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性别研究立场与方法
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究若干问题探讨
摘要：尊重妇女人格、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在要求。但真正实现这一历史要求，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许多现实的甚至尖锐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解决。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妇女理论研究中，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同道路和发展方向。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而且也关系到妇女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妇女解放理论 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
尊重妇女人格、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在要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人民幸福。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妇女解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现实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命运，使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即使这样，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历史要求，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许多现实的甚至尖锐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解决。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而离开现实的理论，则有可能陷入空谈，会失去理论研究的价值。现就妇女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与会的妇女理论研究者。
一
随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关注妇女命运，改变妇女地位，便成为许多有识之士苦苦寻求答案的一个社会问题。究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获得真正的妇女解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
在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有过长达300多年，到18世纪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命运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社会提出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极大关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普遍解放程度和文明发展程度的历史尺度。这个思想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因而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到了19世纪，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不但为工人运动，而且也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指明了正确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妇女解放理论及其运动，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指明妇女解放是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真理，它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原理，是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里需要指出，在旧的制度下广大妇女所承受的压迫，毛泽东曾经依据中国的社会情况，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样四条权力绳索，这里既包括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但主要的、根本的是阶级压迫，所谓族权、神权和夫权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同私有制这个根源紧密相关的。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压迫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问题，其他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解决。因而妇女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在全人类解放事业 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决。
其次，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出发，阐明了经济独立是妇女人格独立的前提，只有根本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的经济体制，妇女解放才有现实的可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社会不是一开始就有家庭的。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就指出：“最古是：过着杂交的原始群的生活；没有家庭。”[2]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最后在奴隶社会确立起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一夫一妻制“不是个人爱情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3]这种在私有制社会里一夫一妻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男子占统治地位，夫权高于一切。事实上，一夫一妻制家庭是要求妇女一夫，而男子却过着多妻生活。正是由于妇女没有经济独立，使她在家庭中处于无权的地位。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严格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典型地表现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这在西方也同样如此。基督教经典《圣经》中就写道：“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尊重妇女，表现“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但实际上妇女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一剧，就深刻表现了这一主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4]真可谓一语中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李大钊在考察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时，对于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作了明确的论证和表述。他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在论述女权问题时，他既重视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争取女权，同时又指出女权问题的彻底解决，在于要“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5]。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说：“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6]这里所谓“社会组织”，就是指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五四之后不久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论战。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包括妇女地位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这些都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
再者，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运动的一大特点，是致力于劳动妇女的解放。妇女运动是资产阶级首先做起来的，他们关注的是女权主义，特别是上层妇女的参政权；他们虽然也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对下层女性表示同情和怜悯，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但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7]这显然不可能解决劳动妇女的解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消灭私有制”这一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时，不无辛辣地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了。”[8]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对于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劳动者来说，私有财产早已被有产者剥夺了，他们占人口绝大多数，受压迫最深，而广大劳动妇女尤其是这样。因而，没有劳动妇女的解放，便没有妇女的解放；把劳动妇女的解放作为妇女运动的历史使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
二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人民群众中倡导和树立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想信念，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课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将继续存在的国际背景下，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国内条件下，反映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思潮泛起，而各种错误思潮的一个共同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以近年来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来说，一些人以“重新评价”“重写历史”为名，根本违背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这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新近流行的一本论述经济改革的畅销书，其中涉及党的历史问题的论断，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是“民不聊生”“苦难年代”“巨大灾难年代”，“是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9]，做出这种全局性的否定的判断，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而作者是把这种歪曲了的历史判断作为他要回答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前提，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们要论述的方向性问题。更有甚者，有人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择手段地加以夸大、歪曲、捏造，在他们那里，毛泽东不但有错，而且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恶滔天”。一位把自己的毕生贡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国领袖，功勋卓著，空前的民族英雄，遭受到如此颠倒黑白的攻击，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思想理论和他在中国人民中的崇高的威望，成为他们企图把中国引向西化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绝不仅仅是针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毛泽东被说成有“罪”，共产党就要负责“埋单”，中国社会主义就是他们所诬蔑的“封建的、专制的社会主义”。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此，在妇女理论研究中，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同道路和发展方向。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而且也关系到妇女的切身利益。
应当说，在我国社会当前发展中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这对于久经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不可怕，都有办法加以应对；但如果发生理想失落，信念破碎，而不加以纠正的话，那将会是无可挽回的。我们知道，理想信念，是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精神支柱；科学的理想信念，是保证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导航器和稳定器。如果理想失落，这个社会将会像“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之中”。它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古往今来，一切志士仁人，都懂得要从小立志。“志为气之帅，志锐气自役。”说的是只有立志才会有前进的方向，才会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何所底乎！”这对一个人、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古人云：“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这里的“小人”是指不为国家兴亡负匹夫之责，孜孜以求个人私利的鼠目寸光之辈，理所当然地为人所不齿。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涵，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像爱国诗人屈原，虽身临厄运，仍心系天下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煌煌唐诗中，也透露出这种鲜明的人民性。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我们民族体现这种做人原则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读了这样的诗篇和用心用血写成的名言警句，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流传至今的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故事，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以身许国、以死报国的千古佳话，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历久弥新。正像陈毅元帅示儿诗中所写的：“国家若有难，汝当作先锋。”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应当说，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槃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族入侵，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凌、历经炼狱般苦难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鲜明，成为团结对外、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中国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现在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代史而无动于衷，依然麻木不仁，就很难说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在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除了极少数出卖国格人格的卖国贼外，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气壮山河。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近代历史提出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两个基本要求，它就会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阶级和政党。这里重要的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这一历史愿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国家出路而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奋斗，依然是以爱国主义为伟大旗帜的。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和证明：开始，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与忠君思想相联系的爱国主义，虎门销烟，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演出了一幕可歌可泣、气吞山河的反侵略斗争，但终因忠君思想的历史局限而以失败告终；继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与民主主义要求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时有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有了明确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并通过多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外不敢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对内不敢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最终革命果实落到了封建势力手里，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充分证明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最后，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把爱国主义的社会理想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开辟了广阔前景和现实道路。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历史的结论，它深刻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社会条件下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的科学理论、正确路线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把爱国主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前景和现实道路。
这种奠定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自觉认识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是凝聚党魂民心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也一贯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这一崇高的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追求，铸造了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艰苦奋斗、一心为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等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一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对此要有高度的自觉、自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着突出的问题，比如，醉心做官，不求进取，平庸度日，漠视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讲究排场，贪图享受，以至骄奢淫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等。这些不良作风的存在和蔓延，严重腐蚀我们党的机体，这不但会使我们脱离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望，无法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使执政面临巨大而可怕的风险，而且它会消解广大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销蚀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瓦解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坚决克服当前存在的各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保持党的机体的纯洁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新的时代特点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坚决抵制某些人所散布的所谓拒绝崇高、嘲弄理想、金钱至上、及时享乐等错误思潮，无私无畏地追求崇高，守护理想，勇于前行，敢于担当。
这里还要指出，爱国主义既体现对祖国和人民真挚而深厚的情感，也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责任。如果说，我们的前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一个新的中国；那么，新一代青年，新一代妇女，就有责任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实现承载“两个100年”即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人生价值和这个伟大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既是一份历史责任，也是人生的幸运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无比广阔的舞台。
三
妇女理论研究，要关注与妇女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以说是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种两极分化，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的不健康的社会氛围；导致了社会心理失衡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犯罪行为；加剧了黄赌毒贪腐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应当说，在这诸多社会问题面前，受害最多、最深的，依然是广大妇女。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考和解决的。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比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0]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决不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的。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在1993年9月他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1]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中国在经济发展起来和效率提高以后，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被少数人所占有。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也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13]
邓小平在指出两极分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同时，就明确指出它的出现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他在这方面说了很多，其中有两句话极具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着重要的警示作 用。
一是，“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14]。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还从未有过纯而又纯的单一所有制社会，古罗马作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也有许多自由民组成的个体劳动者，但占主体的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生产关系，所以决定了它的奴隶制社会的性质；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还有极少量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经济，但占主体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决定了它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也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它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这一命题的深刻性。
二是，“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15]。这是他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角度指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这个警示是十分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两极分化之所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因为这是关系到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本来属于全社会享有的改革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少数人富裕甚至暴富，其中不乏通过非法手段侵占社会财富，侵害多数人的利益，这就不能不造成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尖锐的阶级矛盾。当多数人利益受到损害、处在贫困状态而且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社会矛盾的爆发，甚至往对抗的方向发展，就是难以避免的。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也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过人民能够忍受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而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当然，近些年我们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属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这里还要看到，两极分化不但会引起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而且也会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尤其是中国有着长期封建流毒的影响，一旦暴富就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贫富两极的鲜明对照。而今天的某些暴发户、腐败官员的腐朽生活，就是当年石崇之流也为之逊色。一面是几万、几十万元一桌的豪宴，一面是有的打工仔为讨回区区几千元的工资而被打断了腿；一面是住豪宅、包二奶，一面是求温饱而不得。这种两极对比，对于已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60多年的人民群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冲击呢？！难怪一位学者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富二代”的小姐派了30辆奔驰车到机场迎接她的爱犬，这种连当年孔二小姐也自叹弗如的怪现象，使这位学者满怀愤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横流欲海拍天来，不见苍生只见财。卅辆‘奔驰’迎一犬，一家暴富几家灾。”诚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利益分配关系明显失衡造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两极分化明显，不能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这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往往是以群体事件作为表现形式。这里还要指出，两极分化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上弥漫着嫌贫爱富的不良社会风气，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天平发生了倾斜，使得弱势群体的发言权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弱。这种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加上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唯恐天下不乱，极力推销他们所谓的“颜色革命”，妄图达到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这不能不使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资本主义虽然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由于它内在的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它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畸形发展。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而为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证和实际可能。改革开放以来，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已经做大了蛋糕的情况下，却始终没有切分好蛋糕，出现了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工作经验、税收政策以及理想信念失落等等，但从根本上说，是所有制的格局出了问题，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包括“两个毫不动摇”所体现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正确的；问题不是出在这里，而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离开了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理论，甚至把工作的兴趣放在追求私有化的目标上。这种状况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一些人在所谓“创新”的名义下制造思想混乱，他们不说剥削，说生产要素参加分配；不敢说阶级，只能说阶层；不说私营经济，只能说民营经济；不说劳资关系，只说劳动关系，等等。这样做，不能欺骗别人，只能模糊了自己的意识。理论必须彻底，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争取群众。比如说剥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是承认剥削，忍受剥削，限制剥削，最后才能消灭剥削。如果连剥削都不敢说，还算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人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真正树立起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对人民负责和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观点，持之以恒，付诸行动，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克服存在的困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毫无疑义，关注这样与国家前途、与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应当是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题中之意。
[1] 梁柱，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4]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1页。
[5] 《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0页。
[6] 同上书，第680页。
[7]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9] 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39页。
[1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14] 同上书，第1356—1357页。
[1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