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

在本书的整体思路上，笔者有几点设想。首先，李白以“笑”的方式表达对盛唐上层社会的种种批判，应当属于“盛唐气象”中最具价值的活力。开天以来盛唐时代思想的包容与宽宏，正是宋代及以后无法企及的原因。杜甫叙事、记事的诗史，正是根植于这种宽松开明的政治大环境中。杜甫对安史之乱前后下层百姓遭受的不幸深感忧虑而勇于代言，这与李白对“士不遇”的永恒批判互补共济。而王维久居京官，又与官场保持一定距离，专注于山林与田园，正是宽和的大背景下所能产生的与入世背离的人生态度。他和李白对壮丽山河的描写，使盛唐气象更加缤纷，都是盛唐诗歌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歌颂与李白、杜甫为国家百姓的呼喊，多重音调合构盛唐气象的博大深沉、多姿多彩。其诗歌中的批判、谴责与歌颂，前所未有，后人难以企及，“盛唐气象”不再复现。

其次，盛唐也是一个浪漫的艺术时代，这一时代处于玄宗先崇儒而后重道的宽和能容的思想背景下。所以纵横家李白乐意加入道家，以各种手段寻求出路。而在最能体现浪漫精神的歌行体中，他把游仙、山水、送别、留别、咏怀、议政多种题材嫁接在一起，如天风海雨，鱼龙百变，则与时代的文艺思潮有关，亦与道家、道教的独特想象和纵横家多变的思想有关。大量乐府诗的比兴寄托，变化多样的结构，神采焕发的比喻，飞扬跋扈的夸张，均可作如是观。杜甫五古大篇的叙事与歌行体的记事，海涵地负、悲慨淋漓，与志在以复古为革新的李白不同，处处别开生面。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上升到“诗史”——直面国计民生之大事，同样贯穿深刻而全面的批判精神，为叙事诗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品类，有历史长卷、通讯报道、微型的绝句，诗兼众体。

再次，文学艺术的交叉融合，则由王维来完成。以往论者多从其诗中寻找画意，研究深入了一步。唐宋人画史著录的王维山水画中的平远，以及画中浮云落照、飞鸟的抒情性，又为研究王维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从诗与画的审美共性特征观察其诗，则更深入一步。他的山水画对诗歌存在正负两面的影响，负面影响即王维诗中种种模式化形态。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以诗体的发展变化为中心，以三大家各自特色为切入点，避免笼括或肤泛的议论。采用不同学科的交叉，把绘画、书法与诗歌研究结合起来。以宏观的整体把握为基础，探讨三大家共同出现的原因。用比较的方法，舍弃异中求异之简易，而用异中求同之宏通理念，符合学理且更有价值。采用数据统计法，从而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开发新的渠道，如李白眷念长安问题与句式多变以及王维诗的模式，杜甫组诗之惊人。重视逆向思维的观察。李白、王维诗存在着模式化，其余孟浩然、杜甫、高适、岑参等莫不如此。

对于学界尚未涉足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则多加用力，深入讨论如下：

1．显示盛唐气象伟绩的主要是歌行与绝句。李白歌行多题材的嫁接，忽而游仙，忽而山水，咏怀或议政置于最主要的点睛部位，送别、留别贯穿其间。这是对初唐以来此体的最大改变与革新，当是受到李颀把送别与人物诗结合的启迪。但更加显得无首无尾，变化错综，比高、岑、王的歌行情致更能宏放委曲，而《蜀道难》《远别离》等诗归趣难求的原因，亦在这里。

2．李白诗看似天马行空，或者冲口而出，随其天才挥洒，似不经意，实际在结构经营上不亚于杜甫。他的歌行与五古大篇线索极为分明，特别是乐府与五七古短制结构变化至为多样。有二分与三分，有对比也有递进。特别长于对比结构，另外则为双线并行，每两句并提，在不停变化运动中进行。还有为数不少的通体比兴结构，内在意脉可分出多种层次。其次组诗的结构也具匠心，还有单句与句群在结构上也有特殊作用。

3．李白的大济苍生、功成身退的思想，是进步的一面，然其中不无企求富贵的世俗观念。集中体现在对两年翰林经历后“心系长安”的情结挥之不去，而后炫耀富贵成为一大主题，这些诗多达八九十首，不能不予以关注。

4．王维“诗中有画”，得到普遍肯定，然画对诗的影响也有反面作用，且形成诸多模式。如山水画中以单线勾勒使远景与中景区别不大，影响其诗中“二维空间叠合”模式出现19次之多。单纯的水墨山水，于诗则成为单纯的以“青”对“白”的颜色模式；山水画的“深远”影响山水、田园诗歌频用“外”字的指示或暗示遥远空间的模式，以及反复使用“掩扉”“闭关”的封闭空间模式，还有动静、视听偶对与动词拟人化的模式。单看每一处，大都精彩，合在一起则显得不能超越自己，程式化的模式很显著。

5．杜甫的七律名震诗史，自华州任上开始出现白话律诗，是为革新的开始。入川以后，集中精力作了不少。这即是生活安定以后对日常细事的描写，也是对陶之田园诗的继承。而杜甫则对诗之各体予以创革的新变，一直延续到夔州时期。胡适为了张扬白话文学，曾略有提及，并且带有微词，以为是休闲之作，未意识到这是对盛唐华贵雍容七律风气的反拨与新变。

6．杜甫的歌行与李白此体构成“双峰并峙”，然杜甫即事名篇，不用旧题，且以叙事、记事为主，与李白形成“二水分流”。杜歌行因叙事故多铺叙，且以议论见长，结构变化多方，不拘一格，题材涉及面极广，海涵地负，感慨淋漓。其中亦有非组诗的组诗，如《悲青坂》与《悲陈陶》、《哀王孙》与《哀江头》等；名副其实者则有《同谷七歌》，前后《出塞》等；题目相近实为组诗，如《蚕谷行》《白凫行》《朱凤行》等；连章体变格创调则有《曲江三章章五句》，均具有别开生面的性质。

7．杜甫组诗，论者曾对某一诗体如五律有所注意。学界往往混淆组诗与连章诗的界域。连章诗应是一首，各章不能分开独立，此从《诗经》一首分章而来。组诗则从屈原《九歌》发展而来。二者泾渭分明。杜甫有些诗，虽未标明组诗而实为组诗，且遍布各体，以上歌行体仅是一端。已标明组诗与未标明的组诗共660首，占其诗总数44％，几近一半。其意义，一是在“诗史”中拥有极重要的位置，二是提供了多种创新的体制，三是开拓了同一题材的内容与容量。

8．杜甫绝句常遭人讥议，被视为变调。其实是力图改变盛唐风华摇曳、一唱三叹的正格。一是用律诗偶对作绝句，如同用白话来作律诗，都体现创变意图。二是四句四景的“四面屏风体”，以铺写加大容量。三是以议论为绝句，还开辟了以绝句论诗的绿洲；四是以叙事、记事为绝句，扩大绝句用途，不专主抒情；五是以幽默的拟人手法写景，对杨万里的“活法”影响甚大。六是大量创作绝句组诗，用若干首诗歌表达较大题材，可分可合。全面革新得失并见。用五、七律作五、七绝，犹以牛刀宰鸡，出力不见得讨好。

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予以详论：

1．三大家本为诗史上的热点，尤其是盛唐诗研究重点。拙著专从已有研究未涉及或薄弱与值得商讨处入手。如李杜对上层社会的批判，杜甫安史之乱前后对天宝败政的揭露与丧乱苦难的反映，不少诗作本属于开元盛世，不应当置之“盛唐气象”之外，且诗之“盛唐”与政治经济之“盛唐”应有分别，应取前而舍后。如果依从后者，不仅须剥离杜甫，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也都成了两半截人。

2．李白歌行多题材嫁接的大篇与古诗和乐府之结构，心系长安渴望富贵；王维山水画对其诗的模式化的促成，山水画与山水诗审美的共同规律；杜甫白话律诗的发展变化历程，歌行体铺叙风采与议论的结合，结构的变化；杜甫组诗的阶段分布与创新意义，均为学界未加讨论或略而不详之处。

3．李白与杜甫的区别，学界多从异处着眼，此属异中求异。而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会更具学理性。李杜的思想异质同构，犹如年之春夏与秋冬，合在一起构成同一时代完整的年轮。李杜分别代表南北两种文化，即南方的想象与浪漫，北方的质实与厚重；而李杜本身的互补共济，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完美而显明的体现，其表现形式与风格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4．诗仙李白属于道教，又吸取道家庄子与屈原的批判精神，又是纵横家出身，常用出其不意的手段谋求进取；诗圣杜甫虽然恪守儒家思想与精神，但对唐玄宗直接的谴责与批判，却突破了儒家的君臣观念；诗佛王维中后期剥离政治，以佛家摒弃欲望为归，然“无可无不可”的处世观却又使他不愿离开官场。三大家的复杂现象，说明开元盛世为诗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宏阔环境。唐玄宗先尊儒而后崇道，又爱好文学艺术，自由开放的政治思潮得以形成，促使三大家各自发展，道、儒、佛共存，颂美与批判兼具，这才有象征天、地、人的三大家同时出现。

笔者在阅读写作中还陆续有所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如李白诗的夸张为人所熟知，然并非止于修辞。自《诗经》以后，诗中运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起兴，反复见于篇章的，不是高、岑、王、孟，也不是杜甫，而是李白。这与他对四言体的重视，以及复古的诗学主张密切相关。其诗的起兴形态多种多样，往往是宏大而奔腾的物象，或者是从汉魏乐府与古诗中变化而出的格言，或者是自铸伟词。他又是最嗜好比喻的诗人，他的比喻五花八门，绮思异想纷出，而且常与夸张融为一体，明快、酣畅，富有动态的艺术个性。如“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比喻性的夸张，而与之类似的“雪花大如手”的喻体却缩小许多，变幻不定，灼人眼眸。反复、顶真、呼告也是太白钟爱的手法，其诗奔放、激越、流畅则与此关系尤密。还有对比与对偶，前者常显示他锋芒毕露的个性，如“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总有倾注不尽的激愤。动态诗人不乐于对偶的静态，所以他的对偶鼓荡着英气。总之，这是个五光十色的领域，由此可以更加走近李白，进入他感情跳动的内心世界，而非仅仅属于修辞，或者辨别辞格，及使用多少的问题。

其次，平静温和的王维，在诗体追求上的努力长期以来未引人注意。他不仅诸体兼备，除了五古以外，其余均臻引人注目的境界。而且在诗体实验与创新上付出了很大努力，多少有些接近李白。四言诗有《酬诸公见过》，五言六行诗有《扶南曲歌词五首》《送别》《陇西行》，后者似对陈子昂的继承，而又与高适为呼应。七古则三、五言交错，且形态各异，《送李睢阳》三、七言各近一半，且均为单数句。《赠裴迪》由一句三言领起五句五言，《青雀歌》由一句五言领起三句七言，《雪中忆李楫》五、七言各两句，《答张五弟》两句五言领起四句七言，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全是三、五、七言三种句型交错，虽无李之复杂多变，也可以说与李白一道同风。还有11首楚辞体诗，“兮”字或用于句腰，或用于句末，句式也有相应长短变化，组诗中亦有运用，可谓别开生面。题材有应制、登高、山水、送别、祭祀山神、哀词。其中还有四句短篇。以上诗虽乏精品，但诗体创新的意图却十分明显。他的绝句享有大名，且五、七绝兼长。六言绝句《田园乐七首》，可谓首出新体。尤其是五绝，最短也最难，王维却留下51首之多，为盛唐之冠。其中组诗四篇31首，亦非常突出。题材有宫怨、寄赠、送别、咏物、哀悼、题画，主要部分还是山水描写。所谓禅意的诗主要见于《辋川集》，没有禅语，却有禅意，这是他的本领，很值得深长思之。从诗体革新看，是在内容上的一种变革。

再次，前盛唐的王昌龄先以七绝一鸣惊人，李白、王维与之鼎足而立，三家绝句旗鼓相当。王昌龄七绝的宫怨之多层次暗示，边塞的雄浑苍凉，送别之清刚明爽，李白则飘逸而善于言情，王维主要用来刻画景物，悄然散发心灵的微动。三家之长短与个性特色，代表盛唐七绝的最高风范，很值得作一番多维度的比较。李白与王昌龄七绝比较论者不少，而与王维七绝比较却未见言之。于此，从中抽绎出盛唐七绝的艺术规律，也是一件有意味的工作。

最后，三大家诗的关键词，前人有片段性的感悟，今人却没有详细的专论。就此，笔者着力深入讨论，或许能够以小见大；虽然言之有些琐碎，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就不回避了。

李白之作据翻刻的北宋蜀刻本《李太白集》，见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7年版。杜诗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王维诗据清编《全唐诗》。

谨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