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从太宗朝起，诸使和使臣人数激增，到真宗朝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有内职之名，却不再服务殿廷，而是或“董兵戎”或“厘事任”，担任各类差遣。外任差遣在诸使与使臣身份定位中的分量超越了其本来职任，诸使与使臣从职位符号向品位符号演变。相应的，真宗朝以后，中央事务机构群继续增长，但其长官不再以“使”为称，诸使类机构与使额分道扬镳，独自发展；与此同时，使臣、诸使的磨勘年限先后设定，内职的选任不再“断自圣心”，而转由机构和制度处理。在宋初的四十余年间，诸使和使臣完成了从内廷向外朝、从“陛下家臣”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武选官有时仍然被称为“内职”、“近臣”，但是，“内”与“近”对于大多数武选官而言，只是历史的流风遗韵。

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御制《武臣七条》, “赐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者”[1]“任”字之前为品位标志，之后为职位标志。“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是北宋的边防统兵官职位序列，而有资格充任这一序列中职位的“武臣”，是“牧伯洎诸司使而下”, “牧伯”系正任武官，“诸司使而下”指武选官。那么，武选官是怎样形成的？牧伯又是怎样成为武选官与军职共用的品位符号的呢？

[1] 《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第40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