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种题材嫁接与主题的多义性

对于歌行，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起手即言“七言古诗，概曰歌行”，若按这一笼括概念划分，李白歌行大约将近154首^[2]，占其诗900多首的六分之一。而且与他的思想与经历相关，最为重要的大篇巨制多集中于斯。如果就题目带有歌行之作来看，其中歌23首，行11首，吟9首，曲、辞、篇各4首，词3首，引、谣、歌行各2首，合共64首，其中多为乐府旧题或自制新题歌行，其余为题目未标明歌行。所标者歌、行、吟三者为多，而歌最多。

初唐歌行题材比较单纯，基本围绕一个中心。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二首》、贺朝《从军行》、崔湜《大漠行》、崔融《从军行》、万齐融《仗剑行》，或言边塞作战之艰苦，或发建功立业之壮志，或附带对家人的思念，内容集中，没有歧出现象；刘希夷《公子行》《白头吟》，吴少微《古意》，乔知之《和李侍郎古意》，沈佺期《凤箫曲》，或言年少而今衰老，昔宠而今弃，或昔聚今离，分作两截对比，主题均为女性的今不如昔命运。宋之问《北邙古墓》则生之宠幸与死之寂寞构成对比。咏物歌行，内容更为集中，如卢照邻《失群雁》、富嘉谟《明冰篇》、乔知之《羸骏篇》、郭震《古剑篇》、王泠然《汴堤柳》，所写亦如题目所示，后三篇多了层今昔对比。闺怨题材，亦复单纯。沈佺期《古歌》、刘希夷《捣衣篇》、王勃《秋夜长》则纯为缘情之制。沈佺期《入少密溪》则为王维《桃源行》的先声，宋之问《花烛行》铺张婚礼的豪华，《桂州三月三日》则以京华侍臣与贬放流寓对比，倾注身世之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春夜丽景铺叙游子思妇之别情，题材上有出新。比较重大的题材，如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李峤《汾阴行》，基本都是以昔盛今衰为中心，只有卢作加入寒士的对比，显得稍微复杂。

盛唐前期歌行题材虽有扩展，主题的单纯与初唐无甚大变。张说《邺都引》似受李峤《汾阴行》影响，主题亦从今昔对比着眼。王翰《飞燕篇》为咏史之制，立意亦与吴少微、乔知之《古意》大致相同。到了开天之际后的后盛唐，由于社会矛盾激增，题材出现更大的拓展，表现手法也为之一变。王维《洛阳女儿行》由刘希夷《白头吟》叹惜时光转换，一变而为女性贫富处境的对比。《夷门歌》纯为咏史，目光注意到下层人物。《陇头吟》《老将行》《燕支行》涉及赏罚不公，或弃置老将等问题。《桃源行》则开一新题材，《不遇咏》则反映世路坎坷。崔颢《长安道》以议论讥讽豪门，《行路难》言禁锢的宫女伤春，《雁门胡人歌》叙写边地民族秋猎饮酒，《江畔老人愁》言时代变迁引起的贵族家庭巨变，带有更多的叙事性质。这些都具有题材的开拓性，显示题材的多样性。特别是岑参的歌行为一大变，以身之所历使边塞歌行耳目一新。高适则表现对社会各种不公现象的批判，李颀把描写人物与歌行结合起来，亦是一大变。就风格的发展而言，胡应麟说：“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薄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3]风格的变化与题材具有一定的关系，李杜的“大而化矣”亦同此理。

李白歌行题材“大而化矣”，具体表现在将此前的单一创变成多种题材的交融汇合。如写于最早且著名的大篇《蜀道难》，本为乐府旧题。《乐府解题》曰：“《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与《蜀国弦》颇同。”^[4]所收简文帝萧纲两首，其一言思念蜀中，其二言巫山巴水之阻。南齐刘孝威两首，其一亦同，其二言蜀地人才之盛。阴铿一首亦言蜀道险要。初唐高宗时张文琮亦同，只有刘孝威其二为七言，余皆为五言，萧纲两首短至四句，为五言古绝，其余皆为八句。李白诗长达56句，句式三、四、五、七、八、九、十一句均有，可谓前无古人。殷璠说：“至谓《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5]不仅体调奇绝，此诗题材也很奇特。观其中“问君西游何时还”与末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应为送别之作。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说：“太白《剑阁赋》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阻与此篇多有相似处。……白又有《送友人入蜀》……意者《剑阁赋》《送友人入蜀》及此诗三者俱是先后之作。”^[6]即视此为送别友人之作。而此诗极言巴山蜀水之险，又以山水诗作底色，更无疑问；开头言蚕丛、鱼凫之开国及壮士死而石栈连，明显带有神话传说性质，又迹近游仙诗；末尾“剑阁峥嵘而崔嵬”九句，又俨然一篇“剑阁铭”，又确切具有政治讽喻性质。这样说来，就是把山水诗、神话传说诗、政治讽喻诗糅在一起，又用送别诗的语气把前后串联起来，四种题材合一，故不停转换，感叹、叙述、描写、劝告、告诫、嗟叹不停歇地变化。加上他描写的天才，让人骇目惊心。如描写巴山蜀水通往秦塞：“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不能移往别山，确能逼真。然而正如詹锳所说：“李白乐府杳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而《蜀道难》一诗尤为千古绝唱，自来论太白诗者莫不称之。然世人皆赞其奇，至于究其取意何在，则异说纷纭，莫衷一是。”^[7]故自唐末范摅《云溪友议》以来，代不乏说，聚讼纷纭。詹锳总结为四种：一是罪严武，二是讽玄宗幸蜀，三是讽章仇兼琼，四是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其后遇贺知章，因出近作示之，贺遂叹为谪仙人耳。”^[8]今人治李诗者有言：“它的主题有两层意思，表面上是写蜀道艰难，实质上是写仕途坎坷。……借蜀道之畏途巉岩，状其一入长安种种难写之景，借旅人蹇步愁思，传其明时失路的种种难言之情。”^[9]所依持的侧面论据是：“凡是认真读过李集的人，都会发现《大鹏赋》岂止是赋大鹏？《天马歌》岂止是歌天马？《长相思》何尝止是男女之情？《梦游天姥吟留别》何尝是太虚幻境？《横江词》并非长江天险图；《庐山谣》也不是庐山风景画；《将进酒》悲欢杂糅，明暗交错；《上皇西巡南京歌》反言若正，寓贬于褒。甚至草木鱼虫，风花雪月，在李白笔下亦多有言外之意，弦外之旨。”^[10]李白歌行与乐府古诗确实有用意为深的特点。但此诗所守非亲、杀人如麻一大节议论，似与“仕途坎坷”“明时失路的种种难言之情”，实在联系不起来，而且这九句是全诗结穴之焦点，不是若有若无，实在绕不过去。古今求解者，如以上所举四种看法，无不着眼于此。只是因了此诗收入殷璠《河岳英灵集》，而殷选下限为癸巳，即天宝十二载。而此诗又在李白入京时为贺知章所激赏，前三说都是天宝十二载以后的事，故不为今人所取。另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然而裴斐说：“李白写此诗必有政治上的原因，决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否则，不仅若干诗句无法解释，诗人的创作动机，以及贯彻全诗的主题、思想倾向和鲜明的感情色彩也难以说明。无法确切了解，可以存疑，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11]此诗之不可解已经困惑读者一千多年，至今还未得到公认的解释。有趣的是此诗每个句子都很明确，并不蕴涵多义性。并不像李商隐《锦瑟》比兴所具有的游移性或模糊性，即朦胧性，似乎已提出的解说都吻合而无不妥。李白此诗描写、议论都很明朗，然而至今无法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从此篇开始乃至以后的大篇歌行，有不少都是几种题材的“嫁接”，形成了主题的复杂性或多义性。如《梁甫吟》即把纪游、怀古、咏怀结合在一起，既有对离京、渡河、漫游梁园的叙写，又有对西归长安而不得的忧思，还有对梁园昔盛今废的喟叹，另有借酒浇愁的感慨与随遇而安的自慰与兴奋，最后还表达了东山再起大济苍生的自信。中间穿插仕宦风险与阮籍的同感，以及信陵君的豪贵一往而不再。如此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它的内容。至于主题，虽属多义，然用意还是明白的。《将进酒》整体以饮酒做面子，又以咏怀发抒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借酒发泄理想得不到实现的郁懑，还挟带淡薄富贵与“圣贤寂寞”的“万古”之愁。《鸣皋歌送岑征君》则把送别、游仙、山水、政治讽刺、咏怀五种题材结合起来，主题亦纷然多样。《梦游天姥吟留别》又把留别、纪梦、山水、游仙、咏怀糅合在一起。其中山水与游仙是梦境的中心，“而梦境的旨归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可能是李白所向往的自由世界，也可能是他精神上迷惘失意的反映，甚至包含着他对长安三年一梦的嗟叹”^[12]，这也说明其主题并非只是末尾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即决意隐居。《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前半为山水诗，后半是游仙诗，又夹带关于元丹丘将来学道的想象，算是应了题目的“送”即送别诗。此诗没有发抒自己的情怀，主题明了单纯得多。《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以描写庐山风光为主体，而末尾六句又言早服丹药，遥见仙人，是标准的小游仙诗。结句“愿接卢敖游太清”，以传说中的仙人卢敖借指卢虚舟，又算是应了题目的“寄”。如同上诗，把山水，游仙、寄赠结合在一起，描写山水所洋溢的兴高采烈，似乎流露出由入狱流放而获释的兴奋，对未来还抱有一定的希望。

其次，无论是长短歌行，李白与杜甫最大区别在于，杜诗大多是缘事遇物而发，故多叙事、纪事、感事、咏物之篇制，指向均很明确，题目多是自制新题，主题明朗；李白歌行很少就事而发，像《西岳云台歌送丘丹子》就很贴近送别了，实际上没有多少留人言别的内容。他的歌行主要就一种观念意识，或某种主观感觉，甚或某一种现象，一种批判精神而言。凭着感受与感情运作发挥，并且把这种感受尽量普遍化、客观化，甚或泛化。正如松浦友久所说：“他总是把本来是个别性、特殊性、主观性的原始感情，寓意于更为一般的、普遍的、客体化的事象之中。”^[13]所以，他的歌行主题，往往是概括性的，或多义性的，难以猜详。

回头再看《蜀道难》的主题，并非就某人而言，而是把历史的许多现象概括起来。明末胡震亨的说法似乎最为切近：“太白《蜀道难》一诗，新史谓严武镇蜀放恣，白危房琯、杜甫而作，盖采自范摅《友议》。沈存中、洪驹父驳其说，谓为章仇兼琼作。萧士赟注又谓讽幸蜀之非。说不一。按白此诗见赏贺监，在天宝入都之初，乃玄宗幸蜀、严武出镇之前，岁月不合。而兼琼在蜀，著功吐蕃，亦无据险跋扈之迹可当此诗。皆傅会不足据。《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白则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所居’等语用之，为持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苞括大，而有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第取一时一人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14]清人贺裳又说诗中“一夫当关”四句：“不惟刘璋、李势恨事如见，即孟知祥一辈，亦逆揭其肺肝，此真诗之有关系者，岂特文词之雄。”^[15]当是对胡氏“持险割据”的具体阐释。而“羁留佐逆者”则是因送别诗所派生的多义性。此诗主题和韩愈早年所作《送董邵南序》的用意就很接近。

李白歌行个别篇章题材单一，然主题不易知。如《公无渡河》，似乎是把汉乐府原作予以扩写，不过更生动，更凄惨。把四言四句的小诗，变为有长言大句的20句大篇幅，把叙述变为描写。同样叙写一个古老而悲惨的传说，尽管写得豪肆奇荡，但因插进大禹治水一节，未免有些散漫直率。又属比兴体，是一个比喻，或者比喻中还夹带一个比喻，然总体也只是一个“谜语”。虽然单纯，然“谜底”是“讽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萧士赟语），还是“讽冥顽而触法者”（胡震亨《李诗通》引奚禄诒语）；是“悲永王璘起兵不成诛死”（陈沆《诗比兴笺》），抑或是如郭沫若所说：“黄河倒流是喻安禄山的叛变。‘昆仑’喻唐代的朝廷。‘尧’喻唐玄宗，因为他把帝位让给了他的儿子李亨。‘大禹’，是指当时的天下兵马元帅——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李亨是处在虞舜的地位，诗中没有点出。‘披发之叟’有人以为喻永王李璘，其实是李白自喻。‘旁人不惜妻止之’的‘妻’，不就是‘出门妻子强牵衣’的那位宗氏吗？‘长鲸白齿’喻当时的谗口嚣嚣，杜甫《不见》诗中的‘世人皆欲杀’。‘挂罥于其间’喻系寻阳狱中及长流夜郎。这首乐府很可能是在长流夜郎的途中所作。他当时没有料到，仅仅三个年头便在中途遇赦，故有‘箜篌所悲竟不还’的结语。”^[16]或者认为是指“天宝十载，宗氏不欲白冒险北游，加以劝阻……预言此行凶多吉少，且极而言之”（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此诗只是拟作，别无喻意，还是意有所指；是一个比兴，谓从璘、北游，还是连锁比喻，抑或是“海说事理”。郭老说得最为详甚，其实是对陈沆之说的修改扩充，然而既然“披发之叟”喻指的李白，那过河又喻指什么——这是“故事”的关键，却又吞吐不言。观其把“挂罥于其间”认为“喻指寻阳狱中及长流夜郎”，则是以过河喻从璘，却不愿明言，恐怕是郭老的“聪明”处，不愿落在陈沆所见中^[17]。此诗跌宕恍惚，情词惨切，恐怕是与最大的重创——从璘入狱相关，这是他的痛处，不好明言，所以作得杳冥迷离。

总之，李白歌行由于题材的集合与嫁接，往往形成主题的多义性、概括性与普遍性，故显得“大而化矣”。犹如他的思想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纵横家的成分。又由于一般不就某人某事而发，在主题上出现了很大包容空间，因而容易滋生许多不同的解说。正因了多题材的嫁接，必须迅速跳跃才能容纳融合在一起，所以结构显得变幻莫测，动荡不定。兴高采烈的诗，就显得“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舒卷，从风变灭”^[18]。痛苦郁懑的诗，则变幻超忽，跌宕纵横，如疾雷震电，骇人耳目，如凄风急雨，动人心魄。结构与风格变化，均与多种题材的组合嫁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