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一
当代国外“陀学”：新气象新风采

周启超

一如莎士比亚早已走出英伦，而莎士比亚研究在国际学界已被简称为“莎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早已走出俄苏，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国际学界被简称为“陀学”。

当代国外“陀学”景观如何？有没有出现某些引人驻足的新气象，有没有呈现某些引人注目的新风采？

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不难发现：《罪与罚》与《地下室手记》的作者早已走出彼得堡，走出莫斯科，走向西欧与北欧、北美与南美、日本与中国；《白痴》与《卡拉马佐夫的兄弟》早已进行其穿越国界、民族、语言的跨文化之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文本是属于全世界的经典。

举凡是经典，自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自有其令人常读常新的生命力。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之生命力的一种印证，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文的精彩评点——譬如，弗兰茨·卡夫卡1914年12月20日在日记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点，斯蒂凡·茨威格1922年的《三大师》，赫尔曼·海塞1915—1925年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5篇文章，托马斯·曼1946年为美国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选》所撰写的序言；譬如，安德烈·纪德1923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阿贝尔·加缪1943年的《西绪福斯神话》；譬如，弗吉尼亚·沃尔夫1928年的《小说面面观》，D．H．劳伦斯1930年为《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英译本所作的序言，索尔·贝娄1955年为《冬日里的夏天印象》英译本所写的导言，乔伊斯·欧茨1972年的文章《〈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悲剧与喜剧的景象》；譬如，夏目漱石1915年在《往事回忆》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点；譬如，鲁迅1926年为《穷人》汉译本所作的“小引”；譬如，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56年的文章《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斗及俄罗斯其他笔记》……许许多多当代著名作家都曾由于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大师的艺术世界之气象而动魄，而震撼，都曾由于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巨匠的文学世界之魅力而击节，而赞叹。

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文的精彩评点，实际上就是对经典作家的一种跨文化解读。如果说，20世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艺术大师的解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艺术大师的评点，还是经典作家遭遇后辈作家之跨文化解读实践中一种自发自为的、即兴而至的形态，那么，应该看到，20世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文学学家、艺术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简言之，人文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在孜孜不倦地、皓首穷经地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整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稿，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心理与哲理、性格与命运，并就之进行热烈的争论，已俨然形成一种自成格局的专门学问：当代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经典作家之跨文化的开采与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乃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机制的学术生产，已构成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陀学”。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是当代“陀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重要特征。

40年来国际陀学界丰富多彩且日益活跃的多边学术交流活动，是以跨文化视界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体体现。40年来“国际陀学会”（IDS，1971—）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1971，德国、奥地利、丹麦、意大利、法国、英国、斯洛文尼亚、挪威、奥地利、美国、德国、瑞士、匈牙利、意大利），列宁格勒/彼得堡每年11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71—），旧鲁萨每年5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1988—）；近十年来，俄罗斯（“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2004，2006，2009）；日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视野中的21世纪——人类的前景·2000”）；巴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今天·2005”）；西班牙（“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中的宗教与哲学·2006”）等国的陀学界组织的以“陀学”为主题的多边学术交流活动，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与思想展开跨文化解读的具体体现。2011年金秋北京的“陀学”会议，乃是中国“陀学”界以跨文化视界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积极尝试。相对于1986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主办）与2001年在北京（北京大学主办）那两次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为主题的全国学术研究会，这一次的“陀学”研讨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中国、俄罗斯、日本、美国4国陀学学者展开多边对话，这是在当代中国的“陀学”园地上发生的一次真正跨文化的交流。可以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这一跨文化的解读实践，是在书写当代中国“陀学”新的一页，而为开启当代中国陀学新的航向确立了新的航标。

多种类型的“陀学研讨会”的举行，为不同国度的“陀学”专家学者彼此交流研究成果、积极展开学术对话提供了基本平台，而在以跨文化的视界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这一话语实践中铭刻下鲜明的印迹。多种形式的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与思想为主题的定期辑刊的出版，则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文学者共同解读同一位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文本的生动见证。这些辑刊，已成为集中展示当代学者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重要窗口。经过40年来国际“陀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展示当代“陀学”风采的窗口至少有以下7种——有“普希金之家”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材料与研究》（第1至第19册，列宁格勒、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74—2011），有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纪念馆与“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学会”主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辑刊（第1至第27册，莫斯科—彼得堡，1993—2010），有旧鲁萨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纪念馆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代》辑刊（第1至第16册，1994—2010）：有IDS的《通讯》（第1至第9册，1971—1979；匹茨堡，美国，1980—2005）；会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第1至第9卷，Klagenfurt，奥地利，1980—1988），《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New series，第1至第6卷，盐湖城，美国，1993—1998），《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New series 2，第1至第14卷，德累斯顿、图宾根，德国，1998—2010）。IDS还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著》系列，已经出版2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俄侨》（2008，IDS 2004年日内瓦年会论文选），《文学与文化之对话语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方面》（2011，IDS 2007年布达佩斯年会论文选）。

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话语艺术家的同一部文本来展开多维度的细读，更加彰显出跨文化的文学解读的广阔前景。文学文本是可以也应该有多维解读的。经典文本更应如此。也许是得力于“新批评”的训练，当代美英学者一向重视文学文本的多维细读。还在20世纪70、80年代，美英“陀学界”就关注《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多维解读而有《文选》或《批评指南》的编选。譬如，耶鲁大学的R．L．杰克逊教授编出《20世纪〈罪与罚〉之诠释》（1974），布朗大学的V．特拉斯教授编出《卡拉马佐夫兄弟指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的起源、语言与文体风格之注解》（1981）；后来，莉莎·克纳普（Liza Knapp）编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批评指南》（1998），莱瑟巴罗（W．J．Leatherbarrow）编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批评指南》（1999），R．L．杰克逊教授编出《〈卡拉马佐夫兄弟〉新说新论》（2004）；R．皮斯教授编出《当代批评中的〈罪与罚〉》（2007）。

及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罗斯“陀学”界与欧美“陀学”界的学术交流得以全面展开（1988年5月，美国“陀学”专家R．杰克逊、R．贝尔克纳普、V．特拉斯、纳金·纳托娃与D．玛汀森第一次出席旧鲁萨每年5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代”学术研讨会；1989年7月，苏联陀学代表团弗里德连杰尔、图尼曼诺夫、扎哈罗夫等人出席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举行的国际陀学会第7届年会），俄罗斯“陀学”界也开始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文本之多维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期，Л．萨拉斯金娜编出《〈群魔〉：俄罗斯批评文选》（1996），这是当代俄罗斯“陀学”界学者就作家同一部文本而编选评论文选之最早尝试，它已经展示出对一部文本之多维的解读，但还不是跨文化的多维解读。

2003年，俄罗斯陀学界出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围绕作家同一部文本而编选的跨文化解读文集。这就是В．维克托罗维奇教授所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解读之潜能》（2003）。该书不仅收入俄罗斯学者论《少年》的评论文章，也收入4位美国学者、2位德国学者、1位挪威学者、1位日本学者论《少年》的评论文章。不过，这是2003年8月20—22日在科洛明师范学院举行的“俄罗斯文学的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Т．卡萨特金娜编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当代研究现状》（俄罗斯与外国学者论文集，2001，560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代研究现状》（2007，835页），才堪称是严格意义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一部文本进行跨文化的多维解读的文选。前者选收俄罗斯学者与4位美国学者、1位英国学者、1位加拿大学者、1位意大利学者、1位日本学者论《白痴》的文章。后者选收的外国学者文章更多，来自英国、美国、墨西哥、意大利、匈牙利、日本等国。这两部文选书末都附有专题性书目。《论〈白痴〉》文选附有近30年论《白痴》的著作与文章书目，共227条；《论〈卡拉马佐夫兄弟〉》文选则附有近40年来论这部文本的论著583条。应该说，这样厚实的《文选》更具学术性。

当代中国陀学界应当多方位地吸纳国际陀学界以跨文化的视界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丰厚成果，积极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探索的轴心，努力沉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积极致力于这位艺术大师之独特的小说诗学特征、独具的艺术美学特色、独到的哲学人类学洞见之深度勘探，而努力开拓当代“陀学”新课题，而奋力开辟当代“陀学”新路径。

努力沉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如今，提供给读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文本，已不仅有20世纪70、80年代由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科学院版30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72—1990）（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已经启动科学院新版35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编选（2008—，头5卷已经开编）或以这部全集为蓝本的1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8—1996），而且有由В．扎哈罗夫主编的18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莫斯科，星期日出版社，2003—2004），有由В．扎哈罗夫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审定本，彼得罗扎沃斯克大学出版社，1995—2010，已出1—9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9卷本，Т．卡萨特金娜编选，莫斯科，2003—2004）。有关作家文本之版本研究与注释研究的新著，则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版本学问题》（第1册：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的版本学问题），В．扎哈罗夫主编，彼得罗扎沃斯克大学出版社，2009）；《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注释之补充》（Т．卡萨特金娜主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5）。

多方位地检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文本。多方位地吸纳国际“陀学”界以跨文化的视界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的丰厚成果。当代苏联学术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是颇有戏剧性的。“解冻”岁月才开启“陀学”新阶段。1956年，有《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А．别尔金编选）。现如今，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检阅俄罗斯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尤其过去我们很少了解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譬如，由Н．阿申巴耶娃编选的《思想的主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97），或者，视域更宽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1931年间俄罗斯思想界论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1990），或者，俄罗斯哲学界《论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追随者：列昂捷耶夫，索洛维约夫，罗扎诺夫，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1991）。还有《俄侨学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94）；至于俄罗斯学界论陀思妥耶夫斯的重要文集，在20世纪50年代里，主要有两部文集《俄罗斯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5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59）；70年代里主要有三部文集：《陀思妥耶夫斯与俄罗斯作家：传统·创新·技巧》（В．基尔波京编选，苏联作家出版社，1971），《陀思妥耶夫斯与其时代》（В．巴扎诺夫与Г．弗里德连杰尔编选，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1，这是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附有对作家（如东德的安娜·西格斯与西德的伯尔）与苏联学者（譬如，什克洛夫斯基）的问卷调查），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家与思想家》（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2）；90年代里，主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综合的艺术》（乌拉尔大学出版社，1991），《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方面》（彼得罗扎沃茨克大学出版社，1994），有展示“俄罗斯陀学会”最新探索成果的《20世纪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К．斯捷帕尼扬编选，莫斯科，1996，622页）。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有展示三十年间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纪念馆学者陀学成就的文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71—2001》（Б．吉霍米罗夫编选，彼得堡，2001），有多方位梳理与多维度记载当代国际“陀学”探索印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卷本，第1卷，752页；第2卷，576页；Т．卡萨特金娜主编，莫斯科，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社，2007）。第1卷收入33篇文章。第2卷收入16篇文章。该书着眼于考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整个文化的影响”，探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存活在20世纪的生活里，存活在俄罗斯乃至世界作家与诗人、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命运与创作之中的”。这一考量聚焦于几个专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20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发现在20世纪，不同民族文化与文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教科书与历史教科书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电影与戏剧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世纪俄罗斯出版史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匈牙利、在捷克、在日本、在中国、在美国、在拉美诸国的接受与影响，都得到了梳理。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瑞士、芬兰、日本、中国、美国、墨西哥等12个国家的“陀学”专家参与这部“大书”的撰写。这部大书，是一部旨在多方位多维度地记录“跨文化视界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跨文化的视界要求多方位的参照。美英学者也编选了不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集。譬如，R．威勒克教授在1962年曾编选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文集》，R．杰克逊教授编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新的前景》（1984），R．F．米勒教授编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文集》（1986）；H．布鲁姆教授编选了《当代评论观点：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989）；英国学者编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文集有《F．M．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评论集》（埃塞克斯大学，1981），《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新评论集》（剑桥大学，198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基督教传统》（剑桥大学，2001）。日本“陀学”界也相当活跃。收入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英国、匈牙利、奥地利、波兰、挪威、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等11国“陀学”专家文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视野中的21世纪：人类的前景》（莫斯科，2002，560页）（这是2000年8月在日本千叶大学举行的同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木下丰房编选，К．斯捷帕尼扬主编），堪称“日本陀学会”与“俄罗斯陀学会”合作的结晶，也是当代学者跨文化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成果。

积极致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艺术大师之独特的小说诗学特征、独具的艺术美学特色、独到的哲学人类学洞见之深度勘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对当代人类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仍在继续发生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探索主要寄寓于其文学世界之中，主要寄寓其艺术创作之中，主要寄寓其小说文本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首先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思想，是一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因而，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可以选择这样的路径：独特的小说诗学特征——独具的艺术美学特色——独到的哲学人类学洞见。

当代国际“陀学”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的研究上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长篇小说诗学的研究上，有R．L．贝尔纳普（R．L．Belknap）所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构》（1967），В．维特洛夫斯卡娅所著《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诗学》（1977），D．O．汤姆逊（D．O．Tompson）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与记忆诗学》（1991），R．F．米勒（R．F．Miller）所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诸多世界》（1992），Е．梅列金斯基所著《历史诗学视界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1996）；在《罪与罚》这部小说的诗学研究上，有Г．А．梅耶所著《光与影：（论〈罪与罚〉·慢读尝试）》（1967），有G．罗森西尔德（G．Rosenshield）所著《〈罪与罚〉：隐身作者的技巧》（1978），有Б．吉霍米罗夫所著《〈罪与罚〉的当代解读：注解》（2005），有R．皮斯（R．Peace）所著《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2006）；在《白痴》这部长篇小说诗学的研究上，也有R．F．米勒所著的《〈白痴〉：作者，叙事者与读者》（1981）；在《群魔》这部长篇小说诗学的研究上，也有弗拉吉夫（S．Vladiv）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叙事原则：结构分析》（1979）与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所著《〈群魔〉：一部预警小说》（1990）。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之整体的诗学特征的研究上，有М．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1963），有В．扎哈罗夫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系统：类型学与诗学》（1985），有丽塔·克莱伊曼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常数》（2001），Н．涅伊乔夫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诗学》（2010）等等。

最近十年里，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诗学”的研究，譬如，塔吉亚娜·卡萨特金娜所著《论词语的创造性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作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基石的话语的本体性》（2004），卡塔琳·科罗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话语：主人公·文本·互文本》（200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之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上，有А．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少年〉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1963），Н．齐尔科夫所著《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体风格》（1963），Г．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1964），R．L．杰克逊（R．L．Jackson）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式之需求：艺术哲学研究》（1966），В．德涅普罗夫的《思想·激情·行为：略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经验》（1978），В．涅恰耶娃所著《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49》（1979），Г．弗里德连杰尔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1979），В．图尼曼诺夫所著《1854—1862年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80），Г．先尼科夫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现实主义》（1987），П．托罗普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与意识形态》（1997），M．琼斯（M．Jones）所著《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幻想现实主义研究》（1998）А．Д．拉扎里所著《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域里：根基主义》（2004），卡伦·斯捷帕尼扬所著《“感悟并说出”：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方法之“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2005），А．库尼利斯基所著《“尘世的面貌与永恒的真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对世界的接受与对人物的描写》（2006），纳杰日达·米赫诺维茨所著《文化与时代对话中的先例性作品与先例性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先例性现象的地位与作用》（2006），卡伦·斯捷帕尼扬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里的现象与对话》（2009）。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之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上，值得关注的一个新取向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研究。譬如，А．柯里尼岑所著《地下人的忏悔（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类学）》（2001），日本学者木下丰房也有一部论文集，其书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类学与诗学》（2005）；美国学者O．米尔森（O．Meerson）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忌》（1998），D．玛汀森（D．Martinson）所著《羞耻惊心》（Surprised by Shame，2003；2011俄译本）似乎也是这个取向上的探索。

当代中国“陀学”界目前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应是系统检阅当代国际“陀学”界最新成果而编选一部体现当代国际“陀学”基础性、前沿性的探索成果，体现当代国际“陀学”新视界新取向新路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新论》（文选），为当代中国“陀学”积极进入与国外“陀学”同行的交流与对话创造必要的条件。2010年，美国学者编选翻译的一部《俄罗斯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新论：20世纪的解读》在“国际陀学会”第14届年会（那不勒斯）上亮相：该书收入当代俄罗斯“陀学”界领衔学者（瓦莲京娜·维特洛夫斯卡娅、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伊万·叶萨乌洛夫、娜塔莉娅·阿申巴耶娃、鲍里斯·吉霍米罗夫、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塔吉亚娜·卡萨特金娜、卡伦·斯捷帕尼扬、伊戈尔·沃尔金等16位专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与哲学的最新阐释，对《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的最新细读（印第安大学斯拉夫学出版社，2010）。我们中国学者也应当编选一部《当代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文选的选材要践行“跨文化解读”的大视界，坚持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鲜明展示今日世界“陀学”新气象新风采。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悉心组织编选翻译的一部当代国外“陀学”新论。她的面世，必将有助于我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园地耕耘者开阔学术视野，拓展思维空间，必将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的“陀学”不断深化，不断发展。

作者简介

周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著主要有《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译著主要有《当代英雄》《孪生兄弟》《孽卵》《莫斯科日记》《文学学导论》《艺术话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