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编辑齐力型塑“民族风格”
——新中国文化领导权的一个侧面

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曾经对“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表示惋惜，同时指出原因有二：“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1]曲波也许就是鲁迅所期待的那种“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的“农工”作者，然而，“任意”写出来的“意见”却未必能够顺利地传递到读者那里。这中间，同样也是“农工”出身但受教育程度较高因而如鲁迅所言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编辑，按照自己对于“农工”的理解，对小说手稿展开修改。修改的方向是“民族化”，因此自然要压抑“农军”作者的欧化追求。“农军”作者所模仿的欧化语言，主要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汉语书写语言，但他学习的途径，并不是新文学大家的作品，而主要是解放区以“大众”冠名的种种杂志。在“农军”作者那里，也许是将欧化当做进入文学创作领地的“入场券”。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农军”作者有时候并不能准确地使用欧化句法，因此编辑予以删改是正常的。但另一些地方，编辑对“农军”作者文稿的文法删改，则表现出一种“不许欧化”的强制；此外，在关于“人”、关于现代（都市）的想象上，编辑尽量予以删削，这多少有点“不许思考”的意味。因此，在最后修改过的文本中，“农军”作者并未全然“任意地写出自己的意见”。固然，“农军”作者受制于自己的文化程度，小说手稿中的语言、人物类型、叙述方式都已具备一定的“民族风格”特征，但编辑的删改，多少还是压抑了“农军”作者的某些“现代”追求，也暗示了“农军”作者在文化结构中的实际的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