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美通俗小说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一、英美通俗小说发展概要

英美通俗小说的起源与18世纪西方小说的发展密切相关。换言之，在西方小说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已经能初步找到通俗小说的影子。而随着西方小说的蓬勃发展，通俗小说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自成体系并独树一帜。如欧洲小说之父、英国四大著名小说家之一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所著《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被誉为英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开创了历险小说之先河。而稍晚时期的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帕美拉》（Pamela,1740）则被认为是言情小说的开端，对后世言情小说的蓬勃发展影响巨大。英国小说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5）则引发了之后的“欧洲哥特小说热”，对侦探小说等一系列通俗小说的诞生意义非凡。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英美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迅猛发展。英国的夏洛特·杨（Charlotte Yang）、美国的苏珊·沃纳（Susan Warner,1819—1885）和范尼·弗恩（Fanny Fern,1811—1872）等言情小说家深受读者和出版商青睐。另外，英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Leigh Sayers,1893—1957）和美国的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1959）等人均是侦探小说界的杰出代表。而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888—1959）的《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和英国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07—1990）所著的《蝴蝶梦》（Rebecca,1938）则引发了英美历史言情小说和新哥特小说的追捧热潮。

到了20世纪后期，英美通俗小说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眼花缭乱。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等社会背景的影响下，通俗小说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和蜕变。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包括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间谍小说、西部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等。

二、英美通俗小说研究现状

虽然英美通俗小说的发展呈燎原之势，但对其研究却严重滞后，其根本原因在于：通俗小说作为传统经典小说的对立面，在刚开始出现时备受排挤和争议。在文学传统中，诗歌和戏剧位于文学金字塔的顶端，而小说则位于金字塔的底端。英文的“fiction”或“novel”对应中文的“小说”，而小说这一术语直到18世纪末才得以充分确认。刚开始，评论家们将“现实主义”视为小说的特征，这使18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区别开来。到了20世纪，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出版书籍的成本越来越低，出版社为了利润，出版了大量平价的平装小说以迎合大众需求。这种机械时代的通俗小说不再具有文学作品的“光晕”，沦为无深度、平面化、标准化、俗套化的商品，保守而无探索意义。这时，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书籍同消费口香糖等事物并无本质的区别。当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将小便池搬上舞台，将其命名为“泉”（Fountain）时，这是对高雅艺术的嘲弄，日常生活用品同高雅艺术作品的分界线开始模糊。尔后，经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在文学殿堂内获得一定的地位。同是小说出身，但经典小说却极力贬低类型小说，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是为了追求刺激、不顾精神内涵的大众所创作的，具有讨好、谄媚之嫌。因此，通俗小说一度难入主流评论界之法眼，图书馆也拒绝收录通俗小说家的作品，导致对通俗小说的研究滞后。

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崛起，随着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的改善，中产阶级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其消费需求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精神文化需求也引领着文学的发展方向。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和大众需求一拍即合，而传播媒介如报社、出版社、电视等的大力发展更是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盛行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经典小说强调文化传承，讲求个人精神等内在追求；相比之下，通俗小说的确显得“肤浅”。但正是通俗小说的浅白让它更容易为大众接受，拥有更多的读者群。经典小说以它深刻的主题和精湛的文笔闻名，背负强烈的使命感；而通俗小说恰恰是以它的无深度、浅白和追求感官刺激吸引着广大读者。传统评论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阻挡通俗小说迅猛发展的势头，才开始重视和研究通俗小说和通俗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处于西方霸主地位，促使其希望在文化方面也处于某种中心地位。因此，美国于1951年成立了“美国学”协会，重新审视既往所忽视的通俗文学。英国也不甘落后，随之成立了“英国学”研究中心，把通俗小说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建立杂志社，出版《通俗文化杂志》，而华盛顿大学等高等学府也相继设置通俗文化课程，逐步形成了通俗文化研究理论，这标志着通俗小说和通俗文化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70年代和80年代是美国通俗文化研究的腾飞时期，其间诞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通俗文化研究专著。尤其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出现，通俗小说同后现代主义思想之间似乎具有某种亲缘性，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原本是建筑学的概念，50年代末，美国诗歌评论家查尔斯·奥尔逊（Charles Olson,1910—1970）对其进行多次引用，引发了西方文学界的讨论热潮。直到现在，后现代主义仍然是西方学术界争论的议题，难以用精确的语言对其进行定义。但是，后现代主义总体上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主张打破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界限和隔阂。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A.Fiedler,1917—2003）在他的《越过边界，填平鸿沟：后现代主义》（Cross the border, Close the Gap:Postmodernism）一文中得出结论：后现代主义小说本质上就是通俗小说，是“反艺术”和“反严肃”的，在其“真实的语境”中创造一种“原始的魔力”。

对通俗小说的评价，学界存在不同的声音。最初主要以否定批判为主，认为通俗小说虚构内容，可能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不良影响。如塞缪尔·理查德的《帕美拉》刚一问世，评论界便认为其会腐蚀青少年的心灵，对其不吝鞭笞之辞。19世纪以来的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均崇尚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对通俗小说严加斥责、嗤之以鼻。作为浪漫主义小说家代表的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认为，那时的美国，已经被一群胡说八道、乱涂乱写的女人占据了。主流文学界对于通俗小说的鄙夷和偏见可见一斑。

而对通俗小说持否定性批判态度最著名的，当属利维斯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利维斯继承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的文化精英立场，赋予文化以理想主义色彩，坚信文化只应该属于少部分群体。利维斯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后，文化开始沦为庸俗的代名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标准化、平庸化的内容取悦大众，对大众施加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觑。而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对大众文化表现出过于悲观和绝望的担忧。在他们看来：通俗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工业，而通俗小说就是一种商品。模式化的通俗小说丧失了艺术的自由创作本质和个性化特征，为了满足大众需求而虚化现实，提供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大众营造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圆满画面，导致大众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实属磨灭斗志、麻痹反抗意志，是集权统治阶层用于奴役大众的工具。

然而，随着文学界对通俗文学关注度的逐步提高，法兰克福学派这种以精英主义、文化贵族心态去看待通俗文学的方式也逐渐受到质疑，认为他们的批判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崛起逐渐扭转了主流文学界对通俗小说全盘否定的局面，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对立，文化研究学派为大众文化辩护，拒绝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法，将文化形式看成是统一的文化表现。他们试图重新定义大众文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和通俗小说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原本属于少部分精英分子的精英文学开始萎缩，如何对通俗小说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成为摆在文学界面前的重要任务。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的文化理论就是其典型代表。他认为把大众看成无辨识能力的、容易被麻醉和诱导的“文化笨蛋”是不可理喻的。在他看来，大众具有主动性，具有自己的文化辨识能力，能够进行选择性吸收，去除糟粕、汲取精华。他在《理解大众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宣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为了取悦大众而生产的商品，也不是强加在大众身上的精神枷锁，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大众文化也可以制造积极的快乐，抵制文化集权带来的潜在精神奴役。文化研究学派从弱者对强者文化控制的反抗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大众文化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既往被精英主义研究模式所忽略的大众文化中积极的、主动的、进步的、反抗性的精神内涵。

精英文学强调社会批判功能，将社会中丑陋的一面揭示出来，发人深省，因而缺少娱乐性。而通俗文学因为更追求商业利益，因此将娱乐性放在首位。从诞生之日起，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人们不仅需要具有政治批判性的精英文学来引导方向、教化大众、启迪智慧，还需要通俗文学来调节单调乏味的生活，缓解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因此，不管哪种文学形式，对当前的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

通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存在有其必然性。通俗文学通过娱乐性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疏散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电视在大众中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在科幻、侦探、言情和哥特式等题材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挖掘，并以其巨大的销售量以及与电视媒介成功联手，把小说发展推上了新的台阶。面对异军突起的通俗小说，女性主义者向其敞开怀抱，借用通俗小说这一载体，有力地促进了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