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本书从我1999年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录了适于中国读者阅读的15篇。我的研究工作，大体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两个领域，但研究态度无不重视具体事项、细节的考证，即所谓“上帝就在细节之中”。2006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随处进行大量细节考证，部分中国学者因此评论“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此评难免为溢美之誉，然本书所收也多半为类似的考证文章。我的著作，因对狭窄专业领域考证细密，且事关中国近代史，所以在日本读者并不多。我期待在中国的众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中或能得到更多读者。这是我应允出版该文集的初衷。

本书所收论文的另一特点是，相对强调中国曾经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此点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样，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评论说，石川的著作带有“外因决定论”倾向，过于看重来自日本及苏俄的作用。不同于上述“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所谓“外因决定论”是对著者的批评，因此还请允许我作一解释。我绝不认为来自日本等外国的影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地方指出日本的影响，也绝非强调日本比中国优越，或意指梁启超、李大钊等是以拾取、转述日语文献为能事的“买办”知识分子；而是感到在有关先进人物、革命家或革命运动的研究中，来自外国的影响往往被严重忽视，作为外国学者，发现有此问题而尝试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的态度如此而已。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如下现象。清末至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外国书籍、杂志，远较现在的学者为多。何以如此？因为仅阅读汉语书籍而不利用外国书刊，既无法获得新知识，也无从了解世界，更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窠臼。要实现这些目的，明治日本可谓中国的“翻译”。这位“翻译”水准不俗，且使用汉字词汇，中国人对此甚感方便。不过，这位“翻译”毛病也不少，不好传达的地方就随意发挥，自己不懂的地方则略去不译。所以，当时如果想了解世界真相，当然需要自己掌握外语，以便直接阅读外国书刊。

这与现在依靠汉语书籍、杂志即可获得世界各地信息完全不同。正因如此，根据我的观察，我担心在汉语信息条件已十分完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近现代史学者，因整体上不熟悉外语而体会不到梁启超、李大钊等前人所处的知识环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现象，若不考虑日本和西方（也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就无法解释；但中国史学界在研究李大钊、梁启超以及中共党史时，似乎过于轻视他们曾借助外语获取知识这一事实，以及当时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外语原始史料。面对这种状况，我自认为作为外国学者或许能在这些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所贡献。可以说，本书所收论文，归根结底皆出于这种想法。

有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态度，或可加深我们对来自外国影响的理解。对于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为“半殖民地”，虽然近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持不同的意见，但大体上没有多少人有异议。所谓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通常的理解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被迫从属于外国（列强）的利益。对于探讨这种对外从属性的研究，并无人批判其为“外因决定论”。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近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方面深受外国影响，唯独其文化、思想却得以幸免（或不存在对外依附），显然是不可能的。

把中国化作“半殖民地”的列强是怎样的国家？它们在想什么？要了解这些，唯有学习列强的语言，阅读外语书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要寻求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和“主义”，同样只能通过接近西方文化、学习其语言才能实现。这里存在着如下悖论，即必须借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来学习如何反抗帝国主义。而试图打破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革命运动实践的某些结果，也并非都符合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初衷。那就是，对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的依附以及来自苏联的影响，曾在长时间内对中国革命运动形成束缚和桎梏。而这无疑是另一形态的“半殖民地”现象。

这些事例表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显然曾波及思想、文化、政治运动诸领域。正因如此，面对中国近代史，以更宽阔的视野，亦即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相互关系的角度予以把握，这既是回归历史发生现场的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加深理解。

作为日本人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所采用方法应能发挥在日本从事研究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如果作为外国人而仅追求标新立异，鸣中国学者所不鸣，中国读者恐怕至多感到一时新奇，认为“外国人的解释倒挺有趣”，而最终不会认可。我的愿望，或曰我二十多年来的目标是，在明确中国学者也不便解决的问题或不太了解的史实的基础上，与中国学者共同阐释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谜团，并力求达到同样的研究高度。本书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还希望中国读者不吝批评和赐教。本书所收论文，有的发表在十多年前。因其间相关研究已获进展，或有新史料发掘和公布，当时的有些看法无疑需要修正。针对当时相关研究的评述，依据撰写学术论文的国际惯例，在当时虽属必需，现在看来却也无关紧要。对这些问题，要基于新史料、新见解全面改写，虽说并非不可能，做起来却不太现实。因此在收入本书时仅作最低限度修正，并在文末标注初次发表杂志处加以提示。此点还望读者谅解。

本书翻译，特意请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译者袁广泉先生担任。他是我供职神户大学时的学生，与我同岁；2007年至2012年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与我同在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现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他既对日语文章理解准确，也具有严谨、达意的汉语表述能力，更拥有中国近现代史的广博知识，是我最信赖的翻译家。有几篇论文，当初曾借助其他译者之力，此次亦经袁先生全面检查、比对和订正，多处施以改译，并统一了体例和文体。故本书译者只作袁先生一人。

建议用“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作这部涉及多个领域和主题的论文集名称的，是当时作为编辑而提议出版本书的岳秀坤先生。没有他的提议，本书无从面世。对岳先生及接任岳先生承担本书编辑工作的陈甜女士致以诚挚谢意。另外，在论文执笔及资料收集过程中，许多中国学者都曾予以热情帮助。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但与他们共同进行研究，我从未感到因国家、体制不同而有丝毫交流上的隔阂，因而受到莫大鼓励，此处再次表示感谢。

我现在的研究，重点在中共党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资料编纂和研究体制、通史撰述的沿革，同时也在探讨毛泽东早期传记及其相关个人信息在国内和国外是如何形成和积累的。待研究有所积累，还望出版本书续编，以就教于中国读者。

石川祯浩
2015年盛夏
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