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侨易理念与比较诗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有实践作为支撑和证明，侨易学亦不例外。侨易学单有理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重实证性的操作和考察。“如何才能通过一门相对学术化的方法论建构，使得侨易学的概念能在具体的实践运用中‘散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这是任何一门具体学科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舍此则无从论学，只能是故作惊人之语的‘所谓创新’而已。”^[1]当然，实证性的操作和考察并不是侨易学的目的，侨易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这就将历史学的考证和方法上升到了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高度了，在这一点上，侨易学与比较诗学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关于侨易学的这种功用和目的，叶隽教授如此说：“或许正在于给各种学科的自由互涉提供了一种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思维上的某种抓手功用，因为它关注的正是这样一种‘关联性’、‘互涉性’、‘迁变性’，乃至于一种知识谱系上的‘链条生成史’……我们更应当努力追求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在整体上把握事物（或知识）的谱系，如此则接近了对道德探寻！”在这个意义上说，侨易学与其说是某一门具体的科学，不如说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科学，即综合了许多科学的科学。因此，对于侨易学而言，“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寻道者，我们应当努力荟萃文学家的艺术与智慧（兼及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判断）、史学家的缜密与坚实、社会学家的概括和理论、人类学家的嗅觉和洞察。其余则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都作为相应手段，最后要达至的是哲学家的体系与高度。”^[2]侨易学最终要达到的是哲学家的综合和高度。

比较诗学虽然未必要达到哲学家的综合和高度，但它已然超越比较文学中的具体关系、具体影响的研究而走向更高的综合和概括，这一点则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63年，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艾田伯（Rene Etiemble）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就做出了断言：“比较文学必然走向比较诗学。”他说：

将两种自认为是敌对实际上是互补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探究和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比较文学就必然走向比较诗学。^[3]

艾田伯的断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1983年，叶威廉教授的《比较诗学》一书在台湾出版，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的观点和“文化模子”的理论。叶威廉认为，比较诗学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就是寻找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诗学”，而“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以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以得到两者的全貌。”^[4]其实钱锺书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的《谈艺录》，“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偶之反。”^[5]他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只要同属人类，就应该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即“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6]总之，“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学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7]钱锺书的《谈艺录》以及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

钱锺书的学术成果通常也是侨易学的重要理论资源。“钱锺书之著述影响力经久不绝，何也……表现在艺术方面则是其所谓‘通感’概念的提出，而背后则体现出其对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承继意识，即‘通识’自觉。”^[8]叶隽教授在论及“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时写道：“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阴阳二力之交易作用，或合力、或相抗、或对峙……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则是‘交感’力之有无。这不仅是客观上的事实，而且也确实是万物发展前进的基本动力。”^[9]

那么，什么是“交感”呢？叶教授并没有开章明义地直接论述“交感”，而是从钱锺书说起，具体而言，就是从的钱锺书所论及的“通感”说起。众所周知，钱锺书《通感》一文亦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经典名篇。钱锺书在这篇论文中首先从宋祁《玉楼春》词中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说起，这里的“‘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这就是“通感”。“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学里经常出现。”钱锺书认为，“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是‘通感’（synaesthesia）或‘感觉挪移’的例子。”^[10]从“通感”的“感觉挪移”到侨易学的“物质位移”，这种变化与发展显得自然而又合乎逻辑。侨易学的某些理念就可以从这里生发出来。在钱锺书“通感”概念的基础上，叶教授谨慎地给出了“交感”的定义：“主要乃是指一种发自人的主观感知兼容已有知识、理性判断的认识感觉，是一种‘理性化’的感知；但这种感知又不是一种及时性的、偶然的、灵感式的，而是综合的、长期的、积淀后达致的‘打通’之后的秘索思倾向的感知。”自然“通感”与“交感”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立足于“通”，后者主要立足于“交”。由于后者更加“关注异质文化间经由相互接触而发生的碰撞、共鸣、吸收、创生的可能”。所以，在侨易观念当中，“交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词。“我们不仅要关注一般性的物质位移过程，或者是简单地关注最后的精神质变结果，而更要把握其关系所在，即此种观念变化是为何产生的，其重要元素是什么？如此，则交感的发生就非常重要了。”^[11]从“通感”到“交感”，再到“侨易”，叶隽教授顺利地过渡到了他的侨易学思考和创建。

[1]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2]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3] Rene Etiemble，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Herbert Weisinger and George Joyaux，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54.

[4]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5页。

[5] 钱锺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7] 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8]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9] 同上书，第198页。

[10] 钱锺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11]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