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真实”与“虚构”[1]
“真实契约”的订立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创作作谈”、“后记”等小说以外的“副文本”，与读者订立“真实契约”，张扬自己为使战友“进入历史”而写作的动机；而到了1980年代，曲波又以“创作谈”、“访谈”等形式再次与读者订约，与前次不同的是，作者重新订立的是“虚构契约”，此次重点道出的是写作的个人动因。后一类契约，否定了1957年以来形成的“《林海雪原》是根据作者本人经历写成”的说法，而使之成为作者讲述的“故事”。比照由多个“创作谈”、“后记”、“访谈”等构成的两类契约，能够看到作者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述存在差异，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
1957年9月，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由作家出版社初版，扉页上印着作者曲波的题献：“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11月9日《北京日报》发表曲波的创作谈《关于〈林海雪原〉》。此时，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面世不到两个月。曲波在文章中陈述自己写作小说的动力来源于，“让杨子荣等同志的名字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历代”。同时明确表示小说只是在“事实基础上”, “加了一点综合剪辑和塑造”[2]：
当时我和我在书中所写的战友们，便数度深入林海雪原，和许家父子、马希山、座山雕、李德林、谢文东等匪股周旋……战士们高度发挥了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零下三十八度到四十度的雪海里侦察奔袭，斗智斗力……我们克服了向所未见的奶头山、绝壁岩之类神话般的天险，发挥了大勇大智孤胆作战的奇能，特别是杨子荣同志只身进入座山雕的营寨，终于擒拿了这个三代老匪首。不幸在最后擒拿匪首四大部长的斗争里，被匪首郑三炮弹击身亡。
1958年，曲波在《中国青年》杂志“读者来信”专栏回答青少年朋友的提问，仍以引证“日记”这样的形式来向读者表明小说的“真实性”[3]。在小说出版之前，1957年《人民文学》第2期曾以《奇袭虎狼窝》为名，选载小说的第三、四、五、六、七、八共六章。在“编者按”中亦明确提到小说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的；[4]《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也在稍后一点的文章里再次提及作者“写这部作品的唯一的动机就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战友”[5]。按照作者、小说编辑提供的思路，宣传机构也以“真实”的形式来宣传书中人物[6]。《林海雪原》以第三人称写就，一般来说，读者并不容易产生“似真性”的幻觉，为了达致“怀念战友”的写作目的，小说出版之后的“真实契约”是完全必要的，由此，才能将小说（虚构的）人物“历史化”，使之成为历史人物。应当说，曲波在1957、1958年写的多篇文章，确实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读“传记”的心理预期，如果再联系一下中国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传统，以及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多以真实人名写成的状况，那么，这种“真实契约”是很容易被读者接受的。谈论中国小说传统中“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明代谢肇淛和清代章学诚评论《三国演义》的话常为人所引述。谢肇淛认为《三国演义》“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不足为士君子道也”[7]；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贬斥《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之惑乱”。这两人都认为《三国演义》以写实为主，但都对其效果表示不满，认为不能为有清明理性的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只能愉悦普通而无文化修养的“里巷小儿”。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在中世纪，讲史小说，却常使读者看作信史，尤其是《三国演义》”的说法[8]，那么这里的“读者”，应当是谢肇淛所讥讽的那些“里巷小儿”。而曲波本人，大约也是这一类“里巷小儿”，他也是“小说即事实、小说即历史”的信奉者，少年时代他对“讲史”的小说、说书都信以为真，“对书中之英雄人物，我个个信以为真，并不懂什么典型塑造，因而万分崇拜、敬仰他们的精神，到了与天地星斗同辉的境地”[9]。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曲波相信别人所写小说的“真实性”，因而也希望其他“里巷小儿”一类读者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能将“小说”当真。而他的目的似乎也达到了。直到20世纪末《林海雪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10]的说法还在为权威教科书所沿用。
1959年6月26日的《黑龙江日报》第三版，在“革命回忆录”这一栏目下，刊登了一篇题为《忆侦察英雄杨子荣》的文章，文章由孙大德口述，啸海记录，“编者按”中指出“孙大德同志即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侦察员孙达德。下面发表的是他对于《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同志的回忆”。报纸的编者显然把生活中的孙大德、杨子荣完全等同于小说中的人物了。
小说《林海雪原》是一部“怀念”之作。曲波的“怀念”当中，夹杂着一种负疚感，特别是当战友牺牲的阴影织进他个人幸福生活、“日常享受”中时：“我的宿舍是这样温暖舒适，贤妻幼子俱全，这一切，杨子荣同志和高波同志没有看到，更没有享到，他们正是为了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些，度过了艰苦的年月，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11]曲波认为，死去的战友是“今天幸福生活”的缔造者，和自己一样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是享受着无数像杨子荣、高波这样烈士的牺牲和奉献的，因此，人们也理应记住这些烈士，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于是，写作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党和祖国的这些好儿子，这样光辉的事迹，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更广泛的公诸于世呢？”[12]在小范围的讲话中他也明确表示小说“主要是纪念战友的责任感促使我写的”[13]。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已经牺牲的战友们的英雄事迹，缅怀他们。尽管曲波长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有机会给工人们宣讲，但他认为“只有我一张口”，宣讲的范围毕竟有限，如果能将口头表达转化为书面叙事，利用纸质媒介更为广泛的传播力，建立起一座流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也许能更好地达到纪念战友、为战友们树碑立传的目的。——从空间上说，小说把曲波局限于工厂内的宣讲范围拓展到了全国，从时间上说，它甚至可以是“永恒”的，因为凝定为书本的小说只要被阅读，人物就能与阅读者当下的生活展开互动。
曲波的写作虽是一种“静悄悄”的“文坛外”新人的个人行为，但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则暗合了“历史的”需求。早在1949年就有批评家呼吁“就我们三十年的革命斗争的各个方面，编写各种文艺作品、历史演义”，哪怕“做得比较粗糙”，还像是“比较生动的历史记录”, “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益处也很大的”。[14]1959年，批评家们仍然强调要“通过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坚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出来，以“填补”文学史上的“空白”，这一任务被看做是“责无旁贷”的。其意义在于帮助“今天生活在和平的日子的人”,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激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艰苦奋斗的决心”。[15]曲波1957年自述的“怀念战友”，为他们树碑立传、教育人民的写作动机与上述呼吁的诉求方向基本一致。在1957年的语境中，这一表述为批评家和读者共同接受。[16]
“虚构契约”的订立
然而到了1980年代，曲波却主动与读者解除“真实契约”，而重新订立“虚构契约”。曲波称“文学源于现实生活，但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性”是“文学的基本常识”；他用“集中”、“概括”、“理想化”[17]三个词来界定自己的主要创作手法。根据曲波1980年代的说法，构成小说基本情节脉络的四个战斗故事：奇袭虎狼窝（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大战四方台，是他“采取了聚而歼之的概括”，即把自己当时所在的牡丹江军区二团打过的72次战斗“概括为四战，集中塑造了几个人物”,[18]曲波承认，四次战斗的地点“不但威虎山的名字过去没有，奶头山、四方台的名字过去也没有，那都是我的艺术创作”[19]。而战斗故事内容本身也都是作者的“创作”, 《林海雪原》中广为流传，后来被统称为“智取威虎山”的那一组故事，“是我概括了十几次战斗集于此战”，包括“里应外合智取之险战”、“以少胜多的奇战”、“远距离奔袭之苦战”、“顺综急击之巧战”等等。“‘舌战小炉匠’是我对英雄人物创作的理想化；威风的滑雪飞山是我渴望我军能有此本领，更是我理想化的创作”。[20]
1980年代，曲波与读者解除“真实契约”而订立“虚构契约”，把原本言之凿凿的“真人真事”说成是“理想化”的创作，这样“出尔反尔”的行为，于作者而言多少有些出于被迫和无奈。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来自战友的“发露”，以维护小说的“合法性”。1986年11月16日《黑龙江日报》刊登访问记《“203”首长话当年》，曲波当年的战友连城接受采访，自称是《林海雪原》中“203首长”的原型，在回答记者关于《林海雪原》的描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系列提问时，连城基本上都予以否定。这些问题包括“有威虎山这个地方吗？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当时座山雕是有九群二十七地堡吗？杨子荣一定是个很出色的人物吧？”等等。连城否定座山雕有九群二十七地堡，指出“抓座山雕时，是从地窖子里抓出来的”。他还把杨子荣的外表形容为“稀稀拉拉”，肯定其“脑子相当聪明”，也指出“舌战小炉匠那段情节是后加上去的”。曲波对这篇访问记的反应很强烈，先是在《文艺报》上发表声明《〈林海雪原〉不是为某人立的传》，随后又撰文仔细应对，这篇文章可视为一份重要的“虚构契约”——《从〈203首长话当年〉说起》。对连城的说法，曲波没有否定（详下文），而是试图解释小说何以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曲波用“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综合、集中、概括，使之更具典型性，更有代表性”这样一些“文学的基本常识”来为自己的“无中生有”辩护，这自然是作者本人的“文学观念”变化的结果，但也与发难者的身份有关。1950年代小说的批评者如何其芳、侯金镜等多是文人，是军队生活（尤其是东北剿匪生活）的圈外人，曲波作为作者在身份上有优越性；作为“剿匪战斗”的亲历者，曲波坚持小说当中的一切描写都是实有，批评者也就无从对质。而1980年代曲波面对的是自己的战友，对方也是“历史事实”的见证者，对方指为“伪”的，曲波就很难再坚持为“真”。
不同“契约”内在的共性与差异
曲波不同时期与读者订立了不同的“契约”，很难理清究竟作者何时所说为“真”，何时为“假”，我们所能探讨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作者不同说法后面的历史认识与想象。“新历史主义”中坚力量海登·怀特在谈论历史叙述的“文学虚构性质”时指出，“我们对历史结构和程序的理解更多地由我们在表述时省略的东西来决定”, “而不是由我们放进历史结构和程序中的东西来决定”，经过剪裁，一组历史事实显示出“总和谐性”，就是故事的和谐性，而这种“为了构成综合故事而保留某些事实同时排除其他事实的能力”，正表现了历史学家的“策略性和理解力”。[21]纯正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省略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结构和程序的理解，而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小说作者，他可以通过删减也可以通过添加来体现他的“策略性”和“理解力”。1950年代的“事实契约”和1980年代的“虚构契约”对小说的背景、人物作出不同的介绍、解释，我们只能就其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述差异，来分析作者个人的“策略性”和“理解力”。
首先看看作者的政治态度，即他对“国民党匪帮”的政治定性。在小说中被置于“恶”、“丑”、“奸”一方的“国民党匪帮”，曲波对他们政治上的“反动”具有明确的判断，并且将抽象的阶级对立内涵转化为具体的对国家的“忠”与“奸”的对立。在1958年的文章中，蒋介石被曲波称作“中国人民的死敌、卖国害民的大盗”，国民党军队被说成在八年“抗战中一弹未发”，且在抗战胜利后，“向我党领导下艰苦抗战英勇奋战八年的解放区军民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而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的“爱国保田”的解放战争。[22]1999年11月，当笔者首次拜访曲波，他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林海雪原》坐落在怎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基本观点和1957、1958年一致，足见他对这一“政治前提”的重视。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的观点，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极为普及，仰赖于此，曲波义正词严地把国民党军队贬入“不忠不义”的阵营，在《林海雪原》一书中，“伪满官吏”、土匪、国民党官员的外延经常重叠，三者同是卖国的民族罪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曲波本人和笔者的交谈中，这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单一性判断基本延续下来，似乎他对历史的“理解力”在这一点上是前后一致的。但是笔者偶然在人艺看到的材料却改变了这一定见。1958年4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请曲波来谈话，在介绍土匪时，曲波说“土匪外形并不都狰狞，杀人不眨眼”，而是“慷慨好义够朋友，嫉妒心很强”，他们“有组织”, “有清规戒律”, “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干回来周济穷人”，甚至还赞扬他们“射击技术非常好”，而我军1946年剿匪“平均六十发子弹打死一敌人”。谈到土匪与家人的关系时，也充满了感情色彩，“土匪老婆多半是很善良的妇女。土匪对母亲孝顺，对孩子也很爱，就这手母亲管不了他”。对土匪最负面的评价就是“弄到钱大吃大赌大吸”。[23]这与他在报刊上所谈、在小说里所描写的土匪“垂死挣扎”、“凶狂残忍”、“所到村屯烧光杀净”,[24]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也许两种意义上的土匪曲波都见识过，也许在土匪身上也有其多面性，这些都无法确定，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段，不同场合，曲波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叙述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其次，曲波的“理解力”和“策略性”还表现在对人物以及事件的“真实”与“虚构”性质的认定上。和对土匪的认识一样，曲波对杨子荣和白茹的其人其事的说法也多有参差之处。对杨子荣、白茹个人品质的概括前后基本一致，但对其人或其事之实有与否则说法不一。
杨子荣的“历史真实性”
关于杨子荣英雄事迹，能够见到的公开报道是1947年2月19日的《东北日报》，一篇标题很长的报道《以少胜多创造范例 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坐山雕 摧毁匪巢 贼匪全部落网》，照录如下：
【本报讯】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遂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坐山雕”张乐山以下二十五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25]
从上面所引报道可以看到，杨子荣是实有其人的，而抓获座山雕[26]也是实有其事的。但杨子荣最为引人注意的事情除了智擒座山雕以外，还应当包括与小炉匠栾平在山上的相遇。对这一段著名的“杨子荣舌战小炉匠”的情节，作者三十年间的说法并不一致。1958年，曲波在文章里通过引证日记，表示杨子荣当年曾告诉他，当自己在座山雕匪窟与栾平相遇时，最初“也不免一阵僵了神，手握两把汗，全身像麻木了一样”。但他“立即清醒过来”，要在“党和阶级最需要的时候”, “用全部力量保护和实现消灭匪巢的计划”。[27]这是以日记为历史根据来再现杨子荣和栾平相遇时的紧张与勇敢；而到了1987年，曲波却说“‘舌战小炉匠’是我的理想化的创作”;1999年笔者访问曲波时，他更明确表示“杨子荣不能遇上小炉匠”，如果遇上就是“军事指挥失误”。曲波说，小炉匠的原型在抓到的时候就被枪毙了，但在写作的时候，自己设想“能不能更惊险一点，能不能让栾平上山去”，因为“杨子荣的特点是大智大勇，在智慧的指挥下更加勇敢”，于是才兴致勃勃地描写了杨子荣和栾平在座山雕面前斗智斗勇，最后将栾平置之死地的过程。[28]至此，我们大约能猜测杨子荣“实有其人”，但“舌战小炉匠”“并无其事”。
而对杨子荣个人品质的定性，倒是一致的。1958年，曲波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描述的杨子荣是“朴素、深厚、勇猛、机智、仁义。外形特点像农民，但谈起话来很精明，眼睛非常明亮”。[29]1980年代，杨子荣的“自然仪表和气质”被描述为“魁梧的身材，威风凛凛的眼神，坚定的神采”，是一个“浑身是胆，智多谋广的侦察奇才”。[30]两次叙述，在对杨子荣个人特点的描述上还是比较一致的，突出的都是“智”和“勇”。
“小白鸽”的历史真实性
而另一人物白茹则可能是“并无其人，实有其事”。1950年代，统一于“事实契约”的需要，曲波坚持“小分队当时确实有这么个人”。[31]1958年侯金镜在评论文章中指白茹“这个人物是失败的”, “在实际生活中，小分队恐怕也不会有白茹这样性格的人物”。但批评文章发表以后，侯金镜有机会见到了曲波，曲波“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原来的史实。……小分队在当时确实有象白茹这样的一个成员”。[32]1958年4月曲波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给演员讲话，在讲主要人物时，花了不少篇幅谈“小白鸽”，他说：“小白鸽就是本上那样，看起来比较勇敢，坚忍。大概得有点个人主义吧。不愿离开小队。她确实给战士搓脚搓了一夜，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要有非战斗伤员。我在一次战斗中叫一连插进去，扩大突破口，守一夜冻坏了八十多人。对战士无微不至的照顾。会唱会跳识字多，自然成了文化人。对少剑波爱慕很大，少剑波那（哪）有时间思考那些玩意，少剑波对小白鸽可以严厉些，尽量不温情。那时要温情就麻烦了。有人说小白鸽在少剑波四周撒上那么多情网对吗？我只能说生活就是那样，但究竟是对不对呢？少剑波是党的政策体现者，军队的指挥，小白鸽是赤子之心，她认为少是天下第一个人。她天真烂漫活泼天真，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坦率大方。这人物是我根据事实基础创造出来的。这是军队里女同志的通性。”[33]从记录稿看，曲波这段话的内容逻辑性并不强，但包含的意思却很丰富也很重要。这里，既谈到白茹个人品质上的优点“勇敢，坚忍”，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也谈到她在部队中的作用，“对战士无微不至的照顾，保证不要有非战斗伤员”，也正面回应了对“小白鸽在少剑波四周撒上那么多情网”的批评，认为小白鸽是怀着“赤子之心”热爱作为“党的政策体现者，军队的指挥”、“天下第一个人”的少剑波。
而二十多年后的2000年曲波则直接表明“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带女兵作战”：
在茫茫的林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单纯地记叙这些觉得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鸽子象征着和平，象征着我们今天的战争是为了明天的和平。[34]
写白茹不仅是为了写爱情，而是为了写“战争为了和平”这一思想。把白茹称作“小白鸽”，鸽子的意思是从《圣经》上来的，那么，小白鸽是和平的象征的说法还是能够成立的。曲波又说，当时部队的作战，“除了大雪就是野兽，除了野兽就是敌人，环境太残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白茹的设置又确实有调节小说气氛和情绪的作用，这从通常的小说艺术看来，也不过是正常的手法罢了。也就是说，设计白茹这个人物具有双重目的，一是鸽子象征和平，设计一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白茹，表达共产党人“战争为了和平”的思想；二是出于“讲故事”方面功能性的考虑，用小白鸽的活泼、美丽，可以冲淡战争的恐怖气氛，避免故事的单调。白茹除了作为少剑波的“歌颂者”、“崇拜者”出现以外，她还是整个战争丑陋、血腥的对立面，以一个护士的身份，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考诸《林海雪原》小说文本，曲波的说法大致可以成立。在《小白鸽彻夜施医术》这一章，确立了白茹在小说中的地位，作为一个“解放军医护人员”，白茹表现出色，她的医疗经验有效地防止了战士们的冻伤；由白茹带出的两个民间传说故事，既活跃了文本内部情绪，又增加了小说的“传奇”色彩。
从后来的事情进展看，“真实契约”的订立是作者和编辑、出版者的“合谋”，甚至在权威批评家的批评文章中也经常引述曲波的“副文本”，把小说人物事迹当做“实有”。“真实契约”的声势是很浩大的，在某一时段也是成功而且深入人心的，与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共同完成对“革命历史”的重述，并塑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崭新形象；而1980年代的“虚构契约”，只是作者个人所为，刊登“虚构契约”的杂志是《中国法制文学》，而非当时重要的文学刊物，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边缘性。实际上，一旦《林海雪原》被“真实契约”所限定，此后关于《林海雪原》的争论都会被当成“逸闻”，而不可能再成为“严肃”的问题。
[1] 本书使用的“真实契约”和“虚构契约”两个概念，是受法国菲力浦·勒热讷的“自传契约”这一说法的启示。在《自传契约》一书中，他把作者的以下几项写作都划入自传契约的范畴：“在书名中，在‘请予刊登’中，在献词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成为俗套的前言中，但有时也在一个结论性的注解中（纪德），甚至在出版时所接受的采访中（萨特），但这一声明是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法]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第14-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笔者认为，以第三人称写就的小说，作者如果在小说以外的有关文章中（包括勒热讷提到的所有这些形式）也强调了作品的“真实性”，那么，同样也是在和读者订立契约，可称之为“真实契约”，本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真实契约”这一概念的，与之相应的还有“虚构契约”。
[2] ①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 《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3] 曲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 《中国青年》,1958年第10期。
[4] 《奇袭虎狼窝·编者按》, 《人民文学》,1957年第2期。
[5] 龙世辉：《“林海雪原”的人物刻划及其他》, 《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
[6] 从五六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上，我们确实能找到把小说中的人物当做“真人真事”进行宣传的例子：
[7] （明）谢肇淛：《五杂俎》，第4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 朱维铮：《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走出中世纪》，第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曲波：《卑中情》, 《山西文学》,1983年第6期。
[10]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6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 《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12]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 《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13] 《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年4月7日），收于话剧《智取威虎山》档案内，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可参看本书附录相关内容。
[14] 陈涌：《孔厥创作的道路》, 《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
[15]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 《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16] 曲波的自述得到了理论权威的首肯，在分析作品的感情何以“坚实而充沛”时，侯金镜表扬了曲波：“曲波又谈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目的，譬如利用过去的一点生活本钱，企图通过文学写作来赚到名誉地位的利息等等。……这个题词并无矫饰或炫耀之意。……是在这样一种责任感下面，曲波才把小分队的斗争写成书的。”（参看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 《文艺报》,1958年第3期）
[17] 沙林：《〈林海雪原〉不是为某人立的传——访曲波》, 《文艺报》,1987年3月14日。
[18] 曲波口述，秋风记录整理：《从〈二〇三首长话当年〉谈起》, 《中国法制文学》1987年第4期。
[19] 同上。
[20] 曲波口述，秋风记录整理：《从〈二〇三首长话当年〉谈起》, 《中国法制文学》1987年第4期。
[21]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第1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2]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 《边疆文艺》,1958年第9期。
[23] 《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年4月7日），收于话剧《智取威虎山》档案内，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可参看本书附录相关内容。
[24]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 《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25] 这份1947年的《东北日报》并不好找，此处所引摘抄自谷办华《英雄杨子荣》一书中的复印件。见谷办华：《英雄杨子荣》，第29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
[26] “坐山雕”在《东北日报》原文中为“坐山雕”，与后来习用的“座山雕”不同。可参看曲波访谈录的相关内容。
[27] 曲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 《中国青年》,1958年第10期。
[28] 以上有关杨子荣遇栾平的写作构思，是1999年11月9日，曲波与笔者谈话时所述。
[29] 北京人艺：《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记录稿，存北京人艺《智取威虎山》档案。
[30] 《从〈二〇三首长话当年〉谈起》，载《中国法制文学》,1987年第4期，曲波口述，秋风记录整理。
[31] 北京人艺：《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记录稿，存北京人艺《智取威虎山》档案。可参看本书附录相关内容。
[32] 这是侯金镜后来在自己评论《林海雪原》的文章《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中加的注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第6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 北京人艺：《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记录稿，存北京人艺《智取威虎山》档案。可参看本书附录相关内容。
[34] 文军、林生：《在“林海雪原”深处——记曲波与刘波的爱情生活》，天津《老年时报》,200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