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治国就是治吏

依法治国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依法治吏。这不仅仅因为官吏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还因为官吏的素质决定了法律、政策能否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中国每个朝代都把治吏看作极其重要的事情。鉴于秦国的历史地位和治吏成就，我们还是将其作为重点进行论述。

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律层面外，秦国在治吏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

第一，实行“一切皆为国有”的政治路线，在根本上杜绝了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现象，防止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奉行的是国家主义的政治路线，一切皆为国有。经济方面的国有政策对廉政制度影响更大。秦法规定，每个成年平民，可以授田一百亩。平时，老百姓在国家所授的田地里耕种，战时就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到战场上只要能“得甲首一”，就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也就是说，那些立了战功的士卒，回来以后就可以加倍授田。这里所谓的“军功田”，是士兵用劳动（甚至是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肯定和奖赏。这样的“军功田”，是不能买卖的和世袭的，一旦该士兵死去，国家就会立即将土地没收并充公，也就是所谓的“身死田收”。这对那些以权谋取田产的官吏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第二，“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政治生态，使得各级官吏自觉地成为国家法律忠诚的执行者。在秦国，官吏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更不是作威作福的特权者，他们仅仅是国家雇用的工作人员，职能就是维持和监督法律的贯彻。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地道的国家公务员，要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他们不是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国家的工资。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还比不上军人和农民。官吏领了俸禄，就必须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自觉成为国家法律忠诚的执行者，不能掺杂任何的私人情感和个人利益。正如《商君书》中所说：“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即言论不合法度，就不听从；行为不合法度，就不推崇；事情不合法度，就不办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彻头彻尾地成为国家豢养的寄生虫。所以，秦国百姓更加畏惧法律，不敢触犯法律，至于害怕得罪官吏则不是那么突出。

第三，秦国非常重视官吏的培养和教育。除了前面谈及的保举制度选拔人才以外，秦国还注重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培养官吏。保举制度是一种非常规的人才选拔方式，针对的多是国外的客卿。而考试制度则是一种常规的人才选拔制度，针对的是秦国的本土人。男子十七岁成年除参军外，要入学室学习，可通过选考出任官吏。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员的官设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各郡。在官吏的选任上，秦国注重世业，历来鼓励子承父业，所以官吏的后备对象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中选拔。事实上，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是种地就是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学习，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农民的儿子永远都是农民，而文法官吏的子弟才有走上仕途的机会和希望。在睡虎地秦墓中，就挖掘出来了当时秦国对官吏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为吏之道》和《语书》。这些出土的古籍，记载了当时秦国区别良吏和恶吏的标准及作为良吏的道德操守。那么，什么样的官员是良吏？什么样的官员又是恶吏？《语书》中说，良吏的标准是：（1）明法律令；（2）勤恳能干；（3）廉洁忠厚老实；（4）能辅佐上级，认真执行上级命令；（5）办事公正，不独断专行；（6）能正己自律，不好与人争功。恶吏的标准是：（1）不懂法律令；（2）不明事理；（3）不廉洁，贪污腐败；（4）苟且懒惰，遇事推托；（5）搬弄是非，不知羞耻，侮辱别人；（6）没有公正之心，违规办理公务；（7）争强好胜，好大喜功。^[2]可见，秦国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还十分重视官员的职后教育，以加强官员的职业自律。

第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秦国特别注重加强对法官、法吏的管理与教育。法律的落实情况如何，执法者十分关键。秦国为此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设置执法官吏。在中央，天子殿里设置一名法官，御史衙门设置一名法官和法吏，丞相衙门设置一名法官；在地方，诸侯和郡县各设置一名法官和法吏。二是规定法官、法吏职能。法官的主要任务为学习法令，解答官吏和人民有关法令方面的问题，核对法令，颁布法律。三是加强法官、法吏队伍建设。法官、法吏的人选，必须“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且要“奏天子”，由天子亲自任命。如有迁移或死亡，则另派通晓法令的人接任。四是规范法官、法吏法律服务。当吏民向主法官吏询问法令时，要有明确记录，问答结束后记录要封闭保存；当吏民询问法令时，如果当时办公的法官、法吏没有回答，致使其犯罪，那么法官、法吏就要承担询问者所问的法律的罪责。^[3]由此可以看出，秦国对法官、法吏十分重视，管理十分精细，有的做法也很先进。

综上所述，秦国以“性恶论”为指引，通过一些法律制度和办法，使优秀人才进入管理岗位，使官员懂法，按律执法，确保了以法治国和廉洁政治理想的实现。但秦短时间内亡国的事实说明，单单靠严刑酷法最终会走向暴政，并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1] 参见曹文泽、祝和军：《秦国的吏治与廉政》，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1期。

[2] 张政烺、日知编：《云梦竹简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2页。

[3] 参见黄留珠：《略谈秦的法官法吏制》，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