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性善论与性恶论
从中国古代廉政反腐的种种措施来看，不外乎“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又与不同的人性观相关联。“以德治国”是奉行“人性善”的儒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则是奉行“人性恶”的法家思想的主张。前者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后者则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所谓“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就是这两种路线的结合。
在中国历史上，“性善论”的主张是由孟子提出的。孟子的性善理论是建筑在其宏大的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其逻辑是从心到性，再从性到天，也就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极具纵深感。
在古代，心既是生理器官，也是心理器官。在此器官上，存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心是人的动物性和人性的混合体，人性之所以产生，在于心中有了这“四端”。有了这“四端”，心就成了人心，人就超越了动物属性。由此可见，孟子是把这“四端”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心这“四端”发挥到极致，就能看出人性来了。那么这时候的人性到底该如何定义？“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人之“四端”在人出生时就具备了，从性质上说，这“四端”是“良知”和“良能”。然而，孟子似乎并不太满意“良”这个词，而是把它上升为“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善”是中国伦理学的最高范畴，老子曾说“上善若水”，孔子则说“尽善尽美”。在孟子心里，人的本性就是最高的“善”。
那么这个最高的“善”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有何价值？孟子的答案是“知性”可以“知天”。“天”这个范畴在古代是非常崇高的，是最高主宰、宇宙、终极规律的复合体。孟子认为，知道人性的“至善”特征，就知道了宇宙大化的规律，也就是真善一体、天人合一。
既然人在本性上是善的，那么为什么现实社会中会有“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之别呢？孟子认为，这主要源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生之时都拥有同样的善心，现实中的各种劣习是环境陷溺人心的结果。正是因为仁义礼智之心是天赋的，是在后天环境中迷失的，因此求善之道就在于求放心，把迷失的本心找回来。他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人的“善”容易受到不良风气污染，需要通过“养性”来保持，而养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持人心之善，不单单具有个体意义、社会意义，还是探求宇宙根本规律的要求。可见，孟子把“人性善”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性恶论”的主张源于荀子，并为后来的法家所继承和发挥。荀子“性恶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性恶善伪”和“化性起伪”。与孟子不同，荀子的逻辑起点不是心，而是身体。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荀子·荣辱》），是人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的心理会呈现一定的欲求，也就是“心好利”“好利而欲得”（《荀子·性恶》）。这种个体欲求，不加节制地扩展到社会上，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表现为“性恶”。“从（纵）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把人之恶与社会联系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欲”本来无所谓好坏，但是危害到社会就成了“恶”。
然而，社会要和谐存在，就不能让个人纵性施恶。荀子认为，“伪”就是用来化人性之恶的。关于“伪”，荀子作了专门的解释：“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也就是说，经过人的理性思考形成的、可以学习实践的制度，就是“伪”。在荀子看来，先王制作“礼义”，就是为了防止人性之恶作乱。《荀子·礼论》开篇便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勇。先王恶其乱也，故置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义之所以起也。”荀子在这里开宗明义表示，人生来就有欲望，有欲望而无法满足就要争夺各种资源，有了纷争社会就会动乱，而先王看到这种动乱迹象，特意设置了“礼义”，来节制人的欲望，这就是现实中各种礼义的来源。
因此，和孟子君子观不同，在荀子看来，所谓君子就是通过克制自己本性中的欲望，接受后天礼义的教化，通过不断道德实践涵养而成。“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
可见，孟子和荀子都主张通过社会教化使人向善，但在社会教化的方式上却存在争论。孟子主张通过温良的教化维持人的善端，使人永远保持道德的自觉。可见，孟子的处理方式具有强烈的人文厚重感和强大的感化力量。荀子则主张通过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防止人私欲膨胀，沦为野蛮人。两相比较，荀子的处理方式更具有有效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