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余光中先生
余光中先生享高寿而终，网络和报刊议论蜂起，我虽非余先生之门生故旧，也有几句话想说。我当年泅水抵港之后就得闻余先生之大名，余先生以诗名，但对余先生之诗坊间评价不一，褒者如黄维樑兄等，几乎要棒之为诗圣；贬者如蓝海文，贬损得只值一钱，并为之动手术（改余光中的诗）。我读余先生之诗不多，也不想对余诗作深入的评价，我浮表的感觉是，间有佳作，也有些诗为我所不喜。我年轻时写新诗，我的诗与余先生的诗风格迥异，我尽量避免评别人的诗，不想因诗风与自己不同就贬损人家，也不想与自己相同而吹之捧之，但回忆我写的第一篇文艺评论却是评论诗歌的，正因余光中先生而起。
我与余光中先生的两次商榷
1971年，台湾巨人出版社推出一套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1972年在港发行，我初读余光中先生写的《序》，心中大感不快。我不服余先生在《序》中对几十年中国新诗的损毁与否定，便发起傻劲，花耗多月时间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找资料，写成一万多字的《略论中国新诗的成就和发展——与余光中先生商榷》。其时，余光中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派大诗人，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而我只是一个来港不久的文艺青年。我赖卖文维生，却没有固定的专栏，靠四处投稿，生活朝不保夕，家里妻哭儿啼。我只要稍多为家计着想，就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因为我的“商榷”，不仅会得罪余光中先生，还会得罪余先生的学生和故旧，甚至会吓怕一些编辑。可惜我那时既不谙世故，性情又冲动，傻劲发作，便不顾一切。幸而《文坛》的卢森先生肯拨出篇幅，1972年末刊出我这篇长文。“文章发表后没有任何回响，余光中先生当然不会理睬我，其他‘大家’也许不屑一顾。我看到的唯一勉强算是回响的，是历经二十六年后（1998年）郑炜明（苇鸣）君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台湾佛光大学协办的‘香港新诗国际研讨会’上提到几句，他在《日渐湮没的风景线——六十年代香港新诗》中说：‘……诗集末有一篇附录文章《略论中国新诗的成就和发展——与余光中先生商榷》，今天看来，文章中大部分意见，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例如他提出“新诗是纵的继承”这个观点，与横的移植唱反调，仍算是一家之言，不应抹杀。'”
。我这次的“商榷”，算不算是与余光中先生有了“过节”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第二篇比较严肃的文艺论文，坦率说也是由余光中先生催生。我在我唯一一本文艺论文集《我的文学思考》的后记《为而弗志也》中说：“《试论戴望舒和他的诗》却下了更多功夫，花耗相当多时间到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找资料，企图对戴望舒和他的诗作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评价。《戴》文的产生，肇因又是余光中先生，一九七五年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先生，在《明报月刊》上评戴望舒的《雨巷》，认为‘《雨巷》音浮意浅，只能算为一首二三流的小品’，认为《雨巷》‘这样的诗令人想起“前拉非尔”的浮光掠影。两段十二行中，唯一真具象的东西，是那把“油纸伞”，其余只是一大堆形容词，一大堆软弱而低沉的形容词’。我看后心里不服，为戴望舒抱屈，傻劲又发作，便花耗心血写这篇《试论戴舒和他的诗》，也感谢当时的《大任》杂志肯分两期发表我这篇长文。”其时，《文坛》已经停刊，我估计我这篇论文无论投给《明报月刊》或《当代文艺》都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大任》杂志刚创刊不久，主编孙宝刚我与他虽未曾谋面，但我相信他在黄震遐先生或《万人杂志》处应该知道我，所以便擅自投寄。不料我这篇两万多字的长稿很快就刊出。可惜的是《大任》杂志寿命不长，大约一年半载后便停刊，我相信图书馆中保存着的《大任》杂志应该不多。坦白说，“我并非有意跟余光中先生过不去，余先生的诗虽然有一些我不太欣赏，但也有很多我是欣赏的，我一再与余先生抬杠，非为创作，而仅局限于对余先生论文观点有不同意见。‘诗无达诂’，欣赏别人的诗已不容易，更不要说去改人家的诗了，当年余光中先生改戴望舒的诗，我表示反对，二十年后有人（蓝海文）改余光中先生的诗，我也同样坚决反对。”
20世纪70年代，余光中先生早已名成利就，香港中文大学的薪俸冠绝亚洲，经济条件优渥，我觉得他颇有点睥睨诗国，目无余子。他如果不是心高气傲，如果尚存一点谦卑，相信就不会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大系》里那样的《序》，也不会擅自删改前辈诗人戴望舒的名作《雨巷》。
“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自毁形象
我更进一步认识余光中先生，是在又两年后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爆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不仅令我对余光中先生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令我对胡秋原、郑学稼先生有进一步的认识。“乡土”是文学中的地域性，文学必须植根于土壤，鲁迅《阿Q正传》《孔乙己》《祥林嫂》的乡土是浙江绍兴；老舍《骆驼祥子》的乡土是北平；张爱玲《金锁记》《半生缘》的乡土在上海。70年代台湾一批青壮年作家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王祯和等植根于台湾乡土，提倡“乡土文学”。这本来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可是1977年夏秋之交，手执台湾舆论界大权的彭歌却发动一场“乡土文学”论战，旨在围剿肃清所谓左翼文学在台湾的影响。彭歌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他首先在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上发表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点名指责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三位‘乡土文学’作家，把描写台湾下层人民生活的‘乡土文学’，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文章气势汹汹，颇有姚文元的架势。军中作家王蓝、司马中原等相继响应，加入讨伐“乡土文学”的行列，而最为凶猛的是余光中先生。他在《狼来了》一文中引用毛泽东语录，以此来证明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大陆的“工农兵文学”，由此要把“乡土文学”处之死地。余光中咬定“乡士文学”的观点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暗合之处，一顶红帽子扣下来，“乡土文学”诸君再也不敢回嘴。须知在戒严时期，扣红帽子是会人头落地的。形势相当危急，警总磨刀霍霍，准备抓人。陈映真这样记述：“由于问题一开始就以异乎寻常的、明显的政治词语提出，加上攻击者同伴的呐喊和威吓，整个文坛一时落在悲愤、焦虑和恐怖的噤默中。一直到9月，中华杂志登出胡秋原先生《谈‘乡土’与‘人性’之类》，对于前揭的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提出了有力的批评；10月，中华杂志又刊出徐复观先生《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这才扭转形势。彭歌等不敢向胡、徐两位老前辈扣红帽子，因为两蒋对胡、徐两公都知之甚深。”由于胡秋原、徐复观等的介入，不仅压下国民党内文化专制主义者的气焰，而且掩护了陈映真等免再度遭受牢狱之灾。笔者亲自听过胡秋原和郑学稼先生说，他们探悉“总作战部”主任王升上将就要动手抓人，两人亲自前往劝阻，王升才作罢。所以陈映真在庆祝胡秋原九十大寿时带有深情地说：“东渡以后的胡秋原先生一直不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权力核心中的人，正相反，他在很多时候，一直是被国民党当局视同异己。他所主宰的《中华杂志》，一向是国民党军队、机关和政治监狱所禁阅的杂志，就是一证。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极端独裁的政治下，能够以他瘦弱的胳臂，单薄的衣袖，庇护了众皆欲杀的台湾乡土文学。胡先生的万钧之力之所以来，无他，正是一生涵养的知识、思想的力量。”
笔者没有听说过余光中先生与陈映真等人有何私怨，但他们在人生理念和文学见解方面的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仅因见解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在戒严时给别人扣红帽子，至少是不慎和不厚道的。徐复观先生称《狼来了》为取人首级的血滴子，并非言过其实，如果不是胡秋原、郑学稼的力保，“乡土文学”诸君子已经有人系狱。自此余光中先生在知识分子和一些读者中形象大告低落。大概他自己也感觉得到，所以曾经多次解释和申辩，可是这种白纸黑字铸成的污点，岂是轻易所能清除的？
在短暂会晤中余先生留给我的印象
我与余光中先生在2007年之前，从未见过面，也没有任何交往，我与余先生唯一一次见面是2007年2月。其时，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代表在香港西贡举行会议，而我恰担任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委员会主席。我认为文学艺术不应太顾虑政治立场，进门都是客，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既然在香港开会，文学组至少应略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吃一顿饭。经过请示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上层批准，我前往西贡出席国际笔会，并邀请国际笔会代表和一些与会代表吃晚饭。可是“艺发局”仅批准我请一席，我想多请几个人都没有办法。国际笔会代表我邀请了笔会会长等几位洋人，台湾代表我只请余光中及张晓风，大陆代表我只请沙叶新，香港代表只请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夫妇等。因此惹来香港和大陆一些作家在背后骂我“看不起人”，其实全部代表我都想宴请，广结善缘，但上头不批准我没有办法。
这次我与余光中先生会晤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弱的谦谦君子，虽不多言但礼貌周到。我曾顾虑他会拒绝我的邀请，但没有，我一邀请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相信他没有看过或不知道我那两篇“商榷”的文章，他已年届八十，大概已无往日的傲气，不再计较以往的小事。余光中先生业已仙逝，俱往矣，但相信他的诗文仍会长留人世间。
2017年12月26日
（作者寒山碧先生系香港著名作家、学者、出版家）
参加寒山碧先生主持宴会的余光中先生（前排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