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增长稳态”透视^[1]
——“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之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战败国废墟上重启经济追赶并获意外成功。然而在人均收入等基本发展指标完成收敛后，受人口老龄化与文化封闭等超长期结构因素制约，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渐趋消停的“低增长稳态”。流行观点言必称日本“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然而这个潜在认识的前提有待商榷。如果说日本经济过去20年表现令人失望，这一状态本质上应是日本长期经济社会结构性条件使然，其政策得失仅产生相对次要的影响。日本经济未来有望继续维持“低增长稳态”，构成目前全球经济减速的特殊局部。

“失去的N年”之类流行表述，大体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等指标相对早先高增长时期增速降低甚至失速的现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并经常发生负增长，1991—2011年年均增长率不到1%。日本名义GDP从1991年的458.3万亿日元缓慢增长到2000年的511.5万亿日元，此后便在波动中呈现缓慢下降趋势，2011年只有468.4万亿日元，在间歇性通货紧缩背景下20年名义GDP近乎零增长。

不过要知道，日本经济增长失速发生在人均收入等基本经济指标完成对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国成功收敛之后。用汇率折算，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GDP从1960年的469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3.69万美元。日本相对美国人均GDP比率1960年为16.6%，1987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并在日元汇率超调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达到美国一倍半。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失速，美国则先有互联网革命快速增长，后有21世纪初房地产、金融业泡沫化增长，加上日本汇率升值趋势不复存在，用美元衡量的日本人均收入相对美国下降，最低到2007年只有73.8%。近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和日元汇率变化，日本相对人均收入有所上升，2011年回升到94.5%。

日本人均收入等指标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标志着日本经济总体置身或逼近全球产业与技术前沿位置，于是早先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实现高增长的驱动力渐趋式微。日本问题的症结在于，进入全球技术产业前沿后，由于自身内在难以改变的深层结构特点，缺乏在高收入阶段持续较快增长的潜力，派生长期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近乎停滞格局。从日本经济与社会基本面条件不利于前沿创新要求角度看，与其把日本经济过去二十年增长低迷看作光阴“丢失”，还不如说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合规律现象。

处于后进追赶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与已完成转型或追赶的发达经济体比较，其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以及增长实现机制，都存在实质性差异。后进国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较快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快速成长提供可靠驱动力。已达到人均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谋求较快增长，则需更大程度依靠产业技术前沿的发明创新提供支持。由于前沿技术进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制约，最终能够对产业结构提升发挥实际作用的技术进步速率较低并且成本较高，因而前沿国潜在供给长期增速较低。

发达国家要保持较快增长，更需要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提供原创性（original）研发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广纳优秀人才的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条件，更需要允许和鼓励个人潜能发挥与个性张扬“冒尖”的价值观与文化氛围，更需要能有效激励企业家创造能力的制度环境，更需要把思想、创意和发现转化为大规模产业的高效资本市场与金融系统，也更需要在经济系统“创造性毁灭”嬗变中具有较强调整能力的企业制度。

但是比较而言，日本与这些要求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日本文化具有重团队、轻个人，重内聚、轻开放，流程管理强、理论思维弱，模仿创新强、前沿创造弱等特点。这些“文化基因”层面的特点便于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并利用当年冷战环境快速追赶，成就二战后大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然而，文化禀赋条件同样不利于日本在技术产业前沿开拓与创造，因而在跻身主要发达经济体后呈现“低增长稳态”现象并不奇怪。

观察两个可量化指标有助于加深对日本“低收入稳态”形成机理的认识。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龄化，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二是日本资本形成早已呈现负增长趋势，导致日本资本存量进入停滞甚至下降通道，构成解释日本长期经济增长失速的关键宏观原因。

数据显示，20世纪50、60年代二战后经济追赶初期，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5%—6%。人均收入较低与人口结构年轻，构成经济后进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和后起直追的有利条件。然而在日本经济追赶同时人口结构也快速老龄化，到1992年人口老龄化比例已超过13%，比二战后经济起飞初始阶段比例值超过一倍，而2011年老龄化比重已高达23.3%。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长期抑制作用。

经济发展理论高度重视固定资本形成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虽然观察当代经济增长时，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的推动作用更为彰显，但是固定投资长期走势对经济增长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作用。例如，当代信息革命是重大技术进步，劳动者具有全新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手段代表了人力资本提升，这些对当代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然而“知识性经济”增长效应的实际发挥，不能脱离IT硬件条件以及全社会范围在电脑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领域大规模的投资。由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通常不会以纯粹形态独立存在，而是不同程度地与固定资本以相互协同与补充方式发挥功能，因而固定投资与资本存量等可量化指标仍是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解释变量。

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投资增长乏力并经常出现负增长，构成了“低增长稳态”的重要背景条件。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资本形成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后，多数年份资本形成出现负增长的萎缩态势。用1990年不变价衡量，日本资本形成1996年达到15.3兆亿日元峰值，此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1年只有11.6兆亿日元，比15年前的峰值下降24.8%。

过去20年前后投资增长率与绝对规模双双下降，导致20世纪末以来日本资本存量长期增势明显趋缓，近年甚至出现绝对规模下降的动向。我们初步估测的日本实际资本存量数据显示，2001—2008年日本实际资本存量增长不到5%，2010年实际资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一国资本存量是社会生产函数的基本结构变量，在资本存量成长停滞甚至趋于萎缩的背景下，要想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不啻缘木求鱼。

人口结构与资本存量从潜在供给角度提示着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根源，另外投资疲软不振还直接从总需求角度解释了“低增长稳态”。观察支出法GDP构成可以看到，资本形成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增长进入最后一波高潮时达到年均约2.5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投资趋势性下降，导致资本形成对GDP贡献长期为负值：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资本形成对GDP增长年均贡献值分别为-0.18%和-0.12%，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半期和后半期贡献值分别为-0.28%和-0.47%。

进入“低增长稳态”后，日本经济增长需求面驱动因素主要依赖消费与净出口。数据显示，1990—2010年的两个十年间，除2000—2005 年五年外，其他时期消费与净出口助推总需求增长的效果都不同程度大于同期GDP实际增长幅度，说明同期日本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国内消费与国外需求。以2005—2010年为例，消费与净出口加总增长效果相当于GDP增长率的1%，比同期GDP实际增长率0.38%高出一倍多。

日本进入“低增长稳态”后，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收入项增长构成国民总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数据显示，日本经常账户收入项金额从1996年的58060亿日元增长到2007年高峰时的163720亿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亿日元。经常账户收入项盈余相对日本GDP的比例从1996年的1.13%增长到2008年的3.23%，这部分外部收入增长相当于同期GDP增长的大约两成。

[1]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2012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