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一、序言

在上海黄浦江畔一带，耸立着许多由花岗岩建造起来的高楼大厦。这儿就是上海外滩，它向今日的人们显示着当年上海租界的身影。在上海的外滩，与高楼大厦齐名的是，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告示牌的公园，就是现在的黄浦公园（旧称外滩公园、公家花园、Public Garden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作为叙述老上海（租界）故事的引子，经常出现在关于上海历史的书籍或是游记里，不提这件事的，倒是罕见的了。也就是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和“东方巴黎”“魔都”“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一样，是租界时代上海的代名词。

1994年，这块旧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争论。其导火线是，在上海发行的《世纪》（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合编的双月刊）杂志上，上海的地方史学家薛理勇先生发表了一篇仅一千四百字左右的短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1]在这篇文章里，薛氏认为，关于这块告示牌的根据都是源于传说，告示牌本身实际上并不存在。薛氏并进一步指出了以下极具冲击力的事实：一部分上海人称看到的那块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实际上是1949年以后，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制作出来的。1983年上海市历史文物陈列馆成立时，这块告示牌被修复；但是，由于馆内大多数人士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编造一个史实来哗众取宠不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因而提出了反对意见。1989年，在整理收藏品时，它终于被废弃掉了。而将这块告示牌踩得粉碎的，不是别人，正是薛氏本人。

薛氏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与这篇除照片外长仅半页的短文极不相称的巨大反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并不存在，那还了得？在这个大合唱中，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党史信息报》上的题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2]的署名文章为开端，从上海颇有影响的晚报《新民晚报》，到主要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无例外地发表了反驳文章^[3]，风波甚至也传到了海外。^[4]上海的这些报纸都异口同声地强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是确实存在的，并以强硬语气声称，不能容许谬误的历史观。以后，受这一舆论的影响，在一些史学杂志上，也有相关论文发表。^[5]这些文章也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资料和回忆录，论述那块告示牌的确存在。四面受敌的薛氏是如何对待这些指责的，不得而知。其后，似无人再撰文着力反驳，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最终以告示牌乃确凿的历史事实得到了解决---虽然其方式不无勉强。

然而，有理不在声高，这在现代中国的争论中是常见现象。关于告示牌的争论，实则疑点颇多。而且，告示牌问题并不限于探究它是否的确曾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其文字、字句如何等史实问题；在今日中国此类问题竟仍能引发争论，这本身也是当代中国对近代史认识的如实反映。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该告示牌及公园的错综复杂的事实和“传闻”由来进行澄清，同时通过对该问题的透视，揭示现代中国的历史认识和该告示牌反映出的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6]

二、公园门口有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吗？

外滩公园坐落在当时公共租界的一角，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它是上海租界（也是中国）最早的公园，1868年8月竣工和开放。从现存的明信片和照片来看，在帽子型音乐舞台周围配以座椅，是一处草坪和树木都安排养护得很好的西式公园。这座公园在开放时就对中国人入园有所限制。^[7]将这一限制作为公园的规则予以明文规定，则是在1903年。1903年的规定如下：

第一条 自行车及狗不准入内（No dogs and bicycles are admitted）。

第五条 除外国人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No Chinese are admitted, except servants in attendance upon foreigners）。^[9]

从这两条可以明显看出，狗和中国人入园是被限制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两者并未写入同一条中。该规定因明言中国人不得入内，好像受到不少批评；所以到1913年，在改正后的规则中（与当时已经开放的虹口公园等一样），有关条文作了以下修改：

第一条 这些公园为外国人专用（These Gardens are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第二条 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No dogs and bicycles are admitted）。

1917年改正的规定，排斥中国人的色彩更为淡薄，如下：

第一条 这些公园为外国人所用（The Gardens are reserved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第三条 服装不体面者不得入内（No persons are admitted unless respectably dressed）。

第四条 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Dogs and bicycles are not admitted）。

1917年的规定，一直沿用到1928年公园对中国人收费开放（后述），没有变动。一般介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英文）照片的，就是指这些规则。^[11]不管怎么说，在这一时期的规则中，仅从文字来看的确可以解释为中国人与狗都不得入内。然而，需重复说明的是，这两者并未记载在一起。由一般说法所想象的那种两者一起书写的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不得而见。薛氏文章所称捏造出的展品，似为两者写在一起的告示牌。因其叙述比较暧昧，所以招致猛烈批判，即：在公园的规则中，难道没有不允许中国人和狗进公园的规定吗？将这些规定概括起来称之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有什么不对呢？

但是，在记载公园规则的告示牌有狗和中国人不得入内的各项条文，与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对阅者、听者而言，其所产生的冲击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反驳薛氏文章的论者，也有人理解这一差距的意义，其文不但认为在公园入口处挂有英文条文，还引用证言和回忆录，来说明仅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小型木制和铁制告示牌的确也曾存在。^[12]然而，那些论证告示牌存在的论据，都是多年以后的回忆录，而最关键的告示牌实物或照片之类的证据，尽管有关人员多方寻找，除薛氏所说的那块被踩得粉碎的伪造展品以外，始终未被发现。^[13]

在研究中，要证明某一现象曾经“有过”并不难，而要证明其“没有”却是很难的。无论积累多少“没有”的间接证据，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可以证明“有过”的证据。仅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非正式小型告示牌，或许只是其实物或者照片没有流传下来，而实际上确曾存在。但是，在尚未发现确凿证据的现在，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正式向中国人开放之前，外滩公园门口有过限制中国人和狗入园的告示牌；但是，一般所想象的那种将两者写在一起的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似乎并不存在。

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传闻的形成

如上节所考证，被认为曾挂在公园门口的那块告示牌上的文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似是将公园规则混在一起而作的二次表述。那么，狗和中国人又是如何被连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印象而流传开来的呢？告示牌的问题，与其说事关告示牌存在与否，或字句有无，不如说是被理解为列强制造了“国中之国”、歧视中国人、统治中国的野蛮象征，并流传开的。如果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探索这个“二次表述”是如何发生、如何定型的，就十分重要。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游记《燕山楚水》（博文馆，1900年出版）中有《支那人与狗》^[14]一节，应属把狗和中国人关联起来的较早记述。在这篇游记中，内藤记述天津外国人居留地公园时写道：“不得入此公园者有二，曰支那人，曰狗”；至于上海的公园则写道：“其支那人不得入内者，与天津者同。”虽然并未明确是外滩公园，管见所及，这是关于公园规则中将华人与狗相提并论的最早记载。另外，在中国人的记录中，将二者并记的有周作人1903年的日记。当时，青年周作人恰在上海，路过公园门口。他记载道：在入口处，挂有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的“金字牌”。^[15]由此可知，此类告示牌当时已经被部分人理解为将中国与狗相提并论的标志物。然而，在这个时期，狗和中国人直接关联的说法，一般尚未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例如，1909年刊载外滩公园照片的上海《申报》，仅在解说栏中这样写道：“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16]

在一般著作中，明确记述公园告示牌内容，始于1910年代后期。其较早者为1917年刊行的美国人赖德烈（K. S. Latourette, 1884-1968，历史学家）的英文著作《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以及上海的法学家、历史学家姚公鹤同一年发表的《上海闲话》。赖德烈指责欧美人在中国的蛮横行为：“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第一大商埠上海的外滩公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的告示牌。”^[17]赖德烈的英文著作在中国告示牌传闻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上海的孙中山故居藏书中确有其书，据以推断此书确曾为精通英文的上海知识分子所阅读。^[18]而姚公鹤的著作中则这样写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阑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19]可以认为，以上二者都是把英文告示牌上的规则加以概括，而将狗和中国人直接关联的例子。而其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出现，则标志着已为许多人所熟知。^[20]

到了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二三十年代，“华人与狗”已不可分离。在爱国主义报纸和杂志上，尽管字句有所不同，但都曾频繁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而孙中山的演说和共产党员蔡和森的文章乃其代表。孙中山在神户的演说是这样的：

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21]（1924年11月25日的演说，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以下同）

1923年11月，蔡和森在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刊物上也这样写道：

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所以住在租界里面的华人，简直当不得一条洋狗！^[22]

二者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有一点却截然相反：前者说告示牌以前有过，现在已不存在；而后者则称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告示牌的具体字句也有差异。考虑到前节所述1920年代的公园规则（1917年规则），孙中山的说法或许比较接近事实。但不管怎么说，字句差异表明他们在提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好像并非依据亲眼所见，而是引述了街谈巷议。因此，当时的文章尽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述，但若就此断定它们准确转述了告示牌的内容，是讲不通的。

告示牌传闻变成固定说法的契机之一，是1930年代开始兴盛的上海地方史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蒯世勋于1933年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的官方历史研究机构上海通志馆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长篇论文《上海英美租界的合并时期》。^[23]这篇论及外滩公园告示牌的论文，后来长期被租界史研究所引用。^[24]那么，该文关于告示牌的记述根据何在？实际上就是前面提到的赖德烈的英文著作《中国的发展》。^[25]为什么蒯世勋会采用这种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的论证方法呢？其意图之一，当然是要借外国人的评论来攻击外国殖民主义者；而直接原因则在于，在他执笔这篇论文时，外滩公园已正式对中国人开放，那块招致物议的告示牌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这位对上海史造诣很深的学者叙述告示牌问题时，也并非依据亲眼所见，或确切史料。

进入19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随着爱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空前高涨，公园规则的条文也逐步简化；但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各条文进行学术探讨的悠然气氛已荡然无存，上述蔡和森式的“二次表述”逐渐定型，影响越来越大。其结果，到1950年代，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多次举办展览会介绍上海历史时，那块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被“复制”并展览出来。^[26]

本节最后就外滩公园对中国人开放的情况作简单介绍。包括外滩公园在内的租界公园对中国人开放，是上海各界人士的宿愿。经多次请愿，租界当局终于在1927年4月决定开放。4月13日，公共租界纳税外国人召开年会，决定租界公园原则上对中国人开放。此时正值体现中国民族主义的国民革命高涨时期，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已被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所控制。尽管公园开放是一件小事，却也可以说是国民革命的辉煌胜利。但是，4月13日的年会在决定开放的同时，也附带决议称其实施要待时局平静以后。^[27]因为，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翌日即13日，又有向反对政变的学生、工人游行队伍开枪的流血事件发生。包括租界在内，上海全市因此陷入混乱。

上海市民盼望已久的公园开放，此后一年多才得以实现。1928年4月18日，公共租界纳税外国人年会正式作出决定，从6月1日起，租界内公园一律向中国人开放。^[28]“四一二政变”后的一年里，国共合作崩溃，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虽然国民革命军仍在进行北伐，但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国人所担心的革命军以武力收回租界的事态毕竟没有发生，上海恢复了平静。在公园开放之前，有效期一年的门票五千张早已被抢购一空。6月1日，进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外滩公园的游客大大超出其他公园。据报纸报道，仅持当日票入园的游客就超过2400人，加上持年票者，当天的外滩公园人流如潮、“水泄不通”。^[29]这也足以说明该公园在上海人心中的地位。

随着公共租界开放公园，相邻的法租界当局也决定向中国人开放法租界公园（6月18日）。也就是说，1928年6月以后，一直拒绝中国人入园的上海租界内公园，都向中国人开放了门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闻就此消逝。依制度保障外国人特权的租界依然存在，而除公园外，仍有不少场所限制中国人进入。正因为这种大环境没有改变，那块招致物议的告示牌作为物证已然消失，对中国人开放公园这件事反而更加有利于该传闻被加工、润色和记忆。

四、中国人入园的实际情况——中国人真的没能进入外滩公园吗？

本文前两节就外滩公园告示牌是否曾经存在、告示牌传闻的定型及公园开放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料已明了。也就是说， 1928年以前，中国人不被允许进入外滩公园，至少有过不允许中国人入园的规则。那么，中国人真的不能入园吗？就上海租界公园而言，有这个规则，往往被理解为等于曾有不许中国人进入的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1928年以前，进入外滩公园的中国人（当然并非指外国人的佣人）似不在少数。请看1924年进外滩公园的中国青年的例子。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杨闇公（1898-1927）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之兄，1927年年仅29岁时即被军阀杀害。他的日记被保存下来，在1924年7月的日记中（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友人从四川到上海），有关于他和友人去外滩公园的记载。7月7日的日记写道：

入夜往访新民，偕同子于赴黄浦江〔公园〕。子于着常服，不能入公园内，心内愤甚！外人压迫的痕迹，国人没有见着吗？^[30]

“新民”“子于”都是和他一起到上海的友人。他们好像去了外滩公园，却因服装不整被拒之门外。但好不容易来到上海，不能就此不了了之。于是，7月9日的日记又写道：

六时许与子于、新民等赴黄浦公园一游（子于因欲入内，特改作洋服），浏览至九时许，改赴法国公园。此地较〔黄〕浦江公园要好得多，耍至十一时许才归，到沪来最快活的了。^[31]

他们换上了洋装，因而顺利地进入了公园。让我们再看当时的公园规则。“这些公园为外国人所用”“服装不体面者不得入内”。也就是说，此规则实施时，是否为中国人并非被禁止入园的理由，如穿上“体面的服装”---指洋装---即可被允许进入公园。^[32]当然，不允许中国人着中国服装进公园，也是对中国人自尊心的极大伤害，因为不允许不穿洋装的人进公园，也就是把西洋人以外的人当非人对待。但是，从这篇日记来看，两天前还对遭拒愤懑不已的杨闇公，现在却在公园里玩得兴奋不已，甚至说“到沪来最快活的了”。革命青年杨闇公尚且如此，则一般民众对该公园心情之复杂，亦非用同仇敌忾、爱恨交加等词语所可表达，自不待言。

杨闇公等因着中国服装，第一次进公园被拒，至少日记上是这么写的。那么，问题是他们进公园时的服装，究竟是不是中国服装呢？这需要进一步探讨。其实，当时也有人穿着中国服装，大大方方地进公园游玩，例如日本人后藤朝太郎（1881-1945）。后藤是汉语音韵学者，写过许多关于中国各类事物（如中国风俗、生活、菜肴）的书籍，即一般所谓的“中国通”。他是战前有关中国著述最多的日本人之一。一部记录1926年中国行的《支那游记》中，记录了他穿着中国服装去外滩公园，没有受阻，在公园愉快散步的情景。相关文字稍长，姑引如下：

那座公园虽说是不允许支那人进入的，其实并非不允像支那人者进入。因为是上海工部局所公认的公园，所以并非支那人的我，进入其间散步则理应无碍。……我因怀以支那服为常服的心情，故不怕别人是如何看我的。站在园内小径交叉口的印度巡捕亦以不审之眼光扫视我的行踪。虽然没有贵妇人等把视线注入于我，但有些绅士、淑女用奇怪的眼光注视着我这个不懂公园规矩的支那人。……我自己因为有这身支那服竟能进公园散步的缘故，内心充满了一种侠义心情，甚至希望印度巡捕会冲着我来说一些什么训斥的话。但是他们半信半疑地盯着我，终于欲言又止，结果是什么也没说就算了。如果他们因为支那服而训斥我的话，还想等待着同他们好好辩驳一番，不幸的是，这番辩驳终于没有发生。^[33]

后藤出于“侠义心情”，准备对限制中国人进入公园驳斥一番，而穿着中国服装进了公园。虽然遭了白眼，但却并未受阻，依然能在公园里散步。就笔者寡闻所及，尚不知有中国爱国人士着中国服装进入公园。然而从杨闇公和后藤的经历看，身为中国人或身着中国服装似皆非入园受阻的理由。毋宁说，穿中国服装的中国人，在一定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进入公园的。

五、告示牌所暗示的意义

外滩公园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传闻（以及由此得出的“中国人不能进入公园”的结论），与试图限制中国人入园的告示规则（然而实际上中国人也有进公园的）的存在，这两项史实之间看似差距不大，实则迥然有异。如此，则告示牌的意义不在于其历史事实究竟如何，而应该在于围绕入园而出现的复杂情况（不同时期告示牌上的字句差异、可否着中国服装等等）被二次表述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颇具刺激性的传闻或曰传说后所产生的强大感染力。

历史上许多现象之所以影响巨大，并非因其为事实，而是因其经空想被单纯化后为众人所共有。如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其背景就是一般市民对共产主义抱有潜在恐怖感和警惕。经二次解读产生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起到的作用，即属此类。不管把狗和中国人相提并论的告示牌是否曾真实存在，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的事实都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较之列举列强几千条罪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闻更能一针见血地点破列强野蛮统治的本质。而且，正因其一针见血，才能不断为中国革命提供能量。事实上，因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强烈刺激而投身革命者，并不在少数。^[34]

也就是说，正是希图从列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强烈愿望所产生的二次表述，显示了革命动力之所在。也正因如此，过去某公园的告示牌问题在今天仍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换言之，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其象征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是中国革命最光辉的成就，所以过去租界公园告示牌上的字句---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在今天依然必须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此外还必须指出当时租界所具有的两面性质。众所周知，当时的租界既是列强统治中国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运动“安全地带”。^[35]正像租界一样，对上海市民而言，外滩公园也不仅是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统治的象征。前文所述杨闇公等看似互相矛盾的心情（特意换上洋装进入可恶的公园散步，却感到十分愉快）充分说明了外滩公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复杂形象。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杨闇公等所感到的愉悦，并非终于进入侮蔑中国人的公园后产生的征服感，而是置身于随处散发着西洋气息的公园游玩时的欢欣鼓舞。这为我们展示了外滩公园不同于告示牌传闻的另一形象，即令人憧憬的西洋文明标志。那么，这种憧憬的起因何在？

实际上，1920年代围绕外滩公园的各种议论，并非一边倒地抨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报纸《时事新报》就有如下论述：

听说上面几个公园，从前是公开过的，因为我们同胞的公共道德心太缺乏了，所以遭西洋人的厌恶，曾经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示。……听说外国人所持为唯一的拒绝我们华人享受公园的娱乐的理由，因为欧战和平纪念开庆祝会的那天，花园的花都被人家摘尽了。……我不敢担保不再发生我们华人的弱点，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开放公园。不过像现在的严格的取缔，我总不愿意自号为文明的友邦人久长维持下去。……我愿上海的华人，快教你们子女们去培养些公德心，不要叫他们贪了一些花草，便被自利和自私战胜，连累全体的居民都得不到应享有的权利。^[36]

较之对公园告示牌的抨击，这样的立场要少得多，但绝非仅此一例。上述第二节介绍的姚公鹤《上海闲话》也有如下记述：

〔华人不得入公园内。〕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躁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37]

由上述两处引文可知，公园告示牌问题也使作者联想起近代西方的“文明”观念（指公共道德、公德心、公益心），促使其面对国人缺乏这些观念，并加以反省。换言之，被称作比西方更西方的上海租界也属此类空间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空间里对近代西方理念开始觉醒。实则，他们透过外滩公园这面橱窗“发现”了中国所没有的“公共道德”，并认为其值得追求。正因如此，杨闇公等才渴望进入公园，并能在那里感到欢欣愉悦。如此看来，对于公园，他们既深感不满，同时也已觉察到令人憧憬的原因，以及憧憬背后的含义，并进而试图加以诠释。

他们既强烈拒绝“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反映出的西方价值观的某一部分，同时又必须追求西方价值观中中国人尚不具备但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而且，就像在外滩公园看到的那样，必须排斥的与必须接受和追求的价值观如影随形，难分难解。实际上，自与近代西方开始接触以来，这个难题就一直贯穿着整部中国近代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外滩公园问题恰如镜子，如实照射出了近代西方在中国的两重性和与此对应的中国人的矛盾情感。

原文发表于2000年6月29日—7月1日台北“中研院”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后收于黄克武主编：《思想、政权与社会力量》（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收入本书时，做了译文修订。

[1] 《世纪》1994年第2期。

[2] 马福龙、徐国梁、虞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党史信息报》第203期，1994年6月1日。

[3] 上述三报在同一天（1994年6月7日）发表了反驳文章，内容与《党史信息报》的反驳文章基本相同。刊载薛理勇文章的《世纪》杂志后来（第4期，7月）也转载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一文，实际上否定了薛理勇的主张。

[4] 《朝日新闻》1994年6月7日。

[5] 马福龙、徐国梁、虞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内容与本文注2基本相同；张铨《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 《史林》1994年第4期；黄志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根本没有根据吗？》,《上海滩》1994年第8期；任武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真相》, 《上海滩》1994年第8期。

[6] 关于告示牌问题及其争论，下文不可不读：Robert A. Bickers &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Sign: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1995。这篇论文使用了当时管理外滩公园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原文件，对公园规则变迁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是，其探讨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告示牌的文字。而且，正如其副标题所示，重点是放在1994年中国的论争所具有的意义上。

[7] 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201页。

[8] 楼荣敏编《外滩：历史和变迁》，上海画报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9] Bickers and Wasserstrom, op. cit. , p.446．告示牌上各年份规则的文字，在本文注5的中文论文中，也有汉语译文，但混淆了一些意译。在这里使用前引 Bickers and Wasserstrom论文所引英文。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引用各年份的公园规则，均循此例。另外，前引黄志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根本没有根据吗？》一文，用照片介绍了1903年规则的中文版档案（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

[10] 《外滩：历史和变迁》，第63页。

[11] 《外滩：历史和变迁》，第63页。

[12] 前引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13] 中国方面的研究，也有承认并没有仅仅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论文，如任止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确有其事》, 《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6期。该文认为：“没有一块仅写‘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木牌，并不等于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事实。”

[14] 《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111页。关于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中有“支那人与狗”的记载，是受傅佛果（Joshua A. Fogel）先生的指教：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103。

[15] 《周作人日记》癸卯（1903）年七月二十日条，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95页。在周作人日记中有关于公园规则的记载，是受前引黄志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根本没有根据吗？》一文启发所得。

[16] 《申报》1909年1月17日。

[17] Kenneth S. Latouret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 Co. ,1917, p.236.

[18] 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日本孙文研究会合编《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11页。另外，孙文有一部标题与赖德烈著作颇为相似的英文著作，就是《建国方略》（英文书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孙文曾经阅读过此书的可能性很大。

[19]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8页（重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20] 在1914年出版的英文小说中，已经有“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的说法（见Bickers& Wasserstrom, op. cit. , p.450）。

[21]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87页。另外，前引马龙福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引用了孙中山的这个演说，来佐证告示牌的存在。但在引用时，省略了“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这一段，大概这段话与主张告示牌存在不太符合。

[22] 和森《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制八十年的上海》, 《向导》第46期，1923年。

[23]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3期，1933年。

[24] 徐公肃等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收录了这篇论文。

[25] 蒯世勋《上海英美租界的合并时期》,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3期， 1933年。

[26] 前引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

[27] 《申报》1927年4月14日。

[28] 《申报》1928年4月19日。

[29] 《申报》1928年6月2日。另外，在公园开放当天（6月1日）的《申报》上，因为看好上海市民出门的可能性，不少饭厅茶馆都刊了广告。从中也可以看出上海全体市民如何期待公园开放，以及上海商人的精明。

[30] 《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31] 同前，第127页。

[32] 关于租界公园入园问题，日本在沪居留民的刊物提到：“日本人进公园者，除妇人孩童外，须着洋服或和式礼服”（上海日报社编《上海年鉴（1926年版）》，上海日报社，1926年，第217页）。

[33] 后藤朝太郎《支那游记》，东京：春阳堂，1927年，第89-92页。

[34] 参见方志敏《可爱的中国》（1935）, 《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35] 在租界里，因为中国的主权（警察权）不能直接行使，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运动时常把活动站点放在那里，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租界内有租界当局的警察机构，他们也绝不放任革命运动（如1903年的《苏报》案；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对共产党的镇压也曾有租界当局的协助）。但与直接受中国政府镇压的租界外相比，重视法律手续的租界毕竟要安全一些。共产党早期的全国代表大会能在上海租界内召开，党中央长期安置在租界里，也是出于这一理由。

[36] 韩祖德《上海租界公园开放问题》, 《时事新报》1924年4月14日。

[37] 前引姚公鹤《上海闲话》上卷，第18-19页（重排本，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