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文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传媒无时无刻不在包围、诱惑和影响我们。现代主义画家保罗·克利曾风趣地说过：今天不是我在看画，而是画在看我。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也说过类似的话：传统社会中是人趋近画，而当代则相反，是画趋近于人。此种说法用于今天的传媒文化最为传神。因为传媒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如同一个幽灵！今天，要认识当代社会和文化，甚至了解我们自己，如果离开了传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代传媒的影响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每天清晨，当我们一睁开眼睛，可能是被手机彩铃声叫醒。我们边吃早餐边看电视，为身体补充热量的同时，观看并聆听着我们周遭世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操场和公园的晨练者们，有的随着录音机中的音乐翩翩起舞，挥拳弄剑；有的则挂着各种音乐播放器的耳机，或缓跑，或疾行。我们在办公室、教室、宿舍、网吧，打开电脑浏览网页，向四面八方发送电子邮件，与远隔千山万水的亲朋视频聊天。我们在街头打量、关注、议论着不同品牌款式的车辆，展示着自己的同时，也凝视着他人的各种品牌款式的服饰，自我欣赏的同时也对别人品头论足。老人们随手拿起报刊的广告插页，包装起刚买好的东西。年轻人则提着各种品牌的精美商品提袋，走出装潢得美轮美奂的商城。我们在电梯、巴士、地铁和自驾或出租车里，邂逅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和面孔，他们或出现在各种广告上，或现身于移动电视屏幕中……

关于今天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描述：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网络社会、技术装置社会、后工业社会、传媒文化、大众文化等等。然而，无论用什么概念来描述，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经由各种不同的传媒或技术装置，各式各样的视觉与文字符号信息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广播、报刊等传媒手段，千姿百态的世界近在咫尺，各种信息在进入我们视听的同时也潜入我们的心灵与情感世界。本雅明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预言，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技术复制越来越独立于原作，另一方面技术复制极大地拓展了复制品的传播范围，由此“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1]今天，我们重温本雅明的预言，会有更多的感慨和体验。当春节联欢晚会改变中国人过年的习惯，在一特定时刻将天下华人凝聚为一个想象共同体时，当“超级女生”成为举国靓女们趋之若鹜的风潮时，当网络加速全球化并实现超越时空距离的实时交流时，当本土体育明星在奥运的表演空前提升国人的民族情绪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悟到传媒的巨大魔力。如今，传媒像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其魔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本雅明当年的预言。

从现象上看，传媒文化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装置范式”（paradigm of device）的出现，从电视到电脑，从卡拉OK到3G手机，从视频分享到名人博客，不一而足。伯格曼认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装置的出现，形成特定的装置范式。没有这些新的技术装置，就不可能有相应的传媒实践活动。这些装置范式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有效便捷的新的商品消费，另一方面，它们又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2]麦克卢汉曾经把传媒比作人的延伸，通过各种传媒，人的视觉、听觉和体验超越了人肉身和时空的界限，这就是本雅明的预言。传媒史和艺术史的研究还表明，传媒形式的变革将导致人们接受方式的深刻转变。然而，当人们着迷于各种传媒技术装置范式时，当人们通过这些装置在延伸自己时，同时也被传媒及其信息所制约、主宰和征服。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社会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传媒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要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自我，就必须直面传媒文化，并反思传媒文化。

[1]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2] See 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s of Contemporary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pp.4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