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百家讲坛》的争议

《百家讲坛》一出，引来了学者、记者、粉丝等的众说纷纭，其中有肯定的，亦有对之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持中立立场的也不少。这主要是因为《百家讲坛》讲述“经典”的模式与人们心目中的讲述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下文所梳理的各种意见基本上是以易中天与于丹为对象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各位主讲人之中，他们是引来争议最多的二位，也是因为他们所各自采用的叙述模式皆开《百家讲坛》风气之先，代表了这一栏目最重要的、也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两种叙述模式。

一、肯定的话语

《百家讲坛》的改版，得到了大量观众的赞扬，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首先好在弘扬了传统文化，向广大的老百姓普及了知识；其次好在看《百家讲坛》与上课、听报告不同，老百姓听着有趣且听得懂；再次好在从《百家讲坛》学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于是从未看过“三国”的孩子现在看《三国演义》了，早已被老百姓束之高阁、敬而远之的《论语》被人朗朗上口了。“《百家讲坛》很好的作用不是让观众知道了什么，而是让大众重新坐回书桌前看文史，看我们先哲留下的宝贵财富。”（百度易中天吧）而“鱼丸”们则把《于丹〈论语〉心得》的贡献凝聚为一句话：“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把孔子请到了生活中。

二、否定的话语

同样是针对《百家讲坛》，另一些人对《百家讲坛》经典通俗化方式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体细分，这些批判的观点大致是从两个角度入手提出的。

第一个角度是立足于文本，指责《百家讲坛》导致了对经典的误读、曲解，损害了传统。一种常见的方式是纠正错误，譬如于丹读《论语》时，最先出现而反响也最大的一种批评就是“挑错式”批评。网友塞外李悦和马千里都贴文质疑于丹解读经典的能力，就其诠注、释义、读音、断章取义等不同形式的硬伤加以指证，塞外李悦在天涯社区上首发的《〈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一文点击20多万，回复3千多条，并被各大网站与传媒转载。而于丹在接受现场听众提问时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小人”说成“小孩子”也是在网上引起哗然的一件事。另一种批评则是基于上述认识，进一步抨击这种解读方式对传统的损害。2007年3月2日，天涯社区上十博士赶于丹下课一事轰动一时，徐晋如等人在《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这篇文章中指责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

第二个角度则可归于文化/价值批判，这主要有以下几种理由：

其一，“文化快餐”说。这种观点认为，《百家讲坛》用娱乐性的方式阅读经典，把经典“庸俗化”，降低为一种文化快餐。例如葛红兵认为《品三国》解构了《三国演义》的“审美理想”，例如易中天把诸葛亮选择刘备看成是一种政治投资，从而解构了文学中诸葛亮的政治信念和人生信念。

而类似的批评在于丹那里也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于丹心得为何会立即掀起如此之大波，恰恰是因为在传统经典《论语》与于丹心得之间，集中凸现了经典神圣性与文化快餐世俗性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已经越过了一部分人对传统的集体想象和神圣感。譬如便有人认为，于丹如果不是在讲论语就不会有如此大波。

其二，“文化奶妈”说。持“文化奶妈”说的人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是把自己咀嚼过的知识与人生经验喂养给大众。但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再去自己咀嚼知识、体会原典，而接受了只是个人的、娱乐性的知识，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一些哗众取宠的曲解。陶东风进而把“文化奶妈”概念与“布道者”概念相结合，指出于丹其实是“一个奶妈式的布道者”从而并不同于真实的“布道者”。她具有两重特征：第一，她并不真正信仰经典，“毋宁说经典只是她的调味品，她不是布道，而是借‘道’（经典）布自己的‘心得’”，是一个对经典的实用主义者；第二，因此，她没有固定的信仰。而这种“奶妈式的布道者”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当下大众的需要，这是一群充满迷惘、失落价值的人，是一群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是希望通过名人的“心得”来“解惑”的人。^[1]

其三，“快乐哲学”批判。在于丹教导观众寻找心灵快乐的同时，许多人，尤其是持批判与反思态度的人也在对这种“快乐哲学”加以反思。这类反思大都认为，于丹的解读是把孔子的人生哲学简化到了“适应日常秩序”、世俗之乐的层面，只是“随遇而安式的精神胜利法”^[2]。

三、折衷论的话语

在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之外，还有一些看法传递出较为冷静的态度，这些观点或是对《百家讲坛》的做法表现出客观宽容的态度；或是荡开一笔，对《百家讲坛》现象做出某种评判。

其一是“布道”说。在纷纷扰扰的意见中，有一种看法其实相当普遍，这种看法认为尽管《百家讲坛》采用“评书联播”的形式过于突出了娱乐性，或是“心灵鸡汤”有着“媚雅”的嫌疑，但《百家讲坛》毕竟让大众对沉寂了许久的经典、传统重识兴趣，毕竟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它符合现代人的实际需要，是一种大众可接受的传播经典的形式。同样，即使说经典的人不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但“文化普及者”的出现对于大众而言也是有益的。况且，经典通俗化的路径本身就并非定于一种。这类声音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泽厚的“布道”说。他在《南方周末》的一次专访中把《论语》比作西方的《圣经》，于丹则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称这些主讲人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因而，批评家们没有必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3]

其二，《百家讲坛》现象所引发的不止是对各位主讲人及其叙事风格的评判，还包括了对《百家讲坛》所关涉的文化格局的品评或反思。就此而言，陶东风与周国平的讨论，恰恰代表了对这种文化格局反思的不同侧面。

陶东风在《赢者输：于丹现象解读》中指出，《百家讲坛》在传媒界的火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主讲人在学术界所受到的激烈声讨，其实只是遵循着不同规则的文化生产场之间的冲突的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现象，即在大众/市场那里赢了，在同行/学术界中输了。

周国平在《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一文中，主张大家的心态应当平和一些。他认为《百家讲坛》现象背后所体现的：“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并做出这样几个判断。首先，《百家讲坛》热不会持久，因为公众的热度不会持久；其次，不必拿“国学”的标准来要求“心得”，否则必然产生误解，但这种误解不会对国学有害，只要它对大众的影响是积极的就好。当然，周国平对这种有效性隐含着保留的态度。^[4]

可见，如果说前面的观点还是在针对《百家讲坛》本身，那么，上述这两种看法都暗示了精英学术界与大众传媒界之间的彼此分离。而这种分离性正是关于《百家讲坛》的争论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其实，现有的绝大部分观点的动因及其合理性都是基于这一语境之上的，例如十博士的抗议、文化庸俗论、“布道士”之说等等。而认可这种分离性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大众传媒逻辑的批判，以及对传媒部分功能的忧虑：这包括了“文化泡沫”说、传媒热炒说。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针对“追捧者”现象而产生的对大众趣味、大众素质的忧虑。

因此，这里将要指出的第三种观点其实正是对上述忧虑的一种回应。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网友对所谓的“有害”、“损害”的不以为然，认为大众并非没有辨识力，于丹的文化传输其实影响很少，听者自然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家依然会遵循各自的轨迹而生活。

上述这一番话在《百家讲坛》争论中并不少见，在当下的大众传媒界，这一说法的增多却颇有些别样的意味。从这类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百家讲坛》现象所涉及的更为复杂的关系。而参照上述这一系列看法，《百家讲坛》的经典通俗化路径似乎也超越了它的叙述模式，而获得了更多的内涵。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即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学术场与媒介场之间的角力以及大众文化认同的新形式。

[1] 陶东风：《于丹是什么样的“布道者”? 》，陶东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aodongfeng。

[2] 杨昊鸥：《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徐晋如、杨昊鸥等著：《解“毒”于丹》，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年版，http://book. ce.cn/read/social/jdyd/，以及陶东风：《于丹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陶东风新浪blog http://blog.sina.com.cn/taodongfeng。

[3] 李泽厚：《于丹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

[4] 周国平：《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周国平新浪Blog:http://blog.sina.com.cn/zhouguo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