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前沿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怀有真正的敬意”——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Г．М．弗里德连杰尔访谈录[1]

K．A．斯捷帕尼扬

卡·斯捷帕尼扬：您是怎么开始并从哪里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

格·弗里德连杰尔：1934—1935年，当我还是列宁格勒文史哲研究所（这是当时对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文系的叫法）的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写了一个大部头（按照我当时的认识）的作品（约250页），内容是批判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在书中，我论证了过去的艺术和文学对于现在与未来的永恒意义，俄罗斯和世界的经典的伟大代表者们的创作，不能归结为表达人类历史进程中社会阶级互相转变的思想和情绪的形式，以及这样的思想，即艺术（有别于科学）跟对人际关系、个人方面的体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部作品的手稿曾经给М．А．利夫希茨、В．Р．格里布和Н．Я．别尔科夫斯基看过。这本书要在当时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В．Р．格里布建议我为了启动它而写一篇书评，即评论Н．Я．别尔科夫斯基编选的、在1935年底出版的两卷本的《德国浪漫主义小说》。我的这篇书评格里布非常喜欢，发表于1936年，登载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自此之后到二战爆发前，我都是该杂志（以及《文学批评家》杂志）的固定作者。我在学术方面的导师有В．В．吉皮乌斯、Н．И．莫尔多夫琴科、А．С．多利宁、Г．А．古科夫斯基、Б．М．艾亨鲍姆、Б．В．托马舍夫斯基、Н．Я．别尔科夫斯基。他们跟一帮来自莫斯科的人，如М．А．利夫希茨、В．Р．格里布、Л．Е．平斯基、И．Е．维尔茨曼和乔治·卢卡契一样，都是在我的文学研究在刚起步的时候热心支持我的人，我对他们至今心怀不尽的感激之情。

卡·斯捷帕尼扬：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当时的经过是什么样的？据我所知，这发生在40年代末？在那个年代里，《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还属于俄国古典作家里最“受刁难的”一位，因此，一个语文学家要研究他，本身就证明是没有出头之日的……

格·弗里德连杰尔：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是独立自主的，还是在学生时代。我父母亲的藏书里有所有俄国古典作家的著作，甚至还有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海涅、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其中就有一部十二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А．Ф．马克斯出版的），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读过一遍（不仅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还包括《作家日记》）。后来，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手抄过《群魔》的部分手稿材料，这些部分后来被收进了该书1906年的纪念版里，我还看到了20年代发表的“斯塔夫罗金的忏悔”、《罪与罚》和《白痴》的材料，以及А．С．多利宁主编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个论文集，《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手稿笔记本，读过Л．П．格罗斯曼、М．М．巴赫金、А．С．多利宁、В．Л．科马罗维奇、В．Ф．佩列韦尔泽夫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尽管我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但只上过В．В．吉皮乌斯的研讨班（研究果戈理）和Н．И．莫尔多夫琴科的研讨班（研究别林斯基），而没有上过А．С．多利宁的研讨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利宁很清楚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兴趣，我经常跟他一起讨论这位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的创作。因此，我发觉，我大学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是跟对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其他俄国古典作家（涅克拉索夫、丘特切夫、费特、А．А．勃洛克）的研究同期进行的。

很想补充一点，即我当时在某一方面比较幸运。30年代初，在列宁格勒音乐厅的演出大厅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举办过三次分别纪念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音乐会。第二场音乐会的开场白是由А．В．卢那察尔斯基致辞的。但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当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В．В．卢日斯基天才地（从我的角度看）饰演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一角，场景是他和杜尼娅的相见与告别，以及В．И．卡恰洛夫饰演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跟魔鬼的一席精彩告白。我还有幸看到了莫斯科模范剧院的演员们（穿着戏服并化了妆）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演出大厅里上演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剧，有一晚的演出整容非常强大，演员有卢日斯基（饰演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Л．М．列昂尼多夫（饰演米佳）、卡恰洛夫（饰演伊万）、И．М．莫斯克温（饰演斯涅吉廖夫上尉），还有Л．科列涅娃（饰演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和А．К．塔拉索娃（饰演格鲁申卡）。这次演出留给我的深刻印象（特别是卢日斯基、卡恰洛夫和莫斯克温在戏中的演技）让我终生难忘。这也是我最强烈的观剧印象中的一次，——后来也有过跟我青少年时期类似的强烈的观剧印象，那是在电影《死屋手记》（由В．Б．什克洛夫斯基改编）中由Н．П．赫梅廖夫饰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角，以及在Г．Л．罗沙利出色的电影《彼得堡之夜》中由Б．Г．多波隆拉沃维饰演的音乐家叶菲莫夫一角。至于后来的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有关的艺术印象，我不能不提及彭杰列茨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和А．库罗萨娃的天才电影《白痴》。不过，关于它们我留下的记忆已经不属于那个年代，而是属于二战后了。

至于说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论文的发表，它并非写于40年代，而是在1951年。当时，正值《苏联大百科》第二版启动出版之际。头一批出版的几卷中有一卷需要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词条。然而，经过了В．В．叶尔米洛夫和Д．О．扎斯拉夫斯基密集发表论文的40年代，除了二战后第一批有望出版的А．С．多利宁和В．Я．基尔波京的专著，没有一个专家决定为《苏联大百科》写词条。这种情况在1951年初提醒了Л．Ф．杰尼索娃，当时她正领导着《苏联大百科》历史—文学部分的编撰工作，于是她建议我在已经定型的科研风气中撰写一篇编辑部急需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词条。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驱逐出俄国文化，又有非正式的禁令禁止对他进行研究，以及他的作品从中学教学大纲中被删除，这些情况引起了我（跟那些反对当时官方文艺学的人一样）的强烈愤慨，因此我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个词条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了一份，在寄往莫斯科之前，我让А．С．多利宁过目了一下，他对这个词条表示赞许。但是，《苏联大百科》编辑部在正式接受我的词条之前，把它提交给了В．С．涅恰耶娃、Л．П．波格热娃、В．В．叶尔米洛夫和Д．О．扎斯拉夫斯基，让他们评阅。涅恰耶娃和波格热娃认可该词条。而叶尔米洛夫和扎斯拉夫斯基虽然总体上对词条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在他们对该词条的评语中却夹杂了大量的、针对词条作者和编辑部的保留意见与责难之词。结果就是：Л．Ф．杰尼索娃的继任者В．В．日丹诺夫认为，作为主编他必须将一系列从叶尔米洛夫和扎斯拉夫斯基评语中抄来的、诋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套话塞进我为《苏联大百科》写的那个词条中，而这些套话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可词条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发表了——没有署我的名，这是因为我坚定地拒绝给这个词条署上我的名。

然而，这一篇幅不长的词条的发表（《苏联大百科》第二版，1952年，第15卷）却在195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日的前夕引起了一种独特的、轰动一时的反响。А．С．多利宁甚至把该词条以这种——被歪曲的——形式在《苏联大百科》的发表，看作是预示苏联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态度的一个新阶段的征兆。美国的斯拉夫学者谢杜罗甚至在其研究苏联境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的专著中推测：该词条的作者（也就是我）取消为其署名是因为害怕政治迫害（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拒绝为其署名，是因为词条中塞入了违背我意愿的、摘自我的论敌们的评语中的诸多说法！）。我的第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试作，其经过真是富有戏剧性（而且还不乏幽默）。

在这一时期，我从1950年年初起，我因为此事而受Б．В．托马舍夫斯基之邀（根据Н．И．莫尔多夫琴科临终前的愿望），积极参与科学院版的《果戈理全集》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卷的编选工作（此全集的工作在二战前就已启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它应该在1952年果戈理逝世百年的纪念日之前完成出版）。我在完成了此项工作之后，又被托马舍夫斯基安排去参加科学院版的《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全集》和《莱蒙托夫全集》的出版工作（在后者作为审阅人）。可是，当时普希金之家的所长Н．Ф．别利奇科夫曾经无视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语言部的要求，不顾Б．В．托马舍夫斯基和Б．И．布尔索夫的请求，有很长一段时间坚决拒绝接受我为研究所的编内职工，而我以文学研究工作为生。但是，自从发表了那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词条的《苏联大百科》的第十五卷出版后，别利奇科夫的副手А．С．布什明就打电话给В．В．日丹诺夫，问他是谁为《苏联大百科》写了那个词条。当得知我是其主要作者后，他把我叫过来，告诉我：普希金之家也存在跟《苏联大百科》相同的情况。当时，十卷本的《俄罗斯文学史》的第九卷第二部分正在收尾阶段，而对于这一卷来说，一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达十页的长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代表老一辈陀学家（достоевист）的学者（А．С．多利宁、Л．П．格罗斯曼、Ф．И．叶夫宁等）没人敢在压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之后为研究所写这样的文章。而如今，在我的词条于《苏联大百科》上发表后，——布什明接着说，——它好像为所有敢在今后若干年写此类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人树立了一个标准。不管愿不愿意，写作此类文章的人必须以我的这个词条为出发点，必须把它看作在当前条件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哪些能写和哪些不能写的样板。因此，普希金之家的所领导要我同意（暂且还是以合同工的形式）为《俄罗斯文学史》第九卷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

此后，在我完成了这篇长文的前一半的时候，它就被拿来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新俄罗斯文学研究室的会议上讨论，与会者对文章表示赞成。直到那时，В．Г．巴扎诺夫（他代替布什明任副所长，而布什明在别利奇科夫从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之位离任后就任所长）才把我正式编入了普希金之家的在编职工。1954年底（或者1955年初），我完成了此文，它发表在1956年出版的《俄罗斯文学史》第九卷中。这是我的第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文章，紧接其后发表的是一篇论述作为批评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刊载于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合作）出版的两卷本的《俄国批评史》（1958年）中，但如今我不认为后面这篇文章是特别成功的。尽管如此，它们为我今后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作了铺垫，并且在当时为复活社会意识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名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顺便指出，《俄罗斯文学史》第九卷中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恐怕要算是第一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历史—文学方面研究的文章，因为文中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并且在作家及其时代的生活语境中系统阐释了（我再次重复一下：尽管并非永远成功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无论大小）作品，包括文学—艺术作品和政论文章。

在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主要研究了用俄语和几种西欧语言发表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述，还摘要抄录了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文献，并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手稿部阅读了一部分未发表的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此外，作为А．С．多利宁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四卷（这一卷在二战前就准备付印了，但迟至1959年才得以出版）的评阅人，我还检查了一系列准备出版的书信的校勘工作，并为这一卷的许多不确之处制定了一份校勘表，促使А．С．多利宁及其助手Е．Н．德雷沙科娃将此卷正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迹进行了第二次核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我还撰写了若干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文章（《俄国小说史》，第1—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1964年），并且作为注释者参与了1956—1958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本中长篇小说《白痴》那卷的工作（出版此文集的最初计划是由我在列宁格勒拟定的，В．А．杰斯尼茨基和А．С．多利宁也参与了其中，但是，该计划在莫斯科受到了В．В．叶尔米洛夫的压制，文集由原来拟定的12卷压缩到了10卷，而且我还被排除在文集的主编阵容外；根据我最初的计划，此文集的第11卷应该收入《作家日记》的主干部分，而第12卷应该是书信选）。还应该提及我的一篇被收入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1959年）中的文章，以及为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札记本和创作笔记本所写的一个篇幅巨大的前言，该前言是连续出版物《文学遗产》辑刊中的一卷的导论，В．В．维诺格拉多夫很赞同这篇前言（这一卷由И．С．西尔伯施泰因和Л．М．罗森布吕姆倡议，准备工作在50年代末就已展开，但是由于叶尔米洛夫否定性的评语，直到1971年才得以出版，并带有两篇导读文章，一篇是Л．М．罗森布吕姆的〈很晚写的〉，一篇是我的〈较早写的〉）；为了这一卷，我和И．З．谢尔曼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代的两个创作笔记本作了大量的注释工作。

此项工作的进行，促使我也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1964年），我在书中论证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的论点，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定义，他的现实主义“达到幻想现实主义”的程度（我不能不提及，在讨论此书的主要思想和计划时，甚至有一个学术素养如П．Н．别尔科夫这般高的人，竟然对这一计划在当时条件下能否成功实现表示怀疑），后来就产生了出版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想法。

顺便指出，细心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一书中，在论述作家单部长篇小说的各章中，唯独没有专门论述《群魔》的一章。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偶然。1963—1964年间，根据当时的书刊审查制度，我不可能在一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专著中诚实而客观地写道：写作这部小说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青年时期参与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但在这一时期，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确信，对人类而言已出现了危险，即革命运动能够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希加廖夫之流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去攫取其个人的权力，他们将自己的学生和信徒变成盲目的工具，去执行那些破坏性的和毫无人性的思想，因为他们企图建立一个唯一的——全新的——宗教大法官式的王国。但是，这一看法显然在本书的别的章节里能容易捕捉到，因为其他章节里分析了虚伪的、反人道的和反基督的思想对人性观念的控制，认为受文明时代所造就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影响，这些思想在文明时代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的心中。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日，我都对这样的观点避而远之，即：所有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年轻时代所迷恋的那些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统统类似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顺便指出，这一观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群魔》中表露出来的，作家把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希加廖夫之流看作是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甚至是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的反面。这一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重复过几次，即在《作家日记》里、对《群魔》的作者注里和那篇著名的关于乔治·桑的文章里。

卡·斯捷帕尼扬：您写了很多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它们让您成了我国和世界范围内功勋卓著的学术权威。当然，我想，要是我说您一生的最大功绩就是出版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话，应该是不会错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在俄国古典作家里面，还没有一位出版过具有与此相当的学术水准、校勘工作和完备注释的全集。您和您在普希金之家的同事们一起编选了这部全集，从此以后，万千的读者将会长久地感谢您和您同事们的这项劳动成果。请您谈一谈这部全集的出版过程，哪怕简短点，因为其中每一卷的问世都是经过了艰苦的、充满戏剧性的斗争的结果。在我看来，收录《作家日记》的那几卷的出版尤其艰难？

格·弗里德连杰尔：关于科学院版的三十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在《论出版科学院版俄国古典作家全集的学术原则与任务（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为例）》一文中详细讲述过了，此文刊载于《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语言系列）》（1991年第50卷第5期，第401—413页）上。请读者参看此文。该全集的出版的确困难重重，充满坎坷——不仅是因为这项工程在学术方面的工作极其繁重，而且还因为该全集在延续多年的出版过程中，一开始遭到了“来自上面”的阻扰，后来又因政治方面的缘由受到了阻碍。普希金之家的领导层和学术委员会起初对该全集能否实行表示过怀疑，但我收集了一大帮学者的亲笔签名支持该全集的出版。1965年，在科学院的文学与语言部，我的想法得到了Н．И．康拉德院士的热情支持，后来又得到了科学院主席团的赞同。但是，到了1971年，负责印刷和出版事宜的委员会又企图把该全集（编选工作在1966年已经启动）变成一个普通的大众版本的文集。但是，在为此问题而于莫斯科召开的一个专门性会议上，我和М．Б．赫拉普钦科成功地让委员会取消了此决议，原决议的内容由不无名气的伊万科（沃伊诺维奇的《伊万科颂》里的主人公[2]）起草，还竟然得到了苏联科学院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秘书Е．С．利希滕施泰因的同意。我在此会上的发言得到了赫拉普钦科的支持，而且В．Г．巴扎诺夫也和我们站在一起。尽管如此，早已付印的全集第一卷仍然未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日那年即1971年出版，而是拖到了1972年年初，此后，Е．С．利希滕施泰因还曾打电话给我们，建议我们取消全集扉页上的“30卷本的全集”的字样，对此我们异口同声地以坚决的拒绝作了回答。后来，有很多仇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找到苏共中央执委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其他各级机关，要求停止出版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其中有人把状告到了А．С．苏斯洛夫那里，后者对此作了批示：“我要求查清楚。”在另一封后来出现的、署名“一个参与杀光沙皇家族的人”的信中，写信人表现得尤其愤慨，一是为竟然出版《作家日记》而气愤，二是为一个“非俄罗斯”（德国）姓氏的人主编该全集而气愤。但是，我们在俄罗斯、在国外都有很多朋友，所有的这些攻击都未能得逞。“科学”出版社有两次（在第7卷和第17卷出版后）停止出版该全集，并企图将《少年》的手稿材料从全集中删除，导致这些手稿未被收入第14和15卷（紧接着《少年》的正文出版的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少年》的手稿材料后来被安排在了第16和17卷）[3]，出版社也企图在第21卷作一系列的删节，但是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么做，并且通过努力，坚持要求在科学院版全集的所有卷册里全文发表作家的文本。因为科学院版的全集里首次收入的，不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享誉世界的作品、作品的最初版本与异文，还有作家的札记本、创作笔记本的全部材料，作家酝酿但未实现的作品的草稿和计划，以及政论性文章，书信，私人的、隐私性的便条。所有这些文本，只要是已经发表过的，都要跟保存至今的手迹进行重新核对，这样才有可能对像《罪与罚》《群魔》这些世界名著的正文作一些重要的修改，因为在作者在世时出版的这些作品里难免存在被校对员遗漏的错误和排版上的差错，在科学院版的该全集出版之前，这些纰漏一直沿袭于作家的所有以俄语和外语译本出版的小说中。在对手稿文本进行解读和复制的过程中，每一份材料的写作日期都经过了查验和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里则充满了新材料。从另一方面来说，对被暂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文本的详细研究，则可以让我们确定其真正的作者，进而把它们排除在作家作品之列（每一件都要具体说明理由）。总而言之，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在苏联出版俄国古典作家全集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此外，我还成功地让该全集扩大到33册（30卷本的最后三卷收入了作家的书信，每卷两册）。在所掌握的材料的完备性上，以及所收录的书目文献及注解的丰富性上，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尽管编选出版所处的时代不可避免地给该全集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时至今日，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已有可能对其进行增补；而且，为该全集所做的注解自然而然地为自己设定了一项任务，即把读者带入一个涉及诸多密切相关之问题的问题圈中：出版或发表的历史，每部作品的论点，在作家自我意识演变的历史语境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点，作品撰写时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情况，以及读者大众、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新闻界、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评价，在俄罗斯境内外对其作品的最新接受情况。但是，我们绝不以“闭门”研究为目的，因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的学术研究，正如所有的学术研究一样，总是会生长、发展并不断给自己提出新问题的）。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得到了境外人士（包括旧金山的约翰大主教[4]在内）的高度评价。如今，全世界的学者都在用它，还以它为母版翻译了许多外语语种的新译本（比如法国就出版了杰出的翻译家А．马尔科维奇的译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即将出完之前，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在1983年选举我（跟雷纳·韦勒克一样）为其名誉主席（1986年，我提议选举Д．С．利哈乔夫院士为第三任名誉主席，提议得到了学会的热烈赞同）。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979年）一书，我于1983年获得了文学方面的国家奖金。

时至今日，我不能不带着惋惜之情指出，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出版物中，仍然有人在攻击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它首当其冲受到的指责是：“科学”出版社在印刷全集时遵循了当时通用的正字法，可是，在全集出版的那些年里，正字法准则是苏联出版的所有出版物必须遵行的，并且，正字法在那个年代里都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执行，连如今批评该全集的人在当时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他们断章取义，还故意歪曲地发表并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再说，从我的角度来看，要是在评价我们出版的全集时首先注意到其唯一性，就会更加自然了，因为它是普希金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的劳动结晶，目的是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中所有的——无一例外——“晦暗不明之处”，这是需要勇气的，多亏了他们的努力——立足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热情和对自己事业的无私的忠诚——我们才最终成功出版了一部没有删除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性质的内容的科学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要知道，这与那个时代的通行做法完全相悖，因为那时广泛传播的说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他的作品是“有害的”，跟苏联人民格格不入。为出版该全集而付出的努力的的确确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献身精神，更不用说它所遭到的官方文艺学界和评论界的直接挑战了，因为苏联集权主义的行政—官僚机器当时“自上而下地”推行官方的文艺学和批评。顺便指出，无论是我个人，还是为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而奋战的我的占绝大多数的同事们，没有一个是苏共中央委员，而我只是在“改革”开始后，即1990年12月，才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

卡·斯捷帕尼扬：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还出版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辑刊《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在这一系列辑刊中，经常刊载有国内外学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新成果，以及校勘学方面的材料。关于这方面，请稍微谈一谈。

格·弗里德连杰尔：1971年，普希金之家出版了一个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时代》。它是由我和В．Г．巴扎诺夫主编的，里面收入了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论文和资料。该论文集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和逝世90周年准备的。我是它的主要创立者，——包括我为它制定了一个问卷调查表，分发到许多俄罗斯的和国外的作家与文化活动家手里：Г．贝利、А．泽格尔斯、В．А．卡维林、Л．А．奥泽罗夫、Л．Н．拉赫马诺夫、М．Л．斯洛尼姆斯基、И．М．斯莫克图诺夫斯基、Г．А．托夫斯托诺戈夫、В．Б．什克洛夫斯基；他们对调查表上的问题——关于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的回答，都刊载在这一论文集中。我还吸引到Ю．Ф．卡里亚金、Л．М．洛特曼、З．Г．明茨、Р．Г．纳吉罗夫、В．А．图尼曼诺夫、匈牙利学者И．梅谢里奇和其他众多新旧两代的研究者参与其事。

论文集取得了成功。因此，当我们开始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时候，我就决定在今后要经常性地出版一个类似的论文集，况且，在编选《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过程中，每一位参与者都不得不经常解决新问题，去研究尚未发表的档案材料。最终，我们决定出版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同路”的连续性辑刊——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体例就依照普希金之家的研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的其他类似辑刊。在自1974到1994年的20年间，该辑刊我们一共出版了11辑，参与其中的，有来自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喀山、萨拉托夫、谢米帕拉金斯克、乌法、哈尔科夫、杜尚别和原苏联其他城市的学者，还有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的学者。所有这么多期辑刊都是由我主编的，最新的两辑（第10和11辑），得到了塔拉哈西大学（美国佛罗里达）的同行的财政援助和参与，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1994年底，我们已经总体上编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最新的一辑（第12辑）。利用该辑刊，我们成功地吸引到我国具有较广泛知名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一些具有天赋的青年学者参与进来，这些青年学者会在今后成长为当今世界整整一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本辑刊还收入了Д．С．利哈乔夫院士的两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色文章。在编选辑刊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在上面刊载新的档案资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和通信人写给他的书信，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注解的增补，我们力图瞄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时出现的新途径和新问题。在最新的几辑里，我们特别关注“白银时代”作家和二十世纪俄国宗教哲学思想界的代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辑刊是西欧各国、美国等国家所有的大学图书馆里的必备馆藏书。它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会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Dostoevsky Studies）》一样，都是所有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人必备的参考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和辑刊《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的出版上给予重要帮助的人，我应该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是普希金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的同事们：А．В．阿尔希波娃、И．А．比秋戈娃、Н．Ф．布达诺娃、В．Е．维特洛夫斯卡娅、Г．Я．加拉甘、Е．И．基科、Т．И．奥尔纳茨卡娅、Г．В．斯捷潘诺娃、В．А．图尼曼诺夫、И．Я．雅库波维奇，等等。

卡·斯捷帕尼扬：您的下一项宏伟计划是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请谈一谈编选百科全书的原则，还有：目前的工作已经到了哪一阶段，谁已经参与进来了，还有谁能参与进来？

格·弗里德连杰尔：编选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科全书，我在八年之前就早有这个想法了。我不止一次地在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的研讨会上，在圣彼得堡和旧鲁萨召开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门会议上谈过这个想法，我也跟我国的和国外的许多学者探讨过我的这一计划。我最初的想法是举俄罗斯和国外学者的全力来编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到时用三种语言——在彼得堡、巴黎和纽约（或者华盛顿）同时首发。西方的、美国的和日本的学者，虽然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积极响应我的号召，并在精神和物质上具体落实这一计划。支持该计划的唯有А．И．索尔仁尼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很赞同编写《百科全书》的计划，并且答应在将来从由他创立、由Н．Д．索尔仁尼琴娜领导的社会基金会那边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我跟索尔仁尼琴娜见过面，并和她私下谈过此事。在这里，我不得不说，А．И．索尔仁尼琴写给我的、在里面对科学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表示过非常高评价的那封信，以及他对我的计划的支持，让我感到非常激动并深受鼓舞，我要对他和Н．Д．索尔仁尼琴娜表示诚挚的和热切的感激之情。最近，美国学者中对我的想法感兴趣的有В．特勒斯和У．托德，他们向我表达了打算通过美国一个人文基金会获得支持的意愿。

1994年5月，在完成了三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年谱》（前两卷已经出版，第三卷正在排版）[5]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附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的基础研究基金会为启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工作而拨出的资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最初构想也是三卷本，每卷大约50个印张，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年谱》一样。前两卷的内容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年代（1821—1881）中他的生活与创作，不言而喻，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其亲属们的关系问题，以及从最远的时代到作家最后岁月为止的俄国、西方与东方的整个文化界的问题。第三卷的内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他的遗产在俄国境内外的命运——他在世界各国的接受情况，那些写过他或者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对其思想和艺术创见的影响力深有体会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各有千秋的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最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阐释者，等等。

目前，我们正在编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头两卷。即将完成词条总目的拟就，马上就要展开第一批80—100个不同类型的词条的编写。这项工作在很多方面具有领先的、实验的性质。

在接下来的阶段里，将组建《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国际性的社会—编辑委员会，确定其总编阵容。

参与编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将不仅是文艺学家，还有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语言学家、图书编目学家等等。因此，我们估计，编写人员不仅有俄罗斯科学院诸多学术机构的同事们，还有所有表达过愿意参与这项大工程意愿的人，不管他们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表示过此类意愿的人还有一系列的学者，以及许多来自莫斯科的、圣彼得堡的、旧鲁萨的、鄂木斯克的、谢米帕拉金斯克的及俄罗斯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但是，为了避免我们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重叠现象，每一个声明愿意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编写工作的人，都必须写一份申请过来，详细说明他希望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哪些研究工作，寄到以下地点：俄罗斯，圣彼得堡，199034，马卡罗夫滨河街4号，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И．Д．雅库波维奇收。

百科全书《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创作、世界观》有自己的特色，会与目前已有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编写的《莱蒙托夫百科全书》以及《普希金百科全书》有很大的不同。更确切点说，我们打算以《世界各民族神话》或者《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些百科全书为目标来编写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比如，光是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通信之人（更不说他研究过的司法审判案件，还有引起他兴趣的俄国的和西方的作家，以及他在其文艺作品、报刊文章和《作家日记》里评论过的历史事件、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了）有关的简介和词条的数目，在我们这部百科全书里，将会比《莱蒙托夫百科全书》或者《普希金百科全书》里同类型主题的词条与简介，要多得多。

根据我们的设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头两卷应该收入的词条有以下方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生平，肖像，研究作家的专著和论文的书目文献（截止到1881年），他的亲人和周围人，他所有的作品（不管是艺术作品还是政论作品）与构思，他的诗学、风格、语言，他的作品的体裁，他的历史观、哲学观、美学观、道德观和宗教观，他生活过的地方，占据过他心灵的过去时代的和“正在流动的现实”的人物、现象与事件，等等。词条的容量——取决于它们的主题——将介于打印稿的一个印张和五六行之间。所有的词条必须写得简洁，必须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上的原文，利用其所在主题中的专著和论文的书目文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或那一艺术形象，或者他的这一或那一作品，关乎他生平的问题，如果存在两者必择其一的观点，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一一列举并简短评述这些互不相同的观点。

具备这些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未来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全书》的任务与规划。按照我的估计，它的头两卷的编写需要三到五年时间，第三卷需要不少于两年。其余的事情在将来再视情况而定。

卡·斯捷帕尼扬：最后，还有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您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于这位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俄罗斯作家中，甚至在我看来，亦是全世界作家中最复杂的作家，您的态度有怎样的变化？目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的前景如何？

格·弗里德连杰尔：对过去时代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画家、作曲家以及其他的艺术活动家的态度，都在随着历史而变化，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在变化，一个时代会代替另一个时代；随着时代的更替，人们的艺术品位、哲学观、宗教观和社会观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有一些历史人物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有时会失去其同时代人赋予他们的那种意义，而另一些历史人物则相反，他们的意义会在后面几代人的眼中不断地生长和壮大。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西方的艺术家但丁、达芬奇、拉斐尔、提香、丁托列托[6]、埃尔·格雷考[7]、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拉辛[8]、莫扎特、贝多芬、歌德一样，或者跟俄国的艺术家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一样，已经属于并将永远属于人类的“永恒伴侣”（假如借用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之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意义，在二十世纪不断地增长，我认为，在将来其意义也会不断地增长下去。跟您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俄国作家中“最复杂的”，——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创作，依我看，也同样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以及他对现当代的特殊意义在于，他操心的是关于俄罗斯和人类的未来的问题，或许，他可能算得上是所有十九世纪作家中最操心的一位。在十九世纪中叶，他已经预见到人类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那些危险，而在将来也会有人时常想起这些危险中的绝大部分。这就是他的创作不但在十九世纪，而且还在二十世纪贴近时代的原因。他的创作将唤起人类的思考，加深未来若干代人的自我意识。就这一点而言，其创作是无价的和唯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二十世纪末成为全世界最值得阅读和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用全世界所有语言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本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长，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对于1917—1989年间我国“陀学”（достоевсковедение）的状况，我的看法并不像其他人的那么灰暗。这一时期，留下著述的有Л．П．格罗斯曼、А．С．多利宁、А．З．施泰因贝格、М．М．巴赫金、В．Л．科马罗维奇、К．В．莫丘尔斯基、Н．С．特鲁别茨科伊、П．М．比齐利、Б．М．恩格尔哈特、В．В．维诺格拉多夫和许多其他学者，他们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延续并发展别林斯基、А．П．格里戈里耶夫、Н．Н．斯特拉霍夫、И．Ф．安年斯基、В．В．罗扎诺夫、С．Н．布尔加科夫、Н．А．别尔嘉耶夫、Вяч．И．伊万诺夫、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Л．舍斯托夫以及许多其他俄国文学活动家们的传统，无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

我同样不认为，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倒退到20—30年代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论断上，倒退到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В．Ф．佩列韦尔泽夫那种阐释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及其笔下人物的解读上，更不会倒退到Д．О．扎斯拉夫斯基、В．В．叶尔米洛夫或Б．С．留里科夫那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无主义态度上去。所有的这一切——早已是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中一去不复返的陈旧时期。在当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危险主要有：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商业化行为，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作品所做的有重大价值的、有深度的研究，偷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标签（而不管这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阿谀献媚的、为宗教拍马屁的或者伪民主的性质的标签是否合适）。

科学（跟艺术一样）是自由的精神活动，它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干预。它应该按照其内在的规律和准则得到发展，它不能被强迫服从于任何一种既定的、僵化的教条和提纲式的陈词滥调。这完全是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而言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个普通人，又是一个具有深刻民族性，同时又对世界文化、哲学和艺术的整个思潮具有广泛洞察的作家兼思想家。

精神紧张——包括艺术、哲学、宗教方面的，——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的固有特色，也是其作品中情节发展的特点，精神紧张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俄国艺术、社会和哲学方面的思想存在强烈的紧张感。因此，作为一个如此爱看正在发生的刑事新闻和“光天化日之下的愤恨”的人，他经常提出关乎人类生存的最深刻的、最久远的、最“伤脑筋的”问题，善于用个人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分析，还善于把分析与对它们的哲学—心理学意义的揭示结合起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情理的。同样并非偶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跟他同时代的许多别的俄国人一样），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也属于“极端的人”，至少是精神上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妄图在自己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能一蹴而就，“一挥手”就能为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由此导致其思想与创作存在大量的内在矛盾，存在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正如М．М．巴赫金所正确理解的那样，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句话尚未说出，因此人类历史的“永恒”问题总是开放式的，它们永远不能够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总是多次、经常地试图给它们提供坚定不移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人都处在这种矛盾之中。作为身处二十世纪末的人，我们应该借助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在当今条件下继续他的艺术探索和道德探索。这需要我们对事业承担巨大的责任感，对事业抱有最伟大的忠诚和大公无私的态度。我深深地相信，这些品质不仅是俄罗斯境内外老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的优秀代表们所固有的，也是我们的青年学人所具备的；这些品质，再加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和他的遗产怀有真正的敬意，理解我们的工作的巨大责任感，理解解决俄罗斯和人类在当今历史转折点上面临的迫切生活问题之方法的意义，——做到这些，才能使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和我们所有的杰出前辈同等看待，才能使我们在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问题进行研究时，当之无愧地继续他们的事业。

（万海松译）

作者简介

斯捷帕尼扬（К．А．Степанян，1952—）俄罗斯当代文艺学家、评论家，毕业于高尔基世界文学院，现为《旗》杂志社理论部主编，同时担任国际陀学界著名学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杂志总编辑。斯捷帕尼扬长期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现为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学会副主席（1996—至今）。斯捷帕尼扬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学术专著多部。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多神教》（1992）、《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现象与对话》（2010）、《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方法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2005）等。

译者简介

万海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从根基出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中的根基主义思想》等，出版有译著《巴赫金传》（合译）、《巴赫金全集（第7卷）》（合译）、《斯科奇诗集》等。

[1] 本文选自卡伦·斯捷帕尼扬主编的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论文集：《20世纪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96年（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 редактор Карен Степанян．М．，1996），第9—28页。

[2] 沃伊诺维奇В．Н．（1932—），俄罗斯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士兵伊万·琼金的生平与奇遇记》（1969—1975）。短篇小说集《伊万科颂，又名作家沃伊诺维奇乔迁新居的故事》（发表于《民族友谊》1989年第12期）讲述了作者和一些包括伊万科在内的并非完全虚构的人物的故事。——译者注

[3] 第13卷收入的是《少年》的正文，按体例，第14和15卷应该收入《少年》的手稿材料。——译者注

[4] 又称约翰·圣弗朗斯西科大主教（俗称德米特里·阿列克谢维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1902—1989），曾任美国东正教会的主教、旧金山大主教和美国西部大主教，亦是一位作家兼诗人。——译者注

[5] 三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年谱》都是在1999年才出版的。——译者注

[6]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画家，跟提香和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的三杰。——译者注

[7] 埃尔·格雷考（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译者注

[8]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