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理论

1926年，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1884—1967）创办了第一本专门的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科幻小说正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体。自此英美科幻的发展和流派大致可分为：20世纪20至30年代根斯巴克领导的“杂志时代”（the Pulp Era）；30至50年代坎贝尔（John W.Campbell,1910—1971）领导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此时出现了很多经典科幻大师，如“科幻三巨头”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1907—1988）和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17—2008）；随后是60至80年代英国杂志《新世界》（New Worlds）主导的“新浪潮”（New Wave），差不多同时出现了美国科幻作家拉斯（Joanna Russ,1937—2011）、勒奎恩（Ursula K.Le Guin,1929— ）和德兰尼（Samuel R.Delany Jr.,1942— ）等人为代表的“批判性乌托邦”（Critical Utopia）流派，延续至80年代初里根时代；随后威廉·吉布森（William F.Gibson,1948— ）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开启了“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潮流。

科幻发展的历史上，所谓“批判性乌托邦”阶段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莫伊兰（Tom Moylan）的定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是美国左派势强的时代，即便他们没掌握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起码也具有相当的文化势力。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复苏，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由加拿大犹太裔学者达克·苏恩文（Darko Suvin,1930— ）发起，成为前者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批评流派还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马克·昂热诺（Marc Angenot,1941— ）、彼得·菲丁（Peter Fitting）、菲利普·魏格纳（Phillip Wegner）、卡尔·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拉法埃拉·巴科利妮（Raffaella Baccolini）等人。《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1973— ）和《乌托邦研究》（Utopian Studies, 1987— ）成为研究者主要聚集场所，研究活动主要在美国、加拿大展开，影响波及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及法国和意大利。

学派的开创者为苏恩文，但相对而言，学派中最负盛名的是詹姆逊。不少学者认为詹姆逊的阐释学根本上是一种乌托邦的阐释学，他在2010年的采访中也提到目前理论的重心从意识形态转向了乌托邦。在他看来，科幻小说是历史小说之后表达乌托邦未来——与现在具有本质不同的未来——的重要文类，作为科幻次文类的乌托邦文学则以乌托邦欲望为直接内容。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就活跃于科幻领域，成为《科幻研究》的长期撰稿人。他在多部著作中涉及了科幻文本分析与乌托邦思考，在献给“我的乌托邦党派同志”苏恩文等人的近作《未来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2005）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派内成员的研究各有侧重，有时互为矛盾。使他们成为一个流派的不仅有对科幻的共同关注，还有在分析中持有的共同立场——乌托邦的终极视野。而他们为科幻批评做出的巨大贡献，就是将乌托邦诗学与科幻文类理论加以关联与融合。

一、科幻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苏恩文于20世纪50年代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y of Zagreb）攻读博士，并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幻爱好者。1967年他前往美国，次年定居加拿大，担任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在他之前，北美科幻批评的主流是根植于杂志时代的“根斯巴克-坎贝尔”传统。60年代初英国掀起的“新浪潮”运动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但它倡导的高级文学品味并没有对科幻批评立即产生影响。在学术界内部，追随新批评和经典文学的精英主义者将某些科幻作品升为“严肃文学”，却仍然使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标准，将科幻整体视为缺乏自反性的边缘文学。少数科幻学术论著的出版，如英国著名小说家阿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的《地狱的新地图》（New Maps of Hell,1960）将科幻视为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文类，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1958年在纽约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会议上，克拉尔松（Tom Clareson）有力地组织了科幻研讨会，象征着美国科幻学术研究的肇始。60年代社会动荡之后，70年代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生态研究，以及反西方、非西方研究兴盛于学术界，共同组成了学术界的“对抗性公共领域”。苏恩文的到来，掀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科幻研究的一场风云际会。

苏恩文在1972年发表《认知与陌生化：通往科幻诗学的一种途径》（“Cognition and Estrangement:An Approach to SF Poetics”, 1972）与《论科幻文类的诗学》（“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1972）两篇论文，开启了科幻批评的转向，他于1979年出版的论著《科幻的变形：一种文学文类的诗学与历史》（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1979）成为流派的奠基之作。按照苏恩文的界定，科幻是“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陌生化和认知性的在场和互动，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替换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它的区别性特征是具有认知逻辑的一个虚构‘新异’（或新颖、创新）成为叙事的主导力量”。澳大利亚学者布罗德里克（Damien Broderick）反对将科幻视为一种文类，提出科幻是由一套特殊修辞策略构成的模式，但仍称苏恩文“无疑是当代科幻研究中的牛顿或列维-斯特劳斯”。苏恩文带来的一个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是科幻与乌托邦的结合代替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幻与幻想故事的并置——20世纪50年代美国影响最大的科幻杂志是《幻想与科幻》（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1949— ）。早在1968年现代语言学协会的科幻研讨会上，苏恩文就作为小组讨论主持人谈到了苏联科幻，指出它们与美国科幻的区别在于乌托邦成分，并在1970年编著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幻创作。在苏恩文的科幻诗学之中，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1516）与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为科幻叙事的两种基本范式。此后，正如《未来考古学》的副标题“乌托邦欲望与其他科幻小说”所示，科幻与乌托邦总是同时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之中。

对于这一流派的许多观点，如果不了解其乌托邦视野，就很容易出现误解和迷惑。英国学者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1944— ）是一位接受了苏恩文诗学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指出苏恩文诗学中诸多术语和概念的相互矛盾之外，比如苏恩文反对未来学式的预测，但是就其对“认知”接近德语“知识”（Wissenschaft）的宽泛定义来说，未来学的预测何尝不是一种认知，因此认知价值存在一个范围。这样的观点更为全面，但帕林德没有意识到是乌托邦视野决定了苏恩文对未来学的极端反感。对苏恩文而言，未来学中的预测，就像股票市场的前景一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当下的延续，这是“历史终结”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表述，借用了未来之名，但与当下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再如，苏恩文在论文《科幻作为一种暗喻、预言和时空体》[“SF as Metaphor, Parable and Chronotope（with the Bad Conscience of Reaganism）”, 1984]中指出，诗歌暗喻也是一种新异，并且每一种暗喻都具有认知的价值。帕林德指出，这种类比式思考几乎将其科幻诗学推至断裂，认为这表明苏恩文似乎暗中放弃了将科幻作为一种展示认知陌生化的特殊叙事类型。而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苏恩文又进一步将认知性发展为人类一切创造活动都具有的潜能，此处认知与新异密切相关，类似于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旨在“重新描绘这个已知的世界，并且揭示干涉这个世界的新的可能性”，也就是揭示隐藏的乌托邦冲动。

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中，乌托邦居于核心的阐释地位，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三种含义：文类意义、哲学与阐释学的意义和政治-经济意义。其中，前两种意义是把握流派的两个核心概念。正如詹姆逊所言：“我们有必要区别乌托邦形式（the Utopian form）和乌托邦愿望（the Utopian wish）：区别文本或文类，以及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乌托邦冲动（a Utopian impulse）及其作为专门阐释方法的应用。”

二、乌托邦阐释学：乌托邦冲动与乌托邦总体

乌托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中演化为一种终极视域，未来具有了历史性，科幻以未来之名超越了当下，并因此能够批判性地图绘当下，这一理论基调来自于对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乌托邦阐释学的重新发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傅里叶、圣西门和欧文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乌托邦主义描绘出的社会蓝图分散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政治任务的注意力……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反对空想、注重实践的立场在恩格斯那里也十分明确，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Utopian or Scientific,1878）中批评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对催生根本的社会改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它完全可以胜任批判资本主义，但因为无力解释后者，因此也无法真正把握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布洛赫却将乌托邦冲动视为改变世界的原动力，《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1938—1947）的核心不仅重拾了乌托邦概念，而且还“要把乌托邦当作一个被遗忘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恢复乌托邦”。随着文化霸权理论的提出，意识形态成了与政治和经济领域同等重要的阶级斗争场所，面对战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化倾向，布洛赫的乌托邦冲动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突破封锁的有效场所。

布洛赫认为，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乌托邦哲学家。“无产阶级如今象征的极度异化之零度值，最终成了改变的辩证转折点；马克思教会了我们从零度的无（Nothing）中发现一切（All）。”在布洛赫的学说中，乌托邦本质上是矛盾的，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辩证特征。一方面，乌托邦冲动是根本的人类心理，希望原则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一样驱使着我们，方式更加微妙而不易察觉；它是存在的本质、无所不在，即便最堕落的广告口号中也渗透了最古老的乌托邦渴望——非异化未来的破碎预示。另一方面，真正的乌托邦，或者说乌托邦总体，不同于碎片化甚至被扭曲了的乌托邦冲动，它是非异化的未来，是自由王国和人的解放。因此，乌托邦超越了此时此地，是从未有人抵达的家园，任何经验性的准确描述都注定是徒劳的。乌托邦对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来说，是对现实的否定或批判，或者全然不同于异化现实的所在。布洛赫则强调乌托邦的肯定性，乌托邦的辩证法决定了它对现实具有可靠而恒定的批判力，并且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现实改造成为乌托邦。正是基于布洛赫的辩证逻辑，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1981）中将乌托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性辩证范畴，更是曾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真理的场所”，乌托邦未来才是真理的场所。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布洛赫处于卢卡契（Georg Lukács, 1885—1971）与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之间，尽管他的作品迟至1986年才译为英语，但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理论已经由苏恩文阐发进入了英语科幻批评，乌托邦也因此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的基本维度。在论文《界定作为文学文类的乌托邦：一些历史语义学，文类学，一种提议和辩护》（“Defining the Literary Genre of Utopia:Some Historical Semantics, Some Genology, a Proposal and a Plea”, 1973）中，苏恩文将乌托邦限定在文类范畴，认为无论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文类，“最后，正如布洛赫指出的那样，它（乌托邦）是永久给予人性的一种视野”。苏恩文科幻批评中的核心概念“新异”更是直接取自布洛赫。在布洛赫的理论中，新异是乌托邦冲动的具体表现，柏格森（Henry Bergson,1859—1941）的新异是抽象的伪新异，其生命冲动没有终极，要求没完没了的改变，只有指向乌托邦总体的新异才是真正的新异。对科幻而言，作为叙事主导因素的新异是其区别性特征。新异在科幻叙述中以连贯的方式成为想象世界的构成原则，从而强化了对经验语境的跨越，使得文本成为一个与经验现实处于同一层面的替换世界，实现了所谓“框架上”的认知陌生化。新异可以存在于任何文学作品中，但只有在科幻中才成为决定和验证一切文本因素的统治力量，因此，科幻文本成为布洛赫哲学最适当、最具优势的阐释场所。在此基础上，苏恩文强调科幻新异的历史性，指出真正的新异所关注的人类关系与经验现实的主导生活具有质的不同，无法还原为生活现实：“简而言之，新颖是伪造的，除非它在某些方面参与了布洛赫口中‘历史进程的前线’——对他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我也一样），这一进程意味着与人和社会生活的去异化努力有关。”同时，他也注意到对新的永不停息的追求，是不断更新的现代市场技术的标志性特征，指出要区分对抗性新异和商品化新异，后者如今已经成了有关新的主导话语。

詹姆逊对乌托邦的思考始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Twentieth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1），在《政治无意识》中发展为其阐释学的整体框架，在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中与意识形态形成对抗性张力。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1929）中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视为对立的思想复合体，分别将行为导向于维持或改变现状，没有考虑到双方互为浸染、互相妥协的现实情况。詹姆逊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统一，认为乌托邦是在意识形态内部运作的，既是一种助力又是一种反抗张力；反之，意识形态也必定会借助乌托邦进行虚假的承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肯定阐释学，此处的乌托邦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抛弃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是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并且主要指乌托邦冲动，而非乌托邦总体。乌托邦总体是不可想象的缺席存在，此非个人想象力的失败，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系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囚徒。

在这种源自布洛赫乌托邦辩证法的框架之下，科幻中的他者和未来不能理解为本身，它们是认识自我与把握当下的间接策略。无人能够真正想象一种极端不同的他者，无论它来自未来还是异空间，这正是莱姆（Stanislaw Lem, 1921—2006）在《索拉利斯星》（Solaris,1961）中表达的意思。小说中，人类对索拉利斯星上覆盖全球的智慧海洋无计可解，而海洋却轻易破解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秘密，最后一幕主人公与海洋失败的“握手”强化了作品的科幻元小说地位：

我走近些，在第二波浪打来时，伸出手去……面对我伸出的手，海浪犹豫了，略一退缩，又涌上来，围住我的手，但并不触及，只在手周围形成一个“气罩”；刚才的液态物，转眼具有了肌肉的柔韧，形成一个空腔，把我的手围在其中。我慢慢抬起手，那浪也跟着升起来，并在我的手周围形成一个半透明的包囊，反射出浅绿色的光。我站起来，把手越抬越高，那黏糊糊的凝胶物质也跟着向上长，细如一条草绳，但并不折断。波浪的主体则停在海边，一动不动，只包围着我的脚，却并不碰它们，有如一匹好奇的野兽，正耐心地等待着把戏的结束。一朵巨大的花朵已然长出海面，那花萼竟仿拟了我的手指。我大惊，连连后退。花柄震颤起来，一阵摇晃之后，跌进波浪里，被波浪吞噬了。

当我们想象自己与极端不同的他者接触时，真正的接触并未发生，我们只不过是在打量镜中的自己，寻找我们世界的理想形象。因此，科幻中的他者不是他者，而是对我们自身绝对局限的表达，并且“不断地展示并戏剧化地表现了我们想象未来的无能为力”。在詹姆逊看来，当下社会人类主体遭遇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解体，必须借助科幻这一突出的间接策略，才能突破单细胞生物的隔绝状态，第一次真正地去体验这个我们仅有的当下。

我们无法真正想象乌托邦，乌托邦冲动才弥足珍贵，它在《未来考古学》中被细化为三个层次：身体（the Body）、时间性（Temporality）和集体性（the Collectivity），布洛赫哲学中的德国唯心主义特征在此得到了历史化改造。身体维度强调乌托邦冲动的物质性存在，时间性维度与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紧密相关。在后现代社会中，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都被空间化了，人们仅仅生活在当下，忘记了何为历史思考，时间性旨在将个体存在经验与历史时间、集体时间整合。为此，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1952— ）让他的火星殖民者享有漫长的寿命，以便能接触历史演进的过程（Mars trilogy, 1993—1996），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米与盐的时代》（The Years of Rice and Salt,2002），以及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1937—1995）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1967）、电影《云图》（Cloud Atlas,2013）中，转世让人物反复进入历史的长河。在历史小说蜕化为怀旧而失去了乌托邦未来的指向后，科幻中的未来接过了这一恢复时间性的历史任务，实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阐释关系。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把乌托邦界定为集体性，大致是指人类团结，无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阶级及其意识的形成本身就包含了对集体同一性的象征性肯定，而不是说某个阶级本身是乌托邦的。这让人想起布洛赫对各种“妄想形象”（wishful images）的分析。作为犹太人与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对纳粹德国和三K党进行了激烈抨击，但他认为即便在这些最可憎的现实中也可以发现乌托邦的痕迹——极度扭曲的团体渴望，“因此一个纳粹皈依者心中可能要比所有的愤世嫉俗者和虚无主义者拥有更大的快乐”。集体性呼应着特定社会阶级的意识认同和实践团结，它将构成对资本主义总体化的一种根本对抗系统。当然，真正的集体性总是与布洛赫的乌托邦总体相生相伴，是超越而不可把握的。

一直到《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1994）——书名取自英国科幻作家温德汉姆（John Wyndham,1903—1969）1956年同名科幻短篇集，詹姆逊侧重乌托邦冲动的现实批判与认知功能，强调乌托邦总体的匿名性。但是，20世纪60到80年代的科幻写作，体现了对他者的非拟人化投射，出现了对他者身体和社会属性丰富多样的叙述。例如，勒奎恩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中，雌雄同体的伊斯特拉凡对地球男性的爱是对绝对差异的无畏拥抱；斯科特（Ridley Scott,1937— ）两部杰出的电影《异形》（Alien,1979）和《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标志着“我思故我在”的他者出现。它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者的他性不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非我”（not-I），而是一种潜在于人类历史和实践中的他性，他性是否可以想象，又如何得到想象，这是彻底历史化必然导致的诘问；对科幻而言，一个新的属性要求一种新的感知和感知器官，因此最终是要求想象一种新的身体。因此，在《未来考古学》中，詹姆逊开始思考科幻文类带有总体化特征的乌托邦冲动，此处总体化不同于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总体，而是接近苏恩文从文类和叙事形式上提出总体化新异：“一个具有认知革新性的新异，是脱离作者和隐含读者现实准则的一种总体化现象或关系。”詹姆逊开始跳出布洛赫的阐释学框架，着力建构一种乌托邦文类的辩证法，这种努力是对苏恩文总体化新异的回归与发展，体现了流派对科幻文类一以贯之的特征界定和价值判断。

三、乌托邦文类与科幻

布洛赫十分重视艺术的乌托邦本质，认为艺术具有预测性，能够激发革命实践。但是，他反对文学乌托邦，认为它将乌托邦冲动的多重性简化为了单一的、相对抽象的社会规划。同时，布洛赫还指出《乌托邦》指向了社会主义，但因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够成熟，它仅为抽象的想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才找到了具体的表达。那么，当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乌托邦的科学可能性，文学乌托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乌托邦文类因莫尔而长期意味着“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莫尔在创造这个词汇时隐含了不存在的意思，但这种阐释方式将乌托邦写作视为了对超越性的乌托邦总体的把握，违背了布洛赫的基本立场。对此苏恩文力图进行纠正，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之前乌托邦的定义都是基于莫尔的作品，将乌托邦视为柏拉图式“理念”的体现，然后讨论其可信度和可实现度；但在圣西门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之后对完善的怀疑日益显露。威尔斯在《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5）中区别了静态和动态乌托邦，明确了对文类而言不存在绝对完美，只需比现实生活具有显著改善即可，因此苏恩文界定乌托邦文类时强调只需“比作者社会更加完善”。关键在于，乌托邦是科幻的社会政治次文类，虽然这只能在科幻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之后加以回溯性的界定。科幻作为认知陌生化文类，那么乌托邦就是社会政治认知的陌生化。回到陌生化本身，乌托邦可否实现并不重要，它既不是预言也不是逃避，它是一种“好像”，一种想象性的实验，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一种认识论意义上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法国学者路易·马林（Louis Marin,1931—1992），他在《乌托邦学：空间的游戏》（Utopics:Spatial Play,1973）中以“中立化”替代了“理想蓝图”，恢复了文类的历史社会功能：“乌托邦形式代表了‘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评’（马林），它勾勒了以后将被社会理论的概念以及社会变革的实践填充的空白区域。乌托邦写作标识了一个中立化的遥远所在，其中历史矛盾得以互相嬉戏，而不是被简化为理想的蓝图。在这个中立化的空间，一处批评和争论的区域得到开启，能够摆脱过早的封闭继续运作。”乌托邦文本不可能彻底冲破意识形态，它指向的是一个永远缺席的范式，一个不可概念化的事物，只有在相应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出现之后，这种概念及其价值才能变得明晰，因此仅仅以其“前概念的形象思考”发挥中立化的历史功能。比如，《乌托邦》对衰微的封建制度与腐败的市场体制均加以了抨击，其中乌托邦冲动脱颖而出；莫尔捕捉到了这对初生的矛盾，但却只能对其进行中立化，或者说想象性地解决，毕竟对他而言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替代品都是无法构想的。

铭刻于乌托邦文本中的是乌托邦冲动，而不是乌托邦总体，但乌托邦冲动无处不在，乌托邦与科幻写作有什么独特的乌托邦价值与功能呢？乌托邦文类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批判功能，在《未来考古学》中发展为乌托邦意识形态（Utopian Ideology）与乌托邦科学（Utopian Science），并统摄在同一（Identity）与差异（Difference）的乌托邦文类辩证法之下。苏恩文曾指出科幻新异具有不同的层次、规模和形态，可以是某个技术发明、一个时空场景或者人物及关系；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新异往往不止一个，但只有在叙事中以连贯方式成为整个想象世界控制力量和构成原则的新异才能产生优秀的科幻。例如，时间旅行和进化论都是《时间机器》中的新异，但前者只是局部的、细节性的，后者才成为了组织陌生化世界的支配性新异。而且，威尔斯的熵变退化、莫尔对金钱和私产的废除，这样的支配性新异具有对现存社会系统进行总体替换的潜能，才能称为乌托邦科学，构成了乌托邦文本的一个独特价值。苏恩文将《乌托邦》与《时间机器》视为科幻范式，詹姆逊继而将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推为当代范式，它所体现的乌托邦科学是深入揭示乌托邦建构的过程及其矛盾。

差异的对立面是同一性，它意味着原材料及其组合方式构成了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信息。同一性的意识形态信息中包含着乌托邦冲动，差异则指在认识论层面上乌托邦写作对现实的总体化革新潜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詹姆逊的思考从揭示被遮蔽的乌托邦冲动，发展到了对根本差异的强调。他的弟子魏格纳认为，《未来考古学》是继《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ies,1987）之后的又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分别对应了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9·11”事件后“晚期后现代主义”的分期思考。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封锁所持有的清醒认识，不是导向非理性的逃避，而是倡导根本的差异作为对抗策略，当然这种差异具有乌托邦的历史指向，而非后现代主义永无止境的差异。但是，具有根本差异的支配性新异、体现了乌托邦科学的文本仅为极少数。资本主义已成为世界的支配结构，同时它唯一的宏伟替代——社会主义，也从乌托邦的世界移居到了实践政治的领域，科幻中常见的是乌托邦意识形态，或借用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术语，是乌托邦幻想而非具有根本创造力的想象，它是细节性和装饰性的，但也可以成为文本的组织结构，发展为根本压抑的症候标记。例如，贝尔（Greg Bear,1951— ）的《达尔文电波》（Darwin's Radio,1999）中，染色体突变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但叙事深刻揭示了资本、政治、群体心理对科学研究的操纵，无论尼安德特人还是现代人，都对异端进行了集体围剿。科幻文本封闭的形式特征，构成了“真实社会空间之内的一个想象性飞地”，以异己组织的方式冲破了意识形态封锁，记录了社会的动荡，证明了政治的无力，同时提供了一个新的希望形象能够被详细阐述和实验的空间。这是对苏恩文的科幻认知陌生化存在于叙事整体框架的补充和推进，它阐明了即便是乌托邦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科幻文本也成了阐释乌托邦冲动最具优势的文学场所。

在乌托邦文类不再被理解为社会规划之后，还需澄清这一写作传统单一化了乌托邦冲动的嫌疑。为此，莫伊兰将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An Ambiguous Utopia,1974）、《女性男子》（The Female Man,1975）等科幻文本冠以“批判性乌托邦”之名，指出它们扭转了传统乌托邦中替换社会优于人物和情节的模式，前者退居背景，主人公的政治追求得到突出。这种从共时的理想系统转向对自主行动的历时叙事，拯救了被资本主义肢解的人类主体，读者再次发现了一个行动中的真正主体，他不是陷入社会系统中的孤立个体，而是处于历史变迁之中的集体的一员。如此，批判性乌托邦克服了莫尔以降的封闭性、静态性和被动性。

20世纪60年代是19世纪末期之后科幻与乌托邦的又一次复兴，此时的作家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作品中对宗教、环境、性属等问题的针对性关注，与当时各种社会运动互为呼应，共同构成了对抗性文化，并且体现出深刻的文类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一无所有》中物理学家谢维克冲破时间因果论，提出循环时间理论，成为他人生转折和故事冲突的来源。文本自身的章节结构呼应了这一情节安排，叙事在乌拉斯和阿纳瑞斯之间交替进行，分别从不同的时间端点开始汇聚到一个可能沟通和共享的时刻。作为“乌托邦”的阿纳瑞斯与作为现实“再现”的乌拉斯，并非黑白分明，尤其是阿纳瑞斯正如副标题所示，是一个“含混的乌托邦”，它的世界不乏官僚主义、对“异端”的迫害、因集体性而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个体性等致命缺陷。但是，人物与情节的突出，或者说乌托邦的叙事化和小说化，始于《时间机器》，从此有了乌托邦小说，或者说科幻乌托邦（the Science-Fictional Utopia）。传统乌托邦对替换社会的细节勾画最终导致了作者独白的风格特征，小说的杂语和对话才能真正解决它将乌托邦冲动单一化的质疑。《时间机器》在叙事上挪用了圣经传统和民间故事，戏仿了莫里斯和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乌托邦；杂糅了对进化论、熵变理论、前爱因斯坦的时间概念等科学话语的想象；当时社会文化中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唯美主义者的艺术与生活，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野蛮民族和性变态等他者的规训，诸多悖论渗透到叙事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莫伊兰的“批判性乌托邦”和后续的“批判性敌托邦”（Critical Dystopia），还是苏恩文、詹姆逊论述中涉及的文本，如今的乌托邦通常都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写作，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者总将科幻与乌托邦两词并置的现实原因。

有必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乌托邦真正的代理人，是否意味着乌托邦文学成了多余？乌托邦总体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幻象，而愿望满足包含一种现实的原则，倾向于不把事情变得太过轻易，聚集各种反对和阻挠力量，以便最终“现实地”克服它们。因此，想象乌托邦意味着生产种种不能解决的矛盾，它是一个具体过程，而不是一次性地给予某种答案，“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本身，才是一切乌托邦活动的检验场。伟大的小说家以自己的文体和情节本身的形式组织，对乌托邦的问题提供一种具体展示”。何况，我们离《共产党宣言》中那种革命前夜的意识和潜能还很远。乌托邦文本所代表的“前概念的形象思考”，将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主观意识和行动与历史新可能之间的重要中介。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的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内部，对乌托邦的细分有一定差异。莫伊兰认为乌托邦冲动包含历史性的新异，产生了代表激进希望的乌托邦文类和具有斗争精神的悲观主义的敌托邦文类（dystopia）；反乌托邦思想（anti-utopia）则是源自存在本身而非具体历史限制的绝望和放弃，它相对的文类是反乌托邦文类（anti-utopia）和伪敌托邦文本（pseudo-dystopia）。“敌托邦”一词大致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并不接受莫伊兰的分类，建议还是使用“反乌托邦”（anti-utopia）一词，指代替换社会不是比现实“更好”而是“更坏”的这个乌托邦的否定性表亲。弗里德曼对“肯定性乌托邦”（the positive utopia）和“否定性乌托邦”（the negative utopia）的区分与詹姆逊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是他认为莫尔范式的传统文学乌托邦不要求可信，并且以本质上不可呈现的乌托邦为直接内容，认知性较虚，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开启了乌托邦的科幻转向，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在《未来考古学》中，詹姆逊是从意识形态中立化，而不是理想蓝图的角度评价莫尔的乌托邦，他也没有将乌托邦文类的叙事化发展视为一种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幻的关注焦点在于乌托邦功能，詹姆逊甚至就仅限于此。他们普遍认同，《时间机器》重塑了科幻小说，将文学乌托邦的传统融入了科幻话语，或者说莫尔开创的乌托邦文学此时正式汇入了较晚产生的现代科幻文类，成了科幻的一个重要次文类。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大量的优秀科幻作品，在美国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20世纪初美国科幻杂志培养的广泛读者群此时也在学术界结出了硕果。1970年“科幻研究协会”（the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在美国成立，为杰出科幻研究者颁发“朝圣奖”（the Pilgrim Award），至今名单中除了苏恩文和詹姆逊，还包括冈恩（James E.Gunn,1923— ）、斯拉瑟（George E. Slusser,1939—2014）、韦斯特法尔（Gary Westfahl,1951— ）、拉布金（Eric S.Rabkin,1946— ）等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科幻的变形：一种文学文类的诗学与历史》出版之后，斯拉瑟随即指出，苏恩文将总体化新异视为一种替代性的规范系统，使得科幻越来越像乌托邦作品，这并不符合科幻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状况，并将科幻的价值单一化，使之等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叛文类。斯拉瑟十分敏锐，这部书一半的篇幅是架构一种科幻历史，理论部分视野广阔，追溯了幸运岛（blessed island）、田园故事（pastoral）、安乐乡（cockayne）、人间天堂（earthly paradise）等诸多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形态。对比苏恩文1988年的作品，可以说此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虽渗透于论述之中，但还没有前景化。整体上随着流派的发展，这一政治立场才逐渐突显强化。

威尔斯研究者亨廷顿（John Huntington）也是一名著名科幻学者，他在《幻想的逻辑》（The Logic of Fantasy:H.G.Wells and Science Fiction, 1982）中客观地表述了苏恩文理论给科幻研究带来的变化与自身的观望态度。首先，亨廷顿反对在苏恩文之前将技术可能性与科幻文学关联的假设标准。其次，他认为苏恩文强调科幻打破了旧的假设和认识习惯，激发读者重构传统的假定，为真正的革新和变革打开了大门。但是，在苏恩文对传统的“惊奇感”进行有力改造的同时，他的描述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起码“黄金时代”的流行科幻在意识上十分保守，因此不可避免地严重限制了文类与文类的特征。“惊奇感”派推崇的作品，尤其是美国廉价杂志时代的科幻，在苏恩文看来微不足道，而他视为文类核心的作品却又让前者感到索然无味。这一矛盾的核心，亨廷顿认为实际上是有关改变的性质与必要性的政治争论。当然，这种矛盾在涉及威尔斯时并无争议，亨廷顿这部研究威尔斯科幻的专著等于暂时悬置了这一争论。苏恩文的确曾宣称，90%～95%的科幻都是利润的产物，没有持久的价值，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有例外。他所持的严苛评价标准，在科幻研究者中引起的争议从未平息，这也导致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认知性”与“陌生化”已经成为当今科幻批评中的常用术语，但“新异”这一乌托邦概念却遭到忽视，而“乌托邦”这一术语背后的终极视野与立场更是乏人问津。1999年《科幻研究》杂志组织了科幻批评史的专题研究，其中一篇评论婉转地提出，苏恩文引发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类型或传统，科幻是否具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内在价值？

这类质疑可以归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科幻写作预设了乌托邦价值，并也以此限制了科幻文类。如前文所论，帕林德对苏恩文后期论著感到疑惑，1996年《科幻研究》拒绝了苏恩文的论文（“Novum Is as Novum Does”，1997），理由是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政治而非科幻，“仿佛这两者本质上是割裂的”。对苏恩文而言，文学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判断分割开来。绝对的非理论实践，或者说经验型的文学批评方法，在苏恩文与詹姆逊看来，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苏恩文甚至较为尖刻地称之为一种“伪装成虚张声势的现实主义的神学化意识形态”，它心照不宣地否认表象之外有任何东西，自命为神圣的命名者，操持的是直接通往本质的“亚当的语言”；缺乏概念体系，不加批判地将作家的视域奉为圭臬，这是与认知批判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化批评。

在苏恩文之前，不仅科幻批评仅仅基于“令人惊异的效果这一实践标准”，科幻本身的创作在经历了“杂志时代”与“黄金时代”的商业繁荣后，文类得以生存，但也付出了畸形发展的巨大代价。苏恩文始终强调科幻的正统代表是莫尔、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和威尔斯，从霍夫曼（E.T.A.Hoffman,1776—1822）开始的哥特或浪漫模式较为次要，更为次要的冒险故事则几乎已被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耗尽，因此“一个不了解自己来自于莫尔和斯威夫特的科幻——不管工业时代增加了多少其他的支流——就像一个严重近视的人，镜片被历史污染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对自己更好的一半——乌托邦和讽刺——视而不见”。

詹姆逊所秉持的标准更为严苛，如魏格纳所言，《未来考古学》标志着他思想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可以说他开始着手建构一种“乌托邦诗学”，而不再如《政治无意识》中那样强调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这种转变实际上发生于“9·11”事件之前，在詹姆逊分析罗宾逊《火星》三部曲的文章中已经初见轮廓。在该文中，詹姆逊如此评价苏恩文：

事实上，作为一名科幻与乌托邦两者的理论家，苏恩文的原创性（且不谈其他方面）不仅在于将两者从类属上连接起来，而且也用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所谓的间离效果）这一中心概念将科幻与乌托邦的批评传统连接起来；他强调的不仅是科幻和乌托邦的“陌生化”功能，让读者对常态的“日常”常识性现实产生间离感受，而且要以“认知的”方式产生疏离感（一个同样布莱希特式的定义）。对认知的重申意味着，正如我们开始所言，拒绝让科幻与乌托邦作品（显在的）审美和艺术品位将其现实主义的和指涉性的暗示中和：因此在阅读这些篇章时我们的确希望思考“真正的”科学（而不仅仅是思考柏拉图所轻视的败坏意义上的科学之“模仿”），同样的我们希望能够思考“真正的”的政治，而不仅仅是这些事件中对政治的可信或不可信的“再现”，尽管后者生动描绘了我们对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排斥和抵抗，并同样满足了我们朝向乌托邦的冲动。

在此，詹姆逊将“再现的”与“真正的”现实加以区别，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发展，而“真正的”科学是历史的科学，“真正的”政治指向了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整体，这种区别相当于他在《未来考古学》中区分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科学”。对“乌托邦科学”的强调，体现出了詹姆逊对乌托邦之肯定性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文学批评需要有一定的价值立场，所需要推进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对这一价值进行阐述、反思、发展与完善。苏恩文曾在1984年的论著（To Brecht and Beyond,1984）中指出，剧院就是一个微观的社会体系，它为剧中的乌托邦寓言提供了一个集体实验室，这也可以视为他们看待科幻与自身批评实践的一种类比意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真诚地相信，科幻写作与批评，不只是文本的生产，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他们重新发现乌托邦并将之历史化，建构科幻经典以求塑造科幻发展，都是干预现实的努力。莫伊兰为什么要打造一种文类历史上的“批判性乌托邦”阶段，并以“批判性敌托邦”强调文类与批评的延续性发展，深层原因在于要突显流派的反文化运动起源，并以此赋予文类“要求不可能”的历史与政治期许。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幻批评做出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贡献，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理论的完美。首要的问题是，如《火星》三部曲这样深入揭示建构乌托邦的过程及其矛盾的文本极为少见，更多的科幻创作体现的是“乌托邦意识形态”而非“乌托邦科学”，处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之间。更何况，无人可以想象超越性的乌托邦总体，乌托邦的可能形象往往只能通过意识形态批评才能得到不断破解。其次，詹姆逊强调文本分析的社会视域层面，在此层面分析的客体“在形式上被重构为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而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他指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即“社会阶级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实际上，“批判性乌托邦”科幻创作体现出显著的性属转向与关注。因此，阶级是否能够成为涵盖种族和性属的终极社会范畴，取决于研究的具体立场和视角，以及研究的对象，将阶级、种族、性属等重要社会构成要素纳入意识形态的综合分析，更加符合实际的创作状况。

另外，科幻写作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科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与文化场域中，在传播中进入不同的民族传统之时，或者借助不同媒介（如电影、电视、漫画和游戏等影像制品）进行书写之时，它的内在价值与叙事特征会与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产生化学反应般的变化。因此，必须以实际的文本分析与历史批评丰富、完善进而修正理论。这也涉及目前文学研究整体范式的转变问题。苏恩文与詹姆逊的理论建构都属于一种哲学批评范式，自上而下逻辑性强，但也常常有利用话语力量将文学强行纳入自身体系之嫌。相对而言，如今的研究更强调一种社会学的范式，从具体的现象考察中，深入文化层面，切入社会心理结构。在这种范式的转变之中，科幻的文学研究应该具有“文化批评”的导向。所谓“文化批评”，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而是融入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视角，但始终以文本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从而有别于以所有文化产品和社会文本为对象的“文化研究”：

两者（注：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均将文本与文本环境、生产体制，以及由意识形态支撑的接受作为一种动态的关联方式，即采纳了平面、静态文本（纸质、文字符号为主的）和立体、动态文本（视觉、社会为主的）相结合的方式，从而颠覆了传统文本的中心地位，并极大拓展了依据传统文本的内部-外部基于审美的批评方式。二者的共同点是，透过对文化表征的分析，见出文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立场及其暗含的文化政治学指向并无问题，需要补充和发展的是具体的批评实践及其操作手段。相较而言，在科幻批评领域苏恩文比詹姆逊视域更广阔，他提出的另外两个关键概念——陌生化和认知性，在文本分析中更具操作性，但若脱离了“新异”，不理解它在流派中对布洛赫理论的回溯以及发展，就无法真正把握陌生化与认知性的含义。科幻的文类特征在于创造了一个“他世界”，无论是壮阔雄伟的太空征程、荒凉冷漠的赛博朋克世界，还是打破界限的非人类形象，乌托邦视野的提出准确而深刻地捕捉到了科幻对现实说不、拥抱可能世界的精神，这种精神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流派的阐发，成了高度严肃的人性本能与历史推动力。严肃的科幻与历史、当下和未来具有一种辩证的协商关系，它重构世界的图景，带领读者想象未曾到达过的地方，这种以他乡对照进而替换故乡的形式，具有重新塑造经验现实的可能，也是科幻在形式上的乌托邦潜能所在。至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幻理论的补充，可以从没有进入他们研究视野的宗教与科幻的历史关系加以思考。