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语》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说第一句是谈治学之道、修身之法，谈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那第二句就是谈交友之道、处世之法，谈一个人如何对待朋友，对待他人的问题了，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目的都是愉快欢乐，求得自己和别人的幸福，由此可见孔子的求知人生观或人生哲学，注重的是“乐感”，这和西方求知的“罪感”大不相同。根据西方《圣经》的说法，人类的祖先原来生活在天堂乐园中，因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中的智慧之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了乐园，来到了人世，因为他们敢于违抗上帝的意志，敢于与天斗争，征服自然，结果科学发达，首先创造了今天的科学文明。中国人对天的态度有所不同，如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认为天命是只能知道，而不能违抗的，所以一般人听天由命，顺应自然，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到了今天，西方的“罪感”发展到了金融犯罪的地步，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在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后，使顺应自然的思想向“天人合一”，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方向发展，结果反而领先于西方了，而这也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结果之一吧。这句话如何译成英文？我们来看看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文。

1.Is it not pleasant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Legge)

2.That friends should come to one from afar,is this not after all delightful?(Waley)

关于“乐”字，理雅各像译“说（悦）”字一样用了pleasant，韦利却用了一个不同的delightful，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说来，前者指外表的欢乐，后者指内心的愉快，“学而时习之”是内心的愉快，不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理雅各“说（悦）”字译得不妥，“乐”字倒译了，但是总的看来，他选词显得不够精确，韦利却是译颠倒了：“不亦说乎”表示理性的愉快，他用了表示感性的pleasure;“不亦乐乎”表示感性愉快，他却用了表示理性的delightful。“至于有朋自远方来”，理雅各把“有”字译成have，把“远”译成distant，把“方”译成quarters，从对等的观点看来，似乎无可非议，但不如韦利的译文afar更加自然，更口语化。韦利还在两句中都加了after all一词，表示不在其位。这似乎没有必要，我看可以参考两人译文，把这一句重译如下：

Is it not a pleasure to meet friends coming from afar?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回顾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人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不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结果吗？至于个人，杨振宁和我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我们多年不见，他远涉重洋，到北京大学来讲“美与物理学”，我说他的讲话沟通了科学和技术，把真和美结合起来了，他用中国古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和西方名诗（“一粒沙中见世界”）来描述科学家，不但沟通了中西文化，而且把古代和现代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说，他是把古今中外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合而为一，为建立21世纪的世界文化奠定下了一块基石。关于中西文化，他还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关于中西文字，他又说：“中国的文字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他还问我翻译了晏几道那首“从别后，忆相逢”的词没有，我说译了，送他的那本书里就有，他翻开书来一看，看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就说不对，他记得是“桃花扇底风”。我说有两个版本，哪个版本好呢？两本的第一句都一样，说歌舞通宵达旦，本来高照楼中心的月亮，已经落到杨柳梢头上，仿佛还舍不得离开，要停留在柳梢头上多看一会儿似的，那第二句就有两种可能：一种说，唱歌累得扇子都扇不动，连桃花扇底下都没有风了。这种解释显得准确，但桃花扇只能说是画在扇子上的桃花，不是实物，而第一句“杨柳楼”却不是楼名，而是环绕楼心的树林，这样一来，“桃花”和“杨柳”就不是对称的实物了，如果说“扇影”呢，那却可以把桃花理解为实物，月光把桃花的影子留在扇子上，留在风中，而歌舞通宵达旦，杨柳梢头的月亮已经落下，桃花在扇子上，在风中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可见夜已深了，天快亮了。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模糊，更适宜于写诗，更能表达“从别后，忆相逢”的乐趣呢？后来杨振宁为我的《逝水年华》英文本写序的时候说：“久别重逢真是一件乐事。”这就说明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