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项目及传承人选粹

本节介绍了两项国家级项目——“黔剧”和“花溪苗绣”，省直和贵阳市各占一项；传承人选择了“花灯戏”国家级传承人邵志庆和“花溪苗绣”国家级传承人王启萍。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黔剧（贵州省黔剧院）（传统戏剧类）

黔剧是流行于贵州省的地方剧种，主要以扬琴为伴奏乐器，地方特色浓郁，曾名文琴戏，是在贵州扬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地方剧种。其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就在贵州流行，至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于2008年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黔剧将少数民族剧种（如侗戏）、民间的优美迷人舞蹈、独特的服饰道具、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语汇融会贯通，成为贵州地方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黔剧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贵阳、毕节、安顺、黔西南、铜仁、盘县等二十多个县、市，曾有专业及业余黔剧团二十多个。

黔剧不但擅长表现传统古装戏，如《搬窑》《珍珠塔》《西厢记》《卓文君》《红楼梦》《汉宫女皇》等；也适合很多现代剧，如《山高水长》《一家兵》《中秋月》《月正圆》《姊妹崖》《贞女》等；更擅长表现苗、侗、彝等少数民族题材的民间故事剧和新编历史剧，如《秦娘美》《奢香夫人》《张秀眉》《神寨》《秦娘美的后代们》等。

黔剧语言朴实亲切，唱腔清丽婉转、优美动听，经过数十年不断的摸索实践，在理论上确立了黔剧音乐向板腔体发展的方向，逐步在扬琴传统唱腔（扬调、二板、苦禀、二黄）以及新腔（反调）中建立起各种板式，形成了系统的基本唱腔，确立了黔剧的基本唱腔、伴奏乐器和乐队建制，基本实现了从曲艺音乐到戏曲音乐的质变。另外，黔剧吸收了贵州梆子的曲牌音乐作为过场音乐、气氛音乐，同时还吸收了贵州省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在表演方面，其向老大哥剧种学习。1963年，贵州省委指示省黔剧团“学南昆打基础”,1963年和1964年分批到上海市戏曲学校、浙江昆苏剧团、南京市戏曲学校学习。各个行当对口拜“传”字辈的艺术家为师。另外，结合贵州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特点动作如侗族姑娘走路、纺纱，彝族妇女进门、上马等提炼成舞台表演元素，使黔剧不但长于表现传统古装戏、现代剧，更擅长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民间故事剧和新编历史剧。黔剧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戏剧界专家、艺术家的亲切关怀和爱护下，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周恩来总理为黔剧所题的词“发扬黔剧的自己风格，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点，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为创造新黔剧而奋斗”始终是黔剧工作者为之拼搏的奋斗方向。

黔剧伴奏主乐为扬琴、高胡、二胡、中胡、琵琶、三弦、竹笛、大提琴等。以两个代表作品《秦娘美》《奢香夫人》为例，黔剧服饰以侗族、彝族服装为基础，结合戏剧舞台审美的形式，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清光绪九年（1883年），王石青等三人在贵阳成立“三友社”，它是贵州琴书最早的组织。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黔西成立“文音俱乐部”，专门从事弹唱和研究贵州琴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织金老人杨泰南主持家族成员弹唱扬琴，自称“庭院乐府”。新中国成立后，黔剧一般以黔西、贵阳文琴戏的老艺人们所在地传承，没有女旦角老艺人，都由男旦角口传心授，主要教唱腔。黔西县有魏绪文、封炳坤、邓少宗、李少之（男旦），贵阳市有桂百铸、罗绍梅、包净六、司秀云、李光乾（男旦）等代表人物。那以后，各地成立了专业、业余剧团，由文化主管部门举办各类培训班。同时，1960年、1983年贵州省艺术学校分别开办了两届黔剧班，进行黔剧传承培训。

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花溪区等）（传统美术类）

苗绣是指中国苗族民间传承的刺绣技艺。苗族的刺绣艺术是苗族历史文化中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苗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结晶。苗家妇女擅长纺织和刺绣，清《开化府志》《广南府志》，民国《马关县志》《邱北县志》中都记载有苗族妇女“能织苗锦”之句。

苗族服饰的刺绣工艺有其独特性，如双针锁绣、绉绣、辫绣、破纱绣、丝絮贴绣、锡绣等。刺绣的图案在形制和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各种变形和夸张手法，用以表现苗族创世神话和传说，从而形成了苗绣独有的艺术风格和刺绣特色。

苗绣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服饰文化的瑰宝。在中国少数民族功夫绝技中，苗绣以其古老、神奇以及文献特性著称。

苗绣针脚大体可分为绣、插、捆、洒、点、挑、串七种。大面积以绣针平绣，其中，需要显出深浅色调的，则用插针将彩色线深浅不同地插进去，形成几种色彩的联结平面；需要显出立体感的，则使用捆针使其形体在绣面上突出来；绣面上需要显出立体感的细小部分，则使用洒针、点针和挑针；绣料正面和背面需要显出一致效果的，则采用串针。一幅绣品，常综合运用几种针脚，或配合粘花、贴花、补花和堆花等手法来完成。

苗绣的色调带有强烈的夸张色彩，它常不按照真实物体的颜色配色，而是按其氏族的审美要求，大胆而灵活地加以运用；其色彩讲究冷暖的对比，注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取得一种色彩美的协调，造成一种古朴又绚丽多彩的效果。苗绣的历史渊源悠久，其装饰纹样夸张变形，既着意于表现生气勃勃的客观对象，又看重富有梦境般的幻想色彩；针法丰富多变，色调古朴协调又鲜艳明丽。这些都使苗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于其他兄弟民族的强烈个性，苗绣成为我国装饰艺术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为这一园地增添了风采。

2006年5月20日，苗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域不同，苗绣特点也各有差异。以下重点介绍花溪苗绣的特点。

贵阳市花溪苗族挑花技艺在贵州苗族刺绣技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史书记载：苗族先祖九黎部落原居黄河流域，由于在与外族争战中多次败北，逐渐西迁，部分支系进入今贵州境内，其中一个自称为“谋”（他族称之为“花苗”）的支系定居在格洛格桑（今贵阳）。这个苗族支系原先主要用蜡染来装扮自身，后发现挑花色彩更丰富，表现力也更强，便开始在蜡染图案底纹上进行挑花，挑花渐从蜡染脱胎，形成了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常见的挑花图案有猪蹄杈、牛蹄杈、牛头、羊头、狗头、冰雪花、刺藜花、浮萍、荷花、稻穗、荞子花、铜鼓、灯笼、银杈、铜钱、太阳、青蛙、水爬虫、螃蟹、燕子、楼阁、田园、桥梁、河流、苗王印等。花溪苗族挑花技艺具有追念先祖、记录历史、表达爱情和美化自身等功用，同时又有很强的装饰性。用十字绣为基本针法，数纱而绣，不用底稿，反面挑正面看的特殊技法使整件挑花作品显得更加美观精巧。花溪苗族挑花的艺术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为早期，这一时期挑花底布为自织青色麻布，色彩单纯雅致，以银色调为主，白色中点缀有小面积的彩色，构图严谨，图案有几何化、程式化的特征；1901年至1966年为中期，这一时期挑花底布仍多为青色麻布，也有少量青色土棉布，色彩热烈华丽，多以红色调为主，配以黄、绿、白等色丝线，构图较前期活泼，图案更加丰富；1967年以后为晚期，这一时期挑花底布色彩和质地都呈多样化趋势，增加了红、蓝、黄、白、黑等色机织布，甚至使用塑料窗纱和粗麻袋布做底布，挑绣用的彩线除了蚕丝线又增加了十字线和毛线，构图更加自由，图案更加多样化，有的艺人还开始模仿现代织物上的写实图案制作挑花。

由于苗族没有文字，花溪苗族挑花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载体，独特的挑花贯首服也成为这支苗族的识别标记和象征。挑花在花溪苗族的日常生活、节日庆典及择偶、婚丧、宗教等仪式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花溪苗族妇女在制作挑花时，不但注重继承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而且善于发挥想象力，大胆地进行再创作，几乎找不到两幅完全雷同的作品。这使得挑花有着较强的艺术性和独创性，因此广大美术家和收藏家对之极为珍爱，国内外博物馆也多有收藏。

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邵志庆（花灯戏）

邵志庆，国家一级演员，表演艺术家，国家级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花灯戏传承人，贵州省“德艺双馨”艺术家，贵州省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贵州地方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戏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多彩贵州网记者曾于201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邵志庆：专注花灯戏38年用心讲好贵州故事》的报道，我们可从中一观邵志庆的艺术人生。

邵志庆：专注花灯戏38年 用心讲好贵州故事

时而灵跃雀动，时而闲情逸致，时而又步步紧逼，身段百变玲珑；或低婉，或灵巧，唱腔抑扬顿挫……日前，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贵州省花灯剧院最新创作的大型原创花灯戏《云上红梅》，首次献演2017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戏中所有演员都是花灯剧院的青年人才，邵志庆的两个得意门生——蔡妙禧和胡慧华，分别在剧中担任第一女主角和女配角。这部戏无论是对贵州省花灯剧院还是对邵志庆来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15岁考入贵州省艺术学校（今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花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花灯剧团，至今已经38年了，作为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贵州省花灯剧院院长，一级演员邵志庆从这部作品中收获丰硕成果。

贵州花灯戏，原为一种民间小戏，以歌舞演故事，类似湖北的采茶戏。邵志庆介绍，年轻时满怀激情，对什么角色都感兴趣，老旦、小旦、彩旦，逮住机会就不放，常常偷师学艺，反复琢磨，不分白天黑夜地练。

“艺术生涯前期，饰演的角色大多是彩旦，在舞台上塑造了二十多个形象各异的人物形象。”邵志庆参与主演的传统戏《七妹与蛇郎》已累计演出上千场，其中的大姐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最近上演的《云上红梅》是以贵州最美乡村医生李金梅为原型创作的现代题材花灯戏，编剧、导演、舞美、灯光和演员等主创人员，平均年龄才30多岁，均是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及贵州本土的戏曲人才，标志着贵州省花灯剧院已经具备自主创排的实力。在邵志庆看来，这是多年来对自身作品不断钻研和打磨所积累的成果。

邵志庆说，经过几代花灯戏艺术家的努力，花灯剧已由一个单一的民间艺术形式衍变成载歌载舞、风格独特、雅俗共赏的地方剧种。近年来，剧院编排了百余部剧目奉献给观众，并远赴美国、英国、法国、印尼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演出，深获观众欢迎和好评。

经典剧目《月照枫林渡》去年入选中国剧协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被拍成贵州省首部花灯数字电影，预计今年年底首映；大型原创剧目《盐道》今年改出第三版，参加了中国戏剧节展演，并获得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

邵志庆凭借对戏曲多年的研究，认定精品必然是在优秀作品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打磨和修改而来的。每一次演出前，剧组都会提前很久集中排练，抠每一个细节，调整每个人的状态。

贵州省花灯剧院，是该省唯一一个花灯戏专业院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院长，邵志庆深感责任重大。“传承一个剧种，人才是重中之重。”邵志庆介绍，近几年剧院非常注重人才培养，每年都会公费选派年轻演员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学习进修。

“虽然过去招收了大量演员，但都是从舞蹈专业、音乐专业、表演专业等毕业的学生，对于极具贵州地方特色的花灯戏，他们一时还是很难找到感觉，只能从头学起。”为了让新进演员们快速进入角色，邵志庆不断手把手教授他们花灯知识，她常常一上课就是6到8个小时，总算是培养出一批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其中，非科班出身的蔡妙禧和胡慧华作为她的徒弟，还进入了文化部首批名家收徒目录。

“我们通过艺术加工，让花灯剧被更多的年轻观众认可，让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更好地被世界认可。”在邵志庆看来，贵州省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打造文化大省，身为文艺工作者的她，一定要培养出更多专业人才，把贵州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四、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启萍（花溪苗绣）

苗族挑花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今，仍然在坚持手工挑花刺绣的手艺人为数不多，而把挑花当作艺术并坚持到今天的更是少之又少，年过六旬的王启萍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的4月，靠着坚持和精湛的苗族挑花技艺，王启萍被评为贵阳市首届民族文化传承人。

王启萍（如图1-3），女，花溪区尖山村人。在多彩贵州旅游商品“两赛一会”中，她分别获得了全省的“能工巧匠”称号及花溪区的两项一等奖；2009年，她参加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锦绣中华刺绣展”;2010年，她在世博会上展示苗族挑花艺术；2010年，她被特聘为贵阳市首批群众艺术家。

“要学挑花，那得先从数纱开始，咱们苗族的挑花可不好学的。”王启萍摸着沙发上的6件绣品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说，“苗族的挑花难就难在 ‘正挑反用’，也就是说从正面绣，而你想要的图案则在反面。”

1．“一件大领衣要绣一年半”

挑花作为苗族历代传承的刺绣工艺，有一整套制作手法，但由于工艺复杂，学习的周期很长，令很多人望而生畏，半途而废。“我也没想过会当上传承人，就是喜欢绣，几十年下来也算绣出点感觉了。”王启萍笑着说，“现在的娃儿脑壳都聪明，就是课业多，不然好好学一阵，肯定比我们绣得好。”

王启萍五岁起就开始学习挑花刺绣，几乎是一辈子针线不离手。“妈妈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小时候，一到冬天就没农活干了，女娃娃们就围着火，找些碎布练习刺绣。”

七八岁的时候，妈妈就教王启萍一些简单的针法，如“猫爪针”，绣一些较为简单的图案。到九岁左右时，妈妈就手把手教她一些如“豆豆花针”“小弯弯针”等复杂的针法。到了王启萍快出嫁的年龄，妈妈陪着她，白天干农活，夜里挑灯，整整花了一年半时间，才把自己的嫁衣绣出来。

结婚后，王启萍到花溪文工团工作，主要负责裁制演出服。周末的时候，她就常做些挑花摆摊卖。“那个时候整天想的都是刺绣，回家后只管刺绣，其他事情全都交给老伴。”

对刺绣的痴迷伴随了王启萍一生。退休后，她干脆租了个店面开了家挑花刺绣手工店。

王启萍的店子开了5年多，收入不多。王启萍说：“现在年轻人结婚都穿婚纱了，大领衣的销路越来越差，只有上了年纪的老苗还会常来店里买。”

挑花是纯手工的活，它不仅需要兴趣，也需要天赋，更需要长久的艰苦练习。“一般人至少要学习一到两年才能见成效。现在的年轻人，一看到吃苦还赚不到钱，不愿意学，早都跑光了。”王启萍说到她钟爱的挑花，一脸无奈。

谈话间，王启萍从房间里拿出了许多她在不同年代绣的大领衣。这些绣衣图案复杂，绣工精细，色彩协调，无一不是精品。可王启萍有些无奈地说：“像这套大领衣，是三个人花了一年半时间绣出来的，算是很不错的作品，但一整套的价格也才卖一万多元，花费的时间、精力与得到的收益难成比例。”

2．“传统的技法与色彩，才是我们要坚持的”

“很多人指着我们的绣品说是十字绣，而且觉得颜色单调不好看，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苗族的挑花刺绣。”王启萍说，“苗族挑花以黑色、蓝色为底，白、红、绿、粉红、黄五色是绣线的主要颜色，这是苗族历代传承的用色，如果把底色换作白色，确实时髦了，但那就不是我们的传统挑花了。”

“以布的经纬纱交叉呈 ‘十’字形为 ‘坐标’，对角插针成 ‘×’形，通称‘十字花’；或作 ‘一’字形，称为平挑花。这是挑花的基本单位，”王启萍比画着说，“挑花又分明挑和暗挑两种。明挑是正面挑，正面看；暗挑是反面挑，正面看。这些传统刺绣的复杂技法与色彩才是民族文化体现，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

“其实现在的机器也可以绣的，这幅绣品有80多万针，一台机器一天也只能绣12幅，产量较小。”王启萍拿着一幅蓝底绣品说，“如果换作手工绣，没半年时间是绣不出来的，但机器制作的绣品远不如手工做的细腻灵动，少了手工的精神气。”

3．“一店两宝四徒弟，忙不过来哦”

今年62岁的王启萍已经退休七年了。现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店两宝四徒弟”。

“一店”是她挑花刺绣的“根据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针线绣品小店铺。

“两宝”就是她最宝贝的两个小孙子。“小孙孙一看到我绣东西，他们就要抢过去穿一下绣一下，有时候还真是有板有眼的。真希望他们能继承我的手艺。”王启萍笑着说。

王启萍还收了四个徒弟。“两个是我的儿媳妇；其他两个，一个在农村，另一个就是我的邻居。”王启萍说。

“徒弟把基本的手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但还是需要练习，”王启萍说，“我年纪大了，眼睛没以前那么好了，又要顾着家里，刺绣就搞得相对少了，店里的事情差不多都交给儿媳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眼疾、带孙子、看店，以及一些生活琐事，也让王启萍老人对曾经拿手的挑花感到了一丝乏力。

“我虽然得过不少奖，但这些都没得用，”王启萍感慨地告诉记者，“挑花总是要传下去的，可四个徒弟终究是太少了，无法把挑花刺绣发扬光大。但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会毫无保留地教，我很希望这手艺能永远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