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索分明的长篇歌行结构
李白是天才与浪漫混合型诗人，他的诗似乎称心而出，肆口而发，绝不像杜甫那样惨淡经营，倒好像是跟着感情任意奔驰，凭着兴头，不假思索，甚至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拘束。而且热烈明朗，就像丽日当空或明月中天，没有任何遮蔽与曲折吞吐。所以，对李白诗的结构，向来很少为人留意。其实奔放、激越、飘逸、兴奋、豪迈、雄壮的感情，也同样要组织结构，单纯明朗、对比强烈，或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的多重结构，都是发抒奔放情感最为畅达的奔泻渠道。如此种种选择与经营，同样也值得我们留意与观照。
在九百多首李白诗中，有不少长篇，而且其中有不少名作。长篇大制，由于内容含量大，头绪多，容易紊乱，不见章法，故对结构的经营，就显得至为关键。李白情感明朗，从不遮掩自己。他在大篇结构组织上，也体现了个性化的选择。曲折而无阻碍，豪放而有起伏，对比显明强烈，铺叙以见厚重，前后注意呼应，关键句每每提缀于要紧之处，把全诗连成一片。特别在整体上显示翻腾起伏的动荡性结构，更适宜发泄情感的张力。正如他在《经离乱后……》所说的“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捶碎黄鹤楼》的“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或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所说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如此“逸兴”，属于动态性思维与情感，不仅要求“字字凌风飙”（《玩月金陵……》），而且句句飞动，篇篇驰骤，追求飞动腾跃的跳荡美。唯其如此，才能与奔放的感情相得益彰。
早年的《蜀道难》，全诗59句，不仅有三、四、五、七、八、九言句的变化；而且内容包涵送别、山水、神话、政治，头绪极多。神话的渲染，山水铺写的夸张、执着的政治忠告，强烈呼唤频频穿插，正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说：“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无论体制、风调，迥异于此前萧纲、刘孝威、阴铿与初唐张琮的同题之作。笔势奇崛，词旨隐跃，章法振荡。全诗以赋体铺张扬厉的描写为主，极力刻画通往锦城的蜀道的高峻险阻，只有“剑阁峥嵘”八句转入恃险割据可能造成叛逆之灾险，以山险叠加人为祸乱之险，险中生险，揭示由“难”见险的一篇之主旨。就结构看，自“剑阁峥嵘”句为界，可分前后两部分；就用意看，以警戒恃险作乱为主，蜀道险阻为宾；从写法上看，前大半部分为蜀道险主体，后小部分防乱只是充作结尾。外在的反宾为主，实质上是以宾衬主，宾主的外在描写与主题用意的颠覆性跌宕，使单纯由山到人的二分法布局，形成人事与自然一旦结合就会发生颠倒乾坤性的震荡。就是说从外看，山为主，人为宾；从内看则人为主，山为宾。而山险导致人险，宾中又生出主来。所以原本单纯的结构，显得“奇之又奇”。再加上中间穿插“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与末尾“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前后呼应，提缀点明，此诗又是用来赠别的，而且给自然与人事之险蒙上了一层奇谲的色彩。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在始末与中间陆续出现三次，一篇之中三见其意，可谓之“主题句”，起码是“关键句”。于是送别诗的提缀句与“蜀道难”的主题句前后关锁勾连，纵横交错，构成主次分明“二重奏”，为此诗的外结构。于是蜀道险、西游险、人事险三者又构成网状的纵横交错的结构。与同题五言之作仅言山险而不及其他相比，不仅别开生面，且独辟蹊径。加上李白铺排震荡的天才描写，荒老古怪的神话，惝恍莫测的夸张，凿险劈幽的想象，震耳惊目的比喻，飞扬奇谲的语言，雄伟飘荡的气势，扑朔迷离的主题，忽虚忽实，乍起乍伏，如山峰之绵延，云烟之杳渺。奇景险象森然密布，“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从而展露了雄奇、飘逸、奔放、激越的风格。它的主题的多义性、歧义性，产生于结构的复杂性；而结构的复杂性来自于送别、山水、政治、神话几种不同题材的“嫁接”，主题的提纯还不是那么明朗昭晰，显示出“综合”的创调新体，但较之《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还有一步之隔，虽然它的艺术性要比后来此类结构的诗高超得多。比李白年长11岁的李颀，作于天宝年间的“人物诗”，均出之送别体，当对《蜀道难》这类借送别写山水与政治的诗有所启发。
李白有许多饮酒诗，其中《襄阳歌》与《将进酒》属于此类的著名长篇，俨然都像一个醉汉的吆喝醉饮歌，都带有逸兴遄飞的特点。在句式上又都以两个或四个三字句插入中间与结尾，主题作意都很明白，然而“段落迷离莫辨”（方东树语）。《襄阳歌》共30句，前六句从题目直劈而来，以西晋山简镇守襄阳日日烂醉叙起，是即地而言，也是借山公起兴；以下12句，言酒杯在手，吆喝出“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自然是醉人醉语。连汉水都看成满江春酒，糟曲可以堆成台丘，不言而喻，是从醉眼中望出，醉心中发出的奇思妙想。此一层是本篇酒歌外在的中心。第三层“咸阳市中叹黄犬”等六句，揭示烂醉如此的缘由。因为功成而不身退者如李斯，却被腰斩；或者如西晋羊祜，镇守襄阳功名昭著，而今他的纪念碑文字剥落，再也无人见碑堕泪，功名不永，难免湮没，这正是用“君不见”疾声呼唤领起的原因。末尾六句说只有酒可以生死相伴，“清风朗月”“玉山自倒”，既是现实的，也是永恒的。否则尊贵如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幽欢，至今亦往事如烟，故迹难寻。烂漫的醉语欢歌中透出功名幻灭的忧伤，此诗为长安功名无成后的自我安慰，借酒的麻醉发出无奈何的自我欢笑。
作于五年之后的《将进酒》，感情比《襄阳歌》似更愤激，但也同时更添了些自信。全诗29句，前12句为一层，以两“君不见”当头连续唤起时不我待的浩叹，长短句交错，气势喷涌，情感和饮酒的话全从暴发中倾泻出来。表层意思是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实际上是出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会须一饮三百杯”与上诗“一日须倾三百杯”语极为相似，也说明两诗内容相仿佛。第二层由己及人，由自饮到劝人，由两个对酒友呼告性的称谓领起，进入劝酒歌。“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有对富贵的蔑视，更多的是心中的郁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前句正言直说，亦是安慰语，实际为一篇之根底，也是狂饮之因。后句正言若反，与长醉不醒都是愤懑的牢骚。第三层由“主人何为言少钱”至末，喝酒仍是表层，“同销万古愁”则为真意，与前“圣贤皆寂寞”呼应，见出心事之浩广，有才而不能用的郁懑。此诗在结构上充分发挥了善于经营组织的特点，落笔天外，喷涌而出，豪情震荡，奔放淋漓。首尾与中间的六个三字句，不仅把全诗在旋律上连成一片，且使感情的发展与变化驱迈迅急。三层布局犹三番腾跃，莽莽滔滔，长气浩然，奔腾向前，一泻千里。迅疾的换韵与多变的句型，使豪迈的感情与跳荡的结构配合密切，较《襄阳歌》的结构，更为紧凑，故能成为千古名作。
比《襄阳歌》略前的《梁园吟》与《梁甫吟》，也是李白首次出京后的名作。前者把与梁园及相关的阮籍、信陵君、梁孝王点缀串联引入饮酒诗中，是为怀古与咏怀及咏酒的结合。诗分四层，前六句言离京访古与作诗缘起。“却忆”以下八句为第二层，首句“却忆莲池阮公咏”，因其地在大梁西南，又因阮籍所处“渌水扬洪波”的时代，与自己“洪波浩荡迷旧国”的处境相似，故先从阮籍言起。此层后六句，以铺叙渲染高楼饮酒，以“人生达命”的乐观纾缓宽解入京而不见用的愁绪。此层末句“莫学夷齐事高洁”，仍见不甘心隐居而待时用世的心理。“昔人”以下八句，分言信陵君与梁孝王，“感吊苍茫，亦见怀抱”（洪亮吉语）。“今人耕种信陵坟”“梁王宫阙今安在”，不仅为古人释恨，亦为自己解愁。“沉吟”以下八句，由怀古回到自己，转入正意，先言“黄金买醉未能归”，功名未成故不能归，只好以酒解愁；末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姑且养时待望，以实现“大济苍生”的愿望，亦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另一说法。此诗以咏怀为经，以怀古为纬。言自己则铺叙写实，思古人则以虚写发为感慨，再以饮酒之词点缀贯穿前后，连成一片。“以自己为经，偶触此地之事，借作指点慨叹，以发泄我之怀抱，全不专为此地考古迹发议论起见。所谓以题为宾为纬，于是实者全虚，凭空御风，飞行绝迹，超超乎仙界矣，脱离一切凡夫心胸识见矣。”[1]突破了一般怀古诗格局，以首句“我浮黄河去京阙”的“我”为中心，把咏怀、怀古及饮酒三者统率起来，亦为结构上的创调。
《梁甫吟》结构与《梁园吟》稍近而有变化，以志士遇时与否为中心。发端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的疑问为总起，“阳春”喻可施展怀抱的政治上的春天。两句不仅切题目，且扣主题。以下19句为第二层。两“君不见”分别领起八句，先言吕尚年八十始遇周文王而“大贤虎变”，然而“当年颇似寻常人”；次言郦食其进见刘邦而长揖不拜，受命使齐，“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前因儒者衣冠而被拒，自称“高阳酒徒”，却遇到刘邦让两女洗脚的无礼蔑视，此两番叙及古之“大贤”“狂客”曾都落魄一时，亦即“古来圣贤皆寂寞”之意，“何况壮士当群雄”转折到自己，预先为下文开出一大局面作了提示。“我欲攀龙见明主”，领下18句，以《离骚》上叩帝阍的游仙之辞铺叙进入长安之冷遇。“以额叩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世人见我轻鸿毛”，较屈骚尤为激烈。此层末四句，“将诸葛旧词‘二桃三士’撺入夹点，局阵奇绝”（王夫之《唐诗选评》语），意脉上是对上面“手接飞猿博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的解释；剧孟不用而吴楚归于失败，是对上“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的解释，晏子、剧孟均为自喻。末尾六句为第四层，以张华、雷焕与两龙剑会合有时，言有志之壮士“大人”当感今之风云，就像吕望崛起于屠钓，故处逆境而当“安之”待时。既是以自慰收束，亦是与前叙吕望事首尾呼应。此诗吕望、郦生、扣关、齐相、剧孟、张公诸事，以前三者为详，后三者为略，分布全篇，“通体设喻，所以错落而雄深”（高步瀛语），情感慨叹呜咽，如天风海雨，驰骤凭陵，雄奇峻伟，英风豪气，光焰万丈。使乐府的比兴体式得到充分发挥。方东树所谓“意脉明白而段落莫辨”，即谓主题用意可明，而结构变化极大，不易按寻，也说得不无道理。
《鸣皋歌送岑征君》52句，结构与《蜀道难》相仿佛，仍然把送别、山水、政治、咏怀结合在一起。不过此诗作于离开翰林不久的四五年间，心情忧愤，又赶上冬天，诗中景物幽冷荒怪，奇怪多变，惊心触目；把骚体与赋体句式混合一起，用“兮”字凡19句，用于句末者五句，赋体式句腰用“以”者凡五句，用“之”五句，用“于”四句，用“而”九句，这样42句都是骚与赋的交错，却没有五七言诗一般规范的句式。仅有一句七言“吾诚不能学二子”，也明显属于散文句。加上前后分布四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全诗句式变化极为参差，即使在李白诗中也极为罕见，更增添一种奇伟色彩。诗的结构以送别为线索，亦近《蜀道难》，脉络尚可按寻。起首“若有人兮思鸣皋”，开门见山领起，以下所描绘的“洪河”“仙山”“霜崖”“危柯振石”，喻仕途之危险，此为岑征君远去之由。“送君之归兮”以下12句言别时之感伤。再以“望不见兮心氛氲”等10句，以景物惊目怵心的动态声响，衬托别后的郁懑烦闷。本来至此可以结束，却以“鸡聚族以争食”等15句极为强烈的对比，揭露朝廷黑暗，贤愚颠倒，一片倒挂。一口气用了六个比喻与两个假设，还有两次反问，连一向崇仰的鲁仲连也包括在否定之内，表示决心弃世的愤懑。结句“长与君兮相亲”，自己也要隐居，走与岑征君相同之路，同时再次点明送别题意，与前“送君之归”钩锁回应，连成一片。这第四部分亦与《蜀道难》末段，出于同一机杼，线索还是分明可寻，全诗只是在描写上更多些屈辞风调而已。第一、三两部分景物的荒冷幽奇，对末段也起到烘托陪衬作用，同时更使全诗体调一致。
与上诗作于同时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则把留别、山水、游仙、咏怀结合起来。前10句言对天姥山之向往，而“我欲因之梦吴越”，为“梦游”之起。“湖月照我影”以下24句，为“梦游”过程。因其是“梦”，故把山水与游仙的描写结合在一起，景物明媚伟丽，以反衬末段官场压抑与不自由。由“忽魂悸以魄动”而起的11句，表示“梦游”结束，直抒胸怀。结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为全诗主题，亦为咏怀的关键两句。全诗点明“留别”只有“别君去兮何时还”一句，此为两句合构的杂糅，“何时还”为送者之问，“留别”之意更为豁然。“惟觉时之枕席”二句，结束上之“梦吴越”，开此层游后之游宦咏怀，为结构之枢纽，有力醒豁。所以说“诗境虽奇，脉理极细”（沈德潜语）。从结构上看，“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耳。”[2]论其作意，陈沆谓此诗即《梁甫吟》“以额叩关”“九门不通”之旨，是“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题曰‘留别’，盖寄去国离都之思，非徒酬赠握手之什”[3]。所言不无道理，然山景并非全“自由世界”，观其“龙吟虎啸”，林栗巅惊，霹雳摧峦，洞天无底，虎瑟鸾车，如此险景亦似蕴含遭谗被逐的仕途之险恶，观其“魂悸魄动”，即可有所窥察。这也是把记梦、山水、游仙、留别、咏怀合为一起的原因。作意与结构配合密切，故能成为名作。此非单纯的山水诗，就是“梦游”，也是借题以发郁懑而已。
《远别离》24句，为李白长篇歌行中稍短者，借乐府旧题针砭玄宗放权李林甫、杨国忠的昏政，预言“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恶果。“兮”字八见，“之”六见，全用于句中，词面亦多出屈辞，风格与《鸣皋歌》相近。起首与结束各八句，合言舜南巡而去世，娥皇、女英相与恸哭，以喻人君失权，社稷不保之祸必至。中间“我纵言之将何补”以下八句则揭示喻意，切直沉痛。元人范椁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实复曲折行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4]此诗看似若断若乱，主要缘于中间横插揭示题旨八句，如白云拦腰遮断青山，把前后合喻隔断，显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构奇特险要。实则末段遥接前段，中段则是前后两段隐喻之喻体。前人谓此诗如“午夜角声，寒沙风紧，孤城觱吹，铁甲霜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颋评语），也主要指中间横插此段，突兀于前后两段中，可比屈辞式渲染描写的效果而言。
李白七言长篇，还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扶风豪士歌》《万愤词投魏郎中》《江夏赠韦南陵冰》《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以及乐府旧题的《白头吟》《北风行》《猛虎行》，都能相题制宜，各自结构不同，如寄元参军一诗，纯以叙事组织结构，以四次聚散离合为经，以每次会面的块状铺叙为纬，以转折为关键，结构严谨分明，神气畅达，才情动荡，紧扣题目“忆旧游”。答王十二一诗，先就对方“寒夜独酌有怀”言起，再分别以两“君不能”言不能适时取荣获赏，只能吟诗作赋，久不得志；然后由人及己之因遭谗而仕途遇挫，最后发抒对现实的批判，以两“君不见”反问，表示疏远功名。四层起止分明，前后呼应，颇能驾驭跌宕激愤的感情。留别于、裴一诗，或许受到李颀人物诗的启发。先以吕望、李斯未遇时而终于“天张云卷”，勉励“吾徒”于、裴两人。次言“于公”当如朱亥之壮士，接言“裴生”下笔如“龙鸾炳天章”。最后“尔”“我”并提以抚慰友人，言己鸣鞭走马过黄河而游北塞，故此一别，回扣题目“留别”与“游塞垣”。总之，李白七言乐府歌行53题60首，非乐府的七言歌行90多首[5]，二者20句以上的长篇至少有三四十首，为数之多，惟杜甫可比。除著名的五言乐府、绝句，其余名作大多都集中在这些长篇之中。李白与杜甫并肩登上七言歌行的高峰，且对岑参有巨大影响，还开辟了七言歌行组诗，如《行路难》三首等。
李白长篇的结构特征，首先因为往往把几种不同题材“嫁接”在一起，在连接上就显得复杂多变。这种结构对所包含的每一题材都是一种创新，比起单一题材的结构平衍更显得变化多端；其次，他是主观诗人，故常以“我”作为结构的中轴线，打破了七言乐府歌行以第三人称为主的格局，所以发抒的感情喷涌、激切、跳荡。正如当时追随崇拜他的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所说：“有奔涌气，耸高格，沁人心脾，惊人魂魄。”再次，多题材的组合，常把块状的景物铺叙、送别、留别、酬赠和寄赠的记叙，幻化多变的游仙场面，还有奇幻的梦境与奇伟的想象，以及对现实的抨击加以穿插提缀，形成大量排比的对比结构，仕途挫折的感慨，组织其中，不停变换，超出了一般抒情、写景、叙述的结合。复次，李白的纵横家、英雄、功名、功成身退、游侠、好酒等情结，使他把相关而本身颇具传奇性的典故，常常编织其中，或前后呼应，或网状布局，或一唱三叹。这些比喻性典故，不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且在结构上起连缀作用。还有，李白以屈庄为心，屈辞式的奇丽，庄子讽刺性的夸诞对比，以及“君不见”“君不能”“君不行”等呼告，特别是句式的长短不齐，参差多变，但参差中有整饬，而且变化的句式在首尾呼应上注意遥相对应的匀称，使结构在宏观与微观上都处于跳荡多变的状态。杜甫七言歌行的叙事，集中对一个场面的描写，或以一人经历变化见出时代盛衰的小中见大的手法，李白则与之有明显区别。沈德潜说李白歌行“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舒卷，从风变灭”，又言：“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之势。以下随手波折，随步换形，苍苍茫茫中，自有灰线蛇踪，蛛丝马迹，使人眩其奇变，仍服其警严。至收结处，纡徐而来者，防其平衍，须结斗健语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气促，不妨作悠扬摇曳语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论。”[6]这实际上是对盛唐歌行的总结，而李白歌行与其特征最为接近。李白歌行容纳各种题材与多样表现手法，杜甫选材的重大与情感深沉，都体现了大而能化的特征。李白歌行原本出自楚辞与乐府，长短句式不拘一格，铺衍、文采与音调谐畅，都需要以结构驾驭运行。李白天马行空的气势，奔放飘逸的感情，最适宜歌行与七绝二体。特别是歌行长篇在结构上的变化多端，既体现了自由不受拘束的艺术个性，又使这一诗体大放光彩，气焰万丈，与杜甫联袂登上了盛唐诗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