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难决策

故宫始建于公元1406年，建成于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寝宫，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核心。故宫有房间9999间，珍藏文物逾百万件。故宫亦称紫禁城，金碧辉煌、庄严绚丽，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统誉为世界五大宫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觊觎中国文物的企图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称“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借保管之名鲸吞中国文物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史为鉴，临危护宝。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于1931年提议文物南迁。中国各有识之士就文物南迁顿时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吴稚辉反对文物南迁，以至于北平《世界日报》有“古董是臭东西”之议；鲁迅先生赋诗讽刺文物南迁“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城空余文化人。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胡适以文物在国际监视之下，无人能够擅动，文物南迁不安全，上海亦非最佳地为由，反对文物南迁；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表示强烈反对：“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的部分故宫人，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华职业教育发起人黄炎培（后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则坚决支持文物南迁，提出“取北平文化古迹速运沪”。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力挺文物南迁：“北平故宫文物，及本院所有者，均属吾国数千年来之国粹，若不妥善加以保存，后患诚难以设想，故宁未雨绸缪，即使苟有破坏，但以全局被夺与损坏小部相较，孰轻孰重？”

鲁迅

胡适

在故宫精英的不懈努力下，在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文物南迁，开始了力挽狂澜的英雄之举。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支持文物南迁

职业教育发起人黄炎培先生支持文物南迁

1932年11月，故宫博物院开始对文物进行挑选、造册、定制包装箱和打包。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迁，先后5批共有19557箱（其中6130箱由国子监、古物陈列所和颐和园承运）文物开赴迢迢长征之路。南迁又西移，几经辗转，文物分别存放于四川乐山、峨眉和重庆巴县。抗战胜利后，1947年故宫文物东归南京。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时，将南迁文物中2972箱和其他地方文物2494箱分三批运往台湾地区。1950年至1953年间，存留在祖国大陆的故宫文物从南京运回北京故宫。由于历史原因，至今仍有2211箱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故宫文物南迁历经20年，文物辗转上万公里，播迁十余省。文物南迁史无前例，创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1933年2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为故宫文物迁移事致国民政府函（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展板资料）

张学良将军为故宫文物南迁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