自己把日期标注为1880年1月29日，但在我们看来日期是错误的。这一错误被沿袭进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说明》（涅恰耶娃等人，1957，第180页）。А．С．多利宁也随之把此便条标注为3月29日。我们认为，准确的日期应该是4月29日。遗憾的是，对此日期的更正没有被《全集》采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30卷第1册，第142、324页）。
除此之外，我们还更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5月26日致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一封信在日期上的笔误（沃尔金，1991年a，第514页）。
在俄罗斯国立文学与艺术档案馆出版的辑刊《与往昔相遇》的第1辑中，曾发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致Н．Ф．尤什科夫的一封不为人所知的信，它来自1965年入藏档案馆的Л．И．拉宾诺维奇的收藏品（克拉索夫斯基，197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致Н．Н．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由收藏家И．А．波隆斯基捐献给了莫斯科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科甘，1980年）。其他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知书信有：致В．М．卡切诺夫斯基的信（卡佩留什，1971年）；致Н．А．柳比莫夫的信，来自柳比莫夫的档案（比秋戈娃、雅库波维奇，1990年），等等。
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档案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查明作家某些不为人所知的书信文本的存在。
从С．Д．雅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1848年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秘密协会另一成员Н．А．施佩什涅夫之间的复杂关系。据雅诺夫斯基见证，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施佩什涅夫那里借走的500银卢布的债务，让债权人极其痛苦。正如回忆录作者所断定的那样，——原因是还不起债。我们认为，还有一桩事情牵连其中。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了“七人小组”的阴谋——才让施佩什涅夫要搞一台地下印刷机的想法变得极端冒险（沃尔金，1994年，第78—86页）。“他不会要回以前借出的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然而，假如不是钱，那又会是什么呢？《双重人格》的作者因此成了施佩什涅夫的人质，不仅是口头上的，还是债务上的人质。
时至今日，这一至关重要的金钱债务的事实，终于能得到档案文献的证实了。不久前，在施佩什涅夫被捕时从他那里抄没的书面材料的档案登记册（冠以“第71册〈自1849年5月21日起〉”字样）上，我们发现了下列记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请求给予金钱援助；提及在克拉耶夫斯基家的文学活动”（俄联邦国立档案馆，第109宗，1849年度，第214卷宗，第30部分；参见：沃尔金，1994年，第78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30卷第2册，第27页）。克拉耶夫斯基的回忆使人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信中预先说明了归还债务的条件，因为对《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的作者而言，与《祖国纪事》杂志合作才是挣钱的唯一来源。
还有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未知书信的材料，是我们不久前在А．Е．科马罗夫斯卡娅的档案中发现的。在作家逝世前的一两日（1881年1月26日或27日），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康·罗〈曼诺夫〉的兄弟）写信给安娜·叶戈罗芙娜：“衷心感谢您好客的邀请。窃以为，等到在下确定能抽空之时，必定以合适的时机拜访府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复很妙。忠于您的德米特里。”
这里讲的是什么“答复”？用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话说，还“很妙”？《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中没有收录这一文本。而且，甚至还没有一处史料提及它的存在。实际上，无论怎么猜测，不为人所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复”无非是对А．Е．科马罗夫斯卡娅的便条的答复，因为她邀请他于1月28日即周三去大理石宫赴约。
1月30日，А．Е．科马罗夫斯卡娅写信给当时正在国外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殿下！我之所以致信于您，是因为在哀悼我们共同的损失时，我不能不替您担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多亏了您，我才有机会接近、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去世让我们尤其震惊，因为他卧病在床不过三日。在此之前，我曾邀请他光临舍下，他于25日即周日那天答复我说，他‘为自己的杂志忙得一刻不得闲，但希望在29日周四之前能有空’，会在那天前来。”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封我们尚未找到的信（显然这是他在世时写的倒数第二封信；最后一封信是给Н．А．柳比莫夫的，写于26日晚），注明的日期是1881年1月25日即周日，安娜·叶戈罗芙娜甚至引用了其中的话，还打上了引号（沃尔金，1993年，第12期，第156—157页）。
官方书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一书中，我们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受斯拉夫慈善协会的委托写给最高领袖的致敬信的各种不同版本，在这些信里，作家简要地表达了自己思想纲领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最高权力对人民的信任以及与人民保持联系——是人民自由的最高阶段）。本书还引用了内务部部长Л．С．迈科夫在档案规划书上所签署的、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定稿中考虑进去的一些意见，还有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一份档案记录，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封打算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致敬信的“奇怪”版本的（沃尔金，1991年a，第112—115页）。在杂志文章《论缄默不语的后人……》里，在分析了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日记性札记后，我们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草拟致敬信的时候，看来已经获悉了高层中所发生的变化：皇帝已经签署了关于成立高级领导委员会和关于政府班子转变职能——转为与社会对话、转为缓和针对国家的恐怖行为——的命令；那个时候，他关于权力层要相信人民和人民自由的提法，其大胆程度让人惊讶，况且，这种提法不止针对最高领导，还针对今后的政府（沃尔金，1993年，第12期，第122页）。
不难发现，正是跟作家的书信遗产有关的资料，构成了最近几十年来档案发现的大部分成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还有379封尚未找到，这一消息使我们得以推测今后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现。
5．赠予性质的题词
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赠予性质的签名的书籍和照片——也是作家此前不为人所知的手稿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它们才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1957年之前，只发表过如今已经为人所知的42个题词中的两个。出现这一情况，存在一系列的客观原因。有些赠予题词存在于私人收藏物中：在Ю．М．瓦利杰尔的藏品中有两个，在В．Г．利金、М．А．萨帕罗夫和С．Э．科加涅尔的藏品中各有一个。其余的在拥有者去世后进入了博物馆的藏品中（例如，参见：《М．С．列斯曼藏品中的书籍和手稿》，莫斯科，1989年，展览的附加说明）。关于此类展览，一般会在媒体上公布（《文学俄罗斯报》1988年3月18日，第11期；《接班人报（列宁格勒）》1971年10月17日，第243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词，包括私人收藏家捐出的赠品，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博物馆展出：有五个在莫斯科的博物馆，有三个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30卷第2册）。在赠予С．В．卡尔切夫斯卡娅（后来成为生理学家И．П．巴甫洛夫的妻子）的书中的亲笔题词，保存在И．П．巴甫洛夫纪念馆中。
是В．С．涅恰耶娃开了先河，首先试图在《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说明》中确定作家写类似题词的地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6辑中，曾发表过35个题词（奥尔纳茨卡娅，1985年），在《全集》中发表过41个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30卷第2册），另外一个，即第42个，发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11辑（雅库波维奇，1994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为人所知的赠予性题词，大约有一半已经最大限度地发表在《文学遗产》杂志中（在第15卷中有一个；在第53—54合卷第3册中有一个；在第77卷中有四个；在第83卷中有十个；在第86卷中有六个），而且在后三卷中都附有Г．Ф．科甘的出版说明。这也是该杂志第一次发表不同于造型艺术的材料。也许不用怀疑，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遗产的这一部分，今后会得到特别积极的充实与丰富。
身处境外的这一部分题词——比方说，作家赠予А．И．赫尔岑的一册《死屋手记》，现在就保存在日内瓦大学的手稿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30卷第2册，第97页）。[7]在赫尔岑的曾曾孙女现在所居住的（美国的）奥克兰，不久前由来自莫斯科的赫尔岑研究专家发现了一小张用作名片的照片，上面有题赠签名：“赠予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纪念我们在伦敦的相遇。Ф．陀思妥耶夫斯基，1862年8月8日（8月20日）”（И．А．日尔瓦科娃：《曾经……在希夫采夫胡同》，莫斯科，1992，第62页）。这一发现确定了1862年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伦敦有第三次会面（除了4月16日和7月19日的两次）的事实，而这第三次会面此前一直不为人所知。
6．绘画
最近十几年发表的东西（科甘，1971年a；利哈乔夫，1984年；巴尔舍特，1984年、1985年、1986年、1989年；杜加诺夫，1988年）让我们得以推测，继А．С．普希金、М．Ю．莱蒙托夫、В．А．茹科夫斯基、А．А．勃洛克、А．别雷、М．А．沃洛申、А．М．列米佐夫等人的素描画和水粉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素描画也开始被研究者接受，被认为表现了一定的趣味。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所知的画只是他在1860—1870年代创作手稿中的素描。学生时代在Л．И．切尔马克寄宿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求学期间的绘画，以及在工程部机构里的绘图作品，显然是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
7．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8]
其实，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留出大量篇幅发表“成批”书信的出版物，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出现的。（早年发表的书信是基础性的、大型的社会和文学格局的附属品。）一些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也让人不无兴趣。《文学遗产》第86卷就发表了一大批这样的书信（兰斯科伊，1973年）。同样应该单独提出来说一说的是：А．Н．迈科夫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雅姆波利斯基，1976年、1977年、1980年），Е．А．雷卡乔夫和М．А．雷卡乔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加拉甘，1974年），А．П．苏斯洛娃致Я．П．波隆斯基的信（波格拉德，1985年），М．М．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及弟弟的信（皮佐娃，1972年），С．Д．雅诺夫斯基致О．Ф．米勒的信（布尔索夫，1970年），И．Н．希德洛夫斯基的信（涅恰耶娃，1979年）。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状况的“外省”现象，然而，正是在外省经常会发现重要的生平史实。
从大量发表的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我们要提到В．В．克列斯托夫斯基的（维克托罗维奇，1991年）、А．Н．迈科夫的（阿申巴耶娃，1984年；雅姆波利斯基，1976年）、В．索洛维约夫的（雅库波维奇，1991年）、А．Н．普列谢耶夫的（普斯季利尼克，1961年）、И．С．阿克萨科夫的（沃尔金，1972年）书信，以及我们发表的读者致作为《作家日记》作者兼出版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量书信（沃尔金，1971年a）。我们还要提到我们的一些专著，里面或摘录或全文发表了Х．Д．阿尔切夫斯卡娅、А．阿尔希波夫、Н．Н．别克托夫、К．加列尔、Н．格列洛夫、格列勃佐夫、А．Ф．古谢夫、Н．Н．戈利岑、И．М．丹尼列夫斯基、А．И．杰伊尼科夫斯基、А．И．伊西莫娃、К．В．拉夫罗夫斯基、О．З．列文、К．В．纳扎里耶娃、Л．Ф．苏拉热夫斯卡娅等人的信（沃尔金，1982年），以及К．А．伊斯拉文、В．М．卡列平娜、А．А．基里耶夫、А．Н．库尔诺索娃、Н．А．柳比莫夫、П．Е．古谢娃、О．А．诺维科娃、М．А．波利瓦诺娃、В．Ф．普齐科维奇、Л．佩哈乔娃、В．西尼茨基、Е．А．施塔肯施奈德与一系列未确定姓名的通讯者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年幼的孩子费佳和柳芭等人的便条（沃尔金，1982年、1986年、1990年、1991年a）。不少未发表的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30卷的注释中被援引，被《文学遗产》第86卷选用的同时代人致作家的信也不在少数（兰斯科伊，1973年）。
“未发表的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辑刊每一辑的一个固定栏目：大量精选的信，参见第2、5、11辑（尤金娜等人，1976年；巴丘托等人，1985年；阿尔希波娃、伊帕托娃，1994年）；这一栏目发表过А．Е．弗兰格尔的书信（第3辑，奥尔纳茨卡娅，1978年）、П．И．维恩贝格的书信（第4辑，斯捷潘诺娃，1980年）、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书信（第7辑，阿尔希波娃，1987年b）等等。
8．回忆录和日记
尽管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的数量是巨大的，它们也为研究者所熟知（这些见证性的回忆录大部分已被收入再版过一次的两卷本《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散落在期刊中的回忆录也不在少数，而且很多实际上并未进入学术圈。这些被遗忘的或者不大能接触到的史料，我们已经将其中的大部分收录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和《生于俄罗斯》（沃尔金，1991年b）中；类似性质的部分史料再版于文集《同时代人被遗忘和不为人所知的回忆录中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洛夫，1993年）。在1992—1993年间，С．В．别洛夫在“历史—文学回忆录”丛书中再版过同样已经成为图书珍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他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女儿柳波芙·费奥多罗芙娜的回忆录（首次从德文版全文译出）以及А．П．苏斯洛娃等人的回忆录。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有关的回忆录手稿和日记证据，已经越来越罕见。因此，应该认为，在最近几十年里，大量的未知档案史料的发表是一次巨大的成就。首次发表的有：П．И．卡列林的、Н．Н．波隆斯基的、В．А．萨沃斯基亚诺娃—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Ю．И．法乌谢克的、Н．А．沙明的回忆，一个未知姓名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葬礼的回忆（别洛夫，1993年），И．Л．列昂季耶夫—谢格罗夫的（比秋戈娃，1994年a）、П．Г．库兹涅佐娃的（西尔伯施泰因，1973年a）、Е．Н．奥博齐宁的回忆录（奥捷斯卡娅，1992年；勃罗尼科娃，1990年）；Ф．Ф．费德列尔的（阿扎多夫斯基，1985年）、С．И．斯米尔诺娃—萨佐诺娃的（莫斯托夫斯卡娅，1980年）、Я．Б．冯·布列采利的（谢列布里亚纳娅，1973年）、Д．Н．萨多夫尼科夫的（斯米尔诺夫，1972年）、И．Ф．丘缅涅夫（福尼亚科娃，1973年）等人的日记。
9．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书信、日记、回忆录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由Ц．М．波什曼斯卡娅破译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对《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和1867年她自己的日记的速记记录。[9]一份不久前出版的材料——是破解出来的作家1880年和1881年的日记札记（别洛夫，1988年、1993年）；还发表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婚礼的记录（加利佩林，1991年）。
《作家的女人》一书（别洛夫，1986年a）利用了档案材料，关注了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一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中，我们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试图重新构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交往史以及他们家庭生活的“思想与实践”（参见“家庭与孩子”一章及其他）。在研究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有关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未经考察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各种未曾发表的回忆录手稿（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
有一些评论文章关注了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档案（涅恰耶娃等人，1957年；克拉索夫斯基，1973年；兰斯科伊，1977年）。还有一些文章关注了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图书生意”中的活动（艾森贝格，1982年），特别是她的“下属”П．Г．库兹涅佐夫——1880年代他还是一个在她书店打工的小伙计——的回忆录，还有文章关注她在创建和支持旧鲁萨一家以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学校方面付出的努力（科甘，1991年）。
已发表的大量的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档案材料（对此情况的描述，参见涅恰耶娃等人的《手稿说明》，1957年）有：她的回忆录中未发表的片断（别洛夫，1971年、1972年、1976年a）；最近几十年出版的有所补充的新书（别洛夫、图尼曼诺夫，1971年、1981年；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的全文从未发表过）；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与同时代人的通信（别洛夫，1976年b；别克金，1987年），特别是与С．А．托尔斯塔娅[10]的（希夫曼，1983年）、与列夫·托尔斯泰之子Л．Л．托尔斯泰的（阿勃罗西莫娃、佐林娜，1995年；那里也有Л．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1]写给他的信）、与В．В．罗扎诺夫的（加莱托，1994年）的通信；还有С．Н．布尔加科夫、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给她的信（同上），Е．В．塔尔列（恰普科维奇，1966年）、Н．П．瓦格纳（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写给她的信。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一部分书信已经被收入《同时代人未发表的通信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兰斯科伊，1973年）。
二、传记资料
1．家庭史、童年时期
不久前发表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一系的祖先的新材料，它们是在很罕见的、不易接触到的出版物——俄罗斯一些西部省份的教区公报、族徽系谱等（沃尔金，1991年b）以及教区档案文献（费奥多连科，1994年a）中发现的。[12]后面这位作者还用到了新档案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父在1812年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关于作家母亲一系的祖先和亲戚的新材料也被发表出来了，——十六—十八世纪时有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十八世纪时有诗人，十九世纪初还有莫斯科市政府的领导，等等（费奥多罗夫，1976年、1980年）。
作家童年时发生的、对他今后人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新的解释。由В．С．别洛夫发表（别洛夫，1973年b）的З．А．特鲁别茨卡娅的证词（她创造了一个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小女孩，即他童年时女玩伴的故事，这个女孩曾被一个酒鬼强行灌醉，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亦即马利亚济贫医院医生的手里），说明了《群魔》作者在小说中多次重复这一创作主题的复杂起源（扎哈罗夫，1978年；档案叙述以及对上述故事的解释，参见：沃尔金，1991年b）。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童年时跟库马宁一家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短篇小说《小英雄》和长篇小说《白痴》中的反映，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Л．И．切尔马克寄宿学校的求学史，在Г．А．费奥多罗夫发表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都得到了细心的研究（费奥多罗夫，1976年、1991年、1974年）。
费奥多罗夫还发表了他在图拉档案馆里发现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的侦查案卷的片断（费奥多罗夫，1975年、1980年）。这份官方侦查的材料表明，帝俄七等文官М．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突然死亡”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猜测说明……他是因飞来横祸而死的”。
Г．А．费奥多罗夫完全相信这些官方出具的定断，他倾向于得出结论——关于М．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的“家庭”版本的说法（他的儿子费奥多尔[13]，跟其他家庭成员一样，都坚信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是横死于作为农奴的农民之手）是错误的。确实，大部分专家都认识到，在下任何一种论断之前，必须熟悉一整套综合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的做法：评价它们的可信性有多大，确定它们有没有内在的矛盾，等等。在进行这项最起码的史料学研究之前，论及研究的学术意义似乎为时过早。
实际上，侦查案卷的全文迄今为止都没有发表。因此，在我的专著《生于俄罗斯》中，我仅仅允许自己对官方结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自然死亡的说法——进行预先的批判。然而，即便是在Г．А．费奥多罗夫引用的并且用来驳斥“家庭”版本之说的案卷摘录里，正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能辨别出令人信服的、有利于蓄意谋杀之猜测的证据。我们把所有现存的、涉及此问题的档案材料集中在一起，并加以批判性分析（沃尔金，1991年b）。
《穷人》作者的早年时期（1821—1849）也在В．С．涅恰耶娃那本意义重大的、立足于严肃的史料学基础之上的专著《早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得到了研究（涅恰耶娃，1979年）。
其他的跟家庭档案材料有关的出版物——有的涉及库马宁娜的遗产（雅库波维奇，1987年），有的论及作家外甥女的相册（奥尔纳茨卡娅、图尼曼诺夫，1988年），有的提及Е．А．伊万诺娃的档案材料（谢梅尼申科娃，1991年），还有В．А．萨沃斯基亚诺娃—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别洛夫，1993年）、Е．А．雷卡乔夫和М．А．雷卡乔夫的通信（加拉甘，1974年）。密集出版的跟作家之兄М．М．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档案材料有——他的书信（昆潘、科涅什内伊，1981年；皮佐娃，1972年），生平资料则有——关于他在工程兵部队服役的材料（科涅什内伊，1976年）；关于他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侦查案卷（费奥多连科，1974年）——则是最新发表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4]被撤销的一系列没有根据的怀疑；还有关于他参与《时代》和《时世》两个杂志的材料（涅恰耶娃，1972年、1975年；奥尔纳茨卡娅，1988年）。
2．彼得堡时期（1838—1849年）：军事工程学院、文学处女作、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从已经发表的、跟彼得堡第一时期有关的档案材料中，我们要提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时的材料（雅库波维奇，1983年a），关于他坐车前往列维尔找哥哥米哈伊尔的材料（科涅什内伊，1983年）；重构他在1840年代生活的传记轮廓（科涅什内伊，1971年a—b；参见《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年谱（1821—1881年）》第1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段岁月的珍贵史料还有——А．Е．里森坎普夫的（科甘，1973年b）和А．В．德鲁日宁的（奥斯博瓦特，1983年）的回忆录。最后，还有一些发表出来的档案资料，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穷人》时的情景（雅库波维奇，1991年），涉及《插图本文集》[15]的审查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卷），等等。
已经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档案材料，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作家一生中这段非常重要的经历。研究这一主题的，有几本重量级的著作：Н．Ф．别利奇科夫的修订增补版专著《彼得拉舍夫斯基诉讼案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立足于俄罗斯国立军事历史档案馆和俄联邦国立档案馆中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侦查案卷中的材料（别利奇科夫，1971年）；А．Ф．沃兹内伊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中秘密警察之作用的两本专著（沃兹内伊，1976年、1985年）；Б．Ф．叶戈罗夫的专著《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施佩什涅夫阴谋“七人小组”中的同志Н．А．莫尔德维诺夫的传记（波罗赫，1971年）；还可参阅已发表的、从莫尔德维诺夫那里没收的拉梅奈[16]译本的手稿——拉梅奈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们的思想导师（尼基金娜，1978年）。А．Л．奥斯博瓦特首次发表了摘录自Н．А．莫尔德维诺夫和В．Р．佐托夫侦查案卷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口供（《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卷）；还有前面已经提及的对哥哥米哈伊尔的侦查案卷（费奥多连科，1974年）。
我们还要以例外的形式（即突破本文的年限框架）提一提1956年发表的А．А．戈连尼舍夫—库图佐夫用铅笔记录的札记——根据А．Н．迈科夫所讲的1849年的事件——提到了置办一台秘密印刷机的企图，等等（奥夫相尼科娃，1956年）。
在我的专著《权力变形记》（沃尔金，1994年b）和其他一些出版物中，只收录了一小部分已经发现但尚不广为人所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的档案材料。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献传记的第二部——《政治诉讼案》，此书将完全关注这一主题。
3．西伯利亚时期（1850—1859年）：鄂木斯克、谢米帕拉金斯克、库兹涅茨克
在最近几十年的出版物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西伯利亚的这一时期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这里首先应该提及的是А．А．格罗梅科的研究成果，它们都建立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国文学研究所、地理协会档案馆、鄂木斯克州立档案馆、托木斯克州立档案馆、秋明州立档案馆（托波尔斯克分馆）中沉睡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之上（格罗梅科，1983年、1985年）。西伯利亚地区当地的方志学家们的作品提供的信息量极大，他们来自——鄂木斯克（瓦伊涅尔曼，1985年、1991年、1995年；列伊菲尔，1975年、1982年；基亚科夫，1987年）、谢米帕拉金斯克（阿克莫林斯克）（加布杜琳娜，1983年、1985年；格里沙耶夫，1985年；列夫琴科，1994年；鲁什尼科夫，1971年）、库兹涅茨克（库什尼科娃，1990年、1992年；沙德林娜，1993年）。对于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渊源来说非常重要的出版物有：已经发表的Д．И．伊利因斯基——小说主人公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同名者和原型之一——的侦查案卷（雅库波维奇，1976年），以及俄罗斯国立军事历史档案馆和俄联邦国立档案馆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狱友”的材料（И．Я．雅库波维奇和Б．В．费奥多连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28卷第1册）。谢米帕拉金斯克时期反映在А．Е．弗兰格尔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奥尔纳茨卡娅，1978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库兹涅茨克那段时期的重要信息，包含在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通信中（别克金，1987年）。关于作家第一任妻子М．Д．伊萨耶娃的信息本来很少，但有所补充（伊万诺娃，1991年）。
4．18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研究者们比较集中的研究热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时代》和《时世》杂志的档案史。研究这一主题的已有В．С．涅恰耶娃的两部专著（涅恰耶娃，1972年、1975年；[17]还可参见：涅恰耶娃，1971年）。关注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两个杂志的出版圈的出版物有整整一个系列（奥尔纳茨卡娅，1988年），还有的著述关注他俩的单个合作者——П．В．贝科夫（艾利宗，1987年）、К．И．涅姆舍维奇（拉克，1988年a），关注杂志审查史（涅恰耶娃，1972年、1975年；罗森布吕姆，1973年），还有的著述研究了18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圈中的作家：В．C．克列斯托夫斯基（维克托罗维奇，1991年）、А．У．波列茨基（维克托罗维奇，1994年a）；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基金会的关系（扎波罗娃，19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家与学者救济协会的关系（奥尔纳茨卡娅，1987年）。最近几十年还发表了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大量的А．Н．迈科夫书信（雅姆波利斯基，1976年、1977年；比秋戈娃，1991年；阿申巴耶娃，1984年）。
还有整整一系列的出版物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Н．П．波良斯基的回忆录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莫斯科在亲戚伊万诺夫家[18]做客的时期（别洛夫，1993年）。作家与А．П．苏斯洛娃的复杂关系，反映在她写给Я．П．波隆斯基的信中（波格拉德，1985年）。关于苏斯洛娃的新的档案材料——她的40封写给Е．В．萨利阿斯·德·图尔涅米尔（笔名为Е．图尔的女作家）的信，收录在不久前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人》一书（萨拉斯金娜，1994年）中。
5．187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随着保存在俄罗斯国立历史档案馆中材料的发表，对《公民》杂志的出版史（费奥多连科，1994年b），对作为该杂志编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逮捕并拘留三日的来龙去脉（П．М．卡列林的回忆录——别洛夫，1993年、1993年a），对该杂志可能于1873年被关闭（维克托罗维奇，1987年）都作了全新的阐明。另有一系列专业性的著述关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公民》杂志诗歌部分所进行的编辑工作（比秋戈娃，1985年），研究了杂志的单个合作者——Р．Р．施特朗德曼（比秋戈娃，1983年）、Д．Д．基申斯基（阿尔希波娃，1976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
我们还要指出我们的一系列涉及《作家日记》的著述。它们统统建立在档案史料的基础之上，并且全都致力于对《作家日记》审查史、《作家日记》与俄国社会不同圈子的相互关系、编辑方面的档案材料等等方面的重新构建（沃尔金，1970年、1971年a和b、1972年、1973年、1974年a—b、1975年、1976年a—b、1978年、1980年a、1982年）。在分析《作家日记》的征订簿时，我们弄清楚了订户的总数与社会状况，杂志在俄国各地区发行的性质，杂志数量众多的通讯员的构成情况与所在地。我们试图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单枪匹马所搞的杂志的生存方式本身（他强调杂志的个体户风格，但具备跟读者交流的互动性等等）就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容，它绝不对杂志的艺术本质漠然视之。
杂志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在当时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就没有为此吃惊。但是，在1870年代，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感受到读者脉搏的跳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与其说是规则，不如说是例外。
“在我们外省人看来，”Х．Д．阿尔切夫斯卡娅写信给《作家日记》的作者说，“每一个作家差不多都有点神秘莫测、高不可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们能做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而且只能如此！见一见、听一听、通通信，在我们绝无可能。实际上，假如一个外省人别出心裁，用写信的方式攻击一个作家，那作家该怎么办呢？！”（沃尔金，1982，第41页）。
《作家日记》的作者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站在这个有重大而特殊意义的祖国传统的源头上。《作家日记》出版者的一言一行，不仅表明他是杂志的作者，还显示他是社会的倾听者。
在分析《作家日记》编辑档案的基础之上，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单枪匹马所搞的杂志的普通读者们才能感受到——《作家日记》的“观点”的多样性被一个内在的主导思想统一起来，这个主导思想决定着杂志的完整性，又让杂志突破了传统杂文风格的藩篱（参见沃尔金，1982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祖国纪事》的相互关系（作家对这个刊物好像无法表示同情）得到了专门的研究（阿尔希波娃，1987年a）。
关于警察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秘密监视的未为人所知的档案，包含在诺夫哥罗德州立档案馆的——在旧鲁萨对作家进行监视——的材料里（沙沃隆科夫、别洛夫，1963年；沙沃隆科夫，1965年），还包含在俄联邦国立档案馆的材料——第三厅第一处和第三处的档案里（科甘，1873年a）；对这些档案的分析性评论，参见沃尔金的著述（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
在被遗忘的和较不易接触到的史料（包括档案馆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详细地重构了1880年的那次普希金纪念活动，弄清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演讲的历史（和艺术）的内幕（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在新发表的关于普希金纪念活动的材料中，当时的见证人Н．А．沙明的回忆录让人颇感好奇（别洛夫，1993年）。
新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时周围人的档案材料，当事人分别是——К．К．斯卢切夫斯基（马祖尔，1978年）、И．Л．列昂季耶夫—谢格罗夫（比秋戈娃，1994年a）、Я．П．波隆斯基（斯米尔诺娃，1972年）、В．索洛维约夫（雅库波维奇，1991年）、С．И．斯米尔诺娃—萨佐诺娃（莫斯托夫斯卡娅，1980年）、Я．Б．冯·布列采利（谢列波里亚纳娅，1973年）；以及В．А．萨沃斯基亚诺娃—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П．Г．库兹涅佐娃关于作家家庭生活的回忆录（别洛夫，1993年；西尔伯施泰因，1973年a）；还有同时代人的通信（兰斯科伊，1973年）。所有这些使得我们能更全面地勾勒出作家在晚年时的精神面貌。
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沙皇一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沙皇一家——这一主题几乎无人研究。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永恒的，不妨说，也是世界性的矛盾——“诗人与沙皇”。这一冲突对俄罗斯而言比较有意义，因为上述冲突的双方在这里都拥有特殊的权力。
专门研究这一题材的只有Л．П．格罗斯曼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1870年代的政界》（《文学遗产》第15卷，1934）以及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和《生于俄罗斯》两本书中多少有点冗长的叙述（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b）。
关于本主题的新的档案资料，可参见《文学遗产》第83卷，这里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信以及后者提到他和作家相遇的日记性札记（西尔伯施泰因，1973年b），П．Г．库兹涅佐娃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访冬宫的回忆录（西尔伯施泰因，1973年a），以及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致作家弟弟尼古拉的一封信，信中谈及她丈夫在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家参加晚会的情景（兰斯科伊，1973年）。最近，对这一题材进行补充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女М．А．伊万诺娃的口头回忆录札记（别洛夫，1993年）。（她的回忆录还存在另一版本，再版于《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莫斯科，1990年。）
在我的专著《权力变形记：十八—十九世纪对俄国帝位的未遂图谋》（沃尔金，1994年b）中，以及在连载的杂志文章《论缄默不语的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帝王之家的消亡》（沃尔金，1993年a、1994年a）里，第一次详细地追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沙皇王朝的成员们的交往史，这些王室成员分别是——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皇太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出身希腊的王后奥尔加·康斯坦丁诺夫娜、大公和大公夫人们（包括太子妃，即后来的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奥登堡家族的公主们，等等。
我们接触到了至今未被研究的材料——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档案（分别在俄联邦国立档案馆的第678号和677号全宗中）、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作为宫廷女官官长的А．Е．科马罗夫斯基卡娅伯爵夫人的档案（分别在俄联邦国立档案馆的第648号、641号、660号、765号和703号全宗中）等等。借助于这些史料，才能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精神方面参与最高层人物生活的复杂而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我们还发表了：1876—1881年间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部分通信与日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间接相关的、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日记性札记；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和А．Е．科马罗夫斯基卡娅伯爵夫人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和葬礼的通信，等等。
对沙皇家族迄今不为人知的档案的研究，使得我们不由得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皇家族成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者说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究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阶层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其同盟者的想法，比希望仰赖他的精神权威来，要清楚得多。
令人惊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即后来的诗人康·罗〈曼诺夫〉）建立私人交往之前，还是大公的私密生活的一个“参与者”：他出现在大公的、跟“在纽约的放荡行为”有关的日记性札记里——在康·罗〈曼诺夫〉的生活中，这是他第一次逛妓院。“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带着如此坚决的决心去实施犯罪，他跟我自己有的一拼，尽管其中存在巨大的差异：他完成的是人类的幸福，而我去那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总而言之，我自己尽管战胜了私欲，但实际上它是无法升华的。”（沃尔金，1994年b，第218页）参见他同一日的另一段札记：“当然，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一直以来，我都有完整的意识，跟实施犯罪时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一样。”（同上，第221页）
将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私密日记中的内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邀赴冬宫出席皇子们的教育座谈会的经过作一番比照，我们得出了结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这样的私人邀请，可能是由于沙皇家族中发生的一桩秘密的丑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明过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访冬宫之前不久，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曾被其父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怀疑有同性恋倾向。显然，《作家日记》的作者应邀赴冬宫，除了其他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沙皇一家的道德状况。
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未被提及。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些便函，里面包含了关于作家人生中一些最重要事件的补充信息——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涉案分子实施的绞刑（1849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日记——当时他还是皇太子），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和皇位继承人与公主的联系（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0年的日记）。
在沙皇家族成员以及最接近沙皇家族的周围人的日记和通信中，包含了许多的证据，证明沙皇一家曾“家庭式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证明他们曾就那些作品进行了争论，争论一度还波及整个沙皇家族圈子。我们还分析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亚历山大二世私人结识之传说产生的“机制”（沃尔金，1994年a）。
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逝世与葬礼
关于这两桩事情，在我们颇感兴趣的时间段里，发表了非常重要的史料：М．А．雷卡乔夫和Е．А．雷卡乔夫的通信（加拉甘，1973年），见证者们的讲述（库兹明娜，1971年），Я．Б．冯·布列采利的回忆录（谢列布里亚纳娅，1973年），Ю．И．法乌谢克和一个未知姓名者的札记（别洛夫，1993年），И．Ф．丘缅涅夫的日记片段（福尼亚科娃，1973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里，我们还发表了“跟安葬有关的材料”（来自А．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档案）——棺材铺的账单、教堂领班的信、一个参与葬礼过程的未知姓名者的信，等等（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
在警察厅的档案（俄联邦国立档案馆，第112号全宗，第1号分宗，第504号卷宗）里，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些档案资料，它们能额外补充说明1881年1月底突然发生在铁匠胡同5/2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栋楼里的悲剧事件：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住一层、楼梯对面的邻居家里曾进行过搜查，他的这个邻居——恐怖主义者А．И．巴兰尼科夫，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对沙皇的未遂谋杀；执行委员会的另一成员Н．Н．克洛德科维奇来找巴兰尼科夫，被埋伏于此的警察当场逮捕，等等。在这些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搜查、拘留和审讯的笔录，警察局公务往来信函，审判材料等等）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居住的房子，有可能在那场血腥游戏中被恐怖主义者们用作（显然是在住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掩护所”，民意党实权人物开展这个游戏的时间就在1881年3月1日刺杀沙皇的前夕。显然，在这个“掩护所”里，实际干活的是参与3月1日刺杀行动的几名当事人，其中就包括——如今已经无法再怀疑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位私人朋友，即女恐怖主义者А．П．科尔巴。
与巴兰尼科夫房子里的情况同期发生的事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里的一病不起、奄奄一息。我们认为，从时间上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血（鼻子出血和喉咙出血）时，正值隔壁邻居家发生搜查和逮捕的事件。正是鉴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排除：上述事件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病不起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对病情的致命后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沃尔金，1986年、1990年、1991年a）。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书报审查机关在他死后的关系史，参见沃尔金（1980年a），奥尔纳茨卡娅、斯捷潘诺娃（1973年）的著述。
在完成1957—1996年档案发表情况的简要综述时，应当指出：尽管拥有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未知史料的人正在“自然地”减少，但是，在这一领域的高效的搜寻证明，这里还可能有让人好奇的和经常出乎意料的发现。因此，说“档案资料已经被穷尽了”这话为时尚早——尤其是假如所指的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方面的，更主要的是日常性的、官方公文性的、家庭等等性质的档案资料时。而且，不管是关涉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与创作的生平史实，还是整个俄罗斯十九世纪的“生平史实”，对于严肃而全面地考察这些课题的研究工作而言，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发表的档案资料，都具备非常可靠的史料学基础。
（万海松译）
作者简介
沃尔金（И．Л．Волгин，1942—）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现为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及高尔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自2010年6月起，沃尔金担任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学会副主席，创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基金会。他创作的文学作品被选入反布克奖和俄罗斯国家奖短集。沃尔金教授发表学术论文250多篇，陀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生平》（198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历史随笔》（1990）、《出生在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从文献看其生活》（1991）等。
[1] 在这一卷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还用英语发表过：The Notebooks of a Raw Youth，Fyodor Dostoevsk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London，1969．（《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少年〉的笔记》：芝加哥—伦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
[2] Центрархив．Из архив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Неизда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Подготовил кпечати И．И．Гливенко．М．；Л．：ГИХЛ，1932．（中央档案馆：《陀思妥耶夫斯基档案选。〈罪与罚〉。未发表的材料》，由格利文科И．И．编选出版，莫斯科、列宁格勒：国立艺术文学出版社，1932年。）
[3] 截止到2010年，该辑刊已出版到第19辑。——译者注
[4] 截止到2013年，该辑刊已出版到第30辑。——译者注
[5]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孙子。——译者注
[6] 安娜的昵称。——译者注
[7] 赫尔岑的这本书“曾被人借读过”。1863年1月，赫尔岑在建议一个朋友把《死屋手记》翻译成英语时写道：“我有这本书，我会把它找回来的，——有人从我这儿拿去读过”（Герцен．Собр．соч．，т.27，кн.2．，с.415《赫尔岑文集》第27卷第2册，第415页）。
[8] 根据业已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传统（参见напр．Нечаева и др.1957．涅恰耶娃等人的《手稿说明》，1957年），我们把包含了跟作家有关的生平史实的同时代人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都纳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部分。
[9] 还可参见：“Подвиг，достойный самой Достоевско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本人当之无愧的功绩》）（别洛夫，1986年b，第26页）；关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А．Г．速记记录的破解，也请参见：马尔，1971年；波什曼斯卡娅，1970年。
[10] 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夫人。——译者注
[11]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译者注
[12] 其中，由费奥多连科Б．В．发表的档案文献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出生于波多尔斯克省布拉茨拉夫斯克县的沃伊托夫齐村（沃尔金，1991年b，第40页）。然而，遗憾的是，该作者在其发表的史料的注释中认真而仔细地再次制造了一种档案上的混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的出生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爷爷当希腊正教神父的村庄，归属于奥尔加博尔斯克区（县），而如今，我们只要稍作努力就能在混乱中理清事实。实际上，属于这个县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村庄，只不过名称略像，它叫——沃伊托夫卡（同上，第38—40页）。
[13] 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译者注
[14]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译者注
[15] 即首次发表短篇小说《穷人》的小说集。——译者注
[16] 拉梅奈（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哲学家，民主思想的捍卫者。——译者注
[17] 参见我们对这两部专著的书评文章（《苏联历史》1973年第6期；《文学问题》1976年第6期）。
[18] 即作家的妹妹薇拉·米哈伊洛芙娜·伊万诺娃一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