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通過對大量考古資料的梳理，基本可以釐清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産生和發展的大體脈絡。

新石器時代最初出現祭祀性遺跡，規模都比較小，墓葬中所出祭祀用具也比較簡單。反映了當時人們最爲樸素的宗教信仰，相信萬物有靈，認爲一些事物的發生都是神的旨意，於是就出現了對天地諸神的崇拜，出現了對諸神進行祭祀的禮俗。祭祀的目的也比較單純，祈求天地諸神保佑風調雨順，生活平安。

發展到新石器時代後期，各地發現的祭祀遺址的規模龐大，並且集中，尤其是各地發現的大中型城址内，祭祀遺址是最爲突出的建築，祭祀用的法器也多集中在最主要的大墓之中。這一切都表明，祭祀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原來樸素的宗教信仰演變成了特權，即神權。掌握這一特權的應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他們在利用神權來行使領導權，神權高於一切，這樣逐漸形成了最初的國家，也即“神權國家”。

夏、商、周三族群均是由原始部落聯盟進入最初國家文明的，强勢的政權還不十分牢固，往往沿襲先前的思維邏輯和運轉模式，依靠天地諸神、祖神來運轉和維護政權，所以將神權和祖權奉爲最高權力。這在夏都二里頭、商代四座都城遺址中以祭祀建築爲中心的佈局得以充分反映，也由殷墟發現大量祭神、祭祖卜辭得以印證。西周王朝在夏、商王朝的基礎上對神權的進一步實際運用，創造了王權神授的統治模式，强調周王受命在天，是上天之子，是直接替天行命，並制定了維護統治的更加系統的禮儀制度，進一步將神權、祖權與政權緊密結合，形成了獨特的禮制性社會形態。

三代的禮制在考古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考古學禮制文化。中國古代各區域的文化，正是在這種禮制文化的强烈影響下，進行着大融合、大統一。這不僅是物質文化的融合和統一，而且是思想觀念上的融合和統一。夏、商、周三代集中統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禮制文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東周時期，社會處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各階層重新分化，世襲制度動摇，周天子的權力衰落，各諸侯國的集權制政體逐漸形成。這樣，維護舊政體的禮制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桎梏，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最終，夏商周禮制性社會政體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來的則是集權制政體的興起。

當然，夏商周三代所創造的獨特的禮制文明並没有就此消失，在中央集權制社會中，始終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支柱。而廣義的禮儀文明則成了人們的道德規範和行爲準則，“不學禮無以立”，這是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的重要社會價值所在。

[1] 《論語·季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