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问题小说热”给初期现实主义带来的利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评述“问题小说”、“问题剧”创作热潮与现实主义发展的关系。
“问题小说”、“问题剧”创作热潮的兴起，主要是“五四”运动前后到1921年，也就是“五四”从高潮到低潮这一段时期。这股创作热潮是“五四”时代科学民主精神的突出表现，是“五四”觉醒的“思考的一代”的产品；它的产生，又直接受到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问题小说”理论上的倡导很早，可追溯到1918年4月。当时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讲演中，就很有倾向性地评价了日本近代文学中“问题小说”的地位，并由此肯定“为人生”的文学。次年2月又写有《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通过对中外文学历史发现的考察，更明确地指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强调“以小说为闲书”的中国传统中不可能产生“问题小说”。在周作人看来，“问题小说”是现代意识觉醒的文学产品，又是借鉴外国创作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沈雁冰在“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学评论，如《文学与人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也都直接倡导过“问题小说”。
然而对“问题小说”、“问题剧”创作热潮产生直接推动的，是对易卜生剧作的译介。1918年5月，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们为了在中国兴起新的戏剧，打破正和新文学唱对台戏的传统“脸谱”派旧剧的顽固堡垒（1918年当新文学运动刚勃兴之际，北京来了个叫韩世昌的昆曲家，一时昆曲大为流行，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戏剧“进步”之道，这客观上是阻碍新戏剧提倡，不利于新文学运动的），在《新青年》上特别出版了《易卜生专号》（《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刊载有易卜生的《娜拉》、《国民之敌》等剧译本，以及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袁昌英的《易卜生传》。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易卜生的《傀儡家庭》（陈嘏译），此后，又出版有《梅孽》（即《群鬼》，林纾改译本）。1921年，《社会柱石》（周瘦鹃译）在《小说月报》发表。从而出现易卜生剧作译介热。这个“热”借这位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的作品作为反对旧剧的援兵。然而《新青年》同仁的目标不限于此。他们更希望通过易卜生《娜拉》、《国民之敌》等社会问题剧的译介，向青年灌输勇于向传统思想道德挑战的精神，向新文学鼓吹“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的“写实主义”。[1]
易卜生作品的介绍如奇兵突发，不但动摇了旧剧在戏剧界的垄断地位，还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观念与形式，那就是把戏剧当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2]，以“社会问题剧”的形式，反映、揭示和讨论各种尖锐的社会人生问题。其实，在20世纪初欧洲文坛上，易卜生已经因他后期剧作（如《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和《建筑师》等）的象征手法和心理分析而备受现代派的推崇；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却仍然特别看重他前期那些反传统的社会问题剧，这实在也是国情与时代不同，决定了对文学思潮的选择不同。“五四”前出现过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易卜生那类“提出社会问题”之作的剧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出了妇女争取自由恋爱的问题。剧中女主人公最终出走，明显套用了易卜生《娜拉》的结局，模仿的痕迹很重，却是开“问题剧”创作风气之先的作品。稍后陆续有陈锦的《人力车夫》，叶绍钧的《恳亲会》，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汪仲贤的《好儿子》，蒲伯英的《道义之交》等剧出现，或揭示劳工苦难，或反映教育改良的困境，或暴露官僚家庭的丑恶，或描写小有产者的破落，或抨击世态炎凉，无论具体写什么题材，着眼点都在于提出社会人生问题。1921年戏剧界关于反对“文明新戏”、提倡“爱美剧”的讨论[3]，以及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社的成立，也都直接受到以易卜生为代表、包括萧伯纳、罗曼·罗兰所发展了的欧洲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影响[4]。如民众戏剧社也强调戏剧必须提出社会所关心的问题，认为剧作“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5]，“提倡写实的社会剧”[6]。这种以提出并探讨社会问题为宗旨的创作风气先出现于剧作，很快又蔓延开来，扩大到小说、诗歌等文体，许多作家开始试作“问题小说”、“哲理诗”一类作品。
“问题小说”的兴盛是在“五四”运动后二、三年间，实际上是一股“题材热”，当时几乎所有新的小说作者都写过“问题小说”，因此艺术倾向是各不相同的，未能形成一种流派。有的文学史论著将“问题小说”归属于文学研究会一派，是欠妥的。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前，“问题小说”已开始形成风气。1919年下半年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短篇发表，显示“问题小说”开始成为新文学作家的一种创作追求。当然，后起的文学研究会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更将“问题小说”创作引向高潮。“问题小说”最有影响的作家如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后来都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促进“问题小说”趋向上所起的核心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7]
“问题小说”、“问题剧”大规模的创作热潮的兴起，发生在“五四”前后，跟“五四”那种特定的时代气氛有关。一方面，这是一个充满现实精神的年代，急剧的时代变革，不断提出各种严峻的社会或生活课题，逼着人们回答，人们不可能回避这些课题，也很难不去正视现实，所以整个社会比任何时期都有一种更突出的现实精神。当时的各种报刊上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各种现实的问题，如国难问题、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教育问题、爱情问题、人生观问题、贞操问题、娼妓问题等等，新文学作家很自然也就以小说戏剧来参与这些讨论，提出或试图解答各种问题。这种执著于现实的精神，贯串在“问题小说”、“问题剧”的创作之中。多数年轻的新文学作家刚步入文坛，就受到这种关注社会人生的创作空气的熏染，所以这股创作热潮也就推动了现实主义思潮的传播。叶圣陶、冰心、王统照等一批“为人生”的作者，正是经过“问题小说”的创作实践而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的。
然而，“五四”又是一个有浓厚的思辨气氛的年代。当时，年轻的新文学作家都渴望尽快建立自己的哲学信仰，以解答他们觉醒之后所发现的各种社会人生问题，理性地把握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那时大家正热衷于‘人生观’”，“注重思想”是一种共同的趋向。[8]这股“哲学热”充满怀疑和探求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为追求新生而艰难地思索的表现。“哲学热”诱使新文学作家从理性的角度去探究和表现社会人生问题，从而为新文学增添一种理性的色彩，但这理性的添加却又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一种冲击。对于“思想家—艺术家”型的作者来说，理性融铸在文学创作中，能提高文学，给创作增添深邃的睿智的品格。鲁迅就是这种作家。鲁迅虽然没有像“五四”时期一般年轻的新文学作家那样沉迷于“哲学热”，但他的创作还是追求一种深沉的理性品格的。这种理性品格的形成，有赖于作家以强大的思想力去思索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中取得自己独特的发现，并将这独特的发现体现在真实的生活描写和典型塑造之中。这种理性就不是一般地将哲理加以形象阐述的理性，而是从作家整个独特的艺术视景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如《狂人日记》的理性色彩，主要不在于其中狂人所喊出的许多“狂”中有“醒”的“道理”，而在于整个狂人形象的构思本身所蕴蓄的作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残酷性的惊人发现。《祝福》的理性色彩，也并不在于提出了妇女解放或反封建迷信等社会“问题”，而在于对封建主义给人以精神虐杀的真实描写中所寄寓的作者对思想革命的深沉思索。虽然鲁迅强调他“五四”时的创作都是“有所为”的，甚至后来还表示他写小说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9]，但是因为他对生活有强大而深刻的洞察力，又善于让自己深邃而广阔的思想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视景表现出来，他那“提出一些问题”的小说，也就成为理性光照下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艺术品。
但当时一般新文学作家都不具备鲁迅那样强大的思想力。变革时代所诱发的“哲学热”，促使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外国现代学说思潮，往往来不及消化，就急于用来思索和解说各种社会人生问题，当然很难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或比较成熟的哲学观点。由于对哲学的偏爱，他们讨论问题的热情超过表现生活的兴趣，而又希望以文学作品作为工具去提出与讨论问题，这样就产生大批实际已冲出文学的轨道而向哲学靠拢的“问题小说”。这类“问题小说”的创作往往都不是从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出发，而是从哲学或社会人生问题的讨论中的某一命题出发，然后将“问题”或“观点”通过一些简明的故事或单薄的形象加以阐明，这样，情节、人物都成为观念思想的负载物，概念化也就不可避免。
“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提出了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精神意向；是“问题”本身对读者产生思想启迪的影响，“非文学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如文学史常常谈到的冰心的《超人》，写一个看破红尘，对生活冷漠超然的青年何彬，受到邻居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的启发，苦思数夜，终于一反常态，重新焕发了生活的热力。作者构思这篇小说，是为了表达“爱的哲学”取替“超人”哲学这一观点，何彬这个形象也就是为了说明这一观点而设置的。由于作者急于亮出自己的观点，顾不上按生活的逻辑去描写她的主人公，结果何彬的转变很不真实，加上通篇议论太多，作品的审美效果是不强的。但由于《超人》及时提出了“五四”落潮之后出现的青年“精神危机”这一社会问题，触及到一部分青年从乐观救世急遽地变为悲观厌世的思想脉搏，尽管小说情节人物的描写不真实，所给人的思想启发却是巨大的。
“五四”时期探究哲理的“问题小说”，有相当一批都是用空洞的情节和单薄的形象去阐发哲学观点的，他们专注于对思想价值的追求，而又没有相应的把握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向壁虚构就成为一种通病。
“问题小说”中称得上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并不多。企图从狭隘贫乏的生活材料中硬是剥离拔高一些普遍性的哲学命题，或者“太热心于‘提出问题’”[10]，又不能将“问题”构成作者本人的艺术视景，那是很难导向现实主义的。如果说，“五四”“问题小说”中确有一些既向理性归趋而又不失审美价值的作品，反倒可能是非写实的。
如王统照的《微笑》，写一个浑浑噩噩的盗窃犯，因见到一个女子的慈祥的微笑，居然立即得到感化与超度，从此成为一个“有些知识的工人”。这和上述《超人》一样，也是表现“爱”的主题的，不过作者用的是象征的构思，那女子的嫣然一笑就象征“爱”的力量，囚犯则代表人类有需要更新的卑污灵魂，这个貌似不真实的故事却又以作者独特的视景去构思，所以也别有一种艺术感染力：带理性因素的象征手法显然还比较适合于这类提出和讨论哲理的“问题小说”。这一类象征性小说的优点是能以个别事物描写和暗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而当时年轻的新文学作者的生活思考一般还比较肤浅，采用这种非写实性的方法也未能弥补作者生活根底和思想力的虚弱，创作就往往显得纤巧有余、矫健不足。
我们用较多的篇幅来评述“问题小说”，因为这是新文学诞生后一次较大的创作热潮，对后来新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大多数“五四”新文学作家都曾经经过这一幼稚的创作阶段，然后向不同方向发展。“问题小说”作者以“敢以攻击社会”[11]、“带些宣传气味”[12]的易卜生为楷模，热衷于以文学形式参与社会人生现实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问题小说”总的说有执著于现实的精神，能够较真切地及时地反映出“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揭示了现实的丑恶，有助于启发青年读者探索人生社会问题。虽然由于多数“问题小说”作者当时还苦闷地徘徊于十字街头，他们的作品一般只是触及问题而不能深入思索问题，而且生活视野也还比较狭窄，概念化的毛病普遍存在；但这股创作热潮中所充分体现出来的那种关注社会现实，执著于揭示现实的精神，却是和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相通的。新文学第一代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正是从“问题小说”起步，走向现实主义的。如叶圣陶、冰心、王统照乃至许地山等一批后来归趋于“人生派”的作家，都曾经把“问题小说”的创作当成他们后来走上现实主义的第一级台阶。“问题小说”关注人生现实的传统，对许多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到1930、1940年代，乃至当代，都不断出现一些以及时揭示社会现实问题为己任的“问题小说”作家。从这一方面看，“问题小说”创作热的形成及其传统，确是有利于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问题小说”“太热心于提出问题”[13]，致使思想的探求取替了艺术的表现，理性的渗透排挤了客观的描写，结果又往往造成脱离生活、向壁虚构的创作倾向，并不利于现实主义的发展。对“问题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人们是很难及时认识清楚的。甚至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人生派”仍然没有清醒地总结“问题小说”热潮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他们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主张创作仍然要“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同时，并未能指出“问题小说”热潮带来的概念化通病，已经成为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障碍。
大约到1922年之后，作“问题小说”的人开始越来越少。主要因为时代推进了，现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四”初年那种热烈讨论“人生观”等问题的气氛慢慢消失了。时代审美要求的提高也希望开扩题材，更深入具体地反映社会人生。所以许多原先作“问题小说”的作家也纷纷从个人小圈子里探讨问题进而转向面对和表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这种形势下，趋向现实主义的“人生派”才开始把克服概念化当做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新的课题。1922年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便是“人生派”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企图将现实主义思潮引上健康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努力。
[1]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2] 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3] 1921年萧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是否定旧剧的一次重要舞台实践，引起了反对“文明新戏”商品化，提倡严肃的业余演剧——爱美剧（英文Amateur的音译）的有关讨论。
[4] 民众戏剧社曾经介绍过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壮大“爱美剧”的声势，助长反映人生社会问题的“问题剧”的创作与演出。
[5] 《民众戏剧社宣言》，《戏剧》1921年第1卷第1期。
[6] 蒲伯英：《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戏剧》1921年第1卷第4期。
[7] 本节某些观点与论述，参照和采用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王超冰合著）中由我执笔的有关章节。
[8]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9]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389页。
[10]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1]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63页。
[12]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0页。
[13]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