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研究
一个英国学者眼中的“美国正典”
——《美国正典》一文述评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刘爱英
【摘要】在《美国正典》中，坦纳（Tony Tanner）梳理了美国文学从独立门户到建构经典的艰辛历程。从坦纳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的回顾和评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典的确立、修正与扩容并不鲜见，这种现象不但与当代美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20世纪批评理论和方法的繁荣紧密相关。同时，坦纳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优秀的文学史专家和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的非凡的学术勇气、宽广的学术胸襟和深邃的思想认识。这篇迟到了近二十年的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美国正典，探索文学正典化的基本规律，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美国文学史；文学史家；正典；经典建构；批评理论
《疆界2》（Boundary 2）2010年夏季刊不同寻常地刊发了一篇迟到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文章《美国正典》（American canon）[1]。作者托尼·坦纳在文章中梳理了美国文学从独立门户到建构经典的艰辛历程。但这篇文章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纵览。从坦纳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的回顾和评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典的确立、修正与扩容并不鲜见，这种现象不但与当代美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20世纪批评理论和方法的繁荣紧密相关。同时，坦纳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优秀的文学史专家和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的非凡的学术勇气、宽广的学术胸襟和深邃的思想认识。
文章开篇讲的不是别的，是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关系和它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问题。1919年，T.S.艾略特刚到伦敦不久，就受邀对《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第二卷进行评审。这个事件中让坦纳愤愤不平的，是对第二卷的定位：《〈剑桥英国文学史〉补遗》（Supplement to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补遗”一词让坦纳大为不悦，他不无讽刺地说，跟编辑和出版商们原本想传达的意思相比，“补遗”这个词或许更为切题。因为这个词清楚地标明，美国文学还是被当作英国文学的“补遗”看待的，是“增补的，派生的，言下之意就是低等的——碰巧在美国写出来的英国文学的边缘之作。”[2]
坦纳并没有直接评说这种尴尬的境地是怎样导致的，但他接下来便提到，第一卷的前言，其实就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的端倪。在这个前言中，众编辑把他们的指导原则讲得再清楚不过。让这些编辑特别反感，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所谓“独立的民族文学”的提法。这就奇怪了。要知道，这些编辑可全都是美国教授啊。而这也正是让坦纳感到最为不解的地方。坦纳批评到，这些编辑没工夫考虑美国文学是不是表达了“崭新的美国意识”倒也罢了，他们竟然会引述早先的一位批评家来为自己加油打气。在这位批评家的眼里，美国作家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知识积淀跟伟大的英国作家是一样的。既然如此，美国作家又怎么可能创作出跟英国文学截然不同的东西？坦纳不能理解这些编辑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他们竟然会排斥分析的、美学的批评方法。在这些编辑看来，从现代美学的立场来书写知识史是难免会出现疏漏的，而被疏漏掉的，恰恰是那些能够让它立足于现代文学之林的重要因素，即美国人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开发新大陆、移民定居、维持生计、宗教信仰以及治国艺术。编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与英国同胞之间的同质性：“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这个与大海那边的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传统、知识能力的民族发现，他们自己有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摈弃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3]这段表白让人看不出丝毫大国沙文主义的妄自尊大，这种低调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坦纳还是不客气地指出，这段话的语气听起来“实在是谦逊过度”，而且让人依稀觉得还是“很起作用的”，它传达的信息，便是“索然无味的一致性的反艺术”。既然说话的语气不正确，那么说话的态度也不会没有问题。所以，看到编辑们讲《剑桥英国文学史》是“带着兴趣考察过去，同时也并非不怀着希望审视当下、展望未来”，坦纳忍不住指责说，这跟表达倾向和争议恰恰是截然相反的态度，难怪对作家做出的很多评论越来越平淡乏味。[4]坦纳对当时盛行的批评话语的看法也由此可见一斑。
以那样一种不痛不痒的态度去确立经典当然要出状况。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谬，坦纳专门挑选了几位收入《剑桥英国文学史》的作家，并针对他们的批评接受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比较。先看编辑们对艾默生的评价平庸到什么程度吧：“美国作家中的杰出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作品中传达的“纯粹的希望”还有他赖以悠闲度日的“一派和谐”。当然，对于这样的评价，坦纳少不了会以讽刺回敬：“我们觉得编辑们也是在和谐中悠闲度日”。让坦纳感到不满的还有分配给作家们的篇幅。艾默生和华盛顿·欧文都各占15页的篇幅，而备受推崇的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则占了18页的篇幅。坦纳看重的麦尔维尔明显受到了怠慢。提到他的时候，编辑们就只讲他的海上冒险故事。在提到麦尔维尔的同一章里，威廉·吉尔摩怎么也占了6页的篇幅，但麦尔维尔却得到了仅仅4页的篇幅而已。其余的时候，麦尔维尔更像是存在于夹缝之中：“在讲到威廉·斯达巴克·梅奥和威廉·韦尔的作品中间有所提及。”[5]如果说编辑们的工作不细致，那定然也是不公允的。全面、完整、详细的参考书目就足以说明问题。坦纳显然不是批评编辑们没有尽到责任，而是他们不具备批评的精神，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批评家。
第一卷出了这样的状况，那么艾略特审读的第二卷又当如何呢？
用坦纳的话来概括，就是“包罗广泛、毫无重点、毫无原则、优劣不辨”。第二卷表现出来的，是编辑们“不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鉴于《剑桥美国文学史》独特的文化作用和将要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编辑们的这个基本立场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过错。编辑们的作为，像极了医务人员，因为肩负防止病害发生的重任，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所有的作品上都喷一遍消毒剂。他们也像是拆弹专家，像去掉炸弹引信那样，把作品中令人不安的因素清除得一干二净。编辑们滤掉了杂念、杂音，让第二卷显得清澈透明、一团和气。对惠特曼的评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那些对于“诗人或者预言家毫无兴趣的三流读者”之所以会读惠特曼，为的就是要感受“个性鲜明、热爱同胞”的这么一个人和作家而已。[6]
显而易见，编辑们做出的轻重不分的评价并没有反映出美国作家和作品的独特价值。即便到了第三卷，对艾米丽·迪金森的点评依然沿袭了那种了不偏不倚：作为“清教主义的绝佳代表”，迪金森那“古灵精怪的神秘感”总是令人迷恋不已。[7]
从坦纳做的粗略对比和统计来看，优秀作家在第二卷中得到的篇幅依然是差强人意。这就是为什么坦纳要说编辑们没能突出重点，优劣不辨了。梭罗、霍桑、朗费罗、惠蒂尔、坡和惠特曼这样一些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的作家，得到的篇幅明显太少。“反映美国历史的作家”“普雷斯科特和马特利”“神学家和道德学家”“杂志、年鉴和礼品书”“通俗诗歌作者”“短篇小说”等章节的篇幅都较长。“神学家和道德学家”篇幅达到了28页，差不多是整卷中最长的一章。
第二卷的“短篇小说”一章中竟然出现了凯特·肖邦！这倒是让坦纳颇感惊诧。不过，编辑们的评价似乎依然是避重就轻。肖邦“身上流淌着凯尔特祖先的血液，是天生的讲故事的人。她的创作富有激情，但却总是带着我们习惯称为法文[风格]的那种克制的态度”。[8]肖邦的父亲托马斯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母亲艾扎是法裔克里奥尔人。在坦纳看来，讲述肖邦的这段文字并没有切中要害，完全忽略了肖邦作为一流作家的杰出成就。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职业作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她们的女性意识空前高涨，她们要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为女性代言，让女性发出属于真正自己的声音。在这批女作家中，就数肖邦的文学成就最大。虽然两性关系是肖邦作品不断复现的一个主题，但中短篇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无疑是分量最重的。这部作品在发表后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小说中，肖邦刻画了埃德娜经历了怎样的觉醒、幻灭和最终的醒悟，如何认清了男权社会中社会习俗、制度等等对女性意识的压抑和禁锢。肖邦以埃德娜肉体和精神的复苏和觉醒，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埃德娜成为这一时期新女性的代表。她一方面讲究实际，一方面又比较浪漫；她既渴望感官享受又思想保守；她唤醒了自我的力量，向往自由独立，但最终仍旧无力走出自己的困境。《觉醒》如此深刻地刻画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的性别问题，现在早已是美国大中学校教材中的重要篇目，但《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对此竟只字未提，这在坦纳看来实在是太不应该。
对于第二卷中“儿童文学”这一章，坦纳也有看法。这一章的结语实际上就是整卷的结论性评述：“美国的儿童文学取得了其他领域无法企及的卓越成就。”这个评述也让坦纳看到了美国文学当时所处的尴尬境地。在英国文学这个巨人面前，美国文学就像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尚处于身心发育不全、需要家长呵护的婴幼儿阶段。这样的评述对美国文学构成了巨大的伤害。坦纳由此把美国文学的处境概括为整体上“幼稚化”的结果。[9]坦纳用“幼稚化”这个词是想强调，美国文学面临着通俗化、中性化的问题。换言之，美国文学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活力。
而事实上，按照坦纳的说法，《剑桥美国文学史》暴露出的绅士派头对美国文学具有明显的同化作用和去势作用。原本应该张扬美国本土意识的美国文学竟会急切地认祖归宗，归顺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怀着殖民地的柔情蜜意向帝国的荣耀致敬。这当然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对于这样的做派，作为英国人的坦纳尚且有意见，当时作为第二卷审读专家的艾略特又怎能没有想法呢？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借此机会重新认定美国作家的文学地位呢？实际上，从艾略特对最后一章所做的批注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难掩自己内心的嘲讽和不满。
开拓美国文学罗曼司传统的“文化英雄”霍桑于是被推到了前台。霍桑特别关注人的心灵，关注深层次的个体心理，尤其擅长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震撼。他以一种崭新的手法来传达个体体验、反思价值观，并以现实主义者的情怀探索改变社会结构的多种可能性。艾略特把霍桑看作最有价值的美国作家，把他单独挑选出来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把霍桑与爱默生等作家进行了比较，认为只有霍桑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美国道德生活的观察者。而在波士顿，没有哪个作家能有霍桑所表现出的那种“忠实、真实客观、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严格客观”。在艾略特的天平上，霍桑的著作“永远都有用处”，但爱默生的散文早已成为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都不如的“拖累”。[10]
在结论部分，艾略特不仅对霍桑做出了公道了评价，还通过生动的比方说明霍桑的文学成就是多么来之不易。艾略特对霍桑盛赞到：
霍桑、坡和惠特曼都是值得同情的家伙；他们没谁取得了原本应有的伟大成就。不过，缺少一个高水平的文学群体本身并没有导致他们的这些缺憾，反而更加肯定地说是催生了他们的一些特色。这些人的独创性[11]，如果不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算进来的话，都是这个贫乏的环境造成的，逼迫出来的……就事实而论，美国人的苦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是社会缺陷，而非缺乏知识阶层——知识阶层反而有可能毁掉他们的特性。他们的世界很贫瘠，它还不够。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世界是二手货；它不是原本固有的，也不是独立的——它是一个影子。坡和惠特曼好比玻璃瓶中的鳞茎，只会消耗掉鳞茎内部的养分。而霍桑则更多地是伸出触须，四下探寻，把花岗岩土壤中出现的每一个提供营养的微生物都吸食干净；但土壤大部分还是花岗岩。[12]
艾略特这番评论的新意，并不在于他将美国社会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欧文、库珀早就说过美国的土壤和社会无法为艺术提供滋养之类的话，詹姆斯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且广为人知。[13]艾略特的新意，表现在那个比方所展现的张力。美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新奇性似乎都受到了美国社会的消极怠慢，用艾略特的话说就是，这种原创性是被一个贫乏的环境“逼迫出来的”。当然换句话说，这种原创性也是被这个贫乏的环境“逼迫进去的”。这就是说，无论哪种滋养，都必须发自内心。既然瓶子外面都是花岗岩，那么创作就应当如“玻璃瓶中的鳞茎”一般，从自我意识当中找到生长发育必需的养分。
显然，艾略特是想抓住这次做审读专家的机会，为审视、评价美国作家，为修正、重读美国文学正典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美国作家必须认识到，正是美国的环境给他们造成了疏离的感受，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能从聪明才智中生发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
其实在重塑美国文学正典这个问题上的先知先觉者，绝非艾略特一人而已。早在1915年，范·威克·布鲁克斯就已经在《美国长大成人》（America's Coming of Age）一书中批评了美国文学传统中的“绅士派传统”。1918年的这篇文章《论创造一个可以使用的过去》（On creating a usable past）与之一脉相承。在文章中，布鲁克斯严厉批评了“我们的教授们”，因为这些教授们一部又一部地出了不少历史著作，重复的却是同样的观点。在不断的强化中，这些观点像是给美国的文学传统上了一道紧箍咒，用布鲁克斯的话说，就是“他们在美国传统上打上了一个犹太教法典的封印”。布鲁克斯戳破了人们头脑中那个美国文学史的幻象，指责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缺乏价值的过去”。布鲁克斯继而呼吁人们大胆发现，开创一个“有意义的美国文学传统”。[14]
在布鲁克斯看来，那道封印大有名堂。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剥削成性的社会。那些编写历史著作的教授们之所以会受到布鲁克斯的严肃批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大力推行的，是所谓“公认的美国文学正典”。而能够进入正典行列的文学作品也都是那些对美国社会中的剥削现象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的作品。文学作品为自己的时代背书，继而得以经典化。如此看来，正典确立与社会体制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共谋关系。
正是这一点，让坦纳忍不住提醒我们注意，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教授们没有动脑子好好“反思美国历史上创作的冲动……反而去一次次肯定商业传统确立的价值观”。[15]对那些真正展现出巨大创造力的作家，教授们竟然会以高度的默契集体性地失声，不着一字，不发一言，让这些作家被人们忽视，被人们忘却，无法在历史中留下他们的痕迹。就这样，这些真正富有创造力、真正能够代表美国文学传统的作家就被排斥在了经典之外。
布鲁克斯在文章中说到动情之处，还将那些被忽略掉的美国作家比作了他同时代作家的父亲、爷爷。让布鲁克斯痛心不已的是，19世纪平庸风气里的文学翘楚都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肯定；要是那些被忘却的美国作家能从其中分得“一点点阳光雨露”，那么，“他们后代的环境不知又会好上多少”。然而，事与愿违。前辈作家遭遇的不公似乎阴魂不散。坦纳因此把那些真正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家看作是“品钦的过去式”，他们遭受的，是“特权集团的漠视、刻意的忽略、藐视和除名”。[16]
在布鲁克斯看来，赫尔曼·麦尔维尔就是被专家们刻意漏掉的那些优秀作家的典型代表。坦纳显然也是认同布鲁克斯这个看法的。从坦纳梳理的对于麦尔维尔的评价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学史中“封杀”这个伟大的作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动机。坦纳首先引证的内容，便是乔治·华盛顿·派克（George Washington Peck）对1852年出版的小说《皮埃尔》（Pierre）[17]的评价。
对于《奥穆》和它的居民们，我们完全允许麦尔维尔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他若胆敢把他那些悲剧性的木偶作为我们这个种族的代表强加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向他挥起批评之盾，并让他哑然无声……他在用那只邪恶的（幸好也还是无力的）手攻击我们的社会根基。[18]
评论中提到的《奥穆》（Omoo）是麦尔维尔的第二部小说，主要讲述了白人冒险家侵扰塔希提群岛和马吉萨斯群岛后，给土著文化和南海岛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皮埃尔》则不同，这是麦尔维尔专门为白人女性读者创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皮埃尔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尽力保护父亲的私生女，最终还是难逃陷入“极端的愚蠢和罪孽而不能自拔”的厄运。这部小说用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讲述了一个青年的恋爱悲剧，揭露了一个扭曲变形的世界。毫无疑问，派克清楚地意识到《皮埃尔》与《奥穆》的不同，认识到《皮埃尔》对当时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具有颠覆性的危险。评论中“让他哑然无声”的说法当然不是什么委婉表达，它传达的信息也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威胁。事实上，麦尔维尔生前并未获得什么声望，他像很多作家一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一定程度上讲，在压制麦尔维尔的文学声望方面，包括派克在内的特权集团确实是取得了成功。对于这样一位目光敏锐、才思过人、思想深邃的作家，美国批评界竟然无动于衷，以高度的默契的“集体失声”让一位文学巨匠抱憾终生。当然，对一个民族来说，湮灭一位伟大的文学先驱是一种更大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坦纳随后提出的论据，是1901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那部《美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哈佛大学教授巴雷特·温德尔对麦尔维尔的全部评价也不过寥寥数语，其完整评述摘录如下：
赫尔曼·麦尔维尔以他讲述南海的作品——据说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声称这些作品是一直以来写得最好的作品——和他讲述海上冒险的小说，开始了有望取得文学成就的创作生涯，但这个希望终究还是落空了。[19]
仅此而已。与麦尔维尔得到的寥寥数语形成对照的，是欧文、布赖恩特、惠蒂尔、朗费罗、洛厄尔、霍姆斯等都用了整整一章来评述。值得一提的是坡和惠特曼。这两位作家虽然都占了完整一章的篇幅，但是，就热情和高度而论，他们得到的评价明显不够。温德尔是这么评价惠特曼的：“在惠特曼的风格里，有一种自我放纵的奇怪之处，更有一种与这个国家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20]
在学术界，作为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温德尔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也是T.S.艾略特在哈佛的老师。包括《英语作文》（English Composition）、《今日法国》（The France of Today）、《美国文学史》《特权阶层》（The Privileged Classes）以及《欧洲文学的传统：从荷马到但丁》（The Traditions of European Literature）在内，他的著作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在《美国文学史》中，温德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分开三个世纪之后，英国和美国终于又肩并肩站在了一起。它们的协调一致，让我们看到了帝国民主的希望。”温德尔的厚此薄彼，透露的是他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霍华德·蒙福德·琼斯对《美国文学史》有过精辟的评价，认为该文学史传达的，是温德尔“精英治国”的理念：“应该由‘保守的美国人’——即贤明而道德的人——进行治理。”[21]
显然，坦纳并不欣赏这当中所谓的精英理念和教授权威。在这种精英意识的影响下，“美国味”浓重的一些作家如麦尔维尔、爱默生、坡、霍桑、梭罗等被降格对待也就不足为奇了。写一部《美国文学史》，但却把表现“美国味”“美国意识”“美国精神”的作家打入批评的冷宫，对他们不吭声不出气，让他们在默默无闻中随着流失的时光而被人们完全遗忘——这样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观又有什么意义？
文学史虽然是一种历史叙事，以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础，对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嬗变进行梳理和总结，但它也绝非是单纯的文学叙事。文学史不仅仅要清晰地梳理出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脉络，勾勒出它的历史轨迹，也通常会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描绘、反映、塑造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形象，加强或者反拨某个具体的意识形态。文学史记述的是过去，但关照的永远是当下和未来。文学史家虽然需要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找准平衡点，但优秀的文学史家也应当是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的优秀的文学评论家。
布鲁克斯对于编写美国文学史提出的思考和主张显然更符合坦纳的文学史观：
要是我们还想摆脱自己现在对一个文明进行的滑稽模仿，实现崛起的话，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寻我们必须具备的新的理想和更加敏感的态度呢？……发现或者创造一个有用的过去，这是我们当然能够做到的，而那也正是充满活力的批评往往要努力做到的。[……]这个过去是合适的态度和通时达变的思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选择铭记的又应当是什么呢？[22]
坦纳指出，对于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或者文化史家来说，布鲁克斯提出的，都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不过，在坦纳看来，布鲁克斯问题提得似乎并不完整，还应当补上一连串的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铭记？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我们决定要忘却的是什么，是谁？文学史到底要发现什么，遗忘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文学史家必须审慎考虑的。文学史家做出的去与留的选择绝非一道简单的加减法运算。
在坦纳看来，美国的文学史家就应当像布鲁克斯那样，对以温德尔为代表的精英意识指导下的文学史观进行抵制。而事实上，布鲁克斯的呼吁确实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也很快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1920年起，在美国和加拿大代表语言和文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协会”就开始承认“确有美国文学这么回事”。[23]而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美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如弗农·L.帕林顿和刘易斯·蒙福德都顺着布鲁克斯的思路，重新审视、评价美国文学的历史。他们要努力破除的，正是布鲁克斯说的强加在美国传统上的那道宣示正统和权威的封印。
这样，之前那些被打入批评冷宫的作家就得到了批评家前所未有的重视。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德莱塞、麦尔维尔成了严肃、杰出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当然也是一流的——作家。溢美之言、批评的大量关注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尔维尔。他生前郁郁而不得志，没有获得期待已久的文学声望，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恐怕他也从来都没有料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得到美国文学的伟大前驱和文学巨匠的赞誉。麦尔维尔的价值之所以能够得到重新发现，一个重要的契机，便是志在颠覆精英意识的新文学史观的出现。新派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共同目标，便是推动美国的民族文学能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一席之位。为此，他们希望能推出一位真正的文学巨匠，一位挑战社会和时代价值观的伟大作家。而麦尔维尔在作品中针砭时弊，揭露欧美殖民主义对土著岛民犯下的滔天罪恶，是美国社会的叛逆者，也正是建构新文学史需要的文学巨匠的不二人选。
可以想见，在确立新的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在相反的方向上，那些深受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化影响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名流，如惠蒂尔、朗费罗、洛厄尔、霍姆斯，便同时开始经历一个被淡忘，甚至被忘却的过程。
不过，布鲁克斯所代表的文学史观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新一轮的经典化是否不存在任何问题，无可挑剔呢？坦纳认为，布鲁克斯等新派的文学史家多少都显得有些激进，而这些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既然他们批评那个时候的美国，认为它的文化艺术是“对一个文明进行的滑稽模仿”，而且，既然他们祭出了捍卫民主政治和反对精英政治两面大旗，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如何将这种激进的态度与美国社会的基本现实协调起来。事实上，当时中产阶级不仅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正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新派文学史家从他们喜欢的作家那里找到了灵感。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的美国社会现状强烈谴责，严加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赞美“美国”，使之成为一个被他们“抽象化、绝对化、普遍化、人格化”了的概念。[24]
坦纳进一步指出，新派的文学史家宣称他们会致力于民主政治，但这个承诺本身就隐藏着一个潜在的问题。事实上，脑、体之别，或者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作家和批评家都不得不谨慎应对的问题。在他们对其中一方表现出关切的时候，他们往往也不得不苛责、批判这对矛盾的另一方。他们似乎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坦纳于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鼓吹所谓高雅和庸俗之分的，不正是布鲁克斯自己吗？让布鲁克斯感到万般无奈的是，在高雅和庸俗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重要的美国作家强调的是精雕细琢，品味高雅，超然物外。但跟他们相对照的，是那些专为赚钱而进行创作的作家，包括“乔纳森·爱德华兹、本杰明·富兰克林、超验主义作家和庸俗的实用主义者”。布鲁克斯曾设想在高雅和庸俗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以便缓和对立，兼容并蓄。但这在坦纳看来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原因就在于，在美国文化的土壤中，根本不可能收获“中间立场”的果实。[25]
坦纳进一步指出，布鲁克斯看到的，也只是问题的表象。而问题的实质则在于，在写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看来，若要倡导大众化，美国的本土作家就不能脱离他们在社会中的真实体验。只有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才能真正地打动人，才能更好地传达思想意义。威廉斯的精辟论述得到了坦纳的高度评价。法西斯主义的土壤里无论如何都无法培育出伟大艺术的丰硕成果。除了写作与民众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让美国作家和批评家倍感困惑：在什么情况下“大众文学”会出现“大众”和“文学”在文字表述上的矛盾对立？[26]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理论界的热议，F.O.马蒂森在《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与惠特曼时期的艺术与表达》（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中也对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马蒂森欣赏的作家有一个共性：对民主的可能性表现出的高度关注。而衡量“真正的学术”的标准，就是路易斯·沙利文提出的那个标准：作家的天赋是用来同情民众的，还是用来压制民众的。
恐怕坦纳也很难把马蒂森的观点认同为成熟的文学史观。而坦纳的质疑自有其道理。马蒂森看重的，并不是社会、经济和宗教原因构成的背景，而是“伟大艺术的永恒条件”和“通常情况下文学的本质”，其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意图[27]已是显而易见。主持编写《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文·柏柯维奇对于马蒂森的评价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柏柯维奇说，马蒂森所选的五个边缘作家“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有美国真正意味着什么”。马蒂森认为他那五个边缘作家代表了“伟大文学的普遍原则”，他们是“美国因而也是民主的中流砥柱，也是[文学]表达的中流砥柱”，但他对新英格兰的著名作家和女作家却不怎么待见，书中有一些提法显然缺乏细致的考证，对于一些作家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带有明显的偏见。[28]
马蒂森的这部著作可以说影响巨大。不过，坦纳还是怀疑，它是否代表着另一种精英意识。因为那五位作家都是男性，都是白人，都来自东海岸（四位来自新英格兰）。书中不见女性，不见黑人，更不见任何体现“人民”的东西。这样的选择，不正落入“高雅”之列了吗？即便马蒂森也有专著评析德莱赛、艾略特和詹姆斯，但不能不承认，社会或“现实主义”的小说完全被排除在正典之外了。
事实上，当时重要的批评家普遍认为，美国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英国文学，正在于它反对所谓人是由社会建构的这样的说法。于是，豪厄尔斯、德莱赛、诺里斯、卡瑟等作家无法进入正典的行列，而迪金森和施泰因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成为重要的——亦即“高雅的”——作家。
马蒂森式的美国正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行其道。罗伯特·斯皮勒[29]的《美国文学的周期》（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就是一部典型的马蒂森式的文学史。该书的引言，就已经把确立经典依据的社会有机论和去历史化的原则立场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一个重要的作家，一定要超越自己的时代，或者让自己远离自己那个社会；他对社会和知识史的价值，是给人们以象征主义的启示，而不是留下所谓忠于历史事实的记录。[30]
坦纳提醒我们注意一点：研究象征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启示正是过去40年间评论美国文学的主要方法。而在“象征主义的启示”当中，有两点值得大家高度关注。其一，它是永恒不变的；其二，它具有无限的发现和操纵的空间。从定义上看，一个象征原本就有无限的可能的指涉范围；因此，在批评实践中，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的批评家也就会得出漫无边际的结论。坦纳这番话，显然并不是要指责象征主义的定义有多么不妥，而是要说明当它成为文学史观的主要原则时，所确立的美国文学经典必定会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它们所依托的时代。[31]
不过，马蒂森式的美国正典还是遭到了不断的质疑和批评。柏柯维奇就指出，让马蒂森式的正典具有合法化的舆论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意识形态与经典美国文学》（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和1986年夏季刊出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都深入地阐述了柏柯维奇的这个质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质疑和批评尚不足以撼动民族主义正典的地位。在美国正典的建构过程中，如果说布鲁克斯和帕林顿的作用是开启了一个传统，那么马蒂森的作用就是巩固了这个传统的地位，而斯皮勒的贡献则是他把这个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所以，一方面，尴尬在继续，麦尔维尔、迪金森、马克·吐温等作家继续受到忽视。而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要求把被边缘化、受到忽视的作家的经典之作纳入正典的范围。但更大的尴尬还在于如何认定这些新的经典。结果，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辑竟有点像是古文物家，不加区分地列出一些姓名和标题，让这部文学史成了坦纳所说的“不能用的、不权威的正典”。另外还出现了一个声音，要求文学史关注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以及通俗（亦即所谓的“低俗”）文化。但在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应当进入经典的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分歧。[32]
总而言之，在何为美国正典这个问题上，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显得颇为策略，他们既没有明确表态说该牢记哪些作家，也没有明确表态说该忘却哪些作家。他们只是提议，在牢记美国作家的方式上应该有所变化。毋庸赘言，对于正典的任何攻击定会伤及文学本身。坦纳因此揣测，倘若批评家们真对新英格兰的名流重新进行经典化，这原本也可以成为一个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但尽管存在诸多的可能性，这样的事情却并没有真正发生。
回过头来再看柏柯维奇，他所提出的问题，其实正是饱受争议的经典作家的激进主义的问题——以前的舆论偏重的是所谓的“颠覆性”。柏柯维奇的意图，是想重新进行一次历史化，将这些作家放回到历史的坐标中，不再强调这个激进的或者说是颠覆性的美国文学传统脱离了社会的现实，而是强调它与美国社会文化始终是休戚相关。
就历史背景而言，19世纪中期的美国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迁，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杰克逊式的市场经济（Jacksonian Marketplace）。但思想认识的变化显然没能与这样的变化同步。事实上，先前的认识体系还在施展影响，而复兴时期的作品正是凭借这个认识体系，凭借美国早期的理想和核心价值来攻击一个崭新的、正在快速崛起的美国。本质上，这个认识体系并不着眼于当代文化而是所有的文化。这样一来，在独立、自由、进取精神、机遇、民主等构成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面前，美国社会刚出现的那些变化显得竟然是那么格格不入。这场对峙的实质，正是利用美国这一理念，或者说美国理想，来批判一个真实的美国的现实状态。
柏柯维奇的高明，在于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情形，柏柯维奇说：“我们的重要作家完全算不上是颠覆性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再现方式上他们是激进的，这种再现方式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文化，而不是对它进行侵蚀。”在经典的认同问题上，优势文化进一步展现了它的优势：要表达抗议、异见、对立都是可以的，但只能在美国理想，或者说美国理念，这一个限定的框架中进行表达。里根总统之所以也会在自己充满必胜信念的演讲中引述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霍桑和麦尔维尔这一类作家，原因也正在于此。[33]
从本质上来看，在美国经典文学与它的批评对象——即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确实是存在一种共谋关系。所以，不论你是赞美美国，说它代表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还是指责它，说它代表的是人类最残酷的罪行，你都会落入一个俗套的表达程式当中。结果就成了这样：对于世界众多政治制度中的美国这个国家，你的表达既是对它进行的普遍化，也是对它进行的归化。难怪柏柯维奇会说，他反对那种“总是要评估美国文学中的颠覆性元素”的做法。[34]
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一项重要任务，恰恰就是要审视经典美国文学中哪些作品表现出了应有的颠覆性的立场。但柏柯维奇却声明，他讲过的那些话绝对不是要贬低“文本本身的‘审美情趣’”。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就批评家而论，那些话甚至并不要求人们对这个文化采取敌视的态度。”退一步讲，就算那些杰出的作家们没能发现主流意识形态是在美化现实或者掩盖现实，但那也没有关系。毕竟，他们的作品思想深邃，悲天悯人，同时又催人奋进。跟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文化中那些追求解放、催人奋进的思想相比，这些作品传达的信念和希望也毫不逊色。基于这一点，作家们在作品中表达的，正是社会连续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革命精神。而正是因为这一革命精神，我们才会在“美国”一词中看到现代时期一个光彩夺目的文化象征。柏柯维奇的话说得四平八稳，所以在坦纳看来，这番话传达出来的态度着实令人费解，出人意料：柏柯维奇竟会迫于压力，以这种方式主动妥协，弃械投降了。[35]
坦纳的不解清楚地表明，在文学经典的社会功用与文化价值这个问题上，他与柏柯维奇之间的分歧的的确确是存在的。不过，文学与社会之间原本就存在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坦纳的立场不可谓不可取，但柏柯维奇的态度也不可谓没有道理。客观地讲，历史时代的复杂性就决定了一点：没有哪个伟大的作家能够纯粹地待在某个生活侧面的空间里而不进入到更加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中。因而他感受到的也绝不会仅仅是革命、颠覆、成就、进步。所以，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也不应当是单一维度的创作。事实上它们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善与恶、好与坏、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功绩与暴乱之间的矛盾，是文化在对抗中发展不可或缺的侧面，而这当然也是美国的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出现的重要原因。柏柯维奇认为，经典作家就是置身于由这样的矛盾交织而成的文化当中，从总体上来看，他们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同谋关系，只不过作家的使命是要惩恶扬善。隐藏在《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巨大成功和战争的不可避免背后的不是别的，正是一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相同的因素。[36]
柏柯维奇这话说得原本是有一定道理的。没谁能够选择自己的出身，也没有谁能够选择置身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这些个话都没有错。坦纳之所以批评柏柯维奇，并不是在于他道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是在于他错误地认为客观存在的就是不可抗拒的，就是应该接受的。正是这种四平八稳、妥协中庸的心态让批评的武器丧失了它应有的锋芒。所以坦纳才会说，柏柯维奇这个姿态是危险的。当然在批评的意义上，这个不痛不痒的态度也是有害的，因为他采取的实质上就是一种绥靖政策。[37]
有必要说明，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在编写的指导思想上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理论的色彩，它并不恪守一致的观点，也不遵循线性发展的传统写作模式。相反，它努力拓宽文学史的疆界，尊重各种差异性。它承认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及不同的知识群体，呈现不同的文学史观，采取“多重声音描述的策略”，努力做到让“角度的多样性与所利用的文学和历史材料的巨大丰富性相对应”。[38]正如文学家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一样，文学史家、批评家也难以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中抽身出来，进入一个纯粹的、恒久不变的审美空间。所以，一定程度上，柏柯维奇的《剑桥美国文学史》跟编写于各个时期的众多的美国文学史一样，带着它独特的时代性的胎记和烙印。在构建美国文学传统、确立经典作家的同时，它也在努力展现美国文学、文学理论的多元化格局。
坦纳显然更看重一部文学经典、一部文学史的反叛性的作用。在这篇文章接近结尾处，坦纳对这一关切表露无遗。但至于说该怎样界定反叛性，坦纳也没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操作性强的答案。他更倾向于把反叛性笼统地界定为在强化或者反抗某个意识形态、某个程式或标准上作用：
如何衡量一个作家或者艺术作品的“反叛性”？[……]真能对反叛性的程度进行分级吗？在某个民主政治中，要是文学创作追求一些具体的审美标准，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彰显其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宣传鼓动、推波助澜的意图，难道这样的创作本身不也构成了一个反叛性的姿态吗？恐怕，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39]
自然，坦纳少不了要对当时风行于美国的意识形态的批评方法说上一二。新一代批评家和美国文学史家关心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笼统的提法，他们既可能沿循马克思的路线，也可能秉承韦伯和曼海姆的思想。坦纳将前者称作“消极的”意识形态，而将后者称作“积极的”意识形态。而在对待作家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大多数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采取了路易·阿尔都塞的立场观点。在论述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艺术是无法逃避、无法超越意识形态的，而艺术“让我们了解的，正是意识形态，艺术脱胎于意识形态，浸洽于意识形态之中，它将自己从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成为艺术，并间接指向意识形态”。但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批评似乎多走了一步，于是，坦纳忍不住要说那个提法并不太妥：“也许我们应该把那段话修饰一下，说要是我们观察、阅读足够专心的话，那么它[艺术]就能让我们对意识形态有所了解。”[40]
没有答案的问题往往也是最让人感到纠结、难以释怀的问题。这篇文章不同寻常的结尾方式很能说明这一点。结论的第一部分，坦纳意犹未尽，长长的一大段继续阐明他对“反叛性”的认识。世易时移，麦尔维尔的豪言壮语、马克·吐温的悲观主义已经无法引起原来的那些共鸣。“反叛性”的衰减，也许意味着达成了某种“消极的共谋”。不过，当坦纳再一次审视麦尔维尔的时候，不管怎样，他还是发现有四部作品（《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Gerene〉、《文书巴特尔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单身汉的天堂和少女的地狱》〈The Paradise of Bachelors and the Tartanes of Maids〉、《比利·巴德》〈Billy Budd,Sailor〉）带有一种反抗和挑战的精神。从人物的婚姻状态、身份、职业、地位出发，坦纳详细梳理了麦尔维尔作品中处于矛盾对立两端的人物——那些掌握并操控话语（法律）同时也操控弱势群体命运的人物，以及被剥夺了话语权、权力与自由并饱受剥削和压迫的人物。不过，要注意的是，坦纳并不认为这些作品直截了当地批判了法律不公、社会不公的基本事实。相反，他认为作家麦尔维尔采取的是更为隐晦的策略：“作为叙述者，他暗指法律文件不完善、不公平，并且暗示怎样在正史中删除或者‘自然地删减’那些会让冠冕堂皇的公平正义显得不光彩、显得虚伪的事件。”[41]无法苛求以写作谋生的麦尔维尔。无法苛求他为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提出别的更好的选项。麦尔维尔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把对立的观点含蓄地呈现出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抗的声音是如何受到压制，变得无声无息的。而正是因为这艰难而勇敢的“暗示”，才让坦纳把麦尔维尔尊奉为唯一一个敢向美国说一声“但是”的美国作家。
话已至此，确立经典的标准似乎已是十分明朗。不过，结论第二段的寥寥数语偏偏又一次道出了坦纳对于标准问题难以决绝的矛盾心态。他担心，审美的维度，特别是文学作品之为文学作品应有的魅力和美，会因为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写方式而显得无关紧要，并因此受到忽视。话不多，似乎是画蛇添足，但总归是必要的。坦纳也就此打住，正像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个话头点出的是另一个普遍原则，牵扯出的是另一个问题。
表面上看，坦纳这篇文章迟发了近二十年，多少显得与我们的时代和学术风尚显得多少有点脱节，有些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文章配发的一段短短的编者按中找到答案。编者按的作者林赛·沃特斯曾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出版社任职，此后一直有心出版一部新编美国文学史，于是做了不少准备。为了计划中的美国文学史，沃特斯曾数度去剑桥拜访坦纳。坦纳的这篇文章正是沃特斯从自己搜集的资料堆中发现的。沃特斯记得坦纳将文章交到自己手上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掐指算来，这篇文章藏身于资料堆中已有约二十年的光景，跨越了两个世纪首尾两端。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应为当时的学术界正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文学的正典化。何谓经典？典律化是否有规律可循？这些话题在当时发表的不少文章都有提及。
不过，《疆界2》能够发表这样一篇令人挂怀的文章，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托尼·坦纳独特的身份和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现实性。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坦纳对于美国文学有知遇之恩。1960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坦纳就把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定为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的研究。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大学并不专门开设“美国文学”这一课程，所以这个选题在当时可以说具有相当大的风险。1965年坦纳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了这篇论文。这部题为《见证奇迹》（Reign of Wonder）的专著引起了积极的学术反响，他也因此得到了剑桥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以此为契机，坦纳开始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宣讲美国文学，并积极推动把美国文学纳入课程设置范围的工作。发表这篇迟到了近二十年的文章，《疆界2》不仅仅是向一位伟大的英国学者致敬，更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在历经近二十年的光景后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美国正典，或者再笼统一点讲，探索文学正典化的基本规律，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坦纳这篇文章又当如何呢？
参考文献：
Tanner, Tony.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 （2010）:pp.71-87.
张冲（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1] Tony Tanner,“American canon,”Boundary 2 37.2（2010）:pp.71-87.
[2] Tony Tanner,“American canon,”Boundary 2 37.2（2010）:p.71.
[3] Ibid,p.72.当时的美国文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学成就信心不足。他们宁可把美国文学当作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更多的时候还是强调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同质性：跟英国作家一样，美国作家“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都经历过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熏陶，都受到过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影响。
[4] Tony Tanner,“American canon,”Boundary 2 37.2（2010）:p.72.
[5] Ibid.
[6] Tony Tanner,“American canon,”Boundary 2 37.2（2010）:p.72.
[7] Ibid.
[8] Ibid,p.73.
[9] Tony Tanner,“American canon,”Boundary 2 37.2（2010）:p.73.
[10] Tony Tanner,“American canon,”Boundary 2 37.2（2010）:p.73.
[11] 斜体文字为原文强调样式。
[12] Ibid.
[13] Ibid, pp.73-74.
[14]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4.
[15] Ibid.
[16]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4.
[17] 《疆界2》将《皮埃尔》（Pierre）误拼为《皮尔斯》（Pierce）。
[18]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4.
[19]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5.
[20] Ibid.
[21] Ibid.
[22]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5.
[23] 转引自张冲（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总序”第iii页。
[24]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6.
[25] Ibid.
[26] Ibid,pp.76-77.
[27] 马蒂森本人虽然是基督徒，但他同情共产主义，还有，他是同性恋者。坦纳揶揄马蒂森，说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取向的人，要传达两个意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28]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7.
[29] 马蒂森和斯皮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影响最大的两位文学史家。
[30]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78.
[31] Ibid.
[32] Ibid,p.79.
[33]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p.81-82.
[34]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82.
[35] Ibid,p.83.
[36]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83.
[37] Ibid,p.84.
[38] 转引自张冲（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viii页。
[39]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84.
[40] Ibid.
[41] Tony Tanner, “American canon,” Boundary 2 37.2（2010）: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