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罗　新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Geary）教授是当代美国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以领域宽广、思想深刻和风格独特为学界推重，他的许多论著都已成为相关领域的“标准文献”。我们选编他的部分论文译成中文，是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他，不仅看他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给出解释，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回应当下社会的历史焦虑，以及如何践行历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格里1948年9月生于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本科就读于阿拉巴马州的斯普林希尔学院（Spring Hill College），1970年本科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欧洲中世纪史，先后于1973年和1974年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随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担任了6年助理教授；1980年到佛罗里达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1993年转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除了担任教授，还主持多个研究机构和重要项目；在任教于加州大学的20年间，他于1998至2000年暂时离开洛杉矶，到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担任中世纪研究所的所长和教授。2012年格里教授从加州大学退休，随后加盟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简称IAS）的历史学院，担任教授。他的职业生涯以普林斯顿始，看起来也将以普林斯顿终。

格里进入欧洲中世纪研究这个门槛相当高的领域时，这个学科在美国还不是很发达，或者说，欧洲的中世纪研究者对他们的美国同行还不是很看重。格里最早对中世纪感兴趣是在本科时。斯普林希尔学院虽然是规模很小的文理学院，但对格里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入学时正赶上学院推行试验性多学科“西方文明名著”项目，该项目把历史、文学、神学、哲学和艺术等多个学科串在一起，按时代先后分为古典、中世纪、近代和当代四个阶段，每阶段一个学期，由不同学科的多个教授进行密集教学，学生被分配的阅读量大得几乎无法完成，每周达2至3千页。这个项目在斯普林希尔学院并没有持续几年，但格里恰好赶上了，并且完全迷上了，特别是中世纪这一段。选课不到三个月，他就放弃了入学时选定的生物学专业，全身心投入这个项目。

甚至从本科低年级开始，格里已决定在中世纪领域走得更远。更幸运的是，主持这个项目的教授是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获得博士学位的，在他帮助下，格里休学一年前往欧洲，进入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系（1968—1969）。在鲁汶的一年，格里接受了传承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训练，也深入接触了存在主义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ism）。他不顾父母反对，执意长留欧洲，偏偏这时越南战争爆发了。按规定若继续在比利时逗留，他就会失去斯普林希尔学院的学籍。于是他返回美国，一年后从斯普林希尔学院哲学系毕业，随即进入耶鲁大学，师从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教授，学习中世纪史。在耶鲁读书期间，他也被征召入伍，一方面学习中世纪史，一方面接受军事训练并研究军事科学。四年后获得中世纪史的博士学位时，他的军衔是陆军防空炮兵中尉。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世纪偷盗圣物的现象，这就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修订出版的《中世纪中期的圣物盗窃》（Furta Sacra：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1978）。

格里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期间出版了他的第三本书《在法兰西与德意志之前——墨洛温王朝世界的创立与转化》（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1988），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都广受好评，帮助确立了他在欧洲中世纪史学界第一流学者的地位。他后来的一系列论著都对欧洲和美国的中世纪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好几种都成为各领域的经典参考文献，如《与死者共生的中古时代》（Living with the Dead in the Middle Ages，1994），《回忆的幽灵——第一千年末期的记忆与遗忘》（Phantoms of Remembrance：Memory and Oblivio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1994），《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源头》（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2002），《最早的女性——从女战士阿玛宗到圣母玛利亚的起源神话》（Women at the Beginning：Origin Myths from the Amazons to the Virgin Mary，2006），以及《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13），等等。

一般认为，在美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者中，格里的独特之处是与欧洲大陆的学术传统特别亲密。他刚开始学习中世纪史时，就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后来他多次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历史研究院访问研究，与该学派的代表学者沃尔夫兰（Herwig Wolfram）、布鲁纳（Karl Brunner）以及坡尔（Walter Pohl）交往密切，深深浸润在德语学术传统之中。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一传统，他还翻译了这个学派的创立人海因里希·费希特诺（Heinrich Fichtenau）的名著《生活在10世纪——心态与社会秩序》（Living in the Tenth Century：Mentalities and Social Orders）。在格里的研究中，长时段、社会结构变迁、语言转向、文化心态、概念史、文本批判、记忆与书写等等，都深深打上了法语和德语这两种相互间差异很大的学术传统的烙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又处在这两个传统之外，深层背景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刺激和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喜欢做一个穿行在边境线上的人。”他的学术风格迥异于欧美同行，大概与他的这一成长历程有很大关系。

格里对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敏感也使他在同样年资的学者中独树一帜。在加州大学期间，他主动把电脑网络技术引入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研究，主持了多个中世纪文献和图像数据库建设项目，特别重视文献之外的图像资料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作用。2012年来到高等研究院以后，他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国际团队，使用DNA技术，研究中世纪史中最复杂、最模糊、争议最多的蛮族迁徙问题。他们用从中欧和意大利的古代墓葬获取的核基因建立数据模型，与依靠考古和文献资料所建立的史学模型进行比较，来回答有关6世纪前后蛮族迁徙进入意大利的基本问题。

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用基因技术讨论历史已蔚成风尚，但在格里看来，对基因数据的历史解释大多都是事后诸葛亮类型的，复杂的基因研究被缺乏深度历史思考的研究者所糟蹋，他们总是求助于肤浅或过时的历史论述。更糟糕的是，当前应用基因技术来研究历史人群的，基本上都是专注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二者因不重组而能分别提供母系和父系的信息，然而，非重组DNA所提供的只是个体基因遗产非常小的一部分。把本来复杂的证据减少到简单的单倍群（haplogroup），人群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就会丧失。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极少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一开始就参与研究计划的设计，参与样本的选择，并且把文献和考古证据与分子生物学家的结论进行比对。格里团队在项目设计之初，就确认哪些问题可以用基因数据来回答，以及哪些是基因数据所全然回答不了的。他们认为，基因数据可以揭示的信息，包括血缘祖先、健康疾病、人群的生物学构造、个人和人群相互间的基因距离、迁徙以及通婚情况。不过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哪些是项目不予回答的问题，比如基因数据不能指认族群、语言、政治、社会或宗教身份。族群标签是一种文化制造物，而非生物学事实。格里说，没有一种基因序列数据能告诉我们某个人是否哥特人或匈人，也不能指认某人是否语言学意义上的印欧人或汉人。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古典学和中世纪学界的“历史批判理论”和“语言转向”中，格里是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他的学术写作中处处可见强烈的批判性和时代关怀，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是《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源头》一书。冷战结束后欧洲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实践重新返潮，作为历史学家，格里做出了历史学的回应。他写道：“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在另一个地方，格里还写道：“自二十多年前苏维埃帝国崩塌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发现，重提英雄历史、民族起源、早期国土获取和统一文化的古老神话，有一种激发大众的威力。东欧固然如此，而在‘老欧洲’的部分地区同样如此。比如在比利时，佛兰德人族群认同已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本就不强的国家认同。又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认同使这个地区除了法律层面外已在各个方面从西班牙分离出来。”正如旧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拉兹（Wolfgang Laz）等人创建的古典末期至中世纪早期的“民族大迁徙”历史论述，如今意图消弭欧洲内部裂隙的学者和政治家正尝试创建一种足以把欧洲团结在一起的“统一欧洲”的历史论述。在格里看来，这种新论述内在的非历史性与拉兹的民族大迁徙神话比起来，丝毫没有更可取。

传统历史学有两个与生俱来的思维倾向，可概括为“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总是把当下的人群构造追溯到遥远的过去，给出一个线性的、单一的起源解释；总是把某一历史人群的出现解释为跨时空长途迁徙的结果，而忽视或无视任何人群都处在持续的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中，其边界是流动的和不清晰的。迁徙神话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石之一，格里的多种论著都致力于解构这类神话。至少从动机方面来推测，格里现在领导的用基因技术研究6世纪伦巴第人迁徙的项目，是要完成他在《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源头》一书中因“文献不足徵”想做却难以做到的事情，即从根本上终结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神话。

我在认识格里教授之前，已经读过《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源头》，这本书对我反思民族史和民族主义问题帮助很大。2014年秋至2015年夏，我在高等研究院（IAS）做年度研究员（member），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特别是每天的午餐时间。在每周四的例行专题报告会上，他对报告人的提问和评论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总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他的评论常常让人觉得原报告可以更上层楼。我们在午餐时交谈最多，他对中国史学现状非常关心，对中国中古史也提出很多问题，对我关心的话题总是给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常常在交谈后回到办公室用email发给我相关的研究资料。在高等研究院，我参加过一次他主持的应用基因技术研究历史的工作坊，会上有学者批评某报告人沉湎于用DNA信息回答陈旧的历史学问题。那个报告人反驳道：“从前的历史学问题难道不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回答的问题吗？”格里立即说：“所有的历史学问题都不是清白无辜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分子生物学传承谱系。”我自己常常也面对这类提问，格里的话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访人，格里于2016年4月到北大访问两周，期间做了两次公开演讲，参加一次圆桌会议，还与历史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座谈两次。格里的两次公开演讲，分别题为《欧洲认同在中世纪早期的构建：欧洲与北非面临的当代挑战》和《从基因看蛮族迁徙》，代表了他近年来主要关注的问题。圆桌会议的主题则是围绕历史学应用基因技术所面临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参加者包括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在相关领域非常活跃的学者，格里说他希望通过这种交流了解中国同行们关心哪些问题、使用什么方法，以此探索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在与研究生座谈时，格里不仅就学术发展、理论方法和论文写作等倾囊以授，还主动谈到了历史学家对时代和社会的责任，经他同意，我们把他有关这个话题的录音整理稿当作本书的代序。

关于历史学家对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以及历史学家在历史神话的构建与解构中所起的作用，格里2010年在以色列接受访谈时，对“很多历史学家自身也成为历史神话的构建过程”这个问题，有如下一段精彩回应：

我们都是过程的一部分，没有局外人，除非是火星历史学家来写地球。当然历史学家也分左中右，他们都会把自己对现实的参与带入到写作中。我们都概莫能外。要是有人声称他或她的历史写作与自己的现实处境无关，那一定是自欺欺人。然而对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存在着理应遵循的游戏规则。当然我们并不总是遵循规则，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里持续进行着相互间有时相当严厉的争论和批评，维持了一种张力，这样才能防止某一两个人独霸对过去的构建。我想，历史写作保持多种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以色列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们书写以色列过去的荣耀，正如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书写德意志的荣耀。我也相信，在以色列还有另一些历史学家，他们正积极地解构这些神话。正是这种混合的过程构成大众论述的一部分。如果关于历史的大众论述热衷于讲述连续性、悠久性和伟大传统，而对此不以为然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却只在阳春白雪的专业杂志上为了彼此而读写，那还是不行的。我们职业历史学家应当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的各个层面去，我们必须尽力回应所有问题，既为彼此写，也为大众写。

历史学家的学术成果与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者总是倾向于接受并滋育历史神话。对这个问题，格里说：

这个问题、这种担忧我是理解的。当然，人们相当喜欢那种连续性的故事，这种故事比较有吸引力。不过，当职业历史学家抱怨自己讲的没人听时，多数情况下其实应该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是更好的写作者，假如我们是更好的沟通者，我想他们会听的。我真地相信这一点。这样的历史学家，我想到的有彼得·布朗（Peter Brown），他写的是古典晚期，不是一个大家那么感兴趣的题目。可是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对那些关心6世纪历史的人，更让一般读者看到了该如何理解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写作非常棒。19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他们至少都是优秀的写作者，他们写得那么好。当我抱怨那些瞎胡扯的书都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而我的书却卖不出去时，我想我得看看自己是怎么写的，我自己得负一部分责任。如果我们能改进自己的写作与教学，那么情况会好得多。

对于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是否应该更多关注历史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比如，是不是应该多谈谈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格里说：

对所谓历史教训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关于历史教训，马克·布洛赫写过一篇相当棒又很悲伤的文章。（二战中）法国溃败时他和一群逃难者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军官，在反反复复地说着有关德国的历史教训。布洛赫写道，这个军官根本不懂历史，历史从不重复，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什么历史教训。布洛赫所写的法国战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一点也没有涉及那种历史教训的幻影，诸如“德国从来如此，他们就是这么行事，自古以来如此”。当人们都在大谈特谈“历史教训”时，布洛赫一个字也不提。如此简化的断言与声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启示。在9·11之后说什么“看啊这就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伊斯兰”，真是肤浅荒谬。从1960年代我还是本科生时就不停听到“相关性”这个说法，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相关性的要求，相当程度上是无的放矢。我们必须教给学生的，是批判性阅读、批判性思考、批判性讨论、批判性写作，这才是真正的相关性，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里的公民的核心品质，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社会里有那么一些人不希望我们教这些。在课堂上教授历史时，我念兹在兹的优先目标就是这个。我们并不是把大家都培养成高中教师或职业历史学家，我们是以历史学为手段来培养批判性思维。然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历史学涉及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有人说历史一再重复，有人说过去与现实间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清晰联系。过去对当前的确是有意义的。我们真正拥有的是过去，现实只是未来与过去的交汇点，其实是无所在之地。那么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反思过去，不管是什么样的过去。我们得教育学生如何与过去相处，过去决定了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但并不能决定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格里能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当然与他的天赋有关，但我们也许很难想象他克服了多少难以克服的困难。他在北京期间，我请他到我家做客，席间从书架上取下他的若干著作请他签名。他签名之前先拿出手机，在手机上拼写他要题赠的话。他解释说，他一直患有拼读困难症（dyslexic），写任何词句都会犯错误。拼读困难症患者竟然以人文学术为生，自幼及今不知要面对多少艰难险阻。他说他的第一本书《中世纪中期的圣物盗窃》第一版每一页都有错误，“几乎毁了我的职业”，后来再版时请人逐页校改，才算有一个好的本子。正是因此，他非常感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动检查拼写的软件，如Spellcheck等。他先在手机上写，就是要利用手机的拼写检查功能，在手机上改好后再誊写到书上。

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哪些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格里回答道：“教学生并看到他们取得进步的时刻，在日耳曼语与法语两个学术世界之间充当中介者的时刻，以及另一些时刻，反思和体认我们文明的深远过去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分享给大家，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对现实和未来都大有干系。”

据我所知，国内已有几家出版社正在翻译格里的多部专著，如《与死者共生的中古时代》《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源头》和《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等。他即将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西方史学家。但我相信，他的许多单篇论文同样值得引介给国内读者。2016年格里教授访问北大期间，我们提议选译他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他表示支持，并协助我们确定了篇目。非常幸运的是，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参与翻译，而且都及时、高质量地完成了工作。这些翻译者是：

陈浩，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程方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胡鸿，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江然婷，自由撰稿人和独立译者；

刘吉杰，独立译者；

刘寅，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罗艳宁，自由作家和独立译者；

宁雅，匈牙利罗兰大学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史系博士候选人；

吴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

殷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于子轩，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本科生；

张画沙，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赵刚，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必须感谢的还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李隆国教授和博士候选人李宇恒，他们参与了译稿的校对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李学宜女士作为本书编辑，做了大量细致繁难的工作。我本人是欧洲史的门外汉，本不宜充任这次选译工作的主持，出于学习的热情和对格里教授的尊敬，只好勉力而为。我对全部译稿进行了通校，尽量做了一点点文字上的调整。原稿中的人名、地名等各类专名，不同译者偶有不同译法，我尽量做了统一和标准化的工作。有些问题则是格里原文中的，有时他在不同文章里采用了不同的译写形式，这类差异我们一般也不求统一。由于原文常常涉及古代和中世纪的多种语言，翻译和校对的难度非常大，译稿错误必定甚多，敬请读者垂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