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目前已有的證據而言，早期人類在中國大陸上開始生活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上百萬年前。中國境内的早期原始文化從上百萬年前一直持續到公元前一萬年左右的農業社會的出現之時。在這樣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早期原始文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舊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與第四紀更新世的早、中期相當，從距今一百多萬年一直到距今十三萬年左右；中期相當於更新世晚期的前一階段，從十三萬年前持續到距今四萬年左右；晚期則相當於更新世晚期的後一階段，從距今四萬年左右到更新世結束，即公元前一萬年左右。按照現代自然地理區劃的特點，還可以將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劃分爲華北與華南兩區。這種時空結構反映了中國早期原始文化發展的特點。

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或地點，在南方地區，主要分佈在秦嶺—淮河一綫以南中國地形的第三階梯上。遺址或地點多發現在河流階地上。已經發現的地點，都是成組集中分佈在不同水系的相對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内。自南向北有廣西百色盆地^[7]、湖南澧水中、下游區^[8]、安徽水陽江區^[9]、鄂西北區^[10]和陝南的漢中盆地^[11]等幾個舊石器地點群。這些地點群，分佈與埋藏的形式都較一致。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

從整體看，這些地點群的石製品都是形體碩大，加工粗糙，屬於典型的礫石石器工業。各地點石器原料的來源都是附近河灘的礫石，岩性主要是石英岩、石英、砂岩等多種，隨附近的礫石成分的變化而變。多以較大的礫石直接加工各類石器，因而形體普遍粗大。各地點均以錘擊法爲主要的剥片方法。碰砧法和砸擊法都很少見到。第二步加工也都以錘擊法爲主。單面加工佔比較重要的地位，但兩面加工者也佔有一定的比例。石器組合的特點是均以各類砍砸器爲主，一般都占石器總數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各類大型的尖狀器，還有數量不等的“原手斧”^[12]；石球在一些地點有較多的發現；刮削器的數量很少，或基本不見。

與此相反，在南方西部的第二階梯上，遺址或地點的數量很少，幾個文化材料豐富的地點都屬於洞穴類型，都是單個分佈在山區。文化面貌也與前者完全不同。石製品以中、小型爲主，整體面貌比較細小。石器原料主要是來自附近的結核或礫石，岩性以燧石、硅質灰岩等硅質岩類爲主。加工方法也以錘擊法爲主，偶見碰砧法、砸擊法的使用。與前者不同的是，石器多是用石片等素材再進行第二步加工修成，以石片石器爲主。石器組合以各類刮削器爲主，砍砸器所佔的比例很小。尖狀器等其他小型工具也有一定的數量，但基本不見大尖狀器^[13]。

在秦嶺—淮河一綫以北的舊石器早期文化的區域特點則主要是緯向性的。由南向北有兩個文化特點不同的亞區。

南部亞區主要分佈在晉、陝、豫三省交界及鄰近地區，有匼河^[14]、三門峽^[15]及藍田附近^[16]等比較重要的發現。由於這些地點地理位置接近南方，尤其是在更新世的較早階段，該區的環境相當或是接近亞熱帶，因而其文化面貌也與南方地區較爲接近。該區的舊石器與古人類地點也主要是露天類型，分佈在古代的河流附近。其石製品的整體面貌也是粗大類型。製作石器的原料主要是各種岩性的礫石，來自遺址附近的河灘或冲溝。以錘擊法爲主要的剥片方法，碰砧法也有較多的應用，後者主要是用來剥取較大的石片。加工石器的素材既有礫石，也有石片。使用大石片來加工砍砸器和尖狀器等大型石器，是該區的特點。在這裏的石器組合中，同樣是砍砸器佔有重要地位，但不同的是有一部分砍砸器不是直接使用礫石，而是使用大石片爲素材加工。大型的尖狀器也是石器組合之一，另外還有石球。除了上述大型石器，小型的刮削器也有一定的數量。

隨着緯度的增高，到北方地區的北部，即晉、冀兩省北部，遼寧、内蒙古的中、南部及北京地區，文化面貌與南部有較大的區别。遺址主要是洞穴類型，並多有較豐富的用火遺迹發現^[17]。伴隨着石製品還有較多的動物化石尤其是人工破碎的動物骨骼發現^[18]。石製品主要是小型的石片石器。製作石器的原料既有礫石，也有結核或風化岩塊，在一部分地點，後兩者佔更大的比重。加工石器的方法，錘擊法與砸擊法並重，在有的地點，砸擊法則佔更重要的地位。加工石器的素材主要是石片。加工方式豐富多樣。石器組合以刮削器爲主，各種類型的刮削器，一般要佔整個石器組合的三分之二以上。其次爲尖狀器及其他小型工具類型。砍砸器所佔的比例一般很少，不見大尖狀器存在。

在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以西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面貌與中國的情况截然不同。此時所流行的石器工業是砍砸器、簡單的石片石器（按照克拉克的劃分，即舊石器工業的第一種模式，簡稱模式1）與手斧工業（同前，簡稱模式2）^[19]。前者最初出現於東非，典型代表爲奥杜威文化，時代爲距今一百八十萬年左右。後者最早也出現於東非，在距今一百五十萬年左右。雖然兩者一直並存到末次冰期的來臨之前，但手斧文化出現之後，即在舊大陸西側佔據了主導地位。與此相比較，中國早期原始文化明顯不同。

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無論是上述的南方或北方地區，均與克拉克的模式1更爲接近。尤其華南近年來新發現的礫石石器工業，與典型的奥杜威文化相比，從典型石器的種類到石器組合的比例，都更爲一致。然而與模式2相比，無論是華南的典型礫石石器工業，還是華北以小型石片石器爲代表的工業類型，都相去甚遠。在早年發現的以周口店第一地點爲代表的北京猿人的石器工業，及近年來在泥河灣盆地發現的屬於早更新世晚期的石器工業，均以各類輕型刮削器爲主要工具，還有一些尖狀器等其他小型工具。大型工具僅見少量的砍砸器、石球等，不見手斧等第二種舊石器工業模式中的代表性工具。儘管近年來在華南各地陸續有一些以手斧命名的石製品發現，但將其與舊大陸西側典型的阿舍利手斧相比較，無論是形制、加工技術或是在石器組合中所佔的地位，都遠遠無法與典型的阿舍利工業相比。在典型的阿舍利工業中，手斧的形制規整，加工技術統一，在石器組合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往往可達百分之五十以上^[20]。但在華南及華北南部一些地點發現的手斧，則加工簡單粗糙，柄部多留有較多的石皮，應屬於原手斧類型。在石器組合中所佔的位置也很有限，在多數地點，僅爲零星的發現。發現最多的百色盆地，也僅爲百分之六左右^[21]。

從上述情况可知，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在最初階段尚與舊大陸西側保持着一致性。這種一致性集中體現在石器技術模式1的共享。然而，在舊大陸的西側很快即由手斧工業取代了模式1，成爲西方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主導因素。從此後東、西方早期原始文化即走上不同的發展途徑。

[1] 王幼平，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原載《國學研究》第3卷，1995年12月。

[2] Movius, H. L. ,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19（3）,1944, pp.1-125. Movius, H. L. , The Lower Pala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8（4）,1948, pp.329-420.

[3] Teilhard de Chardin, P. , Early Man in China. Institut de Geo-Biologie Publication,1941, 7: pp.1-99.

[4] Bordes, F. , Foreword. In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The Hague: Mouton. 1978. Pope, G. G. , Taxonomy, dating and paleoenvironment: the paleoecology of the early Far Eastern hominids. In Modern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1985,9: pp. 65-80.

[5] 邱中郎、李炎賢《二十六年來的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 《古人類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43—66頁。

[6] 黄慰文《中國的手斧》, 《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6卷第1期，第61—68頁。黄慰文、張鎮洪《中國南方磚紅壤中的石器工業》, 《紀念黄岩洞遺址發現三十周年》，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9頁。

[7] 曾祥旺《廣西百色地區新發現的舊石器》, 《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第81—88頁。

[8] 袁家榮《略談湖南舊石器文化的幾個問題》, 《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頁。

[9] 房迎三《皖南水陽江舊石器地點群調查簡報》, 《文物研究》1988年第3輯，第74—83頁。房迎三、楊達源、韓輝友、周旅复《水陽江舊石器地點群埋藏學的初步研究》, 《人類學學報》1922年第11卷第2期，第134—141頁。

[10] 李天元、王正華、李文森、馮小波、胡魁、劉文春《湖北省鄖縣曲遠河口化石地點調查與試掘》, 《江漢考古》1991年第2期，第1—14頁。

[1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漢水考古隊《陝西南鄭龍崗寺發現的舊石器》, 《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6期，第1—12頁。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漢水考古隊《陝西南鄭龍崗寺新出土的舊石器和動物化石》, 《史前研究》1988年合訂本，第46—56頁。

[12] 安志敏《中國的原手斧及其傳統》, 《人類學學報》1990年第9卷第4期，第303—311頁。

[13] 李炎賢、文本亨《觀音洞——貴州黔西舊石器時代初期文化遺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斯信强、劉軍、張漢剛《盤縣大洞發掘簡報》, 《人類學學報》1993年第12卷第2期，第113—119頁。

[14] 賈蘭坡、王擇義、王建《匼河——山西西南部舊石器時代初期文化遺址》,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甲種專刊》第5號，科學出版社1962年版。

[15] 黄慰文《豫西三門峽地區的舊石器》,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4年第8卷第2期，第162—177頁。

[16] 戴爾儉《陝西藍田公王嶺及其附近的舊石器》,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6年第10卷第1期，第30—32頁。戴爾儉、計宏祥《陝西藍田發現之舊石器》,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64年第8卷第2期，第152—156頁。戴爾儉、許春華《藍田舊石器的新材料和藍田猿人文化》, 《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第1—12頁。

[17] 裴文中、張森水《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18] 吕遵諤《金牛山猿人的發現和意義》, 《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第109—111頁。金牛山聯合發掘隊《遼寧營口金牛山舊石器文化的研究》,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8年第16卷第2期，第129—136頁。

[19] Clark, J. G. D. , World Pre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 3rd ed. ,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 Leakey, M. D. , Olduvai Gorge, Volume 3: excavations in Beds Ⅰ and Ⅱ. 1961-19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21] 同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